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小传

作者:陈锋 字数:15936 阅读:416 更新时间:2009/10/08

粟裕小传

1907年8月10日,粟裕出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旧社会,湘西这块边远、物产丰富而充满灵性的土地,由于其山高林密、峰险路陡等诸方面的原因,几乎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天空任鸟飞。这里,是闲云野鹤的乐土,亦是土匪出没的天堂。

  粟裕的父亲粟嘉会是一位正直老实的清末落第秀才,对于当家理财,他一向很不擅长。

  粟裕出生以后,家里日子虽然一年不如一年,但他的童年并没有受到窘迫生活的影响。相反,那是他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粟裕11岁那年,因村子附近周边山里匪患严重,父亲咬着牙,向亲戚举债将一家人安置到会同县城。粟裕也结束了私塾的学习生活,被父亲送到县城的“洋学堂”念书。会同县虽说是交通不便,信息堵塞,但当时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着革命烈火,它炽热的火光还是强烈地照到了这个偏僻小县,使粟裕深受震撼。1924年春,粟裕毅然告别一心盼他振兴家业的父母亲,坚定地踏上去常德求学的旅途。次年,粟裕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二师学习期间,粟裕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并努力用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来武装自己。正是在二师这块革命土壤里,粟裕逐渐成长起来。1926年11月,粟裕光荣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血雨腥风中,粟裕等进步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巧妙突破包围二师的反动军警,迅速从常德撤离来到武汉,被党组织安排在叶挺的第24师教导大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接受严格的训练和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的学习。这里的学员都是遭到反动派迫害的湖南、湖北的进步学生。教导大队的训练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开始粟裕瘦弱的身躯有些吃不消,但他咬着牙坚持。由于粟裕刻苦用功和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他被任命为班长。不久,他由一名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随部队开往南昌。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粟裕所在的中队担任起义军革命委员会的警卫队,主要负责警卫起义军指挥部所在的江西大旅社的安全。粟裕虽然是第一次正式参加革命战斗,但他显得是那样的沉着冷静,细心大胆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警卫任务。起义成功后,为了避开蒋介石纠集的大批敌军的进犯,起义部队决定撤离南昌,到广东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起义部队一路走一路打,损失惨重。在转向闽赣边时,近万人的起义部队合并起来只剩下2000余人了。一次,粟裕所在排在担负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时,粟裕头部负伤,昏迷掉队。苏醒后,他连走带爬,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支撑,在另一位掉队的战友搀扶下,追上了前面的队伍。不久,粟裕被任命为连队指导员,从事领导部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1928年4月,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发动湘南暴动,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正式宣布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并将部队进行整编,组成第28团、第29团、第31团、第32团共四个团。井冈山斗争初期,粟裕担任主力第28团第5连党代表。根据部队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战斗力的需要,粟裕的职务在党代表、连长之间曾作过几次调整。粟裕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谨记毛泽东、朱德一再强调官兵平等的要求,并从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那就是他总是设身处地,将自己摆在一名普通战士的位置上,与战士们进行耐心而诚恳的思想交流。渐渐地,战士们有什么想法都主动找他谈心。在大家的眼里,粟裕既是一位坚持原则、严厉的指导员,又是一位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的兄长。从1928年开始,在近一年时间中,粟裕跟随着毛泽东、朱德转战在赣南、闽西地区,参加过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场上,粟裕那机智、沉着的战斗作风,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表扬。1929年8月,粟裕被任命为红4军第1纵队第2支队政委。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大军疯狂地扑向中央苏区,妄图一举剿灭红军。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奋起还击,展开反“围剿”斗争。当时在反“围剿”的誓师会场里,贴着这样一副醒目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形象地体现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早期战略思想。第一次反“围剿”,正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范例。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年仅23岁的粟裕成功地指挥了龙冈战役,全歼敌第18师并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共歼敌1000余人,俘敌9000多人,给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大“围剿”以当头沉重一击。毛泽东含笑写出《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形象地描绘了这次战斗的情景和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

