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历病患脱魔掌找党心愿偿

1927 年8 月2 日，武昌码头。

　　晨曦初露，朝霞满天。

　　载着军人的“楞方”号大木般缓缓地离开了武汉三镇，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楞方”号大木船迎着曙光，向东行驶。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军人正奔赴新的征途。他们满怀豪情，去开辟新的天地，他们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开怀畅笑，时而诗兴大发，这些军人犹如雄鹰，在广阔的天空中展翅翱翔。

　　罗瑞卿望着前方那宽阔的江面，心潮澎湃。此时，他正沉浸在这欢快的气氛之中。

　　黄昏时刻，船抵黄石港。

　　教导团团部命令：船泊港外，全体人员就地休息，明日一早向九江进发。

　　在木船旁边有两艘悬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这时，舰上正一片骚乱：

　　有的大呼小叫，有的大唱显示日本军威的歌曲，有的哼着荒淫怪诞、下流无耻的黄色曲子，也有的狂笑。舰上还不时有水果皮、空饮料盒、空酒瓶，向“楞方”号船掷来。有的竟落到战士身上，有的落在船篷上，砰砰作响，搞得全船人员无法入睡。

　　“他妈的！这些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如此胡作非为，真是欺人太甚！”有人气愤地骂道。

　　“不打死几个小日本，就不解心头之恨。打死几个，也让老子出出气！”

　　有的边说边举起了枪，准备射击。

　　眼看就要出乱子。

　　罗瑞卿赶紧走上前去，严肃地说：“不要乱来，放几枪顶什么用！就算打死打伤几个日本鬼子，能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局面吗？岂不惹出了乱子，打乱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吗？‘小不忍则乱大谋’，赶快把枪放下！”

　　有人不情愿地放下了枪，也有的用枪托撞着船底，愤愤地骂道：“真他妈的窝囊，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口气暂时咽下去，这笔帐更要记下来，终有一天，我们要出这口气，算这笔帐的，叫这些小日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罗瑞卿指着旁边的日本军舰说道。

　　翌日清晨，天空还有颗星星眨着眼，似乎还不愿退去。大木船就载着这些中国军人驶离了黄石港，朝九江方向挺进。

　　8 月4 日，桔黄色的夕阳悬挂在西天，给人以美好的遐想。

　　一只大木船的舱外站满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指指点点，有的说说笑笑。这就是“楞方”号木船，它徐徐地向岸边靠近。

　　船还未靠岸，就感觉气氛不对劲，情况异常。再看岸上，戒备森严：机枪、步枪、迫击炮，皆已架好，枪口瞄准了木船。还有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官兵，犹如大敌临境一般，给人一种将要发生战斗的感觉。

　　“弟兄们，”这时，一个军官站在岸上大叫道，“如果你们愿意上岸，就请放下武器，这是张发奎司令的命令！”

　　木船上的人一听这话，立即骚乱起来，怨恨声、咒骂声不绝于耳：

　　“真他娘的倒霉，在黄石港就没出口气，来到这里，还要受窝囊！”

　　“老子不干了！”

　　“就是把枪砸烂，扔掉，也不留给这些龟孙！”

　　有人将枪扔到水里，有人拿枪使劲地砸船帮，也有人把枪设法丢到船底上，来发泄这两天来的气怨。

　　见木船原地不动，那个军官不耐烦地大叫：“再不上岸，我们就要开枪了！”

　　船在水上，根本不可能跑掉。打，教导团肯定会吃亏。面对眼前这紧张的局势；团部负责人商定：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放下武器，马上上岸。

　　教导团全体人员上岸后，立即被缴了枪。随后，又将所有的人关在陆军医院里，集中在草地上。草地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官兵。这群生龙活虎的军人仿佛进了牢笼一般，失去了自由。

　　“瑞卿，”一个叫史来福的小伙子小声地说，“听说周恩来、贺龙、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了！”

　　“什么时候起义的？”罗瑞卿惊讶地问道。

　　周围几个人一听说，纷纷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地问道，“你详细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

　　“嘘——”罗瑞卿一边使眼色，一边小声说，“看！来的那个人是谁？”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军官耀武扬威地朝草地走过来，他身后还跟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官兵。

