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作者：[波兰] 埃·瓦利赫

四月十六日

　　我醒来时室内一片黑暗。可是对面的房间却有亮光，窗帘好象一个能发光的象棋盘，而且帘上的亮格子越来越多；我知道晨曦来临了。
　　我身体一转动就觉得疼痛难忍，不过我还是挣扎着打开了电钮，使整个房间里都响起音乐。但这仍然没使我感到轻松，疼痛的威觉并没有消失。
　　我呷了一口白兰地，又从茶几上拿起那封一星期以前接到的信。信的内容我都背下来了：“委员会……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通知您，兹因申请人太多，今年不能在ＸＲ－６５型装置中为您安排席位，特致歉意。您的申请将于１９９１年初再行复议。”
　　“复议……１９９１年初……”我从来就不太相信医生的话，现在更不相信。但亲自验证过的事实，你是无法否定的。所有必要的分析都是我亲手做的，输入机械的程序也是我亲自编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向机械提出那几个问题，把概率定为１０％……１％……０．１％……可是结果都一样。再降低概率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不能再存任何幻想。我连自己死亡的日期都计算出来了，是五月十日至十五日之间。还剩下一个来月。
　　我费了好大力气蹭到办公室，在堆满表格、图画和微型照片的写字台旁坐下来，说不定现在，在最后这几天或者几小时里，我还能做出一些成就，还能改变事物的既定进程呢。

　　四月二十七日

　　正当心胸悒塞，夜不成眠之际，突然被刺耳的电话铃惊醒。电话是费城打来的。
　　我脑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理查德！他是一个月以前死去的。如今，沉默了整整一个月以后，他又从费城给我打电话了。
　　我一听果然是费城那个熟悉的声音。理查德因这么久没通音信，向我表示歉意。但他倒没有耽搁时间，他已经向维也纳委员会替我说情了。虽然眼下还无结果，但他认为，事情并不是毫无希望的。
　　理查德显然是在骗我，因为他不想使我的希望——我今生最后两个星期中的唯一希望——化为泡影。
　　……自杀吧？临死前自杀是庸人的壮举。不过，我确实得设法做出一些成就来。这里含有反抗的意味。不错，是一种无谓的反抗，但是既然注定要死，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翻来复去地想着这一切。天都黑了，我也没去开灯。忽然——大概已是半夜时分——我听见窗外有汽车的刹车声。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接着就是急促的敲门声。
　　我提起手杖，踉踉跄跄地朝门廊走去。原来是我的助手克里斯蒂娜。她抓住我的手喊道：“奇迹！出现了奇迹！快走！你亲自去看吧I”
　　我也不暇细问，就转身去找我的轮椅，可是克里斯蒂娜却把我架起来，几乎是背着，拖到了楼下的汽车上。
　　我知道她现在什么也不肯说。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我甚至忘记了疼痛。汽车驶到我们的实验室门前便停下来，虽然夜阑人静，这里却仍旧灯火通明。克里斯蒂娜扶着我走进楼内。
　　象往常一样，桌子上摆满了烧瓶，里面盛着用来培养病毒的体外移植物切片。用中子处理过的标本已放在电子显微镜下，电磁场的频率是１２，８８６兆周。
　　我往显微镜里看去。
　　我看见了我多少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
　　绿色背景上的许多病毒体都清晰可辨，而且个个都有中子撞击所造成的痕迹！
　　克里斯蒂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一边拍着手，一边喊着。
　　我舍不得离开显微镜了。
　　有希望！还有挽回的余地！……

　　四月二十八日

　　从清早起我房间里就铃声不断。电视电话配电盘上的控制灯时亮时灭，机器一分钟也不能关，因为许多城市都给我打电话，询问详细情况，索取新的数据。
　　十一时左右费城打来电话。理查德向我祝贺成功。他的声音充满了由衷的喜悦：现也不必再怀疑委员会将要作出肯定的次议了！重新审查我申请书的特别会议定于明日召开！
　　我在立体电视机前一面坐到深夜，看遍了所有的频道。我感兴趣的是新闻。每套节目里都或早或晚地放映了我所研制的仪器和“１２，８８６”这个神秘的数字——电磁场的频率，在此频率下中子流能够有选择地消灭人类已知的最危险的病毒。