  1933年2月,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粟裕担任由红10军与红31师合编成的红11军参谋长。这个时期,王明的“左”倾路线在红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粟裕心痛地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由于红军分散作战,同敌人进行硬打硬拼,结果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革命面临严峻形势。1933年5月,红11军在硝石地区同敌人一个师展开激战。粟裕和政委肖劲光亲临前线指挥,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直到最后取得歼灭敌人的胜利。战斗中,粟裕的左臂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但他仍然坚持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后来,他这条胳膊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由于他咬牙坚持不锯掉,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成为残废。

  自从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7月,粟裕所在的红7军团奉命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赣、皖边开进。此行部队是担负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的两大任务,但中革军委隐含的目的却是想要红7军团牵制住敌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减缓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和掩护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10月份,先遣队经过一路走一路打,到闽浙赣苏区时,只剩下3000余人了。先遣队还是被戴上了“机会主义”、“执行退却逃跑路线”的大帽子,受到王明等人的严厉批评。1934年10月10日,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陈毅、粟裕等人奉命留在苏区,领导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粟裕所在的先遣队与方志敏等率领的闽浙赣苏区红军部队会合后,合编为红10军团。不久,红10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遭敌重兵伏击,抗日先遣队司令员方志敏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被俘,粟裕因率先头部队打前站,与后续部队失去联系,得以乘隙回到根据地。1935年1月,粟裕率领怀玉山突围部队在闽浙赣根据地接到中央电示: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组建挺进师,粟裕担任师长,刘英担任政治委员。挺进师的任务是开进浙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粟裕决定率领挺进师经闽赣边区开往浙西南的仙霞岭山区,准备到那里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投敌,向敌人出卖了挺进师的行动计划,使挺进师刚一踏上福建的土地,即遭受到敌人的围攻。粟裕果断地率部反击,很快便打垮敌人的进攻。可是,挺进师唯一的一部电台却在战斗中被打坏了,使挺进师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从此,挺进师就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是在这样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粟裕毅然率领着挺进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转战在闽浙边区,在敌人老巢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挺进师到浙西南迅速建立起红色根据地,使敌人深感恐慌。敌人先是纠集大批保安团对挺进师发起疯狂“进剿”,遭到失败后,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罗卓英率敌主力部队对挺进师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针对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粟裕将在井冈山时期从毛泽东、朱德那里学习和掌握的斗争经验,同现时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游而击之的战术,同敌人周旋。部队时分时合,神出鬼没,常常将敌人搞得晕头转向时,我军突然又以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在三年艰难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中,粟裕率领的挺进师不但没有被剿灭,反像滚雪球一般发展壮大起来,并建立起大片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

  193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被迫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春,粟裕奉命率部开赴皖南同其他各路新四军部队会师,加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粟裕所部被整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张鼎丞任第2支队司令员,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4月底,粟裕奉命组建先遣支队,被任命为先遣支队的司令员,钟期光任政委,先期率部开赴江南敌后,执行战略侦察任务,为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条件。为了树立新四军的威信和坚定人民群众的团结抗日信心,粟裕决定,找日本侵略军打一仗,而且必须打一个胜仗。他的想法,得到随后率领第1支队主力开来的陈毅的全力支持。这一仗,就是卫岗伏击战。

  卫岗,位于镇江以南约30里处。是镇江到句容的必经之路。粟裕通过侦察发现,在这条公路上每天都有60余辆日寇的汽车通过。卫岗一带山高林密,居高临下,是伏击敌军车队的好地点。6月底的一个雨夜,粟裕率领着一支80多人的小分队趁着夜色的掩护于拂晓赶到卫岗,埋伏在预定伏击地点。上午8点左右,随着第一辆敌车的出现,粟裕以枪为令,战士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向车上的日寇射出愤怒的子弹,敌驾驶兵两眼一翻,还不知出了什么事便已一命呜呼。失去控制的车子掀翻在路基旁。这时迎面又开来三辆敌车,听到枪声,日军纷纷爬出车来,妄图纠集起来,抢占高地进行反击。粟裕率部冲出埋伏地,如猛虎下山一般压向敌寇,不一会就解决了战斗。此次伏击战,我军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共30余名;击毁汽车5辆,缴获长短枪20多枝,以及钢盔、日钞、军旗、军刀、军服、军被、食物等无数。新四军在卫岗打响第一仗的胜利,为新四军在江南开创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庆功会上,粟裕赋诗一首,以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新编新四军,先遣赴江南,卫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此后,粟裕率部转战在江南敌后抗日战场,一边广泛团结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边积极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对敌人是找着打、遇到打,大大小小的胜仗一个接一个。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粟裕率部同日伪军作战300余次,歼敌6000多人。一时间,“粟司令”百战百胜的美名,传遍江南敌后。

