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小传

许光达（1908—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尾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战法，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根据地也大大缩小。数次战斗的失利，使许光达对党内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有了切身的体验。

　　1931年在应城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敌机枪击中，身负重伤。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几次手术都未能将体内的子弹取出，1932年，许光达被党组织辗转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次年1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不久即受到重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在《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战术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军队的组织工作》是许光达的又一篇力作，在该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被作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文献。

　　许光达是那种目光深远、善于思考的人，他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横扫西欧十四国，并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电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而许光达却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电战的历史命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五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元气大伤，直至步步败退、垮台。战争的进程印证了许光达的预见。

　　1941年，许光达被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许光达向中央提出到抗日前线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条件艰苦、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担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地区的最高首长。

　　第二分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面临黄河，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南紧靠晋冀鲁豫，是晋冀鲁豫通往延安的枢纽，也是党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惟一通道。同时，这里也是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有鉴于此，敌人也很重视这个地区，不断对它进行“扫荡”和“蚕食”，使原来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使原来的一些解放区，变成了游击区。毛泽东告诫晋绥军民：必须振奋民心、军心，向敌人采取积极对策，否则，根据地再缩小，前途更糟。毛泽东要求许光达“把敌人挤出去”。许光达到达第2军分区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四项具体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派出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同时，他还加强对当地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练兵活动，努力发展根据地生产，并成功地指挥了第2分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逐步地把敌人“挤”了出去，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党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创了晋西北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时，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独2、3、5旅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第3纵队打出了军威，称得上是骁勇之师。

　　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不久，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只有100余人，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空前严峻。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彭总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率部前往。

　　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许光达用灼热的目光看着大家，旅长们会心地转身跑回了各自的指挥阵地。许光达指挥第3纵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来犯之敌。抗击战斗从8月18日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硬是顶住了敌人一个军部及三个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8月19日，许光达又率第3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击敌人。这时第3纵队处境困难，前面有敌第29军刘戡主力压过来，后面是葭芦河。背水一战本是兵家大忌，但许光达及第3纵队指战员决心破釜沉舟，誓死保卫党中央。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长刘戡亲自指挥着两个半旅往上冲，许光达则指挥着第3纵队勇猛反击，打冲锋，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士兵多人，刘戡被牢牢地钉在当川寺一线不能前进。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在沙家店地区和常家高山歼灭或击溃了大量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刘戡见势不妙，只得掉头回逃。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化险为夷。第3纵队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漂亮，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在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任务后，许光达挥师西进。1947年10月，许光达率第3纵队向清涧开进。清涧的守敌是胡宗南的“王牌”军第76师，师长廖昂是许光达黄埔军校时的同班同学，这位国民党中将被誉为“常胜将军”，他凭着城坚隘险，扬言要使清涧成为共军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坟墓”。10月6日，攻击开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第3纵队扫清了外围，但此时胡宗南的援兵距这里也只有一日的行程了。为减少伤亡，许光达亲笔给廖昂写信，敦促其放下武器，但廖昂拒不投降。许光达便指挥独2旅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城门，首先攻入东门，并阻止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战斗至11日，全歼清涧守敌，生俘廖昂。同日，中共中央特致电祝贺清涧大捷。

　　1948年2月，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组织了攻城打援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是役，许光达部负责围攻宜川城。为引敌援兵进入我军布好的“口袋”，许光达部署了一个怪打法：开始时猛攻，逼宜川守敌向胡宗南求救；待胡宗南援兵一动，我们就视援兵的速度灵活处置，援兵来得急我们就轻打；援兵来得慢，我们就重打。轻重相兼，不使敌援军脱钩。敌人果然上当。前来援救的敌四个旅、八个团在宜川守敌的紧急呼救下进入了瓦子街预伏地区，被我军全歼。接着，许光达指挥攻城部队发起总攻，一举拿下关中屏障宜川。至此，宜瓦战役取得全胜。此后，许光达又率部一路夺关斩隘，先后参加了陕中、扶眉、兰州等重大战役，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第3军军长，6月，又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把许光达从兰州召回北京，委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现代化新技术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就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坦克上。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装甲部队组建伊始，困难重重。当时，我军的坦克数量很少，且都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来的。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几乎是从零开始。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许光达昼夜奔波，诸事亲自筹划。经过短短四个月的艰苦努力，便在全国各大军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许光达又领导组建了华东军区、东北军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还成立了专门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学院院长由他亲自兼任。为了祖国的装甲兵事业，许光达简直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一有时间就深入课堂和教练场，经常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平时，他带头学技术，年过半百的装甲兵司令员，坚持亲自登上战车参加训练。在他的带动下，坦克部队官兵掀起了学习技术、比武训练的热潮。

