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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色的天空上,繁星闪闪。徐公馆那条幽静的马路上,越发显得幽静,附近花园洋房的灯光像星光一样闪闪。朱筱堂躺在弹簧单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到了上海,姑母待他不错,守仁经常带他出去白相,姑母又告诉他台湾那边的一些消息,但听口气,好像那边暂时不会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又打不起来,使他未免有点失望。上海生活固然比乡下好多了,老这样住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娘在乡下还等他的音信哩。他想向姑妈借点钱,早点回去。想到这儿,他眼皮慢慢合起,沉沉入睡了。
一阵阵急促的铃声把朱筱堂惊醒了。铃声响后,是啪啪的打黑铁大门的声音。他警惕地爬了起来,想起自己在上海好久了,一定走漏了风声,说不定有人来抓他了。他惊愕的睁着眼睛,凝神谛听窗外的动静。
哗啷一声,老刘把黑铁大门开了,朱筱堂的窗户上忽然闪现手电筒的光芒。这光芒说明了一切。他霍地跳下床来,走到窗口,隔着鹅黄色的纱布窗帘,望到两个人民警察手里拿着手电,一边照着楼上,一边向屋子走去。不容他有丝毫怀疑,不是来抓他的,人民警察来做啥呢?黄豆大的汗珠马上从他额角上渗透出来。
他连忙退到屋子当中,又摸到窗前,在纱布窗帘的空隙中往外一看,黑铁大门敞开着,外边是街灯,没有一个人影。他眼前现出了一线希望:从窗口跳出去,赶快逃走。再往窗下一看:他踟蹰了,楼房那么高,下面是光滑的水门汀,跳下去,不摔死,也一定跌伤。他望着窗下水门汀的地轻轻叹息了一声。
另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打开卧房的门,冲出去,逃走。他蹑着脚走,走到门口,听外边的动静:外边的脚步声好像正向他的卧房走来,打开门,不是正好给抓到吗?他向卧房环视了一下。这间卧房原来是徐公馆的客房,一些内亲往来住的,白天看起来,相当宽敞,现在却感到十分狭小,竟没有朱筱堂容身的地方。他感到待在这里非常危险,却又没法离开,转身看到卫生间,好像忽然得救,立刻退到那里面去了。马上把门锁上,他觉得还不够保险,顺手抓起卫生间里那张白漆小凳子,双手把它举起,雄赳赳地冲着门站着。准备万一两道门给打开了,他便用凳子打人民警察,拼个你死我活。
奇怪的很,卧房里没有一点动静。他想一定是打听他住哪一个房间,或者正在找钥匙。他屏住呼吸,紧紧抓着凳子的腿,在准备迎击。
人民警察确实走进客厅,可是没有上楼。楼上的人给刚才一阵铃声和打门声惊醒了。徐义德穿着一身紫红色绸子的晨衣,走下楼来,望见两个人民警察,兀自一惊,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满地瞪了老刘一眼:
“有人来,怎么事先也不通报一声?”
老刘吓得退后一步,怯生生地说:
“是两位同志自己进来的……”
“当然是自己走进来的,这还用说!”
“是,是,……”老刘不敢往下说。
“以后要注意,”徐义德暗暗看了人民警察一眼,见他们站在客厅那里没动,好像知道他心中不满意,便进一步说,“我明天一早还要到政协开会哩。”
徐义德新选上长宁区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他想用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暗中压一压人民警察,让他们知道徐家是不好随便动手的。人民警察并没有给吓住,毫不在乎地说:
“这不能怪刘同志,是我们自己进来的。”
徐义德放下笑脸,故做镇静地问:
“有紧急的事体吗?”
他心里怀恨朱瑞芳。朱筱堂在乡下好好的,为啥要同意他到上海来呢?来了,又要守仁陪他出去白相,招摇过市,人家会不知道吗?徐义德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再加上一个“窝藏地主”,这个罪名可不小呀!朱筱堂一到上海,他心头就蒙上一层暗影:料想会出事的,却没料到来的这么快,又这么突然,简直叫他措手不及。要是早一点知道,可以把朱筱堂送走,有事出在路上,他就不负责任了。现在人就在他家里,徐义德和朱筱堂能脱掉干系吗?这真叫人束手无策。他接着想到,今天夜里给抓去也好,虽然沾上一点嫌疑,凭他在上海各方面的关系,可以把问题说清楚,好歹他是朱瑞芳的内侄,把事情推在她身上。他稍微定了定神,看人民警察怎么回答。
“当然有要紧的事体,否则也不会来打搅了。”
徐义德不等对方说完,立刻插上来表白:
“最近厂里很忙,我不常在家,不大了解家里的事,有啥亲友往来也不大清楚……”
朱瑞芳听到外边的动静,连忙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来了。她听到徐义德的话,知道他的用意,接上去说:
“是呀,义德这一阵子可忙坏了呀,早出晚归,连我们也很难和他照面。有啥事体,你对我说好了。”
“我们找徐守仁。”年青的人民警察说。
朱瑞芳听到儿子的名字,惊诧地大声问道:
“徐守仁?”
中年的人民警察肯定地点点头。
“找他做啥?”徐义德不解地问。
“他做的案子告发了。”
“案子?”
