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小传

叶挺原名为洵，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秋长区周田村会水楼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叶承恩，早年曾漂洋过海到马来亚，给当地的种植园主打工。钱虽然没有赚到，但因为他喜好刻苦钻研，由此学到一手种植热带水果的技术。回到故里后，除了佃耕地主的11亩农田，便开始栽培果树。另外，他还经营祖传的中草药铺，农闲时还给别人看风水，尽管如此，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难以维持。后来，叶挺的两个小妹妹只好被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这使幼小的叶挺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并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富人跟穷人之间存在的差别。

　　叶挺自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4岁上，他一边帮着家里看牛，一边跟着哥哥背诵《诸子格言》。1900年10月，惠州发生了革命党人郑士良领导的三洲田起义。叶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便是在听长辈们讲起义英雄的革命故事中度过的。1903年，叶挺进入村里腾云私塾，跟随先生叶友山学习古文。后来，这所私塾由新派人物陈敬如接替，教授学生国文、算术、地理等新学科。在此期间，陈敬如指导叶挺阅读了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章炳麟、邹容等人的著述，使叶挺接受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这位陈老师不仅引导叶挺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两人之间的师生情也非常深厚。叶挺后来改名，便是陈敬如送给他的，取“人要上行，叶要上挺”之意，希望学生能“挺身而出，拯救中华”。

　　1911年春天，15岁的叶挺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叶挺原打算从这里学到科学的蚕业知识，但入校后，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失望至极。学校名义上虽然是教授新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但老师们别说是教学生，自己对各种新学科也都是半通不懂。学生也是三教九流，良莠不齐。实际上，这所蚕业学校仍是一所受封建官僚控制的学校，虽然处在辛亥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学校却到处弥漫着一股陈腐、甚至愚昧的封建气息。3月底，孙中山、黄兴发起的广州黄花岗革命起义再次遭到失败，清廷借机疯狂地镇压革命党和所谓乱党嫌疑分子。由于叶挺等进步学生剪掉了辫子，也被捕入狱，不久即被蚕业学校开除学籍。在陈敬如的帮助下，叶挺继而进入惠州府中学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犹如前进的鼓点，激励着广大革命青年奋发向上。叶挺同所有热血男儿一样，心潮澎湃，立志为彻底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1912年春，在“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下，叶挺毅然摆脱家庭、婚姻的束缚考入广州陆军小学第七期。1914年12月，叶挺从陆小毕业，北上武汉，于次年升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在这里，叶挺与同学邓演达、李振球、罗梓材结为至交好友。12月，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全国掀起反袁革命斗争。叶挺和同学们积极响应，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和部队作反袁演讲，鼓动革命。此时，各种新思想纷纷出土萌芽，各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这使青年叶挺欣喜不已，同时又感应接不暇，不免陷入迷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多灾多难的祖国，目睹北洋军阀的腐败，叶挺苦苦思索着拯救中国的道路，漫漫长夜，辗转反侧。在这段日子里，叶挺将自己的迷惑以及思考付诸笔端，提出“觉悟是道德的根本”的观点，旁征博引，一气写下洋洋2000字的长信，投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后来，《新青年》将这篇充满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热情四溢，饱含哲理的文章全文发表在1917年第二卷第6号期刊上，并加编者按，称赞叶挺“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

　　1916年底，叶挺结束第二预备学校学业，升入当时中国著名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春，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本决定赴欧留学，后因为没有筹措到留学资金，便按照事先与邓演达的约定，投奔孙中山，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孙中山创建的粤军攻克福建漳州，已完成援闽任务，正在漳州休整，准备回师广东，再图北伐。叶挺到漳州后，被任命为粤军第1支队少校副官，同年加入国民党。从此，叶挺追随孙中山转战闽粤桂，奔赴于革命疆场，历经讨伐广东桂系军阀莫荣新战争、广东军政府“北伐定桂”的革命洗礼。1922年6月16日，发生陈炯明叛军炮轰总统府事件。叶挺时任警卫团第2营营长，他率部奋勇反击，打退了叛军的五次进攻，掩护孙中山等人安全转移。

