第十章雕塑家与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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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毕加索为古罗马诗人狄比乌斯的《变形记》作了一套插画，人体的各种变形，蜷缩的，狂放的，扭曲的，都是受到沉重压迫的最底层人。通过人的变形，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荒唐和社会的龌龊。几乎同时，奥地利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在十几年前发表的小说《变形记》也渐有影响；而到了二战后，卡夫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已和毕加索在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一样，均是“一览众山小”的巅峰人物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因深刻揭示了社会的“异化”而成为西方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可见，艺术领域的不同，并不能阻止艺术大师的灵犀相通，他们都是苦难的承担者、人性的追求者和真理的殉道者。

　　巴尔扎克的小说《真相不明事件的首领》也是毕加索喜爱的篇章。主人翁是一个疯子老画家，他为了达到他想像中的模特儿的完美形象，无数次地修改，未有穷期。在他看来，这一堆颜料和线条才是最美的，它与现实中的模特儿并非一体，而是并存。毕加索惊讶于巴尔扎克竟然提出了立体主义需要全力解决的相对真实问题。他看到过罗丹的那一尊引起争论的雕塑《巴尔扎克》，他认为人们对它的抨击不是恶意的，就是无知的，他们不懂得罗丹，更不懂得巴尔扎克。

　　伏拉请毕加索为这篇小说插图，他专门给毕加索配备了一位版画家路易斯·福特，此人精于铜版加工。福特高质量的配合，使毕加索如虎添翼，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版画，人们称之为“伏拉组画”。

　　“伏拉组画”一共五组：1.《雕塑家的工作室》，46幅；2.《提琴》，5幅；3.《牛头人身怪物》，11幅；4.《伦勃朗》，4幅；5.《瞎眼的牛头人身怪物》，4幅。另外，还有各种题材的版画27幅。

　　这五组画中，牛头人身怪物非常值得注意，他是毕加索在这段时期里重点推出的对象，他对于理解作于1937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油画作品的《格尔尼卡》，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牛头人身怪物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的名字叫米诺托。他是人，他具有人所具有的一切，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为什么会变成怪物呢？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哲学命题：人本与异化。阶级压迫，种族歧视，贫富悬殊，在疯狂的战争和阴险的倾轧中，人欤？兽欤？非人非兽也，而是人与兽的混合体。野兽不会用大炮轰炸自己的同胞，野兽不会把皮鞭抽打在同胞的身上，这都是人类的专利。

　　牛头人身，可见是用动物的思维来指使人类的文明。这就难怪，立体主义绘画在坦克飞机上派上了用场，科学原理纷纷演变成极具杀伤力的武器。科学和艺术越来越进步，而人类的气量与修养却越来越糟糕，哀哉！

　　牛头人身怪物系列画，展示了一种规律性的过程和合乎逻辑的结局。《怪物狂饮》、《怪物与船》、《米诺托之战》描绘了淫荡和暴乱；《瞎怪物》则说明人类已走入盲目的歧途，画面中手捧鸽子的漂亮少女正是歌德所歌唱的“引导我们向上的永恒的女性”。《妖怪的末日》中，妖怪胸部中箭，“永恒的女性”神色严峻地对他提出警告。《死了的妖怪》匍匐在地上，它的姿势好像还在挣扎着想再起来，人们善良的目光里露出恐惧。

　　1931年，毕加索在巴黎郊外的波伊斯盖鲁普村发现了一座17世纪的城堡。这座灰色石头建筑比起巴黎那小小的画室来，宽敞多了。他鼓动福特把铜版印刷机运过来，旁边的马车房则改为雕塑室。他的老友雕塑家贡萨列听说了毕加索的新动向，连忙跑来凑热闹，而毕加索正需要一个这方面的引路人。

　　毕加索觉得雕塑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大胆地拼贴。在此，他得意地用上了一句中国格言：“以不类为类。”他从废物堆里拣出碎铁、弹簧、螺帽、插销等，这些原始材料通过不同的组合而显示不同的内容，人们一看到由“它们”变成的“它”，就不知“它们”之所在。这种变化比魔术更严肃，更真切，也更强烈地对物体的同一性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正是毕加索最擅长的，把人们废弃的物品一一用到苦心经营的作品中，他将之视为“生死搏斗”，意即被别人判处了“死刑”的东西，一到他的手里，就能栩栩如生，焕发神奇的光彩。

　　毕加索以为在波伊斯盖鲁普村找到了一个隐蔽所，“这下谁也甭想抓住我。”他自豪地对贡萨列说。话音未落，就有人拍他的肩膀了，他先惊后喜，这个人他太想见了！勃拉克战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为了让他静心养伤，毕加索很少去打扰这位立体主义的挚友。