“偷窃案,”中年人民警察说,“还有别的问题。”“偷窃案?”徐义德还是不相信,说,“不会的,你别找错了人。也许是同名同姓?”
“一点也不错,待一会,你就晓得了。”
徐守仁枕边放着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临睡前,他贪婪地读着这本小说,简直入了迷,一边看着,一边想着明天是礼拜六,准备换一身最漂亮的西装,早点溜出去,找楼文龙玩他一个痛快。他看着《基度山恩仇记》慢慢入睡了。妈妈上楼把他从甜蜜的梦中叫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房间里的电灯亮了,妈妈脸色慌张,不安地站在他的床前。他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不解地问:
“我睡的正好,叫我做啥?”
“快起来!”
他惊慌地跳下床来,扣着白底红条府绸睡衣的扣子。朱瑞芳严厉地问他:
“你偷了别人的物事吗?”
朱瑞芳衷心地希望得到否定的回答,她好和人民警察办交涉。徐守仁没有吭声,但是羞涩地把头低了下去。不用再问,她心里完全明白了。她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
“没有出息的下流坯!”
那天离开朱延年家,徐守仁带朱筱堂到南京路“大三元”粤菜馆吃了饭,徐守仁要朱筱堂先回去,他给楼文龙拉走了。他们两人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又一村小吃店,里面人声嘈杂,乱哄哄地嚷成一片。他们走得有点疲乏了,肚子也饿了,便走了进去,叫了两笼包子和两碗鸡粥,一边吃着,一边向左右张望。楼文龙发现有个青年扶着一辆簇新的飞马牌自行车走到饭店门口,把车子放在门外,匆匆进来,也叫东西吃。楼文龙暗暗碰了一下徐守仁的大腿,眼光向门外一望,徐守仁会意地点点头。楼文龙叫他先走一步,楼文龙自己付了钱,站在那个青年面前,挡住他的视线。楼文龙慢腾腾掏出一包香烟,抽了一根出来,拿着那个青年桌上的洋火,擦了一下,没有点着,又擦了一根,才点燃了一枝香烟,叼在嘴角上,用劲吸了一大口,然后在那个青年面前吐出一阵浓烟,悠然自得地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那边徐守仁已经迅速而又熟练地把飞马牌的自行车偷到了手,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骑在上面,转到僻静的黄河路上去了。
楼文龙跨出又一村,飞也似的向黄河路上跟过去。徐守仁骑到北京路上才跳下车来,等到楼文龙赶来,他们两人脸上浮着微笑,得意地扶着那辆车子边走边谈。他做楼文龙的助手,偷自行车和别的东西已不止一次了。有时楼文龙帮他巡风,他自己动手。这次两人商量好,车子先让楼文龙骑回家去藏起来,第二天在新城隍庙碰头。
楼文龙设法给自行车改了装,原来是黑漆的,现在变成深蓝色了。楼文龙要徐守仁推到寄售商行里卖了一百万元,当天晚上两人又碰在一块了……
徐守仁跟朱瑞芳下楼,走进客厅。青年人民警察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逮捕证,给徐守仁看,说:
“你被捕了!”
“真的偷人物事吗?”徐义德问徐守仁。
徐守仁低着头,没啧声。朱瑞芳暗暗点了点头。
“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了人证物证才逮捕他的。”中年的人民警察说。
“那好,我也相信人民政府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大家应该依法办事。我在区里和市里也常和首长们接近,只要有人证物证就好说话……”徐义德愤愤不平地说。
“徐总经理的话说的对,”中年人民警察感到徐义德想威胁他,他并不怕,暗示地说,“你经常和首长们接近,一定懂得政府的政策法令,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办事的,绝对不会错的……”
他还要说下去,青年人民警察有点不耐烦了,插上去,对徐守仁说:
“走吧!”
朱瑞芳把徐义德的一套灰卡叽布的人民装拿给他。他不喜欢穿人民装,不过进监狱穿啥衣服都一样。他勉强穿上,稍微嫌大一点。朱瑞芳又给他收拾牙刷,牙膏,漱口杯子和毛巾这些物事,放在一个口袋里。他拿了,跟着人民警察走去。徐义德送他们出去,老刘早就等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守候着。
他们刚走到大门口,朱瑞芳从后面匆匆赶来,怕徐守仁在监狱里受凉,又递给他一件圆领大红绒线衣,还塞给他一百万元人民币。
黑铁大门外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人民警察把徐守仁关进汽车,他们自己也跟着上去。徐义德和朱瑞芳望着汽车迅速消逝在远方。她的泪水簌簌地从腮巴子上滚落下来了。
朱筱堂雄赳赳站在卫生间里,许久许久听不到一点动静,心里不禁纳闷起来,但不敢放松警惕,生怕万一冲进来,他得拼命抵抗。他高举凳子,冲门准备着。等到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的神经才慢慢松弛下来,悄悄打开卫生间的门,轻轻走到窗口,只见姑父和姑母站在门外,向远方瞭望。他放心了,知道和自己没有关系,连忙把手里的那张凳子还回卫生间,躺到被窝里,蒙头大睡,准备明天一早起来,赶快回无锡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