　　“这个人可能就是张发奎！”不知谁说了句。

　　罗瑞卿接过话音：“是他又怎么样？不怕他。我今天倒要看看张发奎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时，张发奎已站在了草地前面，他一手叉腰，假惺惺地说道：“弟兄们，刚才让你们放下武器，我张发奎没有别的意图，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因为上个月我随汪主席去庐山，就觉察到共产党在你们中间也做了手脚。据说，你们当中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共产党专搞暴力，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

　　他咳嗽了两声，又继续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吧？！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在南昌叛变了，共产党人不讲仁义，消灭了我的部队，我张发奎对共产党一向赤胆忠心，共产党对不起我啊！

　　“尽管共产党对我不仁，”张发奎话锋一转，“但我张某人却不能不义。

　　因为你们大多数青年人是好的，是无辜的。刚才收了你们的武器，是怕你们这些天真、无知的青年人受骗。警卫团从黄石港转陆路去追随南昌方面的叛军去了，他们去了也绝无好下场。南昌方面的叛军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们的力量弱小，经不起国民革命军一击。这不，昨天离开南昌，朝南逃窜了。

　　至于你们的枪枝，以后在需要时再发还！”

　　听到这里，人们心中已明白张发奎已背叛革命，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

　　人群不禁骚动起来。

　　“弟兄们，”张发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你们愿意留下跟我张发奎干的，我欢迎。里面的‘Cp’（共产党员）分子、‘CY’（共青团员）分子可以站出来。你们愿意去南昌的，我负责把你们送去，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张某决不加害于你们。何去何从，希望各位三思！”说完，他转身走了。

　　接着，又是一阵骚乱。

　　不久，草坪上漆黑一色。只是周围电灯的余光照射过来。经过几天的旅途劳累，再加刚才张发奎的训话，战士们一个个无精打彩，有不少人东倒西歪地躺在草坪上。

　　罗瑞卿头枕两手，眼睛直直地望着满天的星星。他的心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今天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全副武装的革命战士，现在却成了赤手空拳即无处可投又无自由的散兵了，难道革命就这样完结了吗？为什么刚刚看到的希望，霎时间就破灭了？李老师也这样说过：只要有党在，革命就不会完结。可是，此刻党在哪里？革命又将在何时何地复兴呢？..

　　忽然，一阵蛐蛐的叫声，传到罗瑞卿的耳鼓，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向周围望了望，其他人此时也笼罩在一片悲观、低沉、惶惶无主的情绪中。

　　罗瑞卿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之中，心想：这样下去，就是坐以待毙。不，不能这样，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想到这里，罗瑞卿再也躺不住了。我一定要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听听他们的高见。

　　此时的陈毅已接替了李鸣珂负责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负责军校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罗瑞卿绕过哨兵，悄悄地离开了草地，朝医院那边走去。

　　“罗瑞卿！”一个十分低沉、有力的声音传来。

　　罗瑞卿马上站柱了，非常机警地朝四下看了看。因为天太黑，他并未看到说话的人。

　　“罗瑞卿，快过来！”

　　罗瑞卿终于辨出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在他的西南方向不远处，有一个高大个子的人在走动。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

　　“陈毅同志，是您！”

　　陈毅一把将罗瑞卿拉到自己身边，焦急而悄声地说：“这里不能久留，要千方百计离开！马上行动！记住，要化装！”

　　罗瑞卿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担心道：“那您和其他人呢？”

　　“这你不要管。路上一定要见机行事，千万不可莽撞！”

　　两人连一声道别的话也没有说，就朝两个方向走去了。

　　九江码头，一只趸船。

　　旭日东升。

　　一个高个子青年身着一件白色的粗布衣服、对襟圆领褂子，中式裤子，一双黑色的半旧尖口鞋。看上去，完全是一派乡下人的打扮。

　　虽说是土里土气的打扮，但是从他那机警的神态中，仍能看得出这个人很不平常。

　　他就是昨晚和陈毅告别后、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罗瑞卿。

　　此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正在等待开往武昌的班船。

　　“哎，你这位兄弟也要出门呀？”一个年龄二十五六岁的小市民模样的人站在了罗瑞卿面前，“西上呢？还是东下？”