　　四月二十九日

　　今晚维也纳用电视电话通知我说：委员会已经批准我的申请！五月一号我就应赶到巴黎的蒂博诊所！

　　四月三十日

　　早晨校长和市长都来探望我。他们说我的葬礼决定隆重举行，并向我说明了整个仪式的详细情况。安葬日期定为五月六日。遗体将安放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里。仪式完毕后，在歌剧院举行追悼晚会。
　　……傍晚我飞往巴黎。我坐敞篷汽车通过市区，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但机场上却有一群人等待送行。这些人的兴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最后一次亲眼看看现在的我。
　　当我走上舷梯肘，我真想高喊一句：“安葬时再见！”但我立即缩注了话头。

　　五月一日

　　我来到了巴黎，现在坐在一间敞亮的房间里。这个诊所离户森堡公园不远，花草的芳香不时飘进窗来。
　　我被邀请到蒂博教授的诊室。蒂博是位鬓发斑白的美男子，年岁与我相仿。我是他的第八个患者，因此他很乐意把要给我作的手术巨细无遗地讲给我听。

　　……护士把我放在活动床上，推入著名的十五号手术室。玻璃墙外站着一群学生，是来参观此次手术的。立体电视的聚光灯令人目眩。教授身穿燕尾服。他问我最后想听什么音乐。
　　我选译了温尼雅夫斯基①的小提琴协奏曲。于是音乐就开始演奏起来。蒂博教授拿了一杯香槟酒上到我跟前。我一饮而尽。我没看见教授是怎样穿上他那雪白罩衣的。现在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① 亨利克·温尼雅夫斯基（１８３５～８０），波兰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译注】
　　手术开始了。