　　两次护法战争均告失败后，孙中山痛定思痛，开始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旗帜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自“五四”运动以来，叶挺通过耳闻和目睹，逐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而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怀疑。为了亲自探寻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叶挺向孙中山等人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请求。1924年8月底，在孙中山、廖仲恺、邓演达的积极支持下，叶挺带着中共中央机关写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介绍信，赴苏留学，进入中国留学生指定就读的学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叶挺成为第一个留苏的国民党员。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与留苏的中国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时常共同探讨救国大计。通过学习和交谈，叶挺深刻地认识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彻底打破旧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使叶挺从心底产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同年12月1日，对于叶挺来说，是他人生追求和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天，中共旅莫支部召开第八次支部大会，接受叶挺为候补党员。介绍人为王若飞、王一飞。这时，国内革命形势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掀起了强劲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浪潮。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工农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经过第一次东征和广州平叛斗争，广东作为革命第一线阵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并积极酝酿新的北伐。为了满足中国国内革命的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决定在苏军的红军学校专设一个中国班，培养中国军事干部优秀人材。次年2月，叶挺同王一飞、聂荣臻等30多名中国留学生转入红军学校中国班系统地学习军事。8月，接共产国际的通知，叶挺等人经海参崴、日本回国，从此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伟业中。

　　9月，叶挺回到广州。当即与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会面。这时，国民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原粤军第1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担任军长，陈可钰为副军长，叶挺被任命为第4军参谋处处长，随军参加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部。11月，中共两广区委决定组建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叶挺应召从东征前线回到广州担任团长，赴肇庆进行筹建工作。1926年春，第34团脱离第12师建制，归第4军军部直接领导，并改称为第4军独立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独立团辖有三个营和直属队，共2000余人。为了使独立团成为一支刚强有力、无坚不摧的革命军队，叶挺率领干部战士开始了严格的训练。一是改军队惯常的“三操两讲”为“四操三讲”的军事训练，二是加强政治训练。叶挺深知，战场上，取胜的因素除了优良的武器装备和战士的高超技能外，官兵们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尤为重要。

　　此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迫害，一次又一次对中国人民举起罪恶的屠刀。从1925年开始，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相继发生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同时全国各地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连年征战，互相争斗，割据一方。值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北伐。目标是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封建反革命势力，最终实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拥精兵20余万，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盘踞湖南、湖北，成为革命军北伐第一站的拦路虎。湖南是直系军阀吴佩孚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基地。5月初，时任湖南省代理省长、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及其所部被军阀叶开鑫部打败，退出长沙，固守衡阳一带等待广东国民政府增援。此前，叶挺正率领独立团1营、2营、3营在西江地区支援农民运动，开展如火如荼的农民武装斗争，接到入湘援唐紧急命令，立即回师广州，先遣北伐。

　　临行，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北伐途中，独立团一定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注意团结友军，发动群众，尤其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最后，周恩来勉励大家：“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独立团在雄壮的口号声中出发了，经韶关，翻越五岭山脉的九峰山，抵达湖南境内，沿途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部队行进到汝城附近，遭遇敌军谢文炳部的阻拦。经过一夜激战，独立团击溃敌人，占领汝城。紧接着，独立团乘胜前进，日夜兼程赶往安仁。这时敌人在攸县长岭一带集结四个团之多的兵力进攻唐生智部，唐生智部不敌，连连向独立团发告急电报求援。6月4日，叶挺率独立团向进占渌田、黄茅埔的敌人发起进攻，夺回两个阵地，并继续追击溃敌，于5日晨攻占攸县县城，一举粉碎敌人占领湖南、切断革命军北伐征途的阴谋。此战役，独立团将士以少胜多，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取得北伐首次大捷。

　　8月26日，叶挺率领独立团协同友军对汀泗桥守敌发起突然攻击，汀泗桥战役打响。汀泗桥位居武汉南面，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三面环水，一面绝壁悬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粤汉铁路横穿而过，是通往武汉的必经之路。多年来，吴佩孚的军队据此天险，独霸一方，使湘军赵恒锡部难越雷池一步，得以精心营造自己的直系势力，逐渐虎视全国。如今眼看革命军即将攻关夺隘，吴佩孚连忙调集大军死守汀泗桥。战斗打响后，由于敌人占据高处，挟强势火力疯狂往下扫射，革命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地形，加上洪水泛滥肆虐，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一天下来，革命军伤亡很大，被阻于汀泗河南岸，不但毫无进展，反而几次遇险，被敌人逼近第4军军部。眼看敌人大批援军即将开到，27日凌晨1时，叶挺等主张按原计划全力夺取汀泗桥东南高地，用强火力压迫低洼敌军，掩护独立团和35团从铁路正面进攻。经过一阵激烈冲锋，仍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叶挺当机立断，决定率部绕道攻击敌人侧后，进行迂回包抄。趁着茫茫夜色的掩护，叶挺率独立团主力沿着崎岖山径，赶在拂晓来临之前插入汀泗桥东北古塘角敌后。在其他部队的策应下，对敌攻击战全面展开。守敌被打得措手不及，再也顾不得上司下达的“退却者，杀无赦”的命令，在枪林弹雨中忙着四散逃命，或就地缴械，顿时，当面之敌军土崩瓦解。

