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小传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浏阳河，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在中国的现代革命史上，美丽、富饶的浏阳河，不仅养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还养育了无数革命先行者，他们从这片热土中走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其中一位就是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杨勇将军。

　　1913年9月29日，杨勇诞生在浏阳河畔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浏阳县南乡清江村度过的。在清江村，杨勇的父母以开小饭铺度日。虽说是开饭铺，自己一家人也时常饿肚子。杨勇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刘氏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女，可因为贫困和疾病夺去了她五个孩子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就只有杨勇和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其父杨贵蟾，早年曾参加“洪江会”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官府的追捕，便携妻带子搬到妻子的娘家——清江村居住。

　　杨贵蟾希望儿子将来有一番作为，给杨勇取名杨世峻，希望他像骏马一样有远大前程，但村里的人都习惯叫他的小名统伢子。不到5岁，统伢子就帮着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事，他不但做事认真，也从不偷懒。母亲常乐得直夸他：“我的统伢子哟，从小就看得出，长大了一定有大出息。”这位整天吃不饱肚子，却长得高大、宽肩膀、精力充沛的统伢子，调皮、机警、聪慧，凡事爱问个究竟，探个底细。杨世峻9岁时，父亲带着全家搬回原籍文家市，继续开小饭店维持生计。由于两个哥哥都已成家立业，日子稍微过得顺畅一些，有远见的杨贵蟾就送杨世峻去村子里的储才小学读书。面对这知识的新天地，杨世峻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无论语文、算术、历史，他都非常喜欢。尤其是体育，更是他的偏爱。他高个儿的身材占尽优势，赛跑、踢球哪一门都是他的强项，常常在比赛中把同学们拉下马来，夺得第一名。没有多久，他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们的“司令”。他们自编自导，不是玩捉“土匪”的游戏，就是与“敌军”对打，最后获胜的总是杨世峻这一组。

　　1926年，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军阀吴佩孚、赵恒惕溃不成军，分崩离析，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在长沙先后成立，革命的火种迅速在湖南各县播撒。文家市的各种革命活动也搞得如火如荼，农会、工会、儿童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日益壮大，领导这些团体的就是过去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公开后，党支部就设在杨世峻就读高小的里仁学校。里仁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就是教师陈世乔。杨世峻是学校儿童团队长，耳濡目染，每天都接触到革命新思想，并积极将其付诸实践。每天学习之余，他就带着队员们穿梭在文家市的大街小巷，一边搞革命宣传、一边帮助大人们维护秩序。党支部书记陈世乔看着杨世峻这棵茁壮的革命幼苗，欣慰不已，便经常给杨世峻灌输革命真理，讲述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灾难深重的近代史以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事迹。并说，国难当头，好男儿自当奋勇上前，刀山火海，在所不辞。陈先生的话，犹如火把照亮了杨世峻前进的方向。杨世峻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暗暗立誓：长大后不仅要当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还要像陈先生那样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1927年9月19日，一支工农革命军开进了文家市。秋收起义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群众集会上举行了演讲。毛委员形象、通俗易懂的精辟讲话，使少年杨世峻更加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和意义。杨世峻和同伴们很想加入这支工农队伍。杨贵蟾看儿子还小，劝导儿子不如先学好文化再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不迟。杨世峻进了私塾，不久即到浏阳县城考上了济阳中学。中学还未念完，杨世峻便跟着伯父杨贵芳到刚成立的八区苏维埃工作。平时他负责搞宣传工作，有敌人来捣乱时，他又是一名英勇的游击战士。恰好，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成立随营学校，在浏阳招募青年学子，杨勇赶去报名参军，终于实现了他当一名工农红军战士的夙愿。在随营学校，杨勇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自己的名字世峻改为单名勇字。通过在随营学校系统地进行军事、政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作为一名战士，杨勇成为一个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一名党员，他又是一位过硬的政治骨干。红5军扩编为红8军后，杨勇调到红8军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从此，杨勇跟随部队转战湖南、江西等地，其间，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宣传工作任务。不久，党组织将他调到红8军4师1团1连任副指导员。在参加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杨勇凭着自己英勇和智谋，与敌人打了多次遭遇战。1933年10月在绚口与敌人的一场殊死战斗中，杨勇在身体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在火线，率领战士们给敌人以痛击。战后杨勇荣获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受到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赏识。此后，杨勇因作战勇敢，升任红2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不久又升任红4师第10团政委。