　　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参战，这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支援我人民志愿军，装甲兵部队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三个月内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为此，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1951年1月，装甲兵成立仅仅三个月后就派出一个团去了朝鲜。其后不久，许光达又亲临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及战场技术保障工作。

　　在装甲兵建设过程中，许光达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响亮口号，他认为“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强调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许光达是当时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

　　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国产坦克，一直是许光达的理想和追求。为此，他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逆转，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国家的一些领域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恰恰在这时，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敬仰之心，特意制作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里送给了许光达。这台坦克模型被许光达摆在了书房最为显眼的地方，它始终伴随着将军，直到走完人生的旅程。当1959年举行国庆10周年大典的时候，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高兴地向这位我军装甲部队的创始人表示祝贺。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几经思考后，他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情真意切地请辞。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激动地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毛主席、中共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了他大将军衔。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动荡，全国上下都卷入到这场政治旋涡之中。林彪借机在部队中培植亲信，对部队的高级将领常常采取拉不过来就打倒的手法。由于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悖逆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论点被视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和林彪夫人叶群搞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做，作风不正，自然又得罪了林彪。加上许光达又是林彪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所以，林彪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把许光达也冠以“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造反派抄了许光达的家，并将他非法关押。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他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会场主持人被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对他多次进行非法审讯。在忍受了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摧残折磨后，许光达悲惨地死去。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屠刀下。

　　在受迫害的日子里，许光达始终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对夫人邹靖华说：“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就是我们的许大将军的胸怀，惊天地、泣鬼神，光昭日月。

　　许光达含冤去世后，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将他的骨灰一扬了事，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批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它应该放的地方。”这样，许光达的骨灰盒得以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这是对死者的肯定，也是对生者的莫大慰藉。

　　作者点评

　　时世造英雄，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曾经为我们创造出千千万万个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勇士。许光达就是那个堪称英雄时代的佼佼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手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将军。从南昌起义到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里，许光达久经沙场，出生入死，参与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特别是在解放大西北的艰苦斗争中，他独当一面，所向披靡，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许光达不是那种只会冲冲杀杀的草莽英雄，他的理论功底是很深厚的，这和他早年念过黄埔军校，在苏联系统地学习了五年，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不无关系。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把战争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其发表的一系列见地独到、理论深邃的学术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党我军的军事理论。20世纪80年代，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权威人士在审定许光达的有关条目时，无不赞赏他提出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观点。他是我们党和军队中不可多得的军事理论家，不愧为一代“儒将”。

　　许光达一生追求真理，对党耿耿忠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南昌起义后，他两度与党失去联系，在白色恐怖下，他冒着杀头危险，历尽艰难，千里寻党，终于扑进党的怀抱。建国以后，许光达受命组建装甲兵。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初具规模的装甲部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身陷囹圄，身心遭受严重迫害，却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和情操。

　　许光达的个人品质也堪称楷模。战争年代，他与结发妻子邹靖华十年离散，而他又身居高位，劝其另娶者不乏其人，他却不为所动，坚贞不渝地眷恋着妻子，终于在革命圣地延安与妻子团圆。他对于恋爱、婚姻、家庭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历史是公正的，那些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付出热血与生命的人们将永载史册！许光达的政治胸怀，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的指挥才能，他的高尚情操，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将永远被人们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