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小传

从小刚直仗义　决裂封建家庭?

　　罗瑞卿，1906年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凤舞乡一个地主家庭，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是个一般的地主，性格暴躁，有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致使一家人的生活极度艰难。母亲勤劳聪惠、精明能干，千方百计想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经常用言行感化丈夫，但无济于事，终于积劳成疾，不到40岁就辞世而去。

　　罗瑞卿对母亲感情笃深，曾说：“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读书，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在学校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特别是聆听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关于救国救民的演讲后，眼界大开，办事刚直仗义。

　　1924年，罗瑞卿参加轰动南充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当时，南充苛捐杂税多达20余种，但军阀何光烈又巧立名目，下令加征“佃当捐”，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何光烈的这一举措，遭到南充各界的强烈反对。在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先是上街宣传演讲，继而分四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出城过江，通宵在山路上疾走，黎明时分到达会龙场。他们得知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在一个茶馆打牌，罗瑞卿机敏地说：“大家一起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带两个同学去闯茶馆。罗瑞卿一行三人，身藏木棒步入茶馆，接近牌桌时，罗瑞卿问：“哪位是秦委员?”一个戴眼镜的胖子瞟了他一眼说：“去，缴捐税去乡公所找管账先生。”“噢!你就是秦委员同淮先生?”罗瑞卿向身后二人一使眼色，那两人从身后把秦同淮往桌上一按，抡起木棒就揍，直到秦同淮哀声求饶，答应不再收捐方才罢手。当时，罗瑞卿与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受到南充各界的一致拥护，众怒难犯，不久，何光烈只得取消了“佃当捐”。

　　1925年，共产党的组织在南充中学已经开始活动，并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一次，学校里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诬蔑罗瑞卿的好友——当时已是共青团员的学生会干事长任白芳贪污会费，并纠集一些人对任白芳进行围攻，企图以此为由篡夺学生会领导权。此时，罗瑞卿挺身而出，跳到桌子上，仗义执言，指着那帮人理直气壮地说：“后援活动我参加了的，经费开支我清楚，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那伙人一看罗瑞卿出面，他身边还站着许多爱好体育锻炼的朋友，知道再闹下去必然自讨没趣，于是一个个悄然溜走。

　　罗瑞卿不顾外祖父与他制定的只准规规矩矩读书，不准参与政治的“约法三章”，积极投身到学校和社会的革命活动中。从1924年起，他先后参加了轰动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和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还组织了“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宣传演讲活动，以及声援南充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罗瑞卿的外祖父得到这些消息后，他把外孙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最后提出：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或者出国留洋，要么停止经济资助。罗瑞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说：“我行得正，站得稳，今后绝不连累您!”自此，罗瑞卿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出走。他先赴成都，尔后南下重庆，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千里曲折寻党　三次大难不死

　　入学后，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罗瑞卿很快地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一个严格认真有素养的革命军战士。在校期间，罗瑞卿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曾几次向任伯芳等党员提出入党申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就在这考验共产党人的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师李鸣柯，要求转为共产党员。但此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无法联系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撕下伪装的张发奎悍然派部队缴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的枪械，罗瑞卿愤然离队。此时，他突患严重伤寒，病倒在武汉，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后，因交不起住院费，又被医院雇请的一辆黄包车悄悄送到四川会馆一间阴暗小屋里。当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他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霉味扑鼻，举目四顾，孑然一身，而自己只剩下皮包骨，连挪动一下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然而，罗瑞卿大病不死，绝处逢生。会馆的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便成了他生命的转机，竟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大难不死。

　　大病初愈，罗瑞卿不顾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的组织。然而，他在武汉分校认识的共产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送刑场，有的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瑞卿寻找党的决心。他开始长途跋涉，从武汉找到常德、长沙、南京、上海。在上海，他和几位同学相遇，可这几位同学也衣食无着，有人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参加这个组织，我也绝不背离中国共产党。”

