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小传
徐海东小传
徐海东(1900—1970年)，湖北黄陂县(现为大悟县)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其父徐重来是个勤扒苦做、老实巴交的窑工。徐海东9岁时入私塾念书，当时念书的多为富家子弟，他们嫌徐海东衣服破，身上脏，便给他取了一个诨号叫“臭豆腐”。有一天他实在忍受不了地主欺侮，打了一个地主家的孩子，结果被赶出了学堂。家里人对他说：“我们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没有读书的福分，还是做窑工吧!”于是，12岁的徐海东便走进窑厂开始做工，一干就是十一个春秋。他出师以后，手艺越来越熟练，但仍然过着乞讨似的穷苦生活。有一年冬天，他顶风冒雪挑着货担串乡叫卖，卖的货款还不够一顿饭钱，饿得饥肠辘辘，眼冒金花，终于晕倒在一家人的门前。幸亏这家人心地善良，把他扶进屋里，给了一碗热粥，才使他活过来。小小年纪的徐海东饱尝了人间苦难，看到了人间太多的不平。艰苦的窑工生活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性格。1925年春，徐海东在同乡好友、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徐海东征得党组织同意，南下广东，在韶关参加国民革命军。8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斗中，他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击溃了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随后又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下令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紧接着，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迅速分散、隐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海东决心回家乡闹革命，闯出一片天地来。1927年6月，徐海东被党组织派到家乡河口区担任农民军自卫队长，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反动武装对徐海东恨之入骨，多次对他进行疯狂反扑，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为了发泄愤怒，竟将徐海东家族的66口人杀死，妄想斩草除根。然而，敌人的丧心病狂丝毫没有动摇徐海东的革命斗志，反而更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黄麻起义后，徐海东的队伍被打散，他又顽强地将部队重建起来，继续与敌人进行战斗。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徐海东专门找到鄂东工农革命军第7军的负责人吴光浩，虚心向他请教，对他们在军事上采取“昼伏夜动，远震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战法非常赞赏，并学到了“有人才有枪”的道理，他决心重新回乡去组织队伍。1928年，徐海东在家乡组织了“年关暴动”。后来，当地百姓给徐海东送了一个绰号——“徐老虎”，形容他打仗勇敢，昼伏夜出，以山为家。从此，“徐老虎”的威名不胫而走。战斗时他常常挥舞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敌人见了胆战心惊，因此也跟着老百姓叫他“徐老虎”，听到“徐老虎”的名字，心中就十分害怕。
不久，党中央为了加强对鄂豫皖地区的领导，壮大根据地力量，陆续派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到大别山工作。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扩编为红军第4军第12师，奉命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徐海东先后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红9军第27师师长。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突然西去，徐海东和郭述申等在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迅速召开会议。会议确定以徐海东带领的第79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13团，六安、霍山的两个独立营等共编成三个团，将部队改为红27军，徐海东任第79师师长。就在部队整编时，国民党军第47师、54师就对我苏区发动进攻了。由于敌人紧追不舍，徐海东带领部队日夜奋战，一路上哪里吃紧他就跑到哪里指挥。时值7月，天气异常炎热，徐海东的双脚和其他战士一样都溃烂了，鲜血将草鞋染得通红。9月下旬，徐海东率部与敌军在肖家畈激战两天两夜，击溃敌军一个旅，然后又走了三个黑夜，才终于将追击的敌军甩掉。这时，徐海东已有二十三个昼夜不曾解衣上床睡觉了，他一头躺在床上就睡了整整两天一夜，醒来后只觉得有种东西从胸口泛起，吐出来一看竟是鲜血。徐海东示意警卫员不要声张，用土将血掩好，往床上一倒，又睡了。当他率部冲出重围来到鄂东地区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已先期离开了，昔日根据地变成了一块血染的土地，反动派叫嚣要把大别山区的共产党灭尽杀绝。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徐海东一方面积极做好红军内部人员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千方百计壮大革命力量。当他听说鄂豫皖省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包括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郭述申、成仿吾等同志还留在大别山时，非常高兴，更加坚信革命会发展，队伍会壮大。
1932年12月29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主持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25军，徐海东被任命为第74师师长。这时，部队中有人执行左倾思想路线，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还有要抓“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徐海东反对这种做法，与师政委戴季英经常发生争论，当他听说有49名将士被冤杀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不久，头脑发热的省委提出要夺取中心城镇，决定攻打敌重兵把守的七里坪。徐海东依据当时实际情况，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打阵地战。但是，徐海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时，红军久攻不克，他建议及早撤围，又遭到反对派的拒绝。最后，在围城43天，部队光病死、饿死就有3千多人时，才不得不撤围。为此，徐海东反而遭到排斥、打击，在一次总结会上被赶出了会场。这时，敌第30师、31师攻上来了，形势十分危急。徐海东心想与其被自己人弄成反革命而杀头，不明不白，倒不如冲上去与敌人拼杀战死。于是，他将手下两个团长叫来部署任务后，脱下上衣和长裤，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并叮嘱他们原地不动，保护好衣服里面的文件。冲锋号一响，他便穿着短裤头率先向敌人冲杀过去。战士们见此情景，不禁勇气倍增，都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发起冲锋，一下子将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敌470名，余敌纷纷向后撤退。事后，沈泽民书记告诉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不久，部队撤出七里坪，向皖西转移，军部又传下一道错误命令，为改善部队生活，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徐海东接到命令后十分生气，他告诉手下不要执行这个错误命令，群众的牛不能杀。徐海东说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牛是农民的命根子，杀了人家的牛，就等于杀了他全家。一路上，徐海东带领的部队忍饥挨饿，不犯群众秋毫。他们跟在军部后面，还将丢在地上的牛皮、牛骨头处理好，尽量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坏的影响。省委书记沈泽民得知这些情况后，含着眼泪对他说：“海东同志，要都有像你这样的党性，红25军一路上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