　　1934年夏天，党中央根据当时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严峻局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下的三道封锁线，准备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蒋介石急忙调集40万大军，集结在恶浪滔天的湘江边上。敌人妄想依靠湘江这道天然屏障将中央红军围困歼灭。11月2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达了突破湘江封锁线的命令。负责开路的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到上级的指令，由红3军团4师10团政委杨勇率领部队作为先头部队先行过江，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军团、红5军团渡江。28日，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一过江，立刻遭到桂敌7军独立团和15军第45师的围攻。顶着敌人疯狂的炮火，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10团将士在杨勇指挥下，奋起还击，英勇作战，死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全部顺利过江。不久，杨勇奉命率部进入贵州。1935年春，红3军团顺利渡过天险——乌江，配合红1军团攻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1月9日，中央机关驻扎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军队的指挥核心。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陕北。红3军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杨勇所在的第10团改为第10大队，隶属第2纵队，黄珍为大队长，杨勇继续担任政治委员，不久，升任第2纵队政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扩张的魔爪伸向我国广袤沃土。可是，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险关头，蒋介石却仍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到处燃起“剿共”的战火，引起国内爱国志士的深深焦虑和不安。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毅然联手发动“西安事变”，举行兵谏，擒获蒋介石，促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联共抗日。此时，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根据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1军团第4师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杨勇改任686团副团长。此时，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相继沦陷，国民党军全线溃败，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一路沿津浦、平汉两条铁路南下，一路侵入山西。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杨勇和团长李天佑率领的686团也走在队伍中。不久，八路军115师奉命开赴平型关，准备在此给日军当头狠狠一击。9月23日傍晚，686团在李天佑、杨勇的率领下，奉命连夜赶到距平型关30多里的冉庄，稍作休整，即于25日零时冒着倾盆大雨沿着崎岖山路向预定设伏地推进。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686团终于按时赶到目的地，与埋伏在东边的687团、西边的685团对日寇形成斩蛇阵势，686团则埋伏在斩蛇阵的中段。

　　25日早上7时，敌人的步兵、骑兵进入了我军的埋伏圈。在昂扬的冲锋号中，战士们发射出的子弹，准确地落在日军阵营中，顿时将鬼子打得乱作一团。但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抢占公路北侧的有利地形——老爷庙。这是一块不宜埋伏的高地，仗一打响，我军也盯紧老爷庙。李天佑团长一眼看出敌人的企图，马上命令3营去夺回老爷庙。杨勇一马当先，率领3营冲向老爷庙。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拿下老爷庙。杨勇在这次战斗中再次负伤，但他又是稍微作了包扎，就投入到紧张而激烈的战斗中。战斗到下午1时，在115师的前后左右夹击下，兴庄到老爷庙之间十几里长的山沟里，躺着日寇1000多具尸体。平型关大战，以我军大捷告终。