　　历经千里曲折，经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的任白芳介绍，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埔外滩公园与罗瑞卿见面，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难不死的罗瑞卿终于找到了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任闽西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0年初，国民党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4军决定转战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计划。此时，罗瑞卿升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2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已任红11师政委的罗瑞卿与师长曾士峨奉命率部迅速抢占观音崖隘口阻击敌人。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

　　部队刚刚部署好，敌人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密集的子弹与激起的沙石雨点般洒落，迫击炮弹不时在崖隘口开花，刚刚搭好的临时指挥所木棚也被炸塌。此时，罗瑞卿发现狡猾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有一股正向我左方33团迂回。他不顾呼啸的枪炮声，站在高处的师部小木屋旁，紧盯着敌人运动的方向，指给师长曾士峨看。师长立即命令特务连连长杨得志通知33团坚决顶住敌人。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手还没扶住房门便突然倒下。子弹穿入他的左颊，打断了动脉，血流如柱，殷红的血浸透了胸襟。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即派方面军总部医生叶青山前来抢救，终于使他止住了血。罗瑞卿被抬下阵地治疗，卫生员在给他换药时，不慎把血痂揭开了，血又如泉涌。朱德闻讯，立即派叶医生迅速赶到抢救，血终于又止住了。但是，罗瑞卿因失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在抬回后方的途中，一路颠簸，日晒雨淋，罗瑞卿并发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做棺材的声音。还有一个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竟又一次奇迹般的大难不死。事后，他调侃地对战友们说：“我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

　　罗瑞卿的第三次大难不死，发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遭到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的突然袭击、诬陷和迫害。

　　1965年冬，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一起组织军事检阅而把他撇在一边怏怏不乐。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便开始寻找整倒罗瑞卿的突破口。林彪借口罗瑞卿组织的军事比武冲击了政治，作出《关于部队工作的指示》，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林彪的指责带上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味道，使罗瑞卿大吃一惊。

　　林彪暗地里指使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编造了11份长达51页3万余字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随后，派叶群拿着这些材料和他的亲笔信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主席同意开会对罗瑞卿进行审查。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林彪向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他授意叶群在会上三次发言，攻击罗瑞卿组织全军比武是反对突击政治，并捏造了无中生有的四条罪状，诬陷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这时，仍蒙在鼓里的罗瑞卿却正在西南边陲尽职尽责地勘察地形。

　　上海会议后，林彪继续炮制整罗瑞卿的材料，并于1966年3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会前，邓小平对罗瑞卿说：“我对于政治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此时，罗瑞卿仍然没有估计到，会议对他的批判斗争竟达到那样无情和残酷。

　　会议开始后，由上海会议的背靠背改为面对面。林彪为从政治上致罗瑞卿于死地，竟在会议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罪证则是罗瑞卿在修改林彪起草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时，反对其“顶峰”、“最高最活”的提法。

　　会议的气氛更加紧张，与会者的情绪也更加激烈了。此时，对罗瑞卿的诬陷已从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上升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党篡军那样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据此，罗瑞卿的第一次检讨未能通过，会议要求他作第二次检讨。这，对于从大革命失败后就在白色恐怖下毅然追随党五十余年的罗瑞卿真是奇耻大辱，也是刚直不阿的罗瑞卿死也不能低头、不能接受的!他已经历了两次大难不死，除了其它因素外，就是因为信念的力量。而今，要他被迫承认反对自己曲折追寻并一生为之奋斗的信念，真是生不如死。而死在当时那种境遇下不啻是一种最强烈有力的抗争和申辩。3月18日，罗瑞卿在他的办公桌上给夫人郝治平留下了一纸遗言：“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然后，他缓缓走上二楼平台，纵身跳下。但是，他又一次大难不死。

　　怀念战友情深　处事公正谨慎

　　1932年3月，红4军胜利完成了主攻漳州的战斗任务，进驻石码后，深入周围城镇乡村，宣传发动群众，成立苏维埃政权，斗地主，打土豪，没收敌财产，并将部分财产分给当地群众，部分运回中央苏区，顺利完成了在石码的筹款和扩大红军队伍的任务。