　　8月27日晨，取得汀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叶挺即率领独立团马不停蹄地追击逃往咸宁的敌军。其时，师长张发奎担心独立团孤军深入受到敌人伏击，便差人送来有三个“＋”号的特急信件，命令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华里。叶挺眼见逃敌毫无斗志，若趁敌人立足不稳，进攻咸宁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便指挥部队继续挺进。后来战事果然如叶挺所料，独立团将士在六挺重机枪和特别大队的掩护下，沿着没于水中的铁路线，且战且进，于中午11时攻下敌人设在铁路桥头的据点，进而一举攻克咸宁县城，溃敌不支，往贺胜桥逃窜。本来对叶挺不听从命令颇有微词的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这时不得不由衷赞扬：叶挺是个军事天才。

　　吴佩孚不甘心失败，把他亲自带来的一批精兵和搜集起来的汀泗桥败军共4万余人，在贺胜桥地区火速部署防御阵线，妄想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独立团于29日接到进攻命令，趁夜沿铁路向敌猛扑，很快完成中央纵深突破计划，孤军深入敌阵，被敌三面包围。叶挺临危不惧，指挥部队全力攻打吴军的印斗山主阵地。在独立团及其他北伐军的强攻下，敌军纷纷溃退，吴佩孚的督战队不知杀了多少人仍制止不住前线的崩溃，在自相残杀中败退武昌，北伐军遂胜利攻占贺胜桥，使吴佩孚的老窝武汉三镇南大门洞开在北伐军面前，暴露无遗。

　　北伐军第4军在贺胜桥稍事休整后，便顶着初秋的阵阵风雨于9月1日逼近武昌城郊，将该城四面包围。是役，叶挺率领独立团担任南湖通湘门一带的攻城任务，多次对敌发起攻击，击退敌人的突围，硬是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防线。10月10日，继攻克汉口、汉阳之后，北伐军以凌厉的攻势对武昌城守敌发起总攻，独立团率先突入城内，抢得作战先机。经过长达四十天的围城攻坚战，武昌守敌3万多人被瓦解，北伐军取得进驻武昌城的胜利。

　　武昌战役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摆脱军阀黑暗统治的武汉各界人民，更是欢呼雀跃，以各种方式庆祝北伐军取得的伟大革命胜利，对第4军作为中路主攻部队在北伐征途所作的重大贡献，无不交口称赞，誉其为“铁军”。尤其是北伐先遣队、战功卓著的叶挺独立团，更是被人民群众称为“铁军”中的“铁军”，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当地人民铸就一面上书“铁军”两个大字的铁盾赠给第4军。为了表彰北伐战争以来牺牲的将士的英雄伟绩，独立团特筑烈士墓一座。墓前碑坊上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墓碑横额刻着“精神不死”，墓碑正中刻着“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字样，左边刻着烈士的英名，右边刻着如下四句话：“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

　　10月底，叶挺率部随第4军向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开战。东进途中，叶挺独立团奉命留驻鄂城，担任监视南昌、九江之敌动向以及封锁长江、切断敌人西进水道的任务，并于11月底调驻武昌南湖。此时，第4军开始扩编。新建第25师，独立团改编为第25师第73团，同时还组建第25师第75团，叶挺被任命为第25师副师长。正当北伐战争捷报频传、中国革命蓬勃发展时，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大革命烈火映红的中国上空，顿时阴云密布，风雨飘摇。为了粉碎反革命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7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排除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成立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坚决抗击反革命的武装，准备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周恩来等人明确提出动用叶挺、贺龙领导的部队，相机举行南昌武装暴动。其时，叶挺为第11军副军长，兼任第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前夕，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汪精卫相勾结，积极策动反共阴谋，强令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并欲借上庐山开会为由，趁机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吞掉我党所领导和受我党影响的第20军、第11军的第24师和第4军的第25师等部。时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获知消息，当即与叶挺、贺龙等紧急聚会，共商对策。7月27日，赶在敌人出动之前，叶挺和贺龙先后率部奔赴南昌，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一起，立即投身到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南昌起义的紧急筹划准备工作中。