　　五月五日

　　我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但是，这样说对吗？这话是说出来的吗？我不会说话了呀！而且也不能“醒来”呀！因为所谓醒来，是指人结束睡眠状态，开始听见现实世界声音的那个时刻。可是我呢，不过是大脑被迫停止活动之后又恢复功能而已，那是医生用某种模仿外界刺激的脉冲使它更新工作的。
　　总之，我开始思考问题了。说得确切些，是意识到我在思考问题了。我开始回想过去的一切，随即发现自己在运用那个令人欣慰的三段论法：
　　“既然我知道我存在，那就证明我是存在的。”
　　我首先使自己去想的是；我梦寐以求的事终于实现了。手术很成功！我的大脑放置在一个能保证它正常工作的极其昂贵的最新式仪器里，这是维也纳委员会的决议赋予我的权利。我的大脑还活着！此刻我的每个思想活动都一一记录在磁带上，然后交给蒂博教授领导的专家小组去研究。如果研究的结果符合要求的话，立刻就可以安装视觉器官。
　　……我觉得突然一亮——不是看见，而是不折不扣地感觉到；亮过之后变得更加黑暗。那时的黑暗是空虚的，现在的黑暗是充满事物的；现在我觉得——而且相信——这黑暗是无限的！
　　……黑暗开始变成灰色，渐渐出现光亮，显出物体。原来我是在蒂博教授的接待室里。现在变得完全亮了，我能看见站在我面前的人了，其中也有教授。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教授问道。他的话映在专门为我看的特制荧光屏上。
　　自然，我没用语音回答，但在仍一个荧光屏上却闪现出一些零乱的单词、句子和映象。这比我脑子里能容纳的东西多得多。我好奇地观察着荧光屏上出现的我自己的思想。最后我终于能够支配它们，并且组成了一句话：“谢谢，我感觉良好。”
　　但是，荧光屏的远景上仍旧跳动着一些我根本没想向别人表达的思想。借助荧光屏来思维可真笨拙！虽说感到了自己存在的喜仇悦，但我还是急切希望快些摆脱这种思维方法。
　　教授笑了笑说：“好吧，这就结束它。现在我们来给你安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把视觉暂时关闭。”
　　于是我的思想进程缓慢下来，我感到困倦，很快就酣然入睡了，却没想到这是医生故意给我催眠，好趁此给我安装轴助装置。
　　……似乎又是亮光一闪，我又能思考问题，看见东西了。不只能看，而见能听！听见了音乐，就是蒂博教授开始作手术时用来伴奏的那个温尼雅夫斯及协奏曲。
　　现在室内已经完全亮了。我清楚地听到了叩门声。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我自己的声音就发出来了：“请进。”
　　蒂博教授走进屋子来。
　　“你好！怎么样？”
　　“再好不过了！”我回答说。“你对我满意吗？”
　　“很满意。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今天几号了？”我问道。
　　“五月五日。”
　　“那么，”我想了想说，“明天是给我安葬的日子。”
　　“一点不错。你想亲自参加呢，还是在立体电视机上观看？”
　　“次们派诊所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执行全部指示。他带着你现在用的这种人造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通过无线电遥测仪把信号传送到诊所，你就能产生亲自出席葬礼的感觉了……”
　　“你能保证替我保密吗？”我想了一下问道。
　　“当然。我知道你是想暗地里参加。在你以前接受实验的人也都曾提出过这种要求。我真不懂，为什么人们觉得参加自己的安葬仪式那么有意思……”
　　对于他这番话我本想报之一笑，谁知根本没笑出来，只是沉默了几秒钟。
　　“哦，”我明白了，“我不会笑。我还不能有说有笑地跟别人交谈。”
　　“我还有一个要求，”我对教授说，“我很想看看自己的形体……”
　　“可以，这个要求很平常。我们这里有一套专门的机件能使你看到自己。”
　　教授披了一下电钮，墙上现出几个镜子，于是我看见自己了——更确切地说，是看见了代替我的感觉器官、能使我同外界联系的装置：摆在桌上，同控制器和调节器联接着的三个小盒子，一个盒子的玻璃荧光屏后放着……眼睛，那是真人的眼睛，装在合叶上，视角放得相当大。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只眼睛特别亲切，就象我身体的一部分似的，虽然那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我的眼睛一向近视而这双眼睛不戴眼镜也能看得很远。还有，我的眼珠是褐色的，这双却是黑色的。
　　“谢谢。那么现在……”
　　“……现在你想看看这一切都是怎么组装的，”蒂博接过话头去说，“最简单不过了，你看荧光屏吧。”
　　荧光屏上显示出一个大房间，里面摆满许多不知名的仪表和蜘蛛网般的导线。
　　所有的导线都集中在一个中心——一个我看不见的点上。原因很简单，这个点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保存在恒温之中的大脑，它靠着千万条电路和导线来维持功能。
　　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我自己到底在哪儿呀？是在这间放着三个魔盒、教授同我谈话的屋子里呢，还是在这些十分复杂的仪器之中？最后我断定，最合乎逻辑的看法是：眼睛摆在什么地方，我就算在什么地方……

　　五月六日

　　九时整，人们接通了我同蒂博诊所工作人员米舍尔的电路，他现在正带着发报机，驱车前往我原来任教的大学。我马上就感觉出我来到了自己原来居住的城市。天气阴霾，下着毛毛细雨，行人都打着雨伞。
　　我请求米舍尔趁人们尚未到齐以前到大礼堂去看看。我们来得正是时候，礼堂还空无一人。米舍尔走上停放玻璃盖棺材的高台。我从远处就清楚地看见了我自己，还是不久前我看惯的那个老样子。
　　按照我的愿望，人们给我穿的是白色西服，系的是我亲自挑选的深色领带。在灯光照耀下，我的脸显得平滑，黝黑。我简直不相信自己是五十五岁的人，总之，我对自己的仪容感到满意。
　　大厅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到九时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
　　追悼会开始了。我漫不经心地听着人们致的悼辞，焦灼地等待着自己的讲话，那是事先录在磁带上的。我的讲话效果不坏：我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讲话中夹杂着的一些讽刺话，好象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我送自己去墓地时，天气变得比早晨还坏。大雨涝沱。我好奇地看着，送葬的人越来越少，连我的至亲好友也悄悄地离开了行列。我很可怜米舍尔，他没带雨伞，所以我让他接通我与诊所的电路后，就把他放了。
　　葬礼已成过去，该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办了。如今时间对你实际上毫无限制了，想到这里，真是喜不自胜。