　　平型关战役后，115师奉命转移至吕梁山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游击战争。从3月到9月，杨勇率领686团同日军数次激战，大挫日寇锐气，粉碎了日寇西渡黄河威胁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同年11月，陈光、罗荣桓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115师直属队和343旅之686团离开晋西，奔赴冀鲁豫平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杨勇率领686团刚到鲁西，鲁西人民便选派代表来见杨勇，请求他为民除害。原来，在樊坝一带盘踞着伪军头子刘玉胜，多年来，他的部队横行鲁西平原，作恶多端，鱼肉百姓，使鲁西人民苦不堪言。杨勇请示上级后，决定吃掉这伙伪军。樊坝一战，歼伪军一个主力团，并活捉伪军团长刘玉胜。战斗的胜利，不但大大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鲁西人民同敌人斗争的信心。1939年7月，杨勇被任命为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根据党中央关于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39年底，在鲁西北和泰西地区先后建起十四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将平原游击战开展得轰轰烈烈，令日伪军闻之头疼。这时，汉奸石友三联合鲁西、冀南地区的顽固派丁树本、高树勋等，伺机向冀鲁豫地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进攻。杨勇率领独立旅和冀鲁边纵队第5支队，参加冀东战役。此次讨逆战役，歼石友三第39集团军3600余人，并乘胜一举拿下清丰、南乐、濮县。1940年3月，115师独立旅与冀鲁边挺进纵队合编，恢复343旅番号并成立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这一年，杨勇一边抓打仗，一边抓部队建设，要把部队建设成“铁的党军”，使日伪军听到杨勇的部队就闻风丧胆，鲁西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1944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冀鲁豫和冀南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杨勇始终执行党中央正确领导方针，时刻听从党中央的召唤，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为己任。八年里，他率领部队转战黄河流域，同日伪军进行多次正面战斗，歼敌无数，立下赫赫战功，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领导的表扬。不管是在吕梁山区，还是在冀鲁豫平原，不管是任686团的副团长，还是任343旅旅长或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他走到哪里，就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火种播撒到哪里，走到哪里，就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和严谨、团结的军人作风带到哪里。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杨勇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并奉刘邓首长指示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杨勇任司令员。杨勇带着第7纵队这把尖刀参加解放战争初期由刘邓指挥的陇海战役，与胡琏率领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11师鏖战张凤集，歼灭其部3000余人。1947年3月下旬，为粉碎蒋介石的“哑铃战术”，策应陕北、山东解放区战场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举行豫北反攻作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与第1纵队合编成新的第1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四个旅的兵力。接到刘邓首长的命令，杨勇带领刚刚合编组成的第1纵队像刚锻出的一把钢刀，会同兄弟部队发动豫北攻势作战。两个月内，第1纵队相继攻克阳武、原武等县城，歼敌8000余人。

　　6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命令刘邓野战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刘邓大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月底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黄河天险，向中原挺进，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首战鲁西南，杨勇受命“攻击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出发前，刘伯承对杨勇说：“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1纵队不能有半点含糊！”郓城之战是鲁西南战役的关键一环，第1纵队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整个战役的胜负。杨勇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收其外围，翦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攻城战术，得到纵队其他领导的赞同。7日晚，杨勇命令部队发起总攻，战至8日拂晓，全歼敌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俘敌中将副师长理亚明及部下8500人，毙伤敌6000多人。郓城大捷，为正在发展中的鲁西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第1纵队荣获晋冀鲁豫军区通令嘉奖，并记大功一次。刘伯承、邓小平在嘉奖令中说：“第1纵队以坚决果敢的动作，于‘七七’晚间歼灭盘踞郓城之蒋介石进犯军第55师及其第29旅与74旅，收复郓城，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中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接着，1纵又与6纵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六营集战役，对六营集围而不攻，把敌人放出城再打，歼敌于运动之中。结果敌整编第32、第70师上当，全部钻入杨勇预先摆好的口袋阵。第1纵队俘敌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和少将副师长罗哲东以下1.5万人，毙伤敌3000余人。还没来得及休整，杨勇又率部协同第2、第3纵队对羊山集之敌发起总攻，全歼敌整编第66师，俘敌中将师长宋瑞珂以下9000余人，毙伤敌5000余人。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歼敌6万余人，打开了进行战略反攻的南大门。