1932年10月，红25军在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军切断，徐海东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只得率74师一部折回皖西，与皖西的82师组成红28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这段时期，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徐海东不与敌人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并夺取敌人物资，壮大自己的队伍，使部队吃饱穿暖，弹药充足。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红28军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第一仗是在石门口与敌独立第34旅遭遇，将敌击溃，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团，俘敌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敌第45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达800多人；第三仗是在金家寨附近，打垮了敌独立第5旅，歼敌两个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仗，是在葛藤山附近，与敌54师对垒。当部队刚刚布置完毕，敌54师第161旅就猛扑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佯动，以迷惑和调动敌人，随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后撤。当敌军蜂拥向那座山头进攻时，他却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一个多小时便将该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旅长柳树春。当毕业于保定军校的柳树春见到徐海东时，不禁惶恐地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这时，内部又有人给徐海东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一大堆帽子，徐海东极为恼怒，但仍然继续坚持在皖西开展斗争。
1934年4月，徐海东领导的红28军与吴焕先领导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并被增补为省委委员，吴焕先任政委。通过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徐海东改变了过去的打法，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声东击西、长途奔袭、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并摸索出“在苏区、白区轮流作战”的经验，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他指挥部队曾远程奔袭敌54师的后方基地罗田县城，奇袭过太湖城，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银元；他们还在灵隐寺同敌军激战两昼夜，挫败敌军三个师的追击；在长岭岗战斗中，仅用三个小时就歼敌3000人，缴获各种枪支800多支，敌115师师长姚东藩因此被撤职，这支自命不凡的东北军头一次尝到了“徐老虎”的厉害。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斛山寨附近，当时敌107师和117师的四个团、64师的三个团、65师的三个团跟踪追击，从东、南两面发动袭击，将我军一个团包围，另一个团也被敌人压制在宋家坳的一片洼地里。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督战，并命令飞机狂轰滥炸，红25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敌人连续不断地向徐海东所在的制高点攻击，但遭到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当敌人第七次发动进攻时，徐海东采用迂回战术，率领一个团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背，使敌人阵脚大乱。激战到黄昏，红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从被包围转为三面包围敌人，最后将一个师的敌人彻底打垮，敌人损兵折将4千余人，全线溃退。此战，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当场释放了全部俘虏。从此以后，省委认识到自七里坪战斗以来走了不少弯路，徐海东的意见也越来越被重视，部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转败为胜，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两千多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大别山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走上漫漫长征路。到了鄂东，徐海东听说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根据地当过师长，便建议程子华任军长，自己降职改任副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徐海东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行军，跋涉6000余里，红25军进入陕南。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身负重伤，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不醒达四天之久。不久，葛牌镇战斗又打响了，徐海东伤势很重，躺在床上。当他听说部队打得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他立即让四个人扶着爬到山上的军指挥部协同指挥部队，使战场形势有了转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加两个营。在此期间，徐海东与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采取“先疲后打”的对敌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使红25军从出发时的两千余人发展到3200多人。7月中旬，红25军越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当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挥师北上的消息后，徐海东欣喜之极。在鄂豫陕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建议道：“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中，即使我们这3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于是，省委决定，红25军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北上。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第一、第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前卫团开路，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攻占秦安、威逼静宁，占领隆德，翻越六盘山。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含着眼泪亲自为吴焕先擦净身体，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然后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发誓要把红25军带到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部队在西南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却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包抄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徐海东身兼数职，全部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带领部队涉过泾水，翻过人烟稀少的绍山，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边界。