　　五年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

　　今天的课讲得糟糕透了。
　　这我是从学生的反应看出来的。平时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盯着我那对放在讲台上的眼睛。今天却谁也不看着我，好象他们也同我一样，思想早巳飞到遥远的地方。
　　“今天的课提前两小时结束，”我摆脱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听众顿时活跃起来，我赶快把自己转接到我住所的电路上。
　　一小时后安娜要到我这儿来！
　　我很想作些准备以欢迎她的到来，但继而一想，如今“设备”这个概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能作什么呢？使我同外界保持联系的不过是四个盒子；我的视觉器官、发音器官、听觉器官和不久前刚安装的嗅觉器官。这几个盒子都一直准确无误地工作着。
　　幸好，我能有焦急不安的感觉，能不时地看表，而且一边仔细听着来往汽车的声音，一边设想安娜初次走进屋来的情景。
　　五时整，我听见一辆汽车停在楼门外。不久便是敲门声，上楼梯的脚步声，接着门口出现了——安娜。
　　她手里拿着一束丁香花（顿时芳香四溢）。我瞧着安娜，沉默不语。她走到放着“我”的写字台前，吻了吻丁香，然后把它放在我的面煎。
　　“谢谢。为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再一次感谢你。”
　　安娜的脸儿绯红了。可能，我也脸红了（只是没有人能够发现）。
　　“该动手准备了。要我准备什么呢？我想你有围裙吧？”
　　“作晚饭用的东西都在厨房里，”我回答说，“至于围裙……我这儿恐怕没啊。”
　　她走了出去，我目送着她。
　　我们结识已经两年了。她是我的学生，经常来参加我主持的讨论会。我们成了好朋友。
　　今天是那个使我“活”到现在的新发现的五周年纪念日。我要举行一个招待会。请了些朋友，还有几个学生。安娜同意充当女主人。于是我们就一起招待客人！
　　我听到了第一次门铃声。客人陆续到来。安娜的角色充当得十分理想。大家对她作的面包片赞不绝口。看着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自己也似乎产生了饥饿的感觉。唉！……
　　当手推餐车推进屋里，气氛活跃起来以后，我让客人们观看了我出外考察时拍摄的一部最新的影片。不久前我在巴西呆了三个月。我们跑到最后一个渺无人迹的丛林深处去进行考察。这一趟还真没白跑，我们发现了一个印加时代风格的奇特建筑物的废城，还有许多别具风格的什物。看来，这可以说是我们最有趣的考古发现了。
　　影片非常引人入胜。这次考察活动的确是很危险的。沿途惊险事迹不少，而且出过事故。
　　镜头一个个过去，我在一旁解说，客人们屏息静听。我感到大家很羡慕我。他们显然不了解我深信无疑的事业。这次考察活动非常紧张，而且充满危险，这对于那些携带着我的眼睛、听觉、发音和嗅觉器官的人来说，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考验。而对我个人却象是一场冗长乏味的电影！因为我不可能牺牲在巴西的丛林中。那么盒子呢？盒子总共有好几套。一套放在我任教的大学里，另一套放在我住所的办公室里，第三套放在人工花园的凉台上，好让我每晚听到市街的喧声。最后第四套放在同我住所相连接的实验室里，我的大脑在那里生活得绝对安全可靠，气温靠人工调节，还有熟练人员经常照看。因此我故事中讲的惊险事迹，多半是一种故意夸张的手法。而且……
　　我不时地瞧瞧安娜。她目不转睛地望着银幕。我不由得希望她能把带我到丛林去考察的那些同事中的某个人——一个身体强壮而又极其勇敢的人——当作我。看来我的愿望实现了。安娜忽然瞥了我一眼，就象看……一个普通的人那样。
　　大家都喝得很多。酒自然是客人们喝，但是他们的热烈情绪也感染了我。
　　忽然有人提议跳舞。我怎能反对呢？
　　大家围着我所在的桌子跳起来。一对对舞伴在我眼前翩然而过，时时遮住我看安娜的视线。但有时我还是能捕捉到她的目光，而且能觉出她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呢？难道我的眼睛——我身上唯一的取自活人的东西——暴露了我的心底秘密？
　　一位客人走到安娜跟前，请她跳舞。这个人的后背挡住了我的视线。现在我看见他们离我只有两步远，就在我面前。但我看到的仍旧是那个人的背影。可能是安娜拒绝同他跳，而他却执意要同安娜跳？后来那人的背影不见了。这么说，安娜是坚决不肯了。谢谢，安娜！
　　夜半时分，客人都散了。
　　安娜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分别时她问道：“我明天来帮你归置一下厨房好吗？”