　　6月中旬，红4军奉命从漳州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的地主武装凭借土围子向红军打冷枪，阻碍红军前进。此时，军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进入一处残垣断壁的房子观察地形。突然，从镇上打来两枪，军长王良不幸中弹牺牲。罗瑞卿十分悲痛，他甚至不愿承认军长已经牺牲，让部队抬着王良的遗体走了好几天，直到进入苏区会昌，在罗瑞卿的主持下，全军将士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才将王良安葬。王良遗留下一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怀表，罗瑞卿带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将怀表一直珍藏在身上。即使在太行山那样艰苦的反“扫荡”战斗岁月中，部队频繁转移，他也总是转移到哪里就将怀表带到那里。几十年戎马生涯，每逢战斗胜利，他都要打开包着红绸的怀表，给表上满弦，深情地告慰战友：“我们又胜利了!”在他的心目中，战友王良永远活着。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将怀表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如今，这块刻盘已经斑黄的怀表，仍向参观者讲述着先辈革命的艰难和一对战友之间的深情……

　　罗瑞卿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处事公正谨慎的领导者。1932年夏，罗瑞卿任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那时，部队转战在赣闽交界的武夷山脉，日夜跋涉征战，生活困苦不堪。一天，部队打土豪给保卫局分来一头100多斤的肥猪，使几个月没闻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但厨房没考虑福建同志不爱吃辣椒的习惯，只做了三盆辣椒回锅肉，十八位福建同志很不高兴，与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发生口角，火气很大。

　　罗瑞卿知道后，把潘振武叫到自己的住处，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福建的同志入伍不久，对艰苦生活还不适应，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你管理员的工作不简单呀，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影响到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这里边可有政治学问呢!”第二天部队吃午饭，每张餐桌上一盆红烧肉，一盘辣椒，福建的同志感谢潘振武。潘振武热情地说：“不要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罗瑞卿在任保卫局局长的几年中，对部属的缺点错误从不迁就，也不轻易处分，更不会动不动给人扣政治帽子，搞得人心惶惶。

　　一次，军团卫生部下发药品时误将吗啡当奎宁发到下面，患疟疾的同志服后产生了反应。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因他刚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所以有人怀疑是姜部长故意破坏。这使本来就因此事很紧张的姜齐贤更加坐卧不安。罗瑞卿受聂荣臻的委托负责这件事的调查。他实事求是地了解和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最后得出结论，证实姜齐贤确属工作疏忽发错了药，并非有意破坏，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而这在王明“左”倾主义正盛时，是极其不容易的。

　　长征前，一名叫陈德先的战士调到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新来乍到，他讲话办事格外小心谨慎。原来，陈德先刚参军时，正逢王明“左”倾路线在红军中搞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运动。在一次战斗后，陈德先因为与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打成“AB团”分子，关进牢房，亏得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为此，他一直心有余悸。但他来到红1军团后，他发现这里政治气氛不像原来所在部队紧张，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于是，他放下包袱，将他母亲要他离队回家的前后想法告诉了罗瑞卿。罗瑞卿低声说：“你母亲那是要你开小差哩!”陈德先紧张地说：“她叫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罗瑞卿摇摇头：“唉，不能这样讲，为人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不放心。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也没那样做，即使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陈德先不好意思地说：“我那时不敢告诉你，讲了怕成为反革命。过去，他们说我是“AB团”，我解释，他们不相信……”罗瑞卿感慨地说：“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人、杀人，那是错误的。今后，你什么也不要怕了!”陈德先离开罗瑞卿住处，如释重负，浑身轻松多了。

　　1937年，在“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参加红军的年轻团政委，在“抗大”第三期毕业后留校任第6队队长。因与山西籍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青年刘茜恋爱关系破裂，在约刘到延河边商谈时，骄横自恃的黄克功竟丧失理智，开枪打死了刘茜。