  不久,为了扩大抗日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向更加广阔的江北发展。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却畏惧敌顽的势力,竭力阻挠新四军过江开往苏北。陈毅、粟裕等人一边同项英的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一边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为渡江做准备。1940年7月,粟裕率领江南新四军突破敌顽的层层封锁,渡过长江,与陈毅会合。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正副政委分别由刘炎、钟期光担任。陈毅和粟裕等人看到,新四军要想东进黄桥,在这块战略要地上站稳脚跟,发展苏北抗战,同韩德勤为代表的敌顽的一场决战在所难免。韩德勤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手下有10万大军,是臭名昭著的反共专家。

  这场决战,就是著名的黄桥决战。9月,韩德勤亲率26个团的兵力共30000余人,气势汹汹南下,叫嚣要将陈粟所率的江北新四军消灭在黄桥地区。党中央指示,陈毅撤至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担任黄桥决战的前线军事指挥。粟裕深知,这次决战不同于以往的游击战,而是一场大歼灭战。当时江北新四军总共三个纵队,7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仅有5000多人。为了制订打好这一仗的作战方案,粟裕一连几天没有合眼。10月4日,黄桥决战打响。在敌多我少的情况下,粟裕出其不意地用兵,采取“打蛇打七寸”的战术,将主力第1、第2纵队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面的顾高庄、黄港桥地区,待敌进犯时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以优势兵力首先歼敌精锐部队独立第6旅。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鏖战,我军全歼敌独6旅。丧失了独6旅,韩德勤气急败坏地纠集兵力,对我军守地黄桥发起疯狂攻击。此时,粟裕当机立断,乘胜将我第1、第2纵队主力转兵用于对敌进攻黄桥之89军穿插、合围。5日凌晨,黄桥城东门被敌顽第33师突破。在黄桥保卫战万分危急的时刻,粟裕亲自率第3纵队往东门阻击敌人,一时士气大振,战士们奋起杀敌,终于击退敌人,夺回东门。战斗进行到5日夜,我第1、第2、第3纵队里应外合,并在赶来的援军配合下,一举歼敌1万余人,仅韩德勤带着1000余人逃往兴化。黄桥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我军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为新四军在苏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大好局面。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理军长。2月,中央军委命令,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共90000余人统一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原苏北指挥部所属三个纵队编为新四军第1师,任命粟裕为师长。粟裕奉命率部挺进苏中,坚持敌后反顽、抗日斗争,建设苏中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日伪相互勾结,对新四军不断发起大规模扫荡,粟裕率部奋起迎战。曹甸战役、石港攻坚战、七保三仓河、三保卫丰?利……?粉碎了敌伪一次又一次的大“扫荡”。1943年初,敌伪又在苏中掀起“清乡”的高潮,妄想运用军事、政治、文化、特务等毒辣手段,实行全面伪化,彻底摧毁我根据地。针对敌人的“清乡”,陈毅电示,苏中区党政机关要精兵简政,将后勤机关分散隐伏在群众中,主力部队则以分散作战为原则,伺机打击敌人的弱点。其时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的粟裕,遵照陈毅的指示,和同志们一起火速行动,做好应付一切严峻考验的准备。敌伪“清乡”开始后,在以粟裕等为代表的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的领导下,全区人民群众紧密团结,采取各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严厉打击“清乡”分子,取得了历时七个月的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1944年9月27日,党中央电示华中局,为了迎接反攻,苏浙皖地区应有新的发展……并要求华中局抽调一批干部、军队,渡江南进,完成上述任务。粟裕毛遂自荐,得到中央批准。12月中旬,粟裕和陶勇率领新四军第1师第3旅,分两路偷渡长江,突破京(宁)沪铁路上日伪的重重封锁,于1945年1月抵达浙西,与新四军第16旅会合。2月5日,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浙江部队,并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区党委的工作。为了响应党中央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有效地打开浙东南发展局面,粟裕率部在浙西进行的第一个军事行动,便是控制天目山地区。在挺进天目山的军事、政治行动中,粟裕率部打了三个漂亮的反顽歼灭战。第一仗便是新登战役。6月1日,我军以三个支队的兵力,一路突破顽军第79师设置的防线,直逼新登城下,同顽第79师经过一夜血战,我军于2日上午攻克新登城,打退顽军第79师组织的八次反扑,摧毁敌碉堡300余座,取得了攻坚歼顽2000多人的重大胜利。6月中旬,粟裕从新四军人力、物力的实际出发和战略发展的需要,毅然率部放弃新登,撤离天目山往孝丰以北转移。敌前敌总司令李觉以为新四军在新登战役中元气大伤,无力再战退却而去,便命令左、右两翼兵团分别从溪镇和新桥头出动,向孝丰开进。各部顽敌纷纷向李觉请命,都欲消灭我军好邀头功。粟裕决定将计就计,引诱担任敌左翼兵团的第52师孤军深入。第52师在皖南事变中,双手沾满了我敌后抗日将士的鲜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新四军将士群情激奋,斗志高涨,誓要敌人血债血还。6月19日,粟裕命令第1纵队、第3纵队和第4纵队共六个支队,转头对敌第52师发起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顽军第52师。借着胜利的东风,粟裕挥师东向,以两万兵力将顽军第79师和两个突击总队共1万余人,包围在孝丰东南的草明山、白水湾至港口的狭小山谷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歼顽军6699人,击毙敌21名将校军官,取得了孝丰决战的辉煌战果。粟裕领导和指挥的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共歼敌人2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后来,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天目山战役打得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粟裕奉命率部北撤,回师苏北。10月,党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解放战争打响后,粟裕奉命率华中野战军奔赴华中战场。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从7月13日至8月27日,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粟裕率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敌营,锐不可当,取得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空前胜利,先后在宣泰、如南、海安、李堡、丁林(丁堰、林梓)、如黄、邵桥共歼敌六个旅和五个交警大队,计50000余人,史称七战七捷。苏中战役,也是中原突围后我军挫败蒋介石部队的第一个战役。当时延安总部发言人称,它和中原突围、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并称赞:“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斗争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1946年10月,粟裕通过认真分析华中、山东的战争形势,向中央军委慎重地提出了将华中和山东两大野战军会合的建议,并得到批准。粟裕遂遵命率华中野战军北上,在鲁南与山东野战军会合。不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陈毅来电,指出: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由陈毅统一领导,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担起华东战场指挥战役的重任。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这一时期,针对敌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粟裕对敌采取的战略战术可概括为:运动作战,谨慎决策;胆大心细,敌变我变;主动出击,以少胜多。从宿北战役到鲁南战役,从莱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在这一系列艰苦卓绝、气势磅礴的对敌大规模歼灭战中,我军共歼敌近20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我华东野战军、完成其“华东绥靖大业”的美梦。

