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伊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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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洗衣船大楼的时候，毕加索和费尔南多之间就出现了裂痕。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年轻画家爱上了费尔南多，他不断地发动进攻，引起了毕加索的警觉。有一天，毕加索在厕所门口好奇地拾到一个揉皱的纸团，打开一看，正是那小子写给费尔南多的情书。

　　毕加索不声色地把它交给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顿时花容失色，她太了解毕加索内向而乖戾的个性了，所以，为了不让毕加索看见这封信，她特意将它丢进厕所里。怎么还是被他发现了呢？

　　这是天意。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毕加索果然对费尔南多冷淡了不少。除了画画，毕加索一般不呆在家里，他们只是尽量维持着互相尊重。贫穷和患难时绾结在一块的爱情到底拗不过富裕与猜忌的冲击。

　　1911年夏，马诺洛告诉毕加索，他在比利牛斯山脚发现了一个极有魅力的小镇，叫塞列。他的朋友福兰克·哈维兰在那里买下了一座废弃的修道院，是18世纪的房屋，树木荫翳，溪流潺潺，乃不可多得的度夏胜地。

　　马诺洛的广告做得好，毕加索也正想去个地方换口气。他欣然应诺，不仅带了费尔南多，还招朋引伴，耶科、勃拉克都去了；后来，皮乔特、格里斯、赫赛，还有马蒂斯，纷纷投奔这里。这段时期，立体主义的巨大声威把马蒂斯这样的巨匠也拐进来了，他在塞列前后的一系列创作明显和立体派们打成了一片。

　　塞列，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无疑是立体主义的大本营。

　　毕加索不久就把费尔南多送回巴黎了。塞列反而成了毕加索的“家”，他在这里轻松，愉悦，活泼，一度滞涩的画笔又变得灵气起来。最主要的是，超脱了一位佳人与二三知己的小圈子，他很快就在小镇上如鱼得水。他和脸上布满岩石般皱纹的老人闲谈，和健康结实的姑娘嬉戏，和画家诗人们一起野营拉练。

　　他深受村民们的欢迎，因为他能用一根连续不断的线条画出动物、小鸟和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在给人画像时，毕加索还有一绝：他把画板倒过来，使画上人物的头面向被画者本人。这样，村民们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尊容变成画像的全过程，他们那高兴的神态给了毕加索无比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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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巴黎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陈列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失窃！

　　警察和政府的不知所措，使热爱艺术的广大人民极为不满。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冒险家格里—皮埃列让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陷入了此生中最尴尬的境地。

　　阿波利奈尔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冒险欲望，他懵懵懂懂地去做格里的秘书。格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可他的嘴巴比脚还有本事，常常信口开河，天花乱坠，把诗人逗弄得五体投地，小说《伪救世主安佛恩·德鲁姆赞的冒险故事》就脱胎于格里的那些没书对的故事。1907年，格里从卢浮宫偷出了两尊西班牙和罗马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劝毕加索买下来。毕加索正是通过这两尊雕像，挖掘了古代艺术的许多秘密。1911年，格里又偷了卢浮宫的另一尊雕像，因为他要证明国家的艺术珍品看管得多么漫不经心，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阿波利奈尔知道偷窃文物的严重性，他要格里自首，把雕像退回去。格里不干。没过几天，即8月21日，《蒙娜丽莎》就从卢浮宫不翼而飞。

　　第一嫌疑就是格里这个惯偷。

　　格里慌了，他病急乱投医。跑到《巴黎日报》社，把他了解的底细作为新闻线索卖给了他们，雕像就留在了编辑部，他准备逃出法国。在穿过法国国境时，他自以为法国法律对他无可奈何了，优越意识油然而生，他每天从新的地址向警察局写信，声称是他接受了订购而不得不盗走《蒙娜丽莎》。

　　阿波利奈尔看了《巴黎日报》上的报道，大吃一惊，他急忙来找毕加索。毕加索从塞列回来，行装甫卸。他也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坏了，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诺曼底旧食橱的底部寻到了以前的那两尊雕像。费尔南多建议：“把它们丢进塞纳河，销毁证据。”