　　事件发生后，如何处理黄克功，出现两种意见。有人认为，黄杀了人，理当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很年轻，又参加过长征，是有功之臣，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副校长罗瑞卿平时就很器重年轻有才干的黄克功，但他不徇私情，在研究此案时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例外。黄克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尔后，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写成报告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报告后，抽时间亲自来到“抗大”校长办公室。他一边抽烟，一边考虑，来回踱步，慢慢走了三个小时，最后下了决心。不久，中央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很快批准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临刑前，罗瑞卿到狱中去看黄克功，问他有什么后事交待。黄克功眼含泪花念及家中父老。罗瑞卿应允，将来如有可能，会帮他照顾他的亲属。

　　黄克功事件的正确处理，在延安、西安以至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人民群众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拥戴党的领袖　跟党长征北上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攻克遵义，并在遵义红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率领1军团保卫局担负大会的外围警戒任务，日夜紧张地工作，为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和会议的正常进行立下功劳。

　　三天后，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听到这一消息后，罗瑞卿振奋不已，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他高兴地对警卫员小龙、小余说：“这下好了，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军事，红军得救啦!”两个警员听了，情不自禁地抓住罗瑞卿的手跳起来。长期劳累的罗瑞卿兴致勃勃，又给他俩讲起毛泽东的故事，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到井冈山斗争，由指挥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到长征中运筹帷幄，使红军得以避开敌人主力，西进贵州争得主动权。讲着讲着，他的语气渐渐由激动转向深沉，说：“党找到这么好的领袖不容易啊!你们要好好地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两名小警卫员听入了迷，不住地点头，眼中都透出坚定的目光……

　　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为保证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继续北进，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的红军先遣队。

　　4月下旬，红军先遣队突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一举攻占了对岸渡口。虽然打开了通道，但部队却只有一只木船缓缓过河，而身后敌兵将至，大家都心急如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即与刘、聂、罗商定，兵分两路：右路由刘、聂、罗率领，过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左路为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

　　刘、聂、罗从安顺场渡河后，率部在河东沿途击溃敌四川刘文辉部的阻击，直逼沪定城。而王开湘率领的左路前卫部队则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奔袭沪定城。左右两路军隔河而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王开湘、刘伯承左右两路军双方都无法知晓对方的进展。所以当刘伯承率领的右路军在夜色中逼近沪定城下时，已先一步攻占沪定城的王开湘所率的左路军便以为是敌人反攻，而向城下开火，城下的右路军则准备攻城。两军对垒，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立即赶到刘伯承身边，一边注视四周的情况，一边提醒刘伯承注意安全，当他们接近城下时，屏息静听，城上说话的竟是地道的江西老表方言，再一听谈话的内容，才知道城楼上原来是红军，他俩不禁相视而笑，并冲着城楼上的人喊道：“你们是江西的同志吗?你们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告诉你们王开湘团长、杨政委，叫他们派人来接我们。”枪声霎时沉寂，代之以两路军战士欢呼胜利的阵阵回音。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会理。罗瑞卿因患感冒数日，体弱乏力，在警卫员的劝说下，他才骑马行军。当他看到一个战士手拄木棍艰难前行时，他不听警卫员劝阻，硬是把马让给这位小战士，并风趣地说：“我走走路出点汗，也许会好得更快呢!”又一次，部队行军到金沙江一带，警卫员小龙的脚被树刺划破了又感染溃烂。罗瑞卿发现后，不容分说，再一次把马让给警卫员小龙，还亲自用盐水给小龙洗伤口。

　　1935年8月下旬，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的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休整后，准备北上。但此时，张国焘却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南下计划，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