  这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孟良崮战役。1947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的两大进攻重点便是山东和陕北。3月以来,蒋介石以24个军共45万人的兵力集结华东战场。其中蒋军“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都云集于此,妄图伺机全歼我华野部队。敌第74师,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五大主力”之一。这支敌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缅甸境内接受过美国顾问的特别训练,不仅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全部都是美械装备。抗战胜利回国后,该师成为国民党政府陆军总部直属的南京卫戍御林军。该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老奸巨猾,曾多次同粟裕交战,也算是粟裕的老对手了。他多次叫嚣,要“活捉粟裕,亲手押往南京”。

  在张灵甫的鼓动下,敌整编第74师邀功心切,脱离其汤恩伯所率兵团两翼,长驱直入,在坦埠附近形成孤军深入之势。陈毅和粟裕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作出分割、挖歼敌第74师的决定,以灭敌人之嚣张气焰,长我解放区军民士气。5月13日,战斗打响。粟裕调兵遣将,毅然采取猛虎掏心战术,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以五个纵队的兵力迅速对敌第74师形成包围;四个纵队待命外围,阻击敌人援军。当时,战场上形成这样一个险象环生的局面:敌第74师被我华野五个纵队围困在孟良崮山区;而敌人的30多万援军则又将我华野九个纵队包围得水泄不通。离孟良崮最近的敌援军仅仅只有10里。但在我华野四个纵队的顽强阻挡下,不管蒋介石和汤恩伯如何催促严令,敌人援军休想再往前开进一步。陈毅和粟裕清醒地意识到,此战关系到华东整个战局的转变,战斗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拖延时间,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这次战斗,毛泽东电示:“切忌贪多,力求歼灭整编第74师。”

