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恐怖》作者：[美] Ｒ·斯坦迪什

艾谧 译

　　首先要声明，我在这里所做的自我介绍无非是想给人一种真实感，与我要讲的故事却没有多大关系。
　　我的名字叫马克·哈罗比，是个单身汉，３６岁。职业是律师。你可以在伦敦电话簿上找到我的名字。我住在威斯敏斯特，毛包街１４９号。在我的诉讼委托者中育好几个闻名世界的财团。
　　总之，我是个可靠的公民，如果你在阅读下面的故事时感到不可信的话，请千万别忘记这一点。
　　在苏联发射第一号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一封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信是吉赛尔·杜克洛斯写来的。我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至今仍然是个单身汉，都是她造成的。
　　吉赛尔２７岁，瑞士人，是个身材苗条、金发碧眼的姑娘。十年前我就爱上了她。她的哥哥皮埃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比我只小两岁。他们的母亲社克洛斯夫人是个寡妇。先夫是瑞士的一个小文官。她在日内瓦管理一所学生宿舍。而我在１９３９年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因而我的生活从此同他们交织在一起。
　　自从１９４６年以来，吉赛尔、皮埃尔和我每年夏天都要远足旅游一次，或是去瑞士和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去白云山，或是去比利牛斯山脉，其至有一次去过北威尔士的风雪地区进行长途跋涉。我们喜欢徒步旅游，尽管我们还算不上真正的登山运动员，但是我们特别喜欢到山区去爬山。
　　吉赛尔拒绝同我结婚。因为她认为她哥哥皮埃尔的事业比她自己的婚姻还重要。皮埃尔是一位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而吉赛尔是他的助手，是一位自愿独身生活的生物学家，
　　象许多瑞士人一样，吉赛尔和皮埃尔都是头脑清醒、脚踏实地的人物。吉赛尔信中的语调之所以打动我的心，原因正在这里。她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马克：
　　我知道你很忙，也知道叫你离开伦敦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要求你立刻到日内瓦来，这比一切都重要。我的话是当真的，但在信中我不敢说得太多。
　　请你务必告诉我：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见到你。
　　千万不要打电话给我。
　　·········

　　　　　　爱你的吉赛尔

　　信就是这样写的。我觉得，她这样紧张，必然事出有因。因此，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订了两天后的飞机票，并给吉赛尔寄去了明信片，告诉她我什么时候到，希望届时能见到她。

　　在机场上，我们相见了，吉赛尔的容貌扰乱了我的心。她瘦多了，十分憔悴，而且有些魂不守含的样子。她谈了半天，却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她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好象是要堵住我的嘴，不让我有机会开口。
　　我们开着汽车在寂静的城市街道上行驶了两圈，知道自己身后无人跟踪时，才沿着湖边的小路向尼翁很洛桑驶去。坦白地说，对于姑娘这种做法，我真有些恼火，这同她的为人可太不相称啦。
　　“我们在山区租了一小间备有家具的农舍，”她向我解释说道，“到目前为止，他们多半还没有发现我们。但我们迟早是会被他们找到的。”
　　“他们是谁？”我文职地问。
　　“不知道，马克。可怕的正是这一点。”

　　这间农舍座落在海拔５，０００英尺的一个辽阔的高原草地的一角。我们驱车高速行驶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农舍附近看不到有别人居住。这里只要风雪一来，就铺天荒地，所以连牛群也迁移到低处的牧场上去了。两只模样凶恶的大狼狗在小屋周围徘徊。当我们走近时，它们狂吠不己，还是皮埃尔出来呼斥，才使它们安静下来。
　　皮埃尔那紧张不安的样子比吉赛尔还严重，他似乎有一个星期没睡觉了。
　　“谢谢你到我们这来。”
　　他同我握了握手，把我领进了这间暖和的小屋。屋中饭菜喷香，更使我感到饥肠辘辘。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盘才罢。这是我的规矩，凡是准备听到令人不快的消息之前，首先得吃饱肚子。

