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小传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省荣河县(今临菏县)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1905年，傅作义进荣河县立小学读书，功课成绩名列前茅。1908年，傅作义升入运城河东中学，三年后考入太原陆军小学。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傅作义参加山西起义，担任学生军排长，随起义军开赴娘子关抵御清兵，后随起义军攻打临汾城。1912年，他被保送到第一陆军中学深造，他在陆军中学学习很用功。原来，傅作义年幼丧母，由祖母抚养。因他聪颖，记忆力过人，深得其祖父母的宠爱。有一天，私塾先生讲授《论语·述而》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时，他的叔父和哥哥记不住，而在书房外玩耍的傅作义却背得烂熟。博作义6岁时在私塾读书。后来到离村五六里的白马庙小学上学。那时他读“四书”、“五经”等书，理解力很强，惟独珠算成绩不佳。他请求同学帮助，反受讽刺，遂决意刻苦练习，终得满分。通过这件事，他得到一种信念——只有自己努力才有所成就。

　　191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傅作义毕业分配回山西，在阎锡山部当见习军官，不久转任排长、连长、营副，第三年升任第10团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长，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每天拂晓，他总是亲自带领部队急行军三四十里，训练场上，他身着士兵服装，每项课目由自己先做示范动作，他尽量设置难度大、近似实战的场地和障碍，从难从严要求部队。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该团获得第一名，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并为同僚所称赞。

　　1922年，傅作义任第4团1营营长。他关心全营官兵，能叫出全营800名士兵的名字，熟悉每个军官的性格和优缺点。1924年10月，傅作义任第4旅第8团团长。1926年，晋、奉、直系军阀联合反对冯玉祥，因傅作义率军固守有功，擢升为第4旅旅长，旋又升任为第4师中将师长，时年31岁。

　　1927年6月，阎锡山依附蒋介石，反对张作霖。傅作义率部先进至蔚县东北之桃花堡，然后进至北京城南的涿州城外。当所部集结后，傅作义认为转至拒马河上游的大河南，再沿拒马河而下，这条线路虽然路途艰险，人烟稀少，但可出敌不意。10月11日，傅作义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占了涿州。涿州城为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带之要冲，紧扼北京之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此后，傅作义率军坚守涿州，与奉军对垒长达三个月。对于晋军在整个战场上的转败为胜以及奉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起了很大的作用。傅作义由此声名大噪，得到国内外人士的重视与喝彩。清末民初的著名人士、81岁的樊增祥曾赋诗对其大加称赞：?　　新收涿鹿七十人，

　　百日燕南集大勋。

　　十六年来千百战，

　　英雄我爱傅将军。

　　1928年6月，傅作义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及天津警备司令，率部进驻天津。1930年，中原大战中，傅作义指挥晋军沿津浦线与敌作战，傅部战败，晋军退过黄河，阎锡山特派傅作义去沈阳联络张学良，未果。傅作义从沈阳回到天津，灰心丧气，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外界攻击，多把战败责任归咎于他。傅作义愤恨交加，痛不欲生。有一天晚上，他举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由于家人及时拉开其右手，子弹只中左臂，未伤及要害。1931年1月，经张学良推荐，傅作义就任第35军军长兼第73师师长，8月又受委任为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剿匪。当时绥远土匪遍地，全省大小土匪不下四五十股，弄得民不聊生。他将第35军分驻于丰镇、包头一线，实行严酷镇压和威慑措施，经过一年多的围剿、追歼，使匪情得到控制。

　　傅作义曾在《告全省民众书》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建设的首要在于民生，这当然是施政上根本不易的原则。他自接任绥远主席起，就从“官贫民富”着手，整顿金融，稳定物价，开源节流，兴利除弊，使绥远财政扭亏为盈。到全面抗战时，绥远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另外，他注意整饬吏治。傅作义在绥远期间，以“治军、治水并重”为指导思想，指挥部队协助地方兴修水渠，仅后套地区军民所修宽15米以上的干渠达1700公里，宽3米以上的支渠超过5000公里。当时的河套地区，渠道纵横，流水遍地，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生产发展较快，经济比较繁荣，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美称。傅作义主张“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注意团结各民族人民和抗日爱国人士。一次，共产党员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傅作义获悉被关押的“黄敬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就叮嘱部下对他的生活起居给予格外的关照。他还常对自己的部属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傅作义就与晋绥将领徐永昌等15人联名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必须坚决抗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能保卫祖国。”他经常在各种军民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反对妥协的主张，要求部队以抗日救国为主旨，从各方面对部队官兵进行教育，并规定部队早晚点名后，齐声高呼“保卫祖国，誓雪国耻”、“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各部以日本侵略军为假想敌，针对敌惯用之战术，举行攻守战斗演习。