  战斗进行到15日下午,粟裕命令我军向74师发起总攻。在74师的顽固抵抗下,战斗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我军每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为了抢占制高点,我军将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往直前。15日的总攻击战,我军近万名将士负伤,2000余人壮烈牺牲。战斗的惨烈程度,超乎寻常。16日,我军再次向敌74师发起猛烈攻击。紧张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下午,所有高地均被我军占领,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随着孟良崮顶峰的攻克,战斗以我军的胜利告终。粟裕在看俘歼敌军的数字时,觉得跟实际不相符,便命各纵队继续搜查,果然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发现漏网残敌约7000余人,我军当即发起攻击,实现了全歼敌第74师的作战计划,共歼敌32000余人,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辉煌胜利。蒋介石获悉噩耗,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真是空前大损失,不能不令人哀痛”。陈毅对粟裕在华东解放战场上的军事指挥才能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刚创造了一个空前大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胜利打破了纪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另一个空前。”毛泽东打来电报,高度赞扬和肯定华东野战军:“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

  1947年6月30日,随着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全国性战略反攻拉开了序幕。为配合刘邓大军在中原战场上顺利实施战略行动,中央军委命令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独立行动的兵团,分路进击敌人。8月,刘邓奉命率部提前挺进大别山,陈粟也奉命率6纵、10纵和特纵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统一指挥外线部队,配合刘邓作战。陈粟率华野外线兵团在鲁西南打的第一个歼灭战便是发起沙土集战役。是役,我军歼敌整编第57师,活捉敌师长段霖茂,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扭转了我军在外线作战的不利态势。1948年1月,中央军委给粟裕来电: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入敌人深远后方,决定派粟裕率华野三个纵队,渡长江南进,赴闽开辟新战场,以吸引敌军主力跟进,分散敌军,减轻华东我军压力,并请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掂着手中的电文,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位于濮阳的华野司令部门前的一条小河,陷入良久的思考之中。4月,他给中央军委复电,提出了自己的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黄淮地区寻找战机、大量歼敌的建议。该建议指出,我军三个主力纵队过江远征福建,沿途作战,必造成重大伤亡、减员,且难以调动敌主力部队跟进,不如我军暂不过江,以此三个主力纵队配合友军在中原寻机歼敌。粟裕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斗胆直陈,分析利害得失中肯,条理明晰。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接到粟裕的电报后,非常重视,当即回电请陈粟上中央当面汇报。粟裕接电后赶往河北阜平南庄,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当面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和首肯。这次河北阜平南庄之行,其结果是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因陈毅调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没有回华野,粟裕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从6月17日到7月1日,华野将士在粟裕的指挥下,以风卷残云之势,所向披靡,连克开封、睢杞,合称豫东战役。豫东一战,共歼敌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四个保安旅,计歼敌近10万人。后来,粟裕回忆豫东战役:“这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9月24日,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原定一个半月完成,结果只用了8天就攻克济南,全歼敌人10余万人,活捉敌统帅王耀武。就在当天,粟裕向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各发一电,提出发起两淮和海州战役的建议。10月1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11月6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在我解放大军猛烈的炮火中,正式打响。淮海战役中,我军共有60余万兵力参战,而华东野战军就占其中的70%,达42万人。粟裕亲率华野部队,奔赴淮海战场。粟裕一面指挥华野几十万大军在各条战线同敌人作战,一面从战略高度时刻关注全局,根据战事的发展,不断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提出一系列建议。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粟裕准确地预见到徐州之敌杜聿明率部逃跑的可能和方向,调遣华野主力分作几路南下对其展开尾追堵截,最后终于将逃敌包围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地区。我军以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凌厉的军事攻击,国民党部队许多官兵看清跟着蒋介石只有败亡的下场,纷纷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而杜聿明、邱清泉等人犹作困兽之斗。1949年1月6日,刘、邓、陈、粟、谭5人联合向各纵队下达总攻命令。战斗到第四天上午,全歼国民党第2、第13兵团,活捉杜聿明,击毙敌兵团司令邱清泉。历经65天的艰苦战斗,我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淮海大决战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歼敌徐州“剿总”1个总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万人。其中有44万敌军为华野所歼,占歼敌总量的80%。