　　“开——，”罗瑞卿惊讶地只喊了一半，但是，他立即回过神来；马上装出乡下人的憨厚、无知的样子，嘿嘿一笑，“唉，大哥，您也是出门吧，这么大热的天出门真是受罪呀！”

　　原来，罗瑞卿要喊的人是冯开踪，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是呀，是呀，现在还不开船，我们到那里去喝碗水吧！”冯开琮一语双关地说。

　　“行！行！”罗瑞卿心神领会。两个人朝着无人的地方走去了。

　　长江依旧滚滚东流。码头上人群熙来攘往，车水马龙。忙忙碌碌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穿戴普通的青年人。

　　两个人站在岸边，默默地望着远方。

　　冯开琮慢慢地转过脸来，看着罗瑞卿黯然的神态，焦急地问：“瑞卿，你打算怎么办？”

　　这时，罗瑞卿收回目光回过头来，望着冯开琮：“开琮，现在我们看清了张发奎的真面目，看来，南昌是去不成了，留在这里更不行。昨晚，我在医院见到了陈毅同志，他要我赶快离开这里！”

　　“那你今天准备去哪里？”

　　“我想回到四川去，任煜、王义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找到他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开琮，你呢？”

　　“事到如今，我还能去哪里？我们结伴同行吧！”

　　“好吧！”

　　“呜——”一声汽笛长鸣，一艘客轮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逆流而上。灯火通明的九江随着客轮的行驶，渐渐远去，几点桔黄色的灯光被浓浓的江雾吞没了，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罗瑞卿两手扶着船栏，凝望着黑蒙蒙的夜空，思绪万千..

　　汉口码头。

　　岗哨林立，行人稀少。一片恐怖和凄凉。

　　罗瑞卿和冯开琮在这里上了岸。

　　“我们从重庆来到武汉时，这里是怎样一派红火热闹的景象啊！”冯开琮感慨万千，“如今却梦幻般地消失了！”

　　“是啊，革命真不容易！”罗瑞卿很有同感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信仰、信念和信心。自古以来，每一次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经过艰难、曲折的反复斗争呢？哪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付出艰辛的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呢？常言道，好事多磨嘛！”

　　罗瑞卿、冯开琮边谈边走，没有走多远，就碰上了过去在南充中学学习时的老师任梓勋。

　　“任老师！”罗瑞卿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快步迎上去。

　　看到罗瑞卿，任梓勋也大吃一惊：“瑞卿，听说你们的教导团在九江被缴了械？”

　　“嗯！”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任梓勋说着，看看冯开琮，继而又望着罗瑞卿，“这位是——”

　　“噢，他是我的四川同乡冯开琮。”罗瑞卿赶紧解释，“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俩个一块到这里的！”

　　“现在武汉三镇是反动派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重点，我自己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不，我也正想离开。此地不可久留！”说完任梓勋又给了罗瑞卿一些衣物和钱，转身离去了。

　　罗瑞卿此时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他茫茫四顾，举目无亲，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感顿时袭上心来。

　　武昌。海马巷，辅仁旅馆。

　　人们进进出出，气氛异常。

　　一个高个子青年正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息着，脸色通红。

　　“不好！”不知谁叫了声，“这个人在发烧！”

　　有一个人用手在病人脸上一摸，慌忙说道：“烫得很哟，赶快把他送往医院吧！”

　　这时，店主人走到罗瑞卿跟前一看：“这个青年人病得不轻，再不医治恐有危险。离这儿不远处有个‘仁济’医院，是家慈善医院！”

　　于是，大家找来了一辆黄包车，七手八脚地把罗瑞卿抬到车上，拉着他朝医院跑去。

　　。会诊室门外。

　　冯开琮和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焦虑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向会诊室里面张望。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医生走出来。

　　冯开琮他们一齐围了上去：“大夫，他得的是啥子病？”

　　“肠热病，也就是伤寒！”

　　“那怎么办？”