　　此时，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连夜召集保卫局会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他说：“我们要坚决跟中央北上。有的人不同意北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跟着中央走，跟着毛主席走，别人的话我们不要听。”他针对有人企图挑动红军打红军的阴谋，严厉告诫大家：“我们是中央红军，要顾全大局，不许乱来；即使避免不了，也要听中央、听军团部的指挥，绝不允许自行其事。”由于当时中央还没有公开张国焘的问题，罗瑞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会上讲这些话时没点名。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揭露了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这时，罗瑞卿才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点名，告诉大家：“张国焘和党中央、毛主席闹翻了，他要搞分裂，要南下，带了一部分人到西康去了。”罗瑞卿斩钉截铁地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要跟着党中央，坚决北上。”

　　培养率军人才　驰骋抗日前线

　　1937年，延安成为全国的抗日救亡中心，吸引了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障碍，纷纷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解决学员校舍拥挤问题，10月下旬，教育长罗瑞卿带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自己动手，奋战十几天，挖建了100多孔新窑洞。“抗大”举行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时，党中央特地送来毛主席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横匾以示祝贺。毛主席还在给“抗大”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所谓普通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了促进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合作抗日，193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写一本介绍我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书，以影响和帮助当时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

　　按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将“抗大”的工作暂时搁置一旁，住进凤凰山的一间窑洞里集中精力著书。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辛勤的写作，一部20万字的系统介绍和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书稿终于按毛泽东规定的期限完成了。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亲笔题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书名，并批给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此书因国民党的猜忌，虽然没能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流传，但它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军队走向进步的满腔热情，促进了全国抗日斗争。这本书，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9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罗瑞卿奉命率领由“抗大”和“陕北公学”等校整编而成的八路军第5纵队迁移到晋东南办学。

　　第5纵队经过“小长征”抵达晋察冀边区陈庄休整之际，迎来了1940年元旦。这时，“抗大”第五期十三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即将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工作。学校为此举行欢送大会，罗瑞卿陪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出席了大会。

　　贺龙首先讲话：“今年元旦双喜临门，一是庆祝陈庄战斗大捷，二是欢迎‘抗大’从延安来。‘抗大’的干部好哇!部队缺干部，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去，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聂荣臻、吕正操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罗瑞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刚才，贺师长和聂、吕司令员都讲了，他们很需要干部，很欢迎你们去，你们去不去?”“去!”学员齐声回答。罗瑞卿针对部分学员因工作需要留校工作闷闷不乐的情况，话锋一转：“我举双手赞成你们去。但除了去的同志，我们的工作还需要留下一部分同志，我们要到新的地方去完成新的任务。我们‘抗大’的干部，就像生蛋的母鸡一样，我们要培养更多更好的干部，这就需要把母鸡留下，没有母鸡，就不能再下蛋再孵小鸡了。大家说对不对呀?”罗瑞卿形象有趣的比喻，使留下来的学员齐声回答说：“对!”欢送会后，出现走的人高兴，留的人愉快的动人场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始之际，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刚上任，他就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组织全军巡视团，以帮助一些新组建的部队进行整顿。巡视团的100多名优秀军政干部，其中多数是罗瑞卿从“抗大”选调来的。罗瑞卿在为巡视团送行时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而整顿连队首先是整顿连队党支部，使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胜利完成百团大战的任务。”他要求巡视团不要当“钦差大臣”，要把“抗大”的作风带到部队，既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作战斗中的模范。

　　按照罗瑞卿的指示，巡视团深入冀西、冀南、冀鲁豫等军区的连队，一面参加百团大战，一面帮助连队工作，先后共培训了五期约1500名连队干部，对部队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日军数万人，兵分七路，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实施“铁壁合围”。在八路军129师一部的掩护下，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副参谋长左权不幸牺牲，而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带领的总部机关仍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周旋。

　　为了不使大部队行动成为敌人追击的目标，罗瑞卿命令大家化整为零，组成战斗小组突围。由于有些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人的追堵下，又逐渐靠拢在一起。罗瑞卿率领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岭，但仍未找到突围出去的路径，而敌人在飞机的指引下越追越近，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同志再次研究突围的办法，鲁艺校长陈铁饼说：“敌人已压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拼了!”他的话，引起许多人的响应。罗瑞卿看着身边多数人赤手空拳，激动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同生共死，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一定要突围出去!”罗瑞卿把大家分散成各游击小组，还组织了收容队。这一举措，终于撕开了日军的包围圈，除少数同志外，大多数同志都突出敌人重围，返回八路军总部驻地，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的计划。