　　午夜，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在塞纳河边徘徊不定，阿波利奈尔背上的那个包袱并不大，但他的背却弯得厉害，神色仓皇，要是在白天，肯定会惹来警察的目光。尽管夜深了，塞纳河岸却依然人来人往，而且都像是警察的样子。无处下手，他们只好回家另作打算。

　　第二天清早，阿波利奈尔效仿格里，来到了《巴黎日报》社，交出赃物，说出了真相，并请求报社不暴露他的姓名。但报社没有信守诺言。9月7日，警察搜查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格里写给他的信就放在抽屉里，警察如获至宝，逮捕了诗人。

　　这个消息马上见报了。善于联想的记者在报道中处心积虑地清查阿波利奈尔过去的言行，说他在《紫丁香》中叫嚣“所有的美术馆都应该拆毁，因为它们麻痹想像力”，还说他曾经印行色情的古典作品新版本，非法盈利。警察越看越得意，以为他们抓获了一个国际贼帮的头目。

　　两天后的早晨7点钟，毕加索的住所响起了敲门声。费尔南多赶忙出来开门，恰如所料，是一个便衣警察。他亮出了证件，口气生硬地要毕加索9点钟面见审理案件的地方行政官。

　　毕加索穿好衣服，战战兢兢地来到公庭。他忐忑不安地等了许久，才看见阿波利奈尔被带了进来。毕加索眼看着朋友面部苍白，头发蓬乱，衣领被撕破了，衬衣没系扣子，他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他对自己说，我们没有错，没有理由关押我们。

　　毕加索义正辞严地对审查官说：“你知不知道，在你面前受审的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他是法国和全人类的财富！”

　　审查官可能对阿波利奈尔的名气也不是一无所知，他认真地回答：

　　“对不起，我们只是要弄清事情的真相，法律只对有罪的人不利。”

　　毕加索被当庭释放，但如果需要他作证，必须随传随到。阿波利奈尔则注定要过一段监狱生活。

　　疯狂的格里偶然在报上看到了阿波利奈尔被捕的消息，才生出了内疚之心。这一点还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而只是一个恶作剧爱好者，他给警察局寄去了一份详细而真诚的坦白书，使阿波利奈尔一周后获释。

　　监狱门外，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这对患难之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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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的一天，盖图德去毕加索的画室找他，毕加索不在。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因为毕加索的日常生活与他的绘画截然相反，循规蹈矩。盖图德留下字条，约了下次来的时间。过了几天，她再次来到画室，还是没有见到毕加索。看到画室的中央放着一幅新画。她出于职业本能，走了过去，发现画的上方是一首爱情流行歌曲的乐谱，标题叫《我的丽人儿》。

　　根据最近毕加索的表现，盖图德以女人的敏感判断他的“丽人儿”已经不是费尔南多了。毕加索显然神思恍惚，他陷入了新的渴望和追求。

　　盖图德猜对了。迷住毕加索的女人盖图德也不陌生，玛赛·哈恩伯，又名果埃。费尔南多正是在盖图德的家中认识果埃和她的前任丈夫波兰画家马柯西斯的。果埃温柔、文静，个子不高，费尔南多没有太在意。谁知没过多久，果埃就取代了她在毕加索心中的位置。

　　果埃小毕加索4岁，父母都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她并不比费尔南多漂亮，但有一种深沉和忧郁的气质，在生活、艺术上都比较适合毕加索风格。毕加索爱称她“伊娃”。

　　毕加索的移情别恋使费尔南多非常痛苦，虽然她曾预感到这一天迟早会要来临。她吞咽着独居的苦果和毕加索难看的脸色，他们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这时，意大利画家乌尔瓦多·奥皮乘虚而入，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毕加索抛弃的“阵地”。

　　毕加索的情变在他的朋友们中间也产生很大反响。享受过费尔南多烹调技术的画家们大都不赞同毕加索这样做，皮乔特还率领一家人把毕加索痛骂一顿。支持毕加索与伊娃的只有一位女士，那就是盖图德。她说：“毕加索这次是找到真正的爱情了，你们拦不住他的。”