　　勃拉克十分赞成老朋友的想法，他说，立体主义如果能在雕塑领域取得丰硕成果，那就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和活力，对立体主义的谣言都将不攻自破。

　　毕加索笑了笑，他心想，这家伙总是那么认真，每句话都要提到“主义”的高度，我可不管那么多主义，我要的是创作。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太了解勃拉克了，他的忠厚和执着，对立体主义那一份初创的事业，他的感情似乎要比毕加索“深厚”得多。他后来一直在这条道路上奔驰，不怕孤独和劳累，因此他的艺术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囿于一隅的狭隘和局限，而达不到毕加索的那种境界。

　　勃拉克能来，当然别的朋友也能来。肯惠拉和他的妹夫，诗人麦克尔带着夫人，他们都是对毕加索的最新动向很感兴趣的，往往闻风而动，所以，毕加索风趣地说：

　　“我隐居在朋友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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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初春，毕加索听说马蒂斯病了，他带着奥尔佳去看望，见马蒂斯正在画画，精神好得很。毕加索问其原委，马蒂斯捧腹大笑。他说：

　　“舆论真是有意思，我怎么会生病，我是离婚了！”

　　毕加索也觉得传闻太离谱了，这还在同一个城市呢，真令人啼笑皆非。马蒂斯便跟他们俩讲了最近的故事。

　　不久前，有一个叫丽迪娅的姑娘来到了马蒂斯家，要求留下来当仆人。马蒂斯对她说：“我们家不需要雇佣全天工作的人。”丽迪娅告诉马蒂斯：“我对你会非常有用，我最会削铅笔了。”马蒂斯一听，这还差不多，便要她先干一段时间，看是不是吹的牛皮。

　　马蒂斯夫人见马蒂斯身边天天伴着一个年轻姑娘，实在是耐不住。她迫使马蒂斯做出选择：“有我没她，有她没我，请你选一个吧。”

　　马蒂斯认真想了两天两夜，郑重其事地对夫人说：“本来我想两个都要。但既然事已至此，我只好选择她了，她对我偿还所得税将有莫大的帮助。”

　　马蒂斯夫人咬牙切齿地咒骂一场后，收拾行李物品头也不回地走了。丽迪娅就当上了马蒂斯的正式秘书。

　　听了马蒂斯兴奋的叙述，毕加索摇摇头：“你也太讲究实际了。”他马上联想到自己的婚姻，已薄如一张纸了，就下意识地看了奥尔佳一眼，她也正蹙额凝思，而且着意地回避他的眼光。

　　9月，瑞士苏黎世艺术馆举办了一次毕加索大型回顾展，3天展期，参观者达28000人。其中有一个叫卡尔·荣格的人，他把每一幅画都看得很仔细，手里还拿着一支笔，不时在本子上作些记录。

　　11月13日，《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卡尔·荣格的署名文章，他说毕加索作品的主题就是“坠入地狱，坠入无意识，与表面的世界永别”，而这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中常见的主题。荣格于是宣布，毕加索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个荣格可不简单，他是弗洛伊德的衣钵传人，精神分析学说在他的发展下，体系更加完整。他也是听说了毕加索超现实主义的名头，才赶到展览会的。他正是要在这位风靡全球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里，找到精神分析学说的依据，这和当初弗洛伊德从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发现了“恋母情结”一样。荣格的评论显然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成份。

　　倒是奥尔佳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毕加索只好躲开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有上千个理由保持沉默，不去理会跳蚤喝多了咖啡而撒尿。”

　　“跳蚤”就是指的奥尔佳，因为她总是一个人神经质地喝咖啡。

　　毕加索想到了离婚，但这件事远没有马蒂斯那样简单。律师说，离婚将使他失去他的一半作品，这和判处他的死刑差不多。奥尔佳却没有耐心了，1935年7月的一天，她猛地把刚从外面进来，立足未稳的毕加索推倒在沙发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拳头雨点般地向毕加索砸去。毕加索回过神来，打了奥尔佳一巴掌。奥尔佳抱起吓呆了的保罗如一阵飓风席卷了出去。

　　他们分居了。

　　这时，毕加索的老友沙巴泰已经结束了他的旅行生涯返回西班牙。毕加索在这年夏天给他的一封信中不胜悲凉地说：“我一个人呆在家里，你可以想像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即将发生什么事……”

　　毕加索毫无顾忌地与泰勒住在一起了，这使他如释重负。泰勒美丽的头像不断以粘土和石膏的形式反映出来，泰勒自己都惊奇不已。她能在一座石雕上同时看到自己的正面和侧面，这好像比镜子还管用。