　　7月31日，叶挺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示，拟定起义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8月1日）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在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当时南昌驻敌有朱培德的警卫团、第3军和第6军的三个团，共1万余人。8月1日凌晨2时，由于第20军的一个营副告密，起义提前两小时打响。深夜，起义的红色信号将南昌城映得通亮，叶挺和贺龙等指挥所部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顿时，各个预定攻击地点枪炮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闻之胆战心寒。起义军经过四小时的血战，于拂晓前全歼南昌城内守敌，起义一举成功，奏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高亢序曲。

　　起义胜利的当天，起义军以叶挺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号召革命军人团结起来，共同为打倒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列强及新旧军阀等一切恶势力而努力奋斗。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起义胜利的第3天，起义部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按原计划相继撤离南昌，踏上艰难曲折的南下广东征途，准备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叶挺率第24师历时近两个月，突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经临川、广昌、瑞金、转战福建，最后同贺龙率领的主力部队到达潮州、汕头、揭阳、海陆丰一带，坚持开展革命斗争。

　　南昌起义之后，叶挺曾护送周恩来到香港治病。其间，他写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12月11日，叶挺作为军事总指挥，领导了广州起义。是役，敌人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我军发起疯狂反扑。由于敌强我弱，广州起义遭到失败。国民党反动派遂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员。1928年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会议。李立三等人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片面追究个人责任，实施惩罚主义，诬陷叶挺表现消极、“政治动摇”等等。不久，接中共党组织的通知，叶挺赴苏联休养治病。同年秋，叶挺转到德国柏林。这个时期，叶挺因为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失败情绪的影响，心情非常郁闷，为生计所迫，只好在柏林开起饭馆，为留学生服务。后来，叶挺带着家人一直辗转在奥地利维也纳、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地，一度以卖豆芽、豆腐为生。尽管如此，叶挺仍一心惦记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时局的变化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情况。为了迎接未来的革命斗争，叶挺集中精力研究军事问题，并攻读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学会了制造地雷等军事技术。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震撼了远在柏林的赤子之心。1932年秋，叶挺结束了欧洲的流亡生活，回到澳门，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因为未能找到中共地下组织，1933年11月，叶挺加入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抗日人士组织的“生产人民党”。次年春，叶挺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香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并应邀担任军委委员，职责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及印刷宣传抗日的报刊书籍等，从此，他经常奔波在澳门、香港、福州等地，为抗日救亡呼号。其时，国民党的陈诚、陈济棠拉拢他到国民党中去，遭到叶挺的严词拒绝。

　　“七七”事变后，叶挺以个人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提议“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当时，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八省十三个地区。后经中共代表秦邦宪、叶剑英等人与国民党政府就游击队改编问题多次谈判，蒋介石于9月28日被迫批准。叶挺被任命为新编第4军军长。中共派出项英担任副军长，兼任政委。在周恩来、叶剑英及各游击队领导人陈毅、谭震林、张鼎丞、粟裕等人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游击队整编工作很快顺利完成，并吸收大批医学界、文艺界、国民党军界和民族抗日志士加入新四军。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骨干力量。早在组建新四军之前，叶挺专门从南京前往延安，听取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叶挺表示：“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8年1月，新四军筹备工作在汉口完成，不久，叶挺将军部迁往南昌。全军编为四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四个支队共下辖九个团，计1万余人。叶挺治军严谨，对自己更是要求严格。在率部出征挺进敌后抗日前夕，他请郭沫若写下一条幅，上书“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几个铿锵有力的大字，以此自勉。此后，一直到皖南事变，叶挺率领着这支吃苦耐劳、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新四军，建立起以茅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继而挺进江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日斗争，先后开辟了皖中、皖东、淮海等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日寇大举进犯皖南。其中一路5千余人猛扑云岭，妄图摧毁我新四军设在此处的军部。叶挺得报，亲自率部开赴汀潭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发起的十几次进攻，歼敌数百人。被新四军力挫的日军转头窜犯泾县城，担任泾县守城任务的国民党第52师闻风弃城而逃，日寇遂占领泾县城。叶挺率部尾追而至，当即对城内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致敌向南陵溃逃，新四军遂收复泾县城。面对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叶挺在枪林弹雨中沉着地指挥部队帮助群众转移。泾县一战，使新四军威名更加远扬。