　　毛泽东指挥的八年抗战，艰苦卓绝，驰骋抗日战场的罗瑞卿演绎了一个个惊险动人的战斗故事。

　　投身解放战争　埋葬蒋家王朝

　　1946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罗瑞卿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到北平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赴任。

　　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罗瑞卿与国民党及美方的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战，长了我方的志气，灭了敌方的威风。毛泽东知道后，称赞罗瑞卿顶得好：“他们这些人从来就不讲理，就是要和他们针锋相对。”

　　1947年春，晋察冀野战军为扭转华北战场的被动局面，决定转入反攻。但部队受张家口撤退的影响，士气有些低落，在阜平县研究实施正太战役的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反对打正太战役，理由是怕丢掉阜平县；另一种意见是哪怕丢掉阜平县也要打，理由是切断正太路，使石家庄成为陆上孤岛，为下一步夺取石家庄作准备。

　　罗瑞卿在会上态度鲜明，坚决支持后者。他说：“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这个方针非常正确。我们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阜县虽很重要，然而需要丢还得丢，甩掉了包袱，我们好打仗嘛!我们晋察冀就缺几个革命的好战分子啊!”朱德总司令支持罗瑞卿的意见，他说：“我们打出去好哇!就是阜平县丢了又有什么呢?将来还可以夺回来嘛!”

　　正太战役一仗打得很漂亮，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一举攻克了娘子关，拿下了井烃煤矿，拦腰斩断了二百里铁路线，打开了重镇阳泉。这一仗，消灭国民党第33军大部，缴获了堆积如山的物品，全军的战斗士气日益高涨。

　　1948年3月，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罗瑞卿和杨得志、耿飓率部离开冀中，出击察南绥东。从冀中平原来到察南山区，不少从冀中参军的战士一时不适应生活条件带来的困难，由此引发了“思乡病”。

　　政委罗瑞卿很快掌握了这一情况。在杨树湾召开的兵团干部会议上，他一开口就单刀直入地说：“有这样一个字谜：‘西夏有女人人爱，口中有口口难开，北方有田大家种，忠心报国把心摘。’每一句打一个字。你们猜是哪四个字?”众未答出。罗瑞卿把手一挥说：“就是‘要回冀中’四个字嘛!”他又解释道：“为什么要回冀中?因为冀中有老婆孩子，有白面馒头。回冀中多好啊，现在就下命令，我们明天就回冀中去!可是，同志们啦，我们还要不要配合东北打胜仗，要不要迎接全国的解放?”他又详尽地分析了产生“思乡病”的原因，指出要克服怕吃苦和狭隘的地域观念。他要求指战员以深厚的感情关心和爱护战士，让战士们真正明白现在为什么不能回冀中的道理。

　　不久，部队的“思乡病”及时得到医治。华北军区第2兵团在生活艰苦、自然环境恶劣的察南绥东山区牵制住了傅作义三个军十个师的兵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配合东北战场决战的任务。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之前，罗瑞卿与杨得志、耿飓率华北第2兵团从紫荆关出发，星夜奔赴新保安截围敌第35军。为了确保下好这着棋，切断敌人西逃退路，毛泽东一日之内连发三封急电，政委罗瑞卿深感责任重大。他要求部队分秒必争，决不能让国民党35军从第2兵团手中逃脱。

　　三天后，昼夜兼程的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将士终于用两条腿追上了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敌第35军，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长途跋涉，指战员们虽然疲惫不堪，但看到敌三个师已成瓮中之鳖，情绪仍然高昂，纷纷请战。但是，中央军委却决定对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以此拖住傅作义。为了贯彻中央的决策，罗瑞卿亲赴前沿部队，耐心向各级指战员讲述“围而不打”的意义和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指战员很快克服了急躁情绪，并把中央“围而不打”的方针形象的比作“四面火煮山药蛋，越烧越煮越软绵。”罗瑞卿听了笑着说：“我们这里煮的是山药蛋，毛主席那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呢!”