　　毕加索在从事雕塑的同时，对中国的毛笔和墨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尝试着画中国水粉，反复练习使用毛笔。他特意从画商那里弄来了中国古画和近代画家的作品，他最欣赏的中国画家是齐白石，经常刻意模仿他的风骨与韵致。他姐姐的儿子哈维尔·比拉托来跟他学画，他上的第一课就是交给他一支毛笔，要他从粗线条练起，“功夫不扎实，画出来的线条把握不定，就像一架正要离地起飞而又超载的飞机，摇摇晃晃，会出事的。”

　　比拉托有这样的导师和环境，他的进步非常快，后来成为西班牙杰出的版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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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郊外的阿尔福特旅馆。她怀孕6个月了，但她却没有沉浸在即将为人母的幸福之中，而是急切地等待毕加索带来他们离婚的消息。她向比她更急的母亲保证，至少在孩子出世前，她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经验丰富的母亲无奈地叹气，她知道这太难了。

　　9月5日，泰勒生下了一个女孩。毕加索见是个女孩，喜出望外。他抱着孩子不停地亲吻，嘴里一边念叨着：“我的小天使，我的小天使。”孩子起了父亲死去的小妹妹的名字——玛丽亚·德拉·孔瑟达。

　　不知道是由于泰勒没到年龄，而免得引起法律上的麻烦，还是泰勒对毕加索在离婚问题上的态度暧昧不满，在玛丽亚的出生登记证上，“父亲”一栏里填着“不详”。

　　看样子女儿出生，并没有弥补毕加索和泰勒间的裂痕。泰勒和奥尔佳的争斗以及两个女人对毕加索的夹击，使得他就像被炮火围困在山岭上的孤军。他只有突围了。还是去波伊斯盖鲁普，那里有绘画和雕塑。在此之前，他亲自到车站接来了沙巴泰。这位好朋友答应用真诚的友情和后半辈子的精力来辅佐毕加索达到他事业的顶峰。

　　11月，毕加索收到了她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有人告诉我，你在写诗，我虽然感到奇怪，但我还是相信了。你的一切我都相信。假如有一天，有人说你在做弥撒，我也将同样相信。你总有做一件事情的道理。”

　　的确，在波伊斯盖鲁普，毕加索与画打交道的时间很少，他着迷于另一种艺术形式，天天在一个特制的本子上写呀写呀。他不让任何人看这些东西，并把小本子藏在谁也找不到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天早晨，沙巴泰正在安排中午的伙食。毕加索从房里走出来，有点害羞地递给沙巴泰一张纸：“瞧一瞧，这是给你画的像。”沙巴泰疑惑地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首赠他的诗。

　　曾经也是诗人的沙巴泰当即朗诵了一遍，高兴地说：“真棒，我要像保存那些肖像画一样将它珍藏起来。”

　　从此，毕加索没有那么矜持了，他从沙巴泰的赞赏中获得了信心。一有新作，他就用带着浓厚西班牙口音的法语读给朋友，或者工人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再进行修改。沙巴泰每次把这些诗歌用打字机很清楚地打印出来，但毕加索马上又在上面画满了符号。在诗歌面前，他诚恳得像个小学生。许多工人休息时都吵着要听毕加索的新作，还非要他朗诵不行。

　　这样的新鲜事自然惊动了勃拉克。他专门来问毕加索做诗人的感受，毕加索答非所问：

　　“阿波利奈尔说，标点符号是一块遮羞布，它隐蔽了文学的私处。

　　我开始不理解。近来我写了一些诗，发觉没有标点的诗歌，极像一幅画；而一旦打上了标点，就好像一幅完美的画面上钉了一线钉子，太煞风景了。所以，我不是什么诗人，我仍然是画家，我不是在写诗，我是在画诗。”

　　几个月后，毕加索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艺术手册》上，布列顿写了序言。他热情称颂这位现代艺术的大师在诗歌领域里所作的探讨，他说，这些来自直接现实的诗歌，将文学、绘画、音乐融为一体，具有无穷的魅力。诗人被一种全面表现的要求迷住了，这种要求迫使他从根本上弥补一种艺术较之另一种艺术的相对不足。在他那里，诗不由自主地变成造型艺术，正如他在绘画中所赋予的诗意。

　　应该说，布列顿的评述带有了浓烈的理论意味。他对毕加索诗歌创作出发点的估价是准确的，但他拔高了毕加索现有的诗歌创作水平。也许是作为诗人的毕加索比作为画家的毕加索，对超现实主义阵营更有意义吧。

　　诗歌对于毕加索，暂时只是一种休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