　　五月九日

　　现在安娜常到我这儿来。她坐在我旁边的扶手椅里。我能够看病楚她脸上的五官，闻得到她身上的香气，我把她牢牢地印在心上，为的是在她走以后，好想象出一个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的世界。
　　我们长时间地交谈，有时甚至忘了幽明之隔。唯其如此，当我突然感到碰到障碍时，我更加痛苦——实实在在感到的痛苦。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明这个障碍。也许障碍就是我所呆的这些盒子的四壁吧？

　　五月十二日

　　今天是安娜的生日。她已经二十二岁。我请一位朋友带我去逛大商店。他很惊奇……我选购了一串珍珠及一些小玩艺儿，而主要的是一件湖色连衣裙。安娜的皮肤是浅黄色的，头发又黑又长。我想这件衣服她穿一定合适。
　　傍晚，我们欣赏着音乐。我让安娜打开一瓶香槟酒。一杯——象征性的——她把它泼洒在地上；另一杯她自己喝了，为她的健康干杯！我叫她把包打开；礼物她很喜欢，她拍着手，哈哈地笑起来。香槟酒很多。安娜的眸子里闪着喜悦的光芒。
　　我让她试试连衣裙。安娜下意识地解开了上衣的钮扣，但是她的脸倏然一红，便向房门跑去。这时我才听到自己的声音……
　　不知怎的，我忽然清晰地听到了自己说的话：“请你别走……安娜……”
　　室内沉寂了。我不禁感到愕然。
　　安娜开始脱衣服。
　　她又立刻向外跑去。我听见她在隔壁屋子里嘤嘤啜泣的声音。
　　我请求她回来。
　　她回来了。穿着那件湖色的新连衣裙。颈上戴着珍珠项链。她泪痕满面，然而美得惊人。
　　我说：“原谅我……”
　　安娜并不看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又说：“安娜，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请原谅，今天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她不回答。
　　我勉强地说：“我发誓，今天的事以后决不会再发生。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安娜慢慢地抬起头，看着我说：“我不愿意那样，我们还要见面。我以后每天都来。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五月十六日

　　我告诉安娜说我要走了。她吃惊地看了看我。
　　“不要怕！我不会贸然从事。即使我想那样做……你知道有人保护我！……我走是为了搞清一些问题。记得吧，我曾一度陷入绝境，不料那一次出现了奇迹。如果这一次我又交上好运气呢，安娜！如果出现第二个奇迹呢……”
　　我到费城去了。