　　“不仅要住院，而且还要隔离。这是一种传染病！”大夫毫不掩饰地说。

　　几个人赶忙去办理住院手续。

　　谁知，院方要他们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

　　这时，一个四川同乡说：“救人要紧，大伙凑凑吧！”

　　“对！”冯开琮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于是，大家都倾囊相助。你两元，我五元，他一元凑了些钱。可是院方因住院费用不够，不同意住院。

　　这下可难坏了这群青年人。不住院，眼看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住院吧，钱又不够。他们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叹气，也有的蹲在那里默不作声。

　　到底是冯开琮年长几岁，他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依我看，我们去跟院方说说，先让病人住下再说！”

　　“好吧！”

　　几个青年人一起找到了住院处的负责人..

　　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们把仅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四川人，家里兑来了钱就交上。这样，才勉强把我收下了。

　　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开始时冯开琮还去看我，因交不出费，稍后他也不敢来了。

　　当时我的眼也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热未退，神志还不清醒，医院就把我硬赶出来。

　　我走不得路。医院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拖回那家小旅馆。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黄包车又把我拖回医院。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一条棉被。1927 年9 月。武昌四川会馆。

　　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瘦骨鳞峋的罗瑞卿躺在一块木板上。他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努力地睁了睁眼睛。一束阳光从窗棂间照射进来。借助阳光，罗瑞卿才看清了这个小屋：斑驳的屋顶，萧然的墙壁，有几只苍蝇不时地落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罗瑞卿费力地朝右边侧过脸，发现头下枕着的还是学校发的那床破棉被。枕边还放着一碗清水。

　　罗瑞卿想：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他努力在记忆中寻找，始终未能找到。

　　因为那时他对时间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

　　这时，他感到口渴得很。慢慢地抬起手臂想去端那碗水，却看见自己的手臂，简直就是一根细长的木棍。他想坐起来，可是全身软得像棉絮一样。

　　他不禁悲从中来。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大病缠身，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小黑房子里？我举目无亲，又无朋友，囊空如洗..想着，想着，罗瑞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淌出来。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门慢慢地被推开了。走进屋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只见他悄悄地来到罗瑞卿的跟前蹲下，把自己的手掌放在罗瑞卿鼻孔下面。稍停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还活着，还活着！”

　　“老——伯——”罗瑞卿吃力地喊了一声。

　　这位老者叫熊师傅。他以为外面有人喊他，朝门外望了望，发现没有来人。再看看地下躺着的这个人，眼睛无神地看着自己。熊师傅顺手摸了摸罗瑞卿的额头。高兴地说：“好了，不烧了！”

　　接着，熊师傅又说道：“孩子，你等着，我给你端饭去！”边说边一溜小跑离去了。

　　熊师傅让人把罗瑞卿抬进客房。以后又天天送稀饭给他喝。

　　罗瑞卿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在熊师傅的精心照料下，他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几天以后，他居然能下地走几步了。大病初愈的罗瑞卿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给他的外祖父鲜锦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希望他寄点钱来，度过眼前的难关。

　　回信的内容使罗瑞卿非常吃惊，除了大骂一通他“忤逆不孝”之外，还用讽刺的口吻写道：“你一个堂堂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用得着这个家接济？！”

　　罗瑞卿没有想到外祖父对他如此冷酷、如此绝情，竟然还不如一位素不相识的熊师傅！就像罗点点写的那样：

　　若没有鲜锦堂的专横和乖戾，也许不会有日后的罗瑞卿。

　　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我当时十分气愤，也针锋相对地回了一信，表示：“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救于若是之家庭也。”

　　这天，罗瑞卿一人躺在床上，一付闷闷不乐的样子。熊师傅看着他那瘦得不成模样的脸，叹了一口气，“如今这是啥子世道，天天都有好人被杀，一个人在外闯荡实在不容易哟！”

　　罗瑞卿没有作声。

　　熊师傅问：“孩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想给你家捎个信，回去躲一躲吧！”

　　“不！”罗瑞卿十分坚决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

　　熊师傅和罗瑞卿又谈了很多，很久。

　　1927 年10 月。四川会馆院内。

　　天高云淡，金风送爽。

　　罗瑞卿一个人站在院内，仰头望了望万里无云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他好像在享受着金秋的美好。