　　在挺进敌后三年游击战争中，新四军同日顽进行了4千余次大小战斗，毙敌10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近20万人。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致电嘉奖叶挺，称他“有进无退之决心，昭示部属，足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也致电叶挺，称赞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杀敌，斩获奇巨，至堪嘉许”。1939年3月，叶挺总结抗战经验，写成《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何应钦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同时他还写有一篇新四军参谋会议报告，题为《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在《抗敌》杂志全文发表。

　　1940年下半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发出了“皓电”，限八路军及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将已有的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阴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率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率5万人向皖东进攻，并命令顾祝同、韩德勤率部袭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教导团、特务团及直属支队9千余人被国民党军七个师围攻，除1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包括新四军政委项英在内的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叶挺被俘。蒋介石还一口咬定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政治斗争，并立即重整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为此专门发表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多次为叶挺和新四军辩冤。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叶挺被俘后，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蒋介石对其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妄想拉拢他背叛共产党，但都没有成功。在被囚于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期间，叶挺写下了壮怀激烈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此诗表达了他忠于革命、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怀。这首《囚歌》后来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成为狱中难友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斗争，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定《双十协定》，经中国共产党多次争取，要求国民党释放所有所谓的政治犯，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

　　1946年3月4日下午6时，叶挺终于获得无罪释放。五年零两个月非人的牢狱生活，尽管敌人对他从肉体和精神上百般折磨，严重摧残了他的躯体，但却将他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屈斗争精神磨砺得更加坚强，更加锐利；将他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信念锤炼得更加坚定，更加至诚。出狱当天夜里，叶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庄重地写下致毛泽东转中共中央的入党申请书，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5日，这封申请书以“加急”电报，随着无线电波穿越关山万里，飞到了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手中。3月7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加急”复电，电文称：

　　“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一时间，叶挺获释、入党的消息经海内外各种新闻媒体的传播，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响。向他表示热烈祝贺的贺电、贺信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来。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政委饶漱石代表新四军全体将士致电：

　　“皖南事变，军座身陷囹圄，正义不屈，五年冤狱，饱受摧残，海天怅望，无任关注。顷得军座已恢复自由之消息，全军将士悲喜交集。谨电慰问，并祈珍摄，早日返部主持为盼。”

　　4月8日，也就是在叶挺获释的第36天，叶挺偕同妻子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小儿子阿九等人，乘坐美军专机起程到延安参加全军整军会议。与叶挺同机的还有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参加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后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当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叶挺等同志的亲属及机关、部队、群众团体的代表们，早已等候在延安机场，准备迎接重庆归来的革命勇士。不幸的是，那天延安上空天气突然恶劣，浓云密布，风雨交加，能见度极低。中午时分，这架飞机越过延安上空，继续往北，进入山西兴县境内，就在一刹那酿成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下午2时左右，该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处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顿时爆炸起火，坠毁山崖。机上我方13人和美方4名机组人员全部蒙难。噩耗传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哀痛万分。正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休会一天，以对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叶挺等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并通令全区：悬半旗致哀三天。

　　作者点评

　　叶挺，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他是我党早期从事革命军事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他参与组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其后在北伐战争爆发之初，叶挺奉命率领独立团先遣北伐。在半年多时间里，这支北伐劲旅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直捣武昌城，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的重托，从而赢得“铁军”的荣誉称号。抗日战争时期，叶挺又参与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转战敌后，对日作战。皖南事变后，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牢狱五载，

　　他始终坚持对敌斗争，誓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贵气节。“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叶挺遇难后，毛泽东亲笔书写了敬献给叶挺将军的挽词。这铿锵有力的九个字，高度评价和概括了叶挺将军短暂曲折而坚定革命的一生。叶挺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卓绝贡献，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