　　五月十九日

　　我在理查德这里呆了两天了。在我们畅叙旧情之后，我终于把安娜的事告诉给他！理查德并不打断我的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构造跟我有些不同：他的眼睛装在放大镜系统中心，所以显得特别大。看着这双眼睛，能够发现他情绪的一切细微的变化——与其说那是眼睛，不如说是一张脸。但是这一次理查德的眼睛却不露形迹。我只是偶尔感到他眼睛里闪动着谅解的讪笑。这使我很恼火，于是我便草草结束了自己的话：
　　“我和安娜的关系对我来说不是小事。这并不是那次成功实验的美中不足之处，但这个缺点完全可以用实验纠正过来。老借盒子的躯壳而存在使我感到讨厌了，谁曾料到结果竟然如此呢。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
　　“那你要怎么样？”理查德打断了我的话，“象古代那样，冲自己脑门开一枪！”
　　我没说话。理查德望着我。现在他眼睛里满含着温暖和同情。
　　“现在我来给你看一部影片吧。”他说着就打开了放映机。
　　屏幕上白雪皑皑，一个晴朗的冬日，群山浴着阳光。一位两眼带笑，肤色黝黑的墨西哥姑娘和一位身材高大、头发浅黄的斯坦的那维亚男人，优秀的滑雪运动员。镜头上一会出现男的，一会出现女的。看来，影片是他们两个互相轮流拍摄的。然后是傍晚时分的山中茅屋。壁炉里熊熊燃烧的劈柴，把红光映在他们二人的脸上……
　　屏幕暗了。我看了理查德一眼。他的目光呆滞不动。我明白，他现在还在遥远的地方，在黑暗的屏幕之后。对他来说，影片好象还没结束。
　　突然他问道：“你喜欢冯尔加利塔吗？影片里的那个姑娘？”
　　“很喜欢。那有什么用？你是存心叫我看那些你我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吧？”
　　“可望而不可及？你敢肯定吗？”理查德说道，“这部影片是我和冯尔加利塔一个月以前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滑雪时拍的。”
　　“是你们拍的？你滑雪来着？”我如堕五里雾中。
　　“你当然不会相信喽、”理查德说，“等一等，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忽然他的两眼变得呆滞，黯淡无光了。组成理查德的那些仪器停止了工作，上面的控制灯全部熄灭了。室内寂然无声。但是片刻之后我却听见了脚步声，隔壁房间里清晰可闻的脚步声。不久又传来叩门的声音。
　　“请进。”我说。
　　房门洞然打开。门槛外站着的却是影片中那个浅色头发的斯堪的那维亚人。他得意地望着我，说话的声音非常象理查德。
　　“你还不相信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滑雪的是我和冯尔加利塔吗？”
　　“你？到底那是谁？你怎么……怎么弄的呢？”
　　“很简单。我早就为过去的生活所苦恼了。我在你以前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摆脱我那宝贵的、精心保护的大脑。恰好这时来了一个叫奥拉夫的人，就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奥斯陆的医学院大学生。他提出要跟我定个契约。他急需要钱——他自己无力筹措的一笔巨款。于是，他说他想把自己的躯壳租出那么一两年……奥拉夫懂得一些神经生理学的知识，明白他的建议并非无稽之谈。我们一起分析了此事的细节，最后我确信这个计划完全可以实现。我们终于签订了合同。几位负责我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套信息系统，使奥拉夫能够停止接受他自己大脑发出的命令，而接受我大脑发出的命令。手术果然很顺利，而且不会有任何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了我。我现在就是浅黄头发的奥拉夫，期限是两年。他的大脑现在在休息，不接受任何外界刺激。我获得了两年的正常生活，而在此期间他要经受的只是失去知觉和恢复知觉所需要的那几分钟。
　　理查德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很羡慕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那轻盈的步伐。我贪婪地看着他吸烟的样子……他大概从我的目光里看出了我的羡慕心情。于是他便在扶手椅上坐下来，打量了一下放在写字台上的那套毫无生气的仪器。我觉得他的目光里满含着同情。
　　“我们的合同已经执行整整一年了，”理查德说，“这一年过得非常美好。老实说，达个期间我工作得不多，而是常到世界各地去漫游，观光。交交女朋友……但是，我对这些已经厌倦了。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刻……所以，”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把剩下的一年让给你。既然你很需要他的躯壳，那就拿去用吧！”