　　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他的身体康复得差不多了，来回行走是没有问题。这样的情绪是近两个月以来少见的。希望和信心又回到了他的心中。

　　罗瑞卿又恢复了他那活泼爱动的天性，他一边哼着四川地方小调，一边在院子里来回走动。

　　“店老板！”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出现在大门口，“请问这里还有空房吗？”

　　“有！”罗瑞卿边说边转过脸去，看看来人是谁，“请去登记吧！”

　　话还未说完，他们都惊讶地怔住了，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瑞卿！”

　　“启愤！”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人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在扑簌簌流淌。

　　这时熊师傅从外面回来了。他被眼前这场面弄糊涂了。

　　“是啥子事？”熊师傅冲着罗瑞卿问道，“看把你高兴的？”

　　“熊师傅，这是我的同学任启愤，也是我的同乡！”罗瑞卿向熊师傅介绍。

　　“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熊师傅十分高兴地说。

　　于是，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你看，你看，我只顾高兴了！”罗瑞卿看着任启愤说，“竟然忘记给你介绍这位老师傅，这位师傅是这儿的主人，姓熊，是重庆人！”

　　“哟，那我们都是老乡啊！”不等罗瑞卿说完，任启愤就接过了话音。

　　罗瑞卿继续说：“这一个多月以来，多亏熊师傅的精心照料，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看你说到啥子地方去喽！”熊师傅一口川腔：“不要说这些了，快到屋里坐吧！”

　　两人到屋子里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

　　原来，任启愤也是在找党组织。他参加了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领导的泸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了武汉，现住在中山大学一个熟人那里。他还给罗瑞卿帝来了秋收起义的消息。

　　在当时的武汉，像罗瑞卿、任启愤那样无职业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实在太引人注目，也难以立脚。

　　这天晚饭后，罗瑞卿、任启愤外出散步。

　　两个青年人心事重重地向前慢慢走着。

　　“瑞卿，”任启愤并未停下脚步，只是小声说：“我看，武汉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上啥子地方去？”罗瑞卿听后，马上站住，看着任启愤问道。

　　“我们一起到湘西常德去！”

　　“找谁！”

　　“秦汉山！”

　　“是不是何光烈手下的那个秦旅长？”

　　“对！就是他！秦汉山还是倾向国民革命的。他也参加了泸顺起义，我就是在那时和他认识的，而且和他的关系也蛮好哩！起义失败后，秦汉山将其部队拖出四川，被鲁涤平收编。现在是驻常德的警备司令！”

　　罗瑞卿一想起在南充抗佃当捐，何光烈手下的官兵为虎作伥的情形时，气仍不平。他气愤地说：“找他？我不去！我不去！”

　　“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去处，虽说去他那里不太好，可总比这里要安全些。再说，说不定，到那里还能打听到一些你希望的东西哩！”

　　说完，任启愤朝罗瑞卿挤了挤眼笑了。

　　罗瑞卿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天色渐渐黑了。

　　罗瑞卿、任启愤一前一后朝四川会馆走去。

　　他俩刚踏进大门。熊师傅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嘴里不停地说：“不得了，不得了！”

　　看到熊师傅满脸惊恐地样子，罗瑞卿心里早已猜出几分。

　　任启愤问道：“熊师傅，是不是..”

　　经过刚才这场大搜查，熊师傅变得异常警觉，生怕再出现什么变故。他非常机警地朝大门外望了望，小声说：“屋里说吧！”

　　来到屋里后，熊师傅说：“刚才他们来搜查过了，幸亏你俩不在。你们住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才没有搜查（罗瑞卿、任启愤的住房在熊师傅的对面，很近），却把我住的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没有看出啥子不对头来，就扬长而去了！”

　　罗瑞卿心里充满了歉意，十分内疚：“让您老受惊吓了，实在是..”