　　1912年春，费尔南多下决心和毕加索一刀两断。不久，毕加索写信给勃拉克说：“费尔南多昨天跟着一个未来派画家跑了。”费尔南多和奥皮私奔后不到一天，伊娃从此就定格在毕加索的身边。

　　毕加索对中国古人能随意在墙上画画和写诗的作风十分羡慕，他觉得这是最神采飞扬的事，那么大的画布，又不要画架，潇洒自如，何等逸兴豪气！几年前毕加索在南方一座别墅的屋子里，面对光光的白色墙壁，他禁不住诱惑，举笔画了一些画，感觉比在画布上还好。正当他沉浸在新境界的喜悦之中时，目光短浅的房东恶狠狠地冲进来，硬是要毕加索赔了50法郎，以便重新粉刷墙壁。毕加索扫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房东说：“你真是个傻瓜，这道墙能换一大笔财产呢。”

　　现在在克洛契特别墅，毕加索又发了思古之幽情。他在墙上画了一幅椭圆形的画，他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作品，不忍舍弃。直到秋天动身回巴黎时，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最后，只有惟一的办法了——把墙拆下，整个地运到巴黎。

　　这件事是由肯惠拉主持的。因为投入的资金不少，事情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只是墙太大，不便于存放，又请了专门的匠人安装在一块木画板上。19年后，沙巴泰设法找到了当时装运那堵墙的一个工人，憨厚的工人竟然还记得那墙上画着一把曼陀林琴，一张“MAJOLE（我的美人儿）”为题的乐谱和一只帕诺酒瓶。由此可见，立体主义的符号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神秘、晦涩；何况，它能给一个普通工人如此深刻的印象。

　　这幅画作为一种历史的证明，至今仍然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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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娃一直对克利希大街耿耿于怀，使毕加索不得不委托肯惠拉在蒙帕纳斯的拉斯帕尔大街重租一间画室。

　　拉斯帕尔是个很平淡的地方，既没有蒙马特尔的艺术气氛，又没有克利希的商业繁荣，这正是毕加索所看中的。他和伊娃的新生活要在一个适合于生活，而不是艺术和玩乐的地方展开。为了伊娃，他可以把那些浮名虚利撇之脑后。

　　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爱情在毕加索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毕加索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刚安家不久，就发现周周围围又住了不少的艺术家，他们经常出没在毕加索和伊娃最喜欢的咖啡馆里，谈论艺术和政治。其中有一个叫托洛茨基的流亡者，每每大放厥词，唾沫横飞，以至于毕加索总怀疑自己的咖啡里混杂着这个人的政治谬论。

　　毕加索和伊娃好不容易住了一年，实在呆不下去了。他们又迁到斯科尔契大街的一处时髦寓所，但地处荒凉，正对着蒙帕纳斯公墓。毕加索问伊娃，怕不怕？伊娃平静地说：“有什么可怕的？墓地是人的家哩。”如果我们相信生死有命，那么这句话就成了伊娃来日不长的谶语，她正是在这间房子里，穿过毕加索温暖有力的臂膀和哀恸欲绝的目光，进入了永恒的“家园”。

　　报上时常登出一些抨击立体派的文章，毕加索听任阿波利奈尔等人去辩护和反击，他不置一词。但他愈是沉默，就愈是有人推波助澜。1909年，毕加索的作品走出法国，第一次在德国慕尼黑的桑霍塞画廊展出；1910年冬，伦敦的后期印象派画展竟然夹杂着毕加索的两幅作品，《拿花束的裸体姑娘》和《萨果像》；1911年，立体主义漂洋过海，在纽约的福托·塞森画廊露出庐山真面目。

　　外国收藏家们将毕加索的绘画视为热门，他的声望和作品的价格稳步上升。1914年，《卖艺人一家》以11500法郎成交。

　　1913年秋，阿波利奈尔就职于《巴黎晚会》，他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刊出了毕加索的五幅立体主义结构的复制品。这些用木头、锡片、铁丝、纸板做成的各种吉他，使这份杂志仅有的40个订户39户退订。但毕加索这种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念改变实体性质的做法，深得阿波利奈尔之心。他兴奋地叫毕加索“贝宁的小鸟”，这是因为他在贝宁发现过一只青铜雕成的小鸟，它的嘴里噙着一只蝴蝶，还有两条高昂着头的蛇守护着它。