1935年9月7日，省委扩大会议在豹子川召开，会上正式决定由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9月15日，红25军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永坪镇，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不久，在同事们的关心下，他与周东屏结婚。周东屏是红25军中仅有的七个女战士之一。同年10月，徐海东率部取得崂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他非常注意和刘志丹处理好关系，注意同陕北红军搞好团结。在军事上则采取“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战法，使我军伤亡很小，取得的战果却不小。仅崂山一战就全歼东北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3千余人。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他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就派人告诉他，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飞奔往回赶，一百三十五里路，仅用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口只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竟使徐海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也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心里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温暖，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自从刘志丹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以后，徐海东心里还惦记着另外300多名将士被冤枉对待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仍然受冤枉同志的情况。毛泽东当即问：“你看他们像不像反革命?”徐海东坚定地说：“不像!”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不像就全部释放!”当徐东海将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释放命令说“我奉毛主席的命令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的时候，顿时大家声泪俱下，有的放声大哭，有的低声抽泣。他们由衷地感谢徐海东首长给了他们绝处逢生的机会，从此意气风发地走上工作岗位，投入了新的战斗。1935年11月，徐海东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决定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作出了东渡黄河，打倒阎锡山反动统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决定。延川会议后，徐海东奉命率红15军团秘密开到黄河西岸，驻扎在延长以西的沙滩坪、郑庄地区，悄悄地进行东渡黄河的准备。徐海东则带着一路人马化装成老百姓，踏着积雪，沿黄河西岸察看地形，直到把渡河地点、河东岸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和我军行进道路都调查清楚后，才同大家一起回到指挥部。而此时在黄河的东岸，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征，改“以攻为守”为“以守为攻”，妄图凭借黄河天堑层层设防，阻止红军东征。2月20日晚9时，徐海东发布命令，渡河战斗正式打响。次日，当太阳升起时，红15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与林彪率领的红1军团会合，在兑九峪地区歼敌两个团。随后，红军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一路攻城拔寨，直向纵深发展。根据毛泽东“各撒一网”的指示，红军兵分三路，呈犄角之势东进。徐海东所部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向晋西北发展。3月18日，徐海东派出的侦察小分队带回一个重要情报：阎锡山为保卫自己的地盘，正集中二十多个团进攻我中路军，而太原地区敌人防务空虚。得到这个情报，徐海东大喜，决定派兵直捣敌人心?脏——?太原，打乱敌人的部署，减轻我中路军的压力。3月25日，徐海东亲率一个团、经文水、临汾东进，直逼太原。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扰乱敌人的视线，徐海东让部队有意大张旗鼓，虚张声势。沿途阎锡山的部队一听说“徐老虎”来了，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窜。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把戏唱足，艺高胆大的徐海东竟命令骑兵连上阵，在离太原城仅五六里之远的地方飞驰，敌人站在太原城墙上，已能够看见红军骑兵的雄姿。面对人心惶惶，军无斗志的太原城，阎锡山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末日临头的恐惧感。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巢，阎锡山急调驻陕北绥德、米脂的孙楚所部两个师回晋；命令王靖国的第70师、杜春沂的独1旅和傅春怀的独3旅加强太原城防；令正在晋南隰县、石鼓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十五个主力团，向徐海东所部大举反扑。当时，晋军总指挥杨爱源、骑兵司令赵承绶都亲临汾阳督战，下令太原外围各县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为了以防万一，阎锡山还命令守城士兵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沙袋，架设了十几挺重机枪，以保护自己的安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阎锡山宣布：“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就这样，他仍心有余悸，称自己“昼夜策划，十余日不能安睡”。城外的徐海东还在继续唱戏，他带兵多年，深知国民党军队的秉性，在弄不清我方兵力虚实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派兵出城交战。此时，程子华率红15军团主力也在太原附近地区展开强大攻势，相继攻克了许多重要城镇，进一步造成红军即将围攻太原的假相。就这样，已经上了圈套的阎锡山对红军攻打太原更加信以为真，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数电各路兵马火速驰援太原，并请求蒋介石速派中央军入晋，共同对抗红军。徐海东见敌人乖乖地被自己牵着走，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调转马头折回，率部与军团主力会合。