　　不等罗瑞卿说完、熊师傅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俩应该马上离开，越快越好！欠我的伙食费，你有良心以后兑给我。”他指着罗瑞卿说道：“没良心也就算了

　　罗瑞卿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熊师傅面前、流着眼泪，说道：“老伯，请您受我一拜，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孩子，快走吧！”熊师傅催道。

　　罗瑞卿心想：晚走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事不宜迟，马上离开！

　　罗瑞卿、任启愤立即坐上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

　　据说，第二天早晨，船开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官兵又到四川会馆搜查，还捉了人。

　　熊师傅的命运如何？这就不得而知了。

　　罗瑞卿就这样离开了他的救命恩人，离开了四川会馆，离开了武昌。

　　罗瑞卿是有良心的，他没有忘记熊师傅的大恩大德。

　　罗瑞卿在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

　　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过，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①罗瑞卿、任启愤乘小火轮穿过洞庭湖经津市到了常德。

　　秦汉山给任启愤谋了个差事。对于罗瑞卿则表示由于名额限制，爱莫能助。这样，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瑞卿得知他的同学任伯芳在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任伯芳，求其帮助。随后，他在任伯芳的帮助介绍下来到澧州，在那支部队的政治科当科员。

　　此时，任伯芳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这些部队呆了五个月左右。由于部队改编，所以在这里又无法呆下去了。

　　罗瑞卿离开了澧州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辗转长沙、武昌、南京，于1928年8 月初到达上海。

　　1928 年9 月。

　　上海法租界。

　　甘司东路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间。阵阵笑声传来。

　　这里住着几位从四川各地来的热血青年：王义林、任光俊、葛泗桥、任白戈、李继皋。

　　王义林、李继皋、任白戈和任光俊都是南充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迫于四川的黑暗统治，以到上海谋生为名来这里，实则是投奔革命。这里有一段插曲。

　　罗瑞卿来到上海后，不久便遇到了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潘先和。

　　潘先和看到罗瑞卿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不要太死板，只认准共产党。

　　一次，潘先和说道：“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瑞卿，你也不看看当今是啥子形势。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已到了人枪两尽，濒于灭亡的地步。我劝你还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来工作吧！”潘先和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罗瑞卿打断了他的话。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后来，罗瑞卿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澜先生的侄儿、南充中学的同学张默生。从他那里得知王义林、任光俊、任白戈、李继皋都已到了上海，并且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的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里。

　　罗瑞卿的出现，使他们几位惊喜不已。王义林、任光俊、李继皋激动地奔过来，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摇，又是晃，又是说，又是笑，欢闹了好一阵子。

　　任白戈和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关系就很密切。二人相见之后，自然更加亲热。他们席地而坐，分别叙说了重庆别后的情况。

　　“白戈，”罗瑞卿说：“你怎么也到了上海？”

　　任白戈叹了口气说道：“四川共青团省委出了叛徒，我也成了反动派追捕的对象。为了躲避追捕，和王义林等一起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任白戈若有所思：“我在重庆见到了李鸣珂老师！”

　　“你说啥子？”罗瑞卿非常惊奇，“你见到了李老师？！”

　　“是的！”任白戈缓缓道来，“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武汉军校和你分别后，同年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率中队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1927 年10 月部队失利后转经香港到上海， 11 月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和韶关，分别向广东省委和朱德同志转达中共中央指示。今年夏天被派回四川加强省委领导，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负责整个四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太棒喽！”罗瑞卿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听李鸣珂老师介绍，”任白戈继续说，“你在军校表现很出色，尤其是你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

　　后来，又..”

　　几个人又热闹了一番。

　　见罗瑞卿食宿无着，几个人爽快地将他留下了。

　　这六个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过着有饭同吃，有钱同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义林、葛泗桥家里比较富裕，经常寄些钱来。这些钱常用来维持六个人的生计。

　　经人介绍，任白戈到招商公学去当了教师。这样，有了固定的工作，经济上就又好一些。

　　他们几个人住的那个亭子间，不大，没有床，大家滚地铺。

　　每到周末，任白戈必定要来和罗瑞卿他们住在一起，礼拜天是要打牙祭的。

　　菜买回来后，别人摘菜、洗菜，罗瑞卿炒菜、做饭。任白戈年长罗瑞卿他们几岁，脾气也好，大家每次吃完饭，总闹着要他洗碗。

　　平时，吃完饭后，罗瑞卿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样，他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四下里打听，寻找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每个组织都采用秘密工作的方法。即便是老同学、好朋友，组织情况也绝不能讲的。因为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特务、叛徒的包围中，一切言行都得慎之又慎。