　　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区跃进。杨勇率领第1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跨越陇海路、黄泛区，行程1200里，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北麓，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到达大别山后，杨勇遵照刘邓首长指示，趁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指挥第1纵队乘虚出击鄂东，南下攻克新县、武穴，接着又在黄陂县的柳子港、李家集和蕲春县的竹瓦店三战三捷。此时，敌主力被人民解放军钳制在大别山北部的罗山、固始、六安地区，只有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的第82旅尾随第1纵队，孤军深入。刘邓首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心集中兵力杀个“回马枪”，将其歼灭在蕲春之高山铺地区。刘邓令第1纵队首长统一指挥第1、第6纵队完成对敌包围，以伏击手段歼敌于运动中。位于浠广公路云山谷地段的高山铺，东西南北由七个山头环抱，形成一条狭长的山谷，是非常理想的预伏战场。第1纵队指挥所里，杨勇浓眉凝聚：这次伏击对象全部是美械装备，有较强的战斗力，十分骄横。如何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已成为此战的关键。杨勇决定先以部分兵力控制住高山铺地区的制高点界岭、洪武垴，堵住敌人，然后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将敌围歼于十里铺和界岭之间的狭长地带；配合行动的第6纵队尾随敌跟进，待其进入预伏战场后，断其退路，协同第1纵队合围歼灭敌人。高山铺之战于10月26日清晨正式拉开了序幕。杨勇首先派出“诱饵”——侦察部队，任务是诱敌钻入“口袋”，利用“汉阳造”、“老套筒”反复骚扰敌人。国民党军不知其计，很快就钻入杨勇布置好的“口袋”，进亦不得，退亦不能，成了瓮中之鳖。盯着越来越小的包围圈，杨勇转身对参谋长潘焱说：“合围态势已经形成，命令各部队坚决巩固阵地，严防敌人突围。”此时，自恃无敌、骄气颇盛的国民党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的第82旅企图冲出重围。然而一天一夜下来，敌人整团整营的数十次突围均告失败，士气一落千丈，只得固守待援。杨勇当机立断，发出总攻命令。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敌军尸横遍野，纷纷举手投降。此役歼敌整编第40师和第82旅1.26万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刘邓首长给第1纵队又记大功一次。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次大捷：高山铺战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1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面对刘邓大军这把插入国民党心脏中的钢刀，蒋介石匆忙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区展开全面围攻。刘邓首长考虑到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决定采取“避战”方针，以主力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打击和牵制敌人，同时分兵在桐柏、江汉、淮西实施战略展开，扩展根据地，威胁敌人后方。杨勇率领的第1纵队在刘伯承亲自指挥下，于12月中旬挺进淮西，协同豫皖苏军民开辟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10余县的地方工作，建立豫皖苏指挥部（后改为豫皖苏第四军分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联成一片。1948年5月底，杨勇率第1纵队参加宛东战役，阻击敌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大规模进攻，毙伤敌7000余人，有力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发起的豫东战役。10月下旬，杨勇又率第1纵队参加郑州战役，会同兄弟部队歼敌第40、第99军共1万余人。不久，刚刚指挥部队参加完郑州战役的杨勇就接到命令，顾不上鞍马劳顿，又立即投入淮海战役的大决战。11月初，我中原野战军主力进至商丘东南地区，发现国民党第四绥区的部队仍位于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野战军首长决心趁势先歼该敌，再出徐蚌线作战，并令第1纵队以张公店、张阁地区之敌第181师为进击目标。见此，敌181师主力紧缩于以张公店为中心的防守地域，以防分割被歼。查明敌军布防情况后，杨勇决定先来个“猛虎掏心”，将该村之敌歼灭。随着杨勇一声令下，我军发起攻击，敌第181师困兽犹斗，连续组织反冲击，企图恢复阵地。阵地上厮杀越来越凶狠，激战至8日中午，第1纵队全歼张公店守敌，俘敌第55军中将副军长兼第181师师长米文和。张公店被攻破，龟缩在张阁的残敌惊恐万状，在绝望中宣布投降。此战全歼敌第181师5000余人。接着野战军首长又令杨勇率第1纵队开赴蒙城地区，在涡河、淝河北岸阻击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为我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和展开争取时间。这时，第1纵队未及休整和补充，实际上纵队只有两个旅的兵力。而敌黄维兵团四个军加一个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清一色的美械装备，机动性强，很有战斗力，是一个实力较强的“劲旅”。以两个旅的兵力迎击敌人一个兵团，完成这样的阻击战任务无疑是非常困难和十分艰巨的。但杨勇以大局为重，不讲价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16日，他随先头部队赶赴蒙城地区勘察地形。望着滚滚流动的涡河和淝河，杨勇决心以涡河为主，组成两道阻击防线：以第2旅在涡河北岸蒙城东西地区组织第一线防御；以第1旅在淝河北岸板桥集东西地区组织第二线防御，依托涡河、淝河天然障碍，严阵以待。黄维兵团来势凶猛，素以执行命令不走样著称的黄维，顽固执行蒋介石“打通徐蚌线，会师徐州城”的命令，命令部队拼命攻击，兼程东进。18日黄昏，黄维以其中坚第18军一部为前锋，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涡河，向东突击。杨勇指挥部队从第一线阵地到第二线阵地节节阻击，与敌反复争夺。战斗持续两天两夜，蒙城黄家一带片瓦无存，浓黑的烟云散发着尸体烧焦的糊味。黄维见部队前进受阻，恼羞成怒，令部队持续向板桥集发起攻击。顷刻间，板桥集湮没在炮火硝烟中。黄维动用飞机、坦克、大炮，企图以对手无法想象的炮火炸开一条血路。坚守阵地的第1纵队将士，以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着黄维兵团一次又一次进攻。急于开进的黄维兵团，多次改变攻击战术，但始终没有突破第1纵队坚如磐石的正面防线。杨勇指挥第1纵队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后，21日夜主动撤离板桥集一线，24日进至双堆集地区，协同兄弟纵队迅速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紧缩包围。12月6日，我军东、西、南三个集团向敌发起总攻，由第1纵队和第3纵队、华野第13纵队及炮兵一部组成的西集团，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由西向东展开猛烈攻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伤亡严重，许多连队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班长、战士即自动代理干部职务，继续组织战斗。杨勇亲临前沿，深入战壕，号召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敌人斗战术、斗技巧。经过九昼夜激烈战斗，到12月15日黄昏，黄维兵团悉数被歼，连黄维本人也做了俘虏。其中第1纵队歼敌1.6万余人，俘敌兵团副司令吴绍周以下将官9人。