　　1933年1月5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傅作义请缨上阵杀敌。15日，他以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懔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他率领第59军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2月上旬，其所部在张家口组成华北军第7军团，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第59军到昌平一带布防。5月14日夜晚，第59军奉命开至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来犯之敌。傅作义亲自指挥部队作战，此役傅部牺牲367人，日军阵亡246人。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报均以大字标题登载报道。傅作义率部返绥后，将长城抗日牺牲的阵亡将士遗骸收敛安葬于城北大青山下，并下令建立烈士陵园，树立纪念碑，请胡适作了一篇白话体的碑文，碑文由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大青山公墓碑竖立未久，华北局势转变，傅作义命人将此碑加以掩盖并在石盖上面另刻“精灵在此”四个大字。

　　1936年，傅作义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成功地进行了绥远抗战。面对险恶的局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为原则，首先和德王作了坚决的斗争。另外，傅作义命令王靖国率兵化装成西公旗保安队打死巴图巴雅尔等人。其次，傅作义多次派乌兰夫前往百灵庙，对保安队队长云继先晓以大义，促成云继先率千名官兵起义。

　　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人来到绥远，对傅作义说：“宋哲元能力不够，请傅将军出面领导‘华北独立’。”并许给6000万大洋为个人赠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内蒙是中国领土，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如果德王前来进攻，一定与他周旋到底！”

　　10月初，在绥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德王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具体方案，明确出师的目的是“打倒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进攻集宁，五原。月底，傅作义前往太原、洛阳，向阎锡山、蒋介石慷慨陈词，请求御侮。但蒋介石要傅作义以忍让为主，不可轻易对敌作战。

　　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傅作义于8日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当晚，傅作义为应对时局召开军事会议，他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并制定了进击绥东一带敌人的计划。15日凌晨6时左右，红格尔图战役打响。傅作义于第二天赶到平地泉指挥。他命令董其武等率骑兵、步兵秘密集结在红格尔图西南部，于17日晚2时发起总攻，分路包抄，打得日伪军猝不及防，迅速崩溃。至此，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百灵庙地势险要，是通向我国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前一段时间，一个多师日伪军在百灵庙四周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屯积着大量武器弹药和两万袋面粉。傅作义闻报率部队顶风冒雪，按规定时间进入目的地，突然向日伪军发起进攻，于24日凌晨全部占领外围山头，日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立即组织日伪军据险死守。经过反反复复的争夺，全歼了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此役毙敌300人，俘敌300人，伤敌600人。这就是中外闻名的“百灵庙大捷”。捷报传出，顿时全国欢庆这次伟大的胜利。1937年初，毛泽东主席闻讯发贺电给傅作义将军，称赞傅作义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并派南汉宸到绥远慰劳，赠送锦旗一面。著名记者范长江专题报道了绥远抗战，称赞这次战役是“不寻常的战役，揭开民族历史上的新页”。

　　“七七事变”爆发后，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平绥线作战。10月13日，日军大举向忻口地区进犯。八路军第115师及国民党各参战部队，立即向忻口集结，准备联合作战。此时，傅作义任副总指挥。在反击过程中，傅作义指挥第218旅，组织3000名突击队员，利用暗夜，奇袭敌坂垣司令部及敌炮兵阵地，收复了旧河北村，并派出第211旅援救另外两个旅的友军。忻口之战，双方对峙了23天，后因东路娘子关失守，太原危急，傅作义部即向南转移。

　　这个月下旬，阎锡山召开会议，决定守太原的部队和军事部署。然而，与会各将领无人愿意承担防务，傅作义挺身而出，说：“太原城我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周恩来赞扬傅作义勇挑重担，并对其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深厚伟大的力量。请多保重。”11月2日，傅作义对其所部发表讲话说：“我们是活人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困兽犹斗，当此国家危亡之秋，我们必须奋斗到底！”他写了一封遗书式的信，留给家人，信中说：“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11月4日，傅部进入太原城。傅作义于次日晚上10时派人护送周恩来出城，且将一部分武器拨交八路军。话别时，周恩来对他说：“傅将军是守城名将，是可信赖的。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池的得失也不足为训的。要着眼于争取最后的胜利。能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

　　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向太原城发起进攻。此时，城内只剩下傅作义的第35军及友军杨维垣等部两个旅，日军连续三天，每日数次，猛攻太原城。傅作义指挥守军顽强抵抗，挫败了日寇多次攻势。后来，他被迫率军转移。

　　1938年，傅部转入河曲之后，为了更好地统一抗战，遂与驻在晋西北的八路军第120师贺龙部进行联防。其间，两军书信不断，交换情报，人员往来频繁。傅作义还邀请八路军负责同志程子华、南汉宸、续范亭等到其河曲总部联欢，共同交流抗战经验、教训。傅作义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政治干部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赠送的政治书刊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傅作义很赞赏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他仿效八路军，在所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他还委托潘纪文(派往傅部的中共代表)同志草拟了一个《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