　　两周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军一举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15000余人，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此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拿下了国民党的半壁江山。紧接着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作战，攻下南京城，占领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灭亡。

　　克尽保卫职守　不图个人名利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他克尽职守，不图个人名利。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车已到站，时间紧促，没买站台票，凭公安证件就进了站。接客出站后，他坚持要随行人员去补买了三张站台票。他说：“三张站台票不是小事，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

　　他针对公安队伍青年人不安心做公安工作的状况，耐心地引导他们。一次，他与几个青年公安干部谈话说：“凡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工作都是应该做的，并应该尽心竭力地做好……为了人民的安全，我们要站一辈子岗，放一辈子哨，指挥一辈子交通。我们是进了公安的门，死了埋在公安的坟。”

　　1956年9月，罗瑞卿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专门用1300字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为这一发言鼓掌。

　　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部长的10年中，不仅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而且为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倾注了大量心血，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1956年，罗瑞卿随毛泽东去广州，在返回到达武汉时，毛泽东提出要到长江里游泳，并要罗瑞卿去安排。罗瑞卿自己没有游泳经验，也没认识到毛泽东当时畅游长江的政治含义，同时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罗瑞卿回绝毛泽东说：“不能游。”毛泽东知道他没派人试水就说“不能游”，很生气，并严厉批评了他。随后，毛主席亲自派身边的人去试水，结果证明能游。随即，毛泽东连续两三次畅游长江，并谱写了《水调歌头·游泳》那首著名的诗篇。毛泽东几次畅游长江时，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万无一失，罗瑞卿进行严密地组织和保卫工作，亲自在离毛主席不远的船上守候。当毛主席批评他：“你不敢下水，就是不敢艰苦奋斗”时，罗瑞卿就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他虽已过知命之年，仍认真地学起游泳。到1959年，毛泽东在九江再游长江时，罗瑞卿就能够跟随毛泽东左右一起游了。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到长江三峡游泳。罗瑞卿立即亲自带人坐船从宜昌到重庆往返侦察水情，发现礁石多，水流湍急，有很多很大的漩涡，几个水性很好的青年下去试水，都是靠系着绳子的游泳圈才爬上岸。实践证明三峡江水确实不能游。毛主席看了他们画的三峡水情图很满意，改变了去三峡游泳的打算。

　　1965年底，罗瑞卿被林彪诬陷挨整后，毛泽东曾用罗瑞卿劝阻他游泳的事举例说：“他反林彪，还没有反我。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啊!”

　　生死置之度外　留下一世芳名

　　1961年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北京地区招生，北京不少军队干部子女被保送入学，其中有学习成绩不好、甚至思想品德差和身体有病的也经过家长的关系被录取进校。此事，在地方学校引起学生波动，并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罗瑞卿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总理的指示，作出了凭考试成绩入学的三条规定。

　　1962年8月，罗瑞卿又亲自检查哈军工招生工作问题。主管这一工作的钟赤兵主张对几个父亲是少将副部长以上的、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下的干部子弟适当予以照顾，其中包括邱会作的孩子，并说邱会作因孩子上学问题，心脏病复发住院了。罗瑞卿坚决地说：“邱会作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照顾。”他质问：“你这个方案有什么原则?去年这样搞总理很生气，党内外有意见，办公会也讨论过。今年刚规定制度，又要搞照顾，我不能批准这个方案，我无权批准，也不敢批准。”又说：“这个事我报告了周总理和陈总，他们也都说不能照顾，否则影响不好。要反对特殊化，干部子女为什么要特殊?少奇的女儿就没照顾，为什么我们要照顾呢?”