由于徐海东巧施妙计，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中路和右路红军扩大战果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却由此陷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面对晋绥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徐海东与程子华一合计，决定给阎锡山上演一出“先疲后打”的拿手好戏。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故意摆出一副不敌晋绥军优势兵力追剿的姿态，有意让部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尾追的敌人若“掉队”了，就停下来休息；当敌人追上来时，又甩开大步把敌人丢在后面。阎锡山的晋绥军一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份苦头，没有几天的功夫，十几个团的人马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毫无斗志。4月4日，红15军团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在白文镇会师。等尾追我军的敌傅存怀旅赶到时，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红军早已无踪无影了。一天，徐海东接到侦察小分队传来的情报，后面敌人的六个步兵团已经追上来了，距我军只有四五十里的路程。徐海东在马上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敌人一个埋伏。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共同指挥下，红军迅速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准备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几个小时后，徐海东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像一条长蛇一样向前蠕动，非常高兴，转身向一旁的通讯员命令道：“告诉各部队，要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以后再打!”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的红军便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吓懵了敌军，敌军一时阵形大乱，有的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红军雨点般的子弹击中，残余之敌则四散逃跑，企图突围，无奈均被红军击退。经过激战，红军全歼晋绥军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阎锡山这才真正领教了“徐老虎”的厉害。
白文镇战斗之后，徐海东、刘志丹率部向晋南进发，敌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金口镇一举吃掉红军。徐海东果断决定，部队分头组织突围，然后寻找敌薄弱环节，给予敌人狠狠打击。当晚，刘志丹率红28军突围后向三交镇方向开进，徐海东率部突围后经中阳向暖泉方向游击。途中，徐海东从敌俘口中得到重要情报，驻汾阳之敌第66师第196旅奉命开往中阳，现敌前卫第392团已到达师庄附近。徐海东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支孤军，他当机立断，命令223团一个营占领师庄以西的天龙庙高地，阻击中阳县城守军的增援；以该团另两个营跑步从大石头村的北侧高地向敌发起冲击。战斗发起后，敌团长郭登瀛指挥部队仓促应战，但由于大石头村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沟中，红军居高临下，黄昏之前就解决了战斗，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郭登瀛。郭登瀛是阎锡山得力干将杨效欧的心腹，徐海东很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因此，徐海东便把他带到东征红军总部，郭登瀛在那里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红军领导的亲自接见。然后徐海东又将他送到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希望他劝说阎锡山停止和红军的敌对行动，共同抗日。学习结束后，应我党的要求，郭登瀛回太原将我党抗日主张通过杨效欧转交阎锡山，为以后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共同抗日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师庄一战，阎锡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几次急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心下十分窃喜：“娘希匹，我正愁没法收拾这个老狐狸，现在他自己求上我了，这可正是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派重兵紧急驰援山西，并委任陈诚为总指挥，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阎锡山得到了蒋介石的救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来了精神，也调集五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向晋南逼进，蒋、阎联手，企图将我东征军围歼于山西境内。为避免与敌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命左、右两路红军向西集结。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黄河，徐海东率部阻击国民党与阎锡山的追兵，拼死抵抗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随后，他趁敌不备，命令部队快速向渡口方向撤退。为避免一个战士受伤，徐海东不幸从马背上摔到地上，头部擦到一块石头，鲜血直流，还跌掉了两颗门牙。5月5日下午，红军全部安然返回黄河西岸，东征战役结束。不久，红军总部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风趣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再也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徐海东又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不久，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徐海东率红15军团赴商州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当亲日派武装听说大名鼎鼎的“徐老虎”来了，吓得一下后退了40里。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的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辗转，积劳成疾，徐海东终于因吐血不止而病倒战场，返回延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并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次战斗总结大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告别了战场!1941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给徐海东发来一份电报，嘱咐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报，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作者点评
徐海东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其名如雷贯耳，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威名常常使敌人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国民党反动派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正如其在《生平自述》中所写的：“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在参加革命前，徐海东只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坦诚的品格。当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惜用鲜血与生命去为被压迫阶级抗争。当斯诺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其中有27个近亲，39个远亲，甚至婴孩都杀了时，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就连张国焘后来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非常钟爱徐海东这位虎将。当徐海东住院治疗时，他发电嘱咐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每次开会，他都要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言不虚，可谓中肯之致。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徐海东同志奉献了他的一切，其不朽功绩将永照神州，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