  淮海战役,不但是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我军谱写的无比精彩、光辉的一页,也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胜利,为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早日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渡江战役打响前夕,中央军委对全军进行了整编。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依次分别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辖军,军辖师。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粟裕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仍代行司令员兼政委职务。三野下辖四个兵团,十六个军。经中央指示,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领导渡江作战的职能。3月底,根据总前委拟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三野第7、9兵团共30万人,组成中作战集团;第8、10兵团,共35万人,组成东作战集团,二野部队组成西作战集团。1949年4月,二野、三野大军纷纷南下齐聚长江北岸,作整训和渡江准备。3野部队将在长江中下游渡江,担负对付汤恩伯集团的75个师近45万兵力的作战任务。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各野战军、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20时,3野部队开始强渡长江,打响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渡江战役。21日,我百万雄师渡江作战全面成功,并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向敌占区作纵深推进。23日,三野第8兵团解放南京。25日,粟裕又指挥东路和中路大军东西对进,在郎溪、广德之间包围由南京、镇江等地南逃的敌五个军部、十四个师共10万余人,经战斗予以全歼。随后,粟裕命令中路大军直奔杭州,东路大军进逼上海。到5月上旬,三野所有担负解放上海任务的各主力部队均已赶到预定地点。汤恩伯妄想以在上海修筑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我解放大军作垂死一搏。为了有效地保护上海市区,粟裕等决定将敌主力阻断在苏州河以北的江湾、吴淞、高桥一带,尽可能将敌主力歼灭在上海外围地区。5月12日,上海外围战打响。敌人借助强大的海、陆、空协同作战的火力优势,负隅顽抗。我军奋勇猛攻,但收效不大。粟裕当机立断改变战术,并亲临战斗最前线指挥战斗,取得外围战的突破性进展。23日,三野以九个军的兵力全面进攻市区,汤恩伯从海上仓皇出逃。27日,粟裕率三野大军秩序井然地进驻上海,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6月1日,随着崇明岛的解放,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京、沪、杭解放后,粟裕带着长期因伤病折磨、瘦弱不堪的身体,又率领第三野战军,投身到肃清东南沿海残敌和剿匪的战斗中。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股旺盛的精力,为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5月至7月,在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粟裕因被某些人扣上在训练工作中存在所谓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帽子,受到严厉批判。会后,粟裕调到军事科学院,先后担任副院长、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59年,粟裕担任国防部副部长;1966年,任中央军委常委;1980年,粟裕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这期间,他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伤痛和病魔的侵蚀,着手撰写革命回忆录。

  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粟裕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遵照粟裕生前嘱咐,丧事从简。没有哀乐,也没有追悼会,只有自发组织起来的人群,含着抑制不住的热泪,默默地为他送行。4月1日,粟裕的骨灰由夫人楚青亲自护送,踏上南下的列车。按粟裕遗愿,他的骨灰将洒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个省市的土地上,与革命战争年代牺牲在此的千千万万个战友英魂安息在一起。青山永驻,绿水长流,我们的将军远走了,但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所创下的丰功伟绩和他谦虚朴实的人格魅力,将如恒星一般永远闪烁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作者点评

  20世纪上半叶,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是一部饱经沧桑的苦难史,也是一部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史。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携手奋进,谱写了无比壮丽辉煌的中国革命斗争篇章。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粟裕大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戎马一生,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呕心沥血,指挥了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战斗。黄桥决战、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著名战役无不紧紧地与粟裕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常胜将军”的殊荣。1955年,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名列十大将之首。粟裕大将的一生,战功卓著,为迎来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从不邀功请赏,居功自傲。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又多次让贤,心甘情愿作副职竭力配合工作。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为党、为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将如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耀着、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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