　　这个绰号似乎诗人的味道太浓，但比起盖图德称呼毕加索“我的小拿破仑”、“我的丽人儿”来，那就规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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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毕加索和伊娃又去了亚威农，陪同的还有勃拉克、德兰。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创作了大量的油画和拼贴。这时，毕加索的父亲刚去世，伊娃的身体状况欠佳，使他的情绪非常烦躁。他小心地看护着伊娃，把内心积郁的苦恼全部泼泻在画布上。

　　局势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料。8月2日，法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地上卷起滚滚浓烟。法国的名画家都必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西班牙籍的毕加索得以留驻巴黎。在车站的月台上，毕加索与勃拉克、德兰拥抱相别，他们期待着战争尽快结束，画室才是值得他们终生拼搏的“战场”。

　　巴黎的情况非常糟糕。坎威勒尔是德国人，他的画廊自然被查封，加上经济萧条，人心紊乱，毕加索的画又买不出去了。而且，大街上的人们都用愤慨的眼神盯着毕加索，恨不得把这个躲在后方的强壮汉子撵到敌人的炮火底下去。毕加索对着伊娃自我解嘲地说：“如果勃拉克、德兰他们把木制假腿搭在椅子上，一边谈论前方打仗的事，岂不是很可怕吗？”伊娃真的给吓怕了，她不要毕加索出去，好像一出家门就是前线。伊娃几次告诉毕加索，她听到了炮声。毕加索对此十分担忧。尽管他们离炮火还很远，但战争却时刻折磨着伊娃羸弱的躯体。

　　一阵秋风吹来，伊娃咳嗽了，她竭力瞒着毕加索。

　　病情愈益严重。伊娃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她患的不是短暂的支气管炎，而是和战争一样可怕的肺结核。她用厚厚的纸包住血迹斑斑的手帕，塞进垃圾桶的底层；她不断地往脸上涂抹脂粉，掩饰两颊的苍白。

　　伊娃，这个天使般的女孩，她要在自己的爱人面前保持一如当初的美丽、宁静和温柔。

　　这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呵！肉体和精神的痛苦。
　　这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呵！青春与生命的代价。
　　但她不怕。因为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这一切。
　　伊娃是胜利者，她战胜了庸俗的生和消沉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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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娃的病情难以控制，她住进了医院。毕加索搁下手里的画笔，每天都去医院陪她，他尽可能答应伊娃的要求。然而伊娃已别无所求了，只要毕加索在她的身边。

　　1915年12月14日，伊娃拉着毕加索的手，微笑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容颜一如当初的美丽、宁静、温柔。而一缕香魂，缓缓升入了天国。

　　安葬伊娃时，只有胡安·格莱兹、马克斯·耶科等七八位朋友在场，其余的都被战争拖去了。

　　毕加索看上去并没有流泪，但心却在滴血。他始终用牙关咬紧嘴唇，身体摇晃着，一如秋风中干枯的树枝。格莱兹在给前线的雷纳尔的信中说：“看毕加索那样子，仿佛自己要跟着伊娃去了。”

　　耶科劝毕加索节哀，还不合时宜地说了几句俏皮话，但他的话更加重了惨痛的气氛。

　　毕加索为了显示与守旧派的决裂，他的绘画从不涉及中世纪的题材，特别是宗教仪式。可是，伤心的1915年，毕加索却画了一幅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素描，这幅颇具格列柯风格的作品，是毕加索陷溺于悲恸、孤寂、凄凉心境的写照。

　　1916年1月8日，刚过了一个冷清年的毕加索不住地给盖图德写信：

　　“我那可怜的伊娃去世了……我悲痛至极……她向来待我那么好。”

　　伊娃的死，还有战争，宛若泰山压顶，毕加索直不起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