　　1949年2月，我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杨勇任第5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第16、第17、第18军。3月31日，中共第二、第三野战军总前委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实施渡江战役。根据江面敌情和渡江作战的特殊性，经过深思熟虑，杨勇决定以第16军及第17军一个师为第一梯队强渡长江，第17军主力随后跟进，第18军为预备队；同时调整炮兵编制，强化炮兵火力，命兵团和各军所有炮兵集中使用，确保第一梯队渡江成功。人民解放军4月21日黄昏发起渡江作战。17时，第5兵团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对岸。30分钟后，兵团第一梯队先头两个团强行登陆，抢占滩头阵地，并迅速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兄弟部队登陆。敌人苦心经营的海陆空立体防线顷刻瓦解，第5兵团当面之敌望风溃逃。杨勇率部一面分兵横扫沿江残敌，一面以主力穷追猛打，向敌纵深挺进，直扑浙赣线衢县至上饶段。至5月上旬，先后解放婺源、常山、江山、玉山、衢县、浦城、政和等城镇，俘虏溃敌5万余人。8月19日，刘邓首长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第5兵团并指挥第3兵团第10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往云南的道路。杨勇率领第5兵团由上饶出发，向湘西隐蔽开进。10月20日，部队进抵邵阳。当日，杨勇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第17军附兵团野炮团，沿湘黔公路出击，攻占贵阳；第16军向天柱、三穗、镇远进击，协同第17军作战；第18军为第二梯队，视情况参加作战。11月初，杨勇指挥第5兵团和第3兵团第10军进至贵州境内，解放镇远、三穗地区，11月15日攻占贵阳。随后，杨勇率兵团主力第16、第18军和第10军向川南疾进，相继解放遵义、毕节、叙永、泸州、宜宾、乐山等城市。12月19日，在峨嵋县金口河，俘敌川湘鄂绥靖公署司令官宋希濂及残部3400余人。12月26日，杨勇和杜义德统一指挥第3、第5兵团主力，会同华北军区第18兵团、第四野战军第50军发起成都战役。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敌第7、第15、第16、第18、第20兵团等先后起义，敌第5兵团一部被歼。