　　罗瑞卿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到外面去寻找组织关系。

　　一切都是那么秘密，要找到党组织是很难的。一个月下来，罗瑞卿为寻找党组织，上海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跑遍了。每天，他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毫无收获地回来，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抽烟。

　　大家都劝他把烟戒掉：“瑞卿，不要抽了，抽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再说，我们的钱也不多，还不如省下吸烟的钱多加几个菜吃！”

　　任白戈早在四川团省委时，就是党员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不充许他们随便接头的，他非常理解罗瑞卿此时的心情。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没有着落，心里烦得很，所以他总是站出来替罗瑞卿讲话：“他现在心里烦，就让他抽吧！”

　　任白戈上街买菜时，总忘不了给罗瑞卿带盒烟。

　　罗瑞卿的烟后来戒掉了。那是在苏区时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1928 年10 月的一天上午。上海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

　　桥附近，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瑟瑟秋风中的黄叶，有气无力地落在地上。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身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脚穿一双半旧的布鞋，手拿一张《申报》，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显得焦虑不安。他一会儿望着海关大楼上的报时钟，一会儿看着苏州河里的流水，一会儿出神地盯着远方。

　　这个青年人就是罗瑞卿。此时，他正等着和上级派来的同志接头。

　　“当！当！当！..”海关大钟敲响了十下，那激动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不一会儿.对面走来一位身着咖啡色西装，右手拿着《申报》的青年。

　　罗瑞卿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了。他快步迎上去。

　　那人对罗瑞卿微微一笑：“罗瑞卿同志，你好！我叫欧阳钦！”说着，一双大手伸了过来，声音虽然很低，但亲切、有力。

　　“同志！”这个亲密的字眼，像一声春雷，震撼着罗瑞卿的心，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全身。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欧阳钦。

　　欧阳钦，湖南宁乡人， 1919 年留学法国，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 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第二年6 月回国后被派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 年秋天，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罗瑞卿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心想，为了寻找组织，自己受了多少苦啊！

　　欧阳钦经过简单严格的询问，严肃地对罗瑞卿说：“你已经被组织批准为正式党员了，党会很快给你分配工作。今后的联系人是老陈同志，具体工作将由老陈安排！”

　　“罗瑞卿同志！”欧阳钦最后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的期望！”

　　在欧阳钦刚刚离开之后，罗瑞卿忽然想到：糟了，我还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啊！怎么办？

　　一个疑团笼罩在心头。

　　他想等和接头人老陈同志见面时，再问一问这些事情。但又一想，万一老陈同志不信任我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先好好工作，等适当机会，再向组织说明这一情况。所以，罗瑞卿一直沉默着。他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情，为

　　此他深感不安。他决心用加倍的忠诚和忘我的工作，卓越的贡献来弥补这一切。

　　罗瑞卿做梦也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康生、“四人帮”

　　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力量，给他扣上了一顶假党员的帽子。这时，他才感到，当时真应该向党组织说明这一情况。为此，罗瑞卿后悔不已。

　　1928 年底。罗瑞卿和老陈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的谈话非常简单。老陈同志告诉他：党派他到湘鄂西苏区去工作，希望尽快出发。

　　罗瑞卿要到苏区去，消息悄悄地在同学中传开。

　　任白戈给罗瑞卿准备了铺盖行李。为了祝贺他走上崭新的道路，为了这多年的纯真友谊，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离别，任白戈、王义林、李继皋、葛泗桥、张默生、杨光池等几位朋友特意凑钱，在五马路“云记”四川饭馆置办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饭菜，举杯劝酒，慷慨悲歌，壮其行程。

　　“飞行集会”的严峻现实，使罗瑞卿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临行前，他对任白戈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道路！”

　　1929 年1 月，罗瑞卿乘海轮离开了上海怡和码头，踏上了新的征程。 ① 飞行集会，即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某些领导人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 败后的群众情况，强行组织集会，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要求继续进 攻的一种盲动主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