　　1939年春，傅作义率部由晋西北转移到绥远河套，并在五原正式设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5月，傅作义在百川堡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通过三个月的整训，傅部增强了抗战的力量，为尔后攻克五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傅作义率部撤回河南期间，日军进犯河南进行疯狂的报复，宣称这是所谓“膺惩傅作义”的战役。2月3日，日伪军侵占百川堡、五原。不久，敌人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不得不缩短战线向东撤退。傅作义即令部队分两路急进临河、陕坝，收复了两地。在傅部游击战配合运动战的打击下，日伪军处处被动，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最后龟缩在五原。傅作义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命令主力部队加紧整训，准备反攻，收复五原。春分时节，黄河解冻，道路翻浆，很不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傅作义首先令新6旅掘开万和长一带的黄河渠，让大水漫灌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他命令第31师、第32师分别攻夺五原旧、新城；第101师直插五原东北，在五加河畔阻击从包头、安北、固阳前来增援之敌。3月20日夜12时，攻取五原之战打响。至23日夜，傅部歼敌3400多人，俘敌300余人，缴获大炮16门、汽车50余辆，取得了五原战役的胜利。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当时国内各报称之为“五原大捷”。

　　此后，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傅作义率官兵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终于于1945年8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内战的阴云再一次笼罩在傅作义的头上。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解放战争中，傅作义率部曾与解放军多次作战。

　　1949年1月，我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齐集北平城下，将傅作义部团团包围。在蒋介石反动政权即将崩溃之际，为确保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傅作义幡然猛省，毅然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率领50余万官兵走到人民阵营中来。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北平，这座古老的名城从此翻开了它历史的新篇章。2月22日，傅作义去平山县西柏坡村拜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人，当晚，毛泽东主席亲自来到傅作义的住处，一见面，亲切地握住傅的手，高兴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还是你把他甩掉了。”3月25日下午，毛主席在西苑检阅人民解放军，邀请傅作义参加了检阅仪式，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作义深感欣慰。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又为推动绥远“九一九起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建立之后，傅作义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曾出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27日，在怀仁堂举行的隆重授勋典礼上，毛主席亲自授予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傅作义当选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73年2月28日，傅作义抱病主持了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六周年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于祖国的统一。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挠破坏不了的。”4月18日，傅作义病危，周总理到北京医院去探视他。傅作义在昏迷中听到总理来了，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眼睛。周总理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功。”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总理的话，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第二天，傅作义逝世，终年79岁。

　　4月23日，傅作义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主席送了花圈。

　　作者点评

　　傅作义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在黑暗重重的旧社会里，他和许多志士仁人一样，都在探索民族的出路。当他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时，就笃信不移，力行不怠。他和国民党那些党棍政客不一样，不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不尚空谈，重在实践。“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率军抗击日寇，赢得了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他率军参与山西忻口、太原会战，同时他亲自组织了绥西抗战，爱国热情及一次次战斗胜利使他威名远播，中外皆知。这也是他爱国的具体体现。

　　傅作义将军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一位开明的民主人士。他痛恶独裁专制、横征暴敛、贪污成风的黑暗统治，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实行“廉能政治”。傅作义说过：“为士兵、为人民就是革命。”提出“人民第一”、“土兵第一”的口号。他一生“志在救国救民”。他说“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失败，就是没有人民”。他反对国民党的“假民主”，曾说过：“选举丑态百出，更使人民怨恨。这个政府，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国家灭亡。”作为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要求公务人员要当“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在他管辖的地区，他十分重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解放后，他参政讨论国家大事，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

　　傅作义提倡艰苦朴素，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具有我国农民朴实无华的气质。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提倡“官兵一致”是从自己做起的。他里里外外，从头到脚，穿着士兵的服装军帽，扎着士兵的绑腿、皮带。一般的军官还可从穿着识别军阶的高低，可从穿着上根本判断不出傅作义的军阶，由于他的军装没有明显的标志，初次与他见面的人还以为他是个普通的大兵，绝想不到他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将军。

　　傅作义为人正直宽厚，有宽宏容人的雅量。“有功不自居，归美于上级和下属”。遇有重大事故，他往往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代人受过。所以同僚们都愿和他合作共事；部属们愿听他的指挥；反对他的人，监视他的人，多能为他的真诚所感化，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傅作义从1918年保定军校毕业至1939年受命担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止，阎锡山领导、挟制他达21年。傅作义凭着练兵成绩卓著和战场屡建奇功而迭次晋升。但他非阎的亲信，又不是对上级拍马溜须之辈，始终得不到阎锡山的信赖。阎锡山对傅作义处处掣肘，屡欲以亲信取代傅作义的职位，而傅作义对阎锡山始终保持一个下级对上级应有的尊重，背后也从无怨言和流露不满情绪，且在部属之间还处处为阎锡山解脱。宽宏大量不仅是傅先生的美德也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础，更是我们学习做人的典范。

　　傅作义将军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一位进步的国民党员，戎马半生，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傅作义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他以“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立“强盛独立之中国”的爱国思想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学习孙中山先生不谋私利、不贪权势、志在救国救民的革命品质和百折不挠、勇于进取、追求真理、择善而从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他遵循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训，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体察历史所趋和人心所向，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毅然举义，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尔后又推动绥远“九一九”起义，走上与人民一致的革命道路，与时俱进，和历史共同前进，真正实现了他为国为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