　　1950年新年伊始，杨勇就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担负起领导全省军民开展土改、征粮、剿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任务。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和西南军区部署，杨勇上任后即组织第16、第17军部队，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进山剿匪，共歼灭瓦解敌匪特武装10万余人，将贵州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各级民主政权得到巩固，群众生产和生活有了保障。年底，杨勇和一批将军们奉命来到当时我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并兼任高级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级系主任。他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掌握各种现代军事课程，还鼓励大家拿出战场上同敌人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克学习上遇到的难关。从军事学院学习期满毕业后，杨勇先后调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校党委书记。

　　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就把侵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携手并肩，同以美国为首的15国部队浴血奋战，终于将侵略者从鸭绿江和图门江边逼回到三八线以南，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格局。敌人一会儿毫无诚意地要求停战谈判，一会儿又疯狂地发起进攻。正是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斗争复杂交错的情况下，杨勇接替因病回国的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赶赴朝鲜战场。

　　为了迫使侵略军早日真心实意坐到停战谈判桌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对敌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方案。杨勇到来时，第一次战役已经紧张激烈地打响。杨勇走马上任，经过对敌情和前沿地形的了解分析，杨勇请示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对敌作战的看法和观点。经彭德怀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后，志愿军总部制定了周密的“金城战役”作战计划，决定以杨勇率领的第20兵团为主要反击部队，60军、54军和21军隶属20兵团指挥。这样一来，20兵团加上原有的67军、68军，共有5个军的兵力。7月13日21时，杨勇一声令下，枪弹如闪电，炮声似惊雷，我军炮火向美李军蛰伏的阵地怒吼而去，我志愿军第20兵团由5个军组成的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从天而降，如三把钢刀般直插入敌人阵营，捷报像雪片一般飞来，敌人的前沿阵地460.3高地、728高地、522.1高地一个接一个被志愿军突破！志愿军又向纵深阵地挺进！73岁的李承晚听到前线不断失利的噩耗，亲自奔赴前线坐镇指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慌忙从日本东京乘机飞临金城前线，全力组织兵力反扑：天上派战机轮番轰炸，地面有几十辆坦克和大炮配合步兵的攻击。志愿军将士们在杨勇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在十四个昼夜的激战中，击退敌人1000多次的疯狂反扑。