　　五月二十五日

　　从费城归来的路用了我六个小时。我走近家门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没有开门的工具。当然可以先转接到住所里的仪器上，再用光电管把门从里面打开，但这样作我有顾虑。我怕把不能思维的外壳扔在大街上，所以我在外面站了许久，不知怎么办好。
　　最后，当街上无人时，我才顺着排水管爬上站台，打破一扇窗户的玻璃，当心地取下玻璃碎片，然后钻进屋子。
　　就这样我回到家里来了。我从这个屋子跑到那个屋子，用一种新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一切。我用手抚摸着每一件平平常常的东西。自己照了很长时间镜子。然后我走到写字台前，上面摆着安娜的像片。我合上眼睛，回味着安娜的情影。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得为这第一次见面作些准备。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怎样才能使安娜立刻相信我就是我呢？！
　　我大吹大擂的逻辑性跑到哪里去了？我在屋里走来走去，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忽然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跑进厨房，幸好餐柜里还剩了些东西。我斟了一杯白兰地，煮好浓浓的咖啡，然后打开音乐钮，坐在写字台旁。
　　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了。喝过两杯之后，我感到更舒服了。我的计划越来越具体，越详细，象电影脚本一样。
　　大概，事情将会这样进行吧……

　　窗外传来轮胎的沙沙声。汽车在楼门前停下。我跑到凉台上，藏在人造长春藤的后面。
　　一辆白色敞篷汽车停在门前。乌黑的秀发、湖色的连衣裙、惊奇的眼睛朝上望着……我住宅里所有的房间都亮着灯，演奏着音乐。安娜大概以为家里钻进了什么人，她准发现一扇窗户没有玻璃了。她匆匆跳下汽车。神色慌张，好像要嚎啕大哭的样子。
　　我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我喊了她一声：“安娜！”
　　她朝凉台上望了一眼，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站在暗处。于是我又嚷道：“是我，安娜，我回来了。快来吧！”
　　安娜跑进楼门，我立刻向她奔去。我们在楼梯上相遇，两个人长久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所措，象孩子似的……
　　那是什么场面啊！……
　　然后我们互相接吻，象世上所有的人一样；我喃喃呐呐地低语着，夹七夹八地语无伦次，其实这时我们哪里还顾得上说话呀……

　　一年以后。

　　五月二十五日

　　我重新回到我办公室的那四个盒子里。我从敞开着的门里望过去，看见了安娜。
　　“快五点了。再过一小时客人们就要求了。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桌子都摆好了。我把你移到客厅里去怎么样？你会看到，达一切布置得多好啊！”
　　果然，布置得漂亮极了：桌子摆成Ｕ字形，上面放着鲜花、玻璃板。从我的名誉座位上可以看清整个房间，安娜的座位在我旁边。
　　过了半个小时。
　　第一声门铃响了……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到费城去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没有见面：我向学校请假之后，就去从事著述，到各地去观光了……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婚礼。我们是一年前结婚的，不过当时没有办法请你们来。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也听不到你们的掌声……也许你们以为我疯了吧？你们应该感到羞愧！你们应该知道，大脑放在蒂博教授的著名仪器里根本不会发疯。但是我明白你们为什么沉默。我不怪你们。
　　“诸位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们公正确理解这一切的。今天我的第二个实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象对待第一个实验那样，严肃地对待它。
　　“畅饮吧，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们要失陪了，就是说，安娜要走出这间屋子，这四个盒子上的控制灯也要熄灭。因为今天是香槟，当你们听见瓶盖打开的响声时，那就是请你们为新婚夫妇干杯的信号！……”

　　“我不常到这里来，安娜。这里又冷又不舒服。这个空调装置也在轧轧地响……仆人中没有一个来问你需要什么吗？”
　　“不是没来问，而是我让他们到客人那边去了。我说，我们要离开一会儿。他们只是惊奇地看了看瓶子。”
　　“谢天谢地，幸亏谁都没想要从这个瓶子里倒一杯。消化甘油的味道好象很不好……哦，对了，我刚才的讲话是不是太富于激情？”
　　“那倒不，恐怕正需要这么说。就是要让他们把这些话牢牢记住。”
　　“你把瓶子放在那束红色导线旁边。不过要小心点，别碰了信号系统……现在接上导火线。你把它对折一下，以防万一……安娜，你……”
　　“你想问我是否后悔吧？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小的时候，妈妈常教育我说，人生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应在最美好的时刻收场。因此我总是在晚会的高潮中离去……”
　　“安娜，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在看导火线。它快要烧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