　　1963年12月下旬，罗瑞卿接到叶剑英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叶帅的指示与罗瑞卿当时在福建前线视察我军反蒋帮小股武装特务窜扰战况时提出的“空喊政治口号，战备工作就一事无成”的要求不谋而合。他立即将电报呈送给毛泽东和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并得到了他俩的同意。

　　1964年元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练兵比武热潮在全军掀起。罗瑞卿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投入极大的热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大比武”。从1月到10月，他不畏劳苦，先后十三次跑遍了全国许多地方，深入各大军区了解情况，观看比武表演。大比武大大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各地各部队涌现了许多技术能手、技术尖子，钻研技术，苦练硬功在全军蔚然成风。面对如此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和毛主席、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4年6月15日至16日，罗瑞卿按贺龙元帅的指示，亲自组织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进行军事表演，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每一个比赛项目。当看到侦察兵押着“俘虏”，机智地利用绳索从楼顶下滑时，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第二天，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看了军事表演后说：“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一旁的周恩来也接着说：“要把每一个战士都训练成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更加无敌于天下了。”

　　在这次盛大的军事检阅中，林彪却没有露面。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1964年12月，林彪在部队工作问题上作指示时说：“有的人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林彪的指责是严重的，然而罗瑞卿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1965年6月，林彪把他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交给罗瑞卿组织人讨论修改。罗瑞卿请了总政的几位同志到他家里研究此稿。他认为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顶峰”论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便直言不讳地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最高最活也不好翻译呀!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

　　林彪对罗瑞卿的这些话十分不悦，认为罗瑞卿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从此更加忌恨他。这也成为林彪诬陷罗瑞卿、指控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最严重的罪状。

　　1966年开始的“文革”时期，林彪与“四人帮”对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编织了连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种种罪名，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他对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爱得太深，他不能接受强加给他的罪状，身心陷入不可名状的痛苦。于是，他想到用自戮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66年3月18日，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夫人郝治平留下一纸遗言，然后轻轻走上二楼平台，纵身跳下……

　　但是，罗瑞卿又一次大难不死。失去了左腿的罗瑞卿度过了八年漫长的狱中岁月。

　　1977年8月，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作完腿部手术后，因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罗瑞卿的一生光辉而悲壮。陷害他的人早已折戟沉沙，遗臭万年，而刚直不阿的大将罗瑞卿留下的是一世芳名。

　　作者点评

　　罗瑞卿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少年时，他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他背弃了那个旧式地主家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从而演绎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他勇敢地向党组织提出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由于他满怀革命热情，勇于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使他找到了正确的人生坐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罗瑞卿数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就在他文革时期蒙受巨大的冤屈时，他也丝毫没有怨恨党。同样出于他对党的忠诚，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同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文革以后，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他并没有安享晚年，仍然担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重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并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军队的整顿和拨乱反正工作，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瑞卿一生中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与自身的才能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少时罗瑞卿进入南充中学学习，每天必到阅览室读书，他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努力地读，认真地思索，孜孜不倦地求得知识，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和精神，为他以后努力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即便如此，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他仍没有忘记学习。在革命战争时期，一位同志向他请示，惊奇地发现他竟在读《政治经济学》。战争军务繁忙，至多读一些报纸、战报，而他却在啃大部头的书。同时，罗瑞卿的求知欲也造就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他在工作上原则性很强，从不迁就任何人，即便是他很熟悉的干部或很喜欢的干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瑞卿是做政治工作出身，但他却更注重踏实的行动。正因如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委他以重任：1949年任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在何种领导岗位上，罗瑞卿同志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以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孜孜以求，不知疲倦地工作，既讲原则，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讲团结，注意爱护干部，深受广大干部的喜爱，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待的那种优秀领导干部。?他曾往来于一些伟人与重大事件之间，他的经历大都和中国革命历史中一些复杂、特殊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但他始终抱着对革命事业负责和乐观向上的态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无产阶级战士。

　　作为一个对人民和领袖满怀忠诚的战士，罗瑞卿无怨无悔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党的事业。

　　人民将永远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