　　敌人遭到志愿军的重创，只得同意到谈判桌上去签字。1953年7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先后发表同意接受停战，恢复谈判的声明。1953年7月27日10时，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相会在板门店谈判桌前，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日，克拉克上将和金日成元帅分别于汶山和平壤在停战协议书上正式签字。整个金城战役，20兵团共计歼敌5.2万人之多，是预定歼敌数目的5倍多。志愿军在战斗中向前推进的169平方公里，在谈判中以条文形式得到正式承认。金城战役，是“打谈结合”的典型成功战例，也是朝鲜战争最后一仗。此后，敌人虽然绞尽脑汁破坏停战协议，但面对巍然挺立在千里边防线上的志愿军组成的铜墙铁壁，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55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继续率领志愿军为朝鲜人民战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提供和平保障。1958年10月26日，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杨勇，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国后，杨勇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驰骋沙场大半辈子的杨勇，又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不但注重培养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水平，也非常关心战士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并把增强战士们的文娱水平、能力当作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这种“文武双全”的带兵方法和脚踏实地的良好作风，使北京军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尖子连和优秀个人。北京军区的良好风貌，受到中央军委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一些国家机关和兄弟军区也纷纷派人前来参观学习。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检阅了北京、济南军区部队的训练成绩后，也都发出欣慰的赞扬。1964年秋天，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北京观看了某部队的射击表演后回到英国，在一个记者见面会上说：“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1965年春，杨勇奉命担任修建北京地铁筹建领导小组组长。7月，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上马，杨勇全身心投入地铁建设的工作中，决心以最高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来回答党和人民的期盼和嘱托。遗憾的是，杨勇未能亲自领导到地铁建成通车的那一天。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对杨勇采取的是拉拢政策。拉拢不成，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自然成了他们阴谋篡党夺权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1967年1月21日，在呼啸的寒风中，杨勇被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带走了。他们押着杨勇游斗，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可是，在杨勇为祖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一生的履历表上，怎么也找不到这几个字，叫他如何认罪呀。杨勇的“负隅顽抗”和拒不认罪，特别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杨勇的问题后，林彪、江青一伙明显感到风头不对，便加紧了对杨勇的隔离审查，严刑逼供。罚站、罚饿、殴打、不许睡觉、诱其自杀等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发指，反复地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残酷地折磨他。但他们却打错了算盘。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杨勇将军，不仅有着一副铮铮傲骨，更有着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他始终坚信，党中央和人民是不会怀疑他的！历史终究会还自己一个公正。

　　乌云终会飘散，冬天终会过去。随着林彪叛党叛国阴谋的败露，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杨勇等一批蒙冤受屈的同志得以平凡昭雪。1972年5月，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杨勇再度出山，宝刀不老。不管在何种职位上，杨勇都欣然前往，尽职尽责。1979年1月，在中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打响前夕，杨勇受邓小平委派，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等同志一起，前往云南边境地区马关、河口一带视察。回到北京后，杨勇向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汇报了视察云南前线的情况，并就惩罚越南的作战方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杨勇和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一起，坚守在总参谋部，时刻听取前线战事情况，指导前线作战。战争结束后，杨勇又来到广西军民中间，同他们一起欢庆胜利。

　　就在杨勇一心扑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国防建设事业的工作中时，病魔悄悄来到了他身边。1983年1月6日1时55分，一代名将杨勇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缓缓地合上他那双深邃、敏锐的眼睛，享年70岁。他的生命虽然已如同星辰一般陨落，但他的名字，和他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闪烁在新中国历史的史册中，镌刻在他战斗过的每一寸土地上。

　　作者点评

　　杨尚昆同志在为杨勇举行的追悼会上曾这样评价说：“杨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智勇双全。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杨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努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断提高驾驭战争的能力，锻炼成为一个熟谙军事辩证法，善于掌握战争规律，治军严谨、智勇双全的杰出将领。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杨勇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第1纵队司令员和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定陶、巨金鱼、鲁西南和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成都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以其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写就了他戎马生涯的辉煌篇章。杨勇对同志团结爱护，毛泽东也曾评价他是一个善于团结干部、同志的人。在敌人眼里，杨勇是个无情的对手。在同志心中，杨勇始终像一缕春风，给人温暖和斗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这不仅是我党一惯坚持的方针政策，也是杨勇从多年带兵和做地方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铁的定律。

　　在我军数百名优秀战将中，杨勇是其中一员，他与杨得志、杨成武将军合称“三杨”，深得毛泽东的垂爱，也深得全军官兵的拥戴。

　　古人云，勇者无畏也。自古以来，勇将如云，但以德居之的勇将则廖若晨星。杨勇将军不仅勇冠三军，令蒋军和美军胆寒，他崇高的德望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则是他生发勇气和胆力的源泉，足令后人钦佩，千古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