　　“怎么样，我们谈谈吧。”把餐具收拾完毕后，我终于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马克，我能摧毁世上所有的青草，你会说些什么呢？”皮埃尔突然问道。
　　“皮埃尔，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会说：你是迄今还活着的最危险的人。必须把你尽快地关进监狱。难道真有这种事吗？”
　　他忧郁地点头称是。“但是，光是嘴说没有用，马克，我打算用事实来向你证明这一点。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怀疑我的。”他不让我打断他的话。“不管怎样，让你去掉疑心也好，这样你就能明白吉赛尔和我心头的负担是何等沉重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马克，我们指望你来帮助我们作出抉择。”
　　“请你从头谈起吧。”我要求道。
　　“大约在四年前，吉赛尔告诉我，她听说：谁能做出一种真正有效的杀草剂谁就能发财。”皮埃尔不好意思地说，“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我挣的钱很少。可是说真的，我对钱并不那么感兴趣。我只是想，吉赛尔要是能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该多好啊！这么一来，我也能有一两套换洗的新衣服和一辆象样的小汽车了。你知道，妈妈留给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多，现在也用光了。为建立一个实验室，我需要很多设备，但是它们价格高昂。开始制造杀草剂之后，我出发到澳大利亚去旅行，而为了筹措路费，竟把自己的保险单也卖掉了。”
　　“你是说你去过澳大利亚啦？”我惊奇地问道。
　　“我跟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听你的话，好象你为弄一点钱还感到惭愧似的。皮埃尔，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凭着你的脑子和能力，你为什么不可以把生活过得好些呢？接着谈下去吧。”我催促道。
　　“后来，我终于发明了杀草剂。”他继续说，“马克，有关的细节我就不谈了。这对你的良心和安全都有好处，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嘛。这个发明是成功的，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是的，的确如此。”他寻找着合适的譬喻，“好象本来想寻找一盒火柴，结果找到的却是一座火山。”
　　“你为什么要去澳大利亚呢？”我问他。
　　“因为那里比较偏僻，不易泄露秘密呀。我知道在大堡礁内，在皇后岛海岸线之外，有一些无人岛。经过谨慎的调查，我们知道有一个‘袋鼠岛’。由于没有淡水，所以岛上无人居住。袋鼠岛有三英里长，一英里宽，大小够我们用的了。你要明白，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做试验，我们的秘密是不容易传出去的。好了，简单说吧，我们租了一条小快艇，只用了几天。
　　“首先，我们围着袋鼠岛转了一圈，在确信岛上无人居住后，我们在早晨六点钟，正好在太阳升起之前，带了一些杀草剂来到小岛的中心地带。我们只把一小罐杀草剂倒在草地上，然后等待着。唔，等待的时间没多久。据我推测，由于太阳灼热，杀草过程显著加快了，就象在温暖的气候中腐烂的过程会加速一样。总而言之，从黎明到中午前，从这头到那头，岛上的草全变黑了，就象它被烧焦那样一片乌黑。”
　　“这么说，那三平方英里的草地在六小时内完全被杀灭啦？”我问道，“是这样吗？”
　　“是的，马克。”皮埃尔的态度很认真，“仔细想想吧，明天早晨，我们还要给你看一些东西，让你深信不疑。”

　　屋里有三张又粗又笨的床铺。吉赛尔的床用帘子同我们隔开。我们都去睡觉了。我希望他们俩睡得比我好些。

　　我们起得很早，因为秋天的白昼很短，我们没有等吃早饭，就动身穿过了辽阔的高原牧场。
　　吉赛尔手里提着一个螺旋口的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透明的绿色软胶之类的东西。皮埃尔拿着一根大约６英尺长的竹杆，竹杆的一头系着一块白色的破布。他要把达个竹杆插在离小屋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吉赛尔把瓶子递给我。
　　“我用它做什么？”我问。
　　“拧开它，”她告诉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在草地上，然后回去吃早饭。”
　　我拧开瓶盖，瓶子里放出一股恶臭，气味很怪，而且难闻到极点。我将瓶里的东西（它很象粘稠的机器油）倒到草地上，然后我盖上螺旋瓶盖。一切就绪，我们回去吃早饭了。

　　尽管两只大狼狗故意捣乱，这一上午总算平安地过去了。我想同吉赛尔谈些事情，但是，现在显然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

　　我的表指着７点钟的时候，皮埃尔穿上他那沉重的大衣，说了声：“我们走吧。”
　　我们向白旗子走去，刚到半路，一股腐烂的恶臭味便向我们扑来。我两次想要呕吐。
　　当我们到达我撒药的地方时，看到的只有黑色的草。如果我不明真相，我真会认为这草一定是烧焦的。皮埃尔不停地看着他的表。
　　皮埃尔和吉赛尔各自背着一个小仪器，很象喷洒农药的喷雾器。在法国，葡萄种植主总是用硫酸铜喷洒他们的葡萄园。
　　“用它们做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我想找对这东西多少还知道一些。
　　“你最好把这叫做灭火器，”皮埃尔答道，“这还差不多。”
　　当时，我忘记了计算时间，我的心在猛烈地跳动，我明白自己开始发慌了。在我跟前是某种罪恶的东西，某种能够引起一连串后果不堪设想的可怕的东西。我不敢再往下想。
　　“沿着这边走，”皮埃尔的活声好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与这种除草剂相比，原子弹只是小孩玩耍时用的玩具。”
　　这种说法出乎其他男人之口，似乎有些可笑。但这是一个头脑清醒而坚韧不拔的瑞士人说的，就格外显得真实无虚。
　　“你瞧！”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那块黑色草地正在迅速地扩大开来，它的边缘不断地蔓延起伏。虽然见不到火焰，但草地似乎同烧荒时一样，五分钟内，这块变黑了的草地已经相当大了。
　　当毁坏的草地快到一英亩大小时，皮埃尔问我：‘你看够了吗？”
　　我点点头。于是，皮埃尔和吉赛尔背对背地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到黑色草地的周围，向最边缘的地方喷洒药物。
　　“火”被扑灭了。
　　是的，我已经看够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回到小屋。在遐想中，我似乎看到了那黑色的恐怖已到处蔓延，难以控刚，世间已到处充斥着牛羊的哀鸣。我又想到那捧着母亲干瘪乳房的弱婴的悲啼，想到那失去青春活力的少年儿童。没有草，就没有肉，没有奶，也不会有乳酪和黄油——不只是几天或几个月没有，而且永远绝迹。
　　我的律师职务使我同许多大科学家发生了联系，他们似乎都欣赏所谓“纯科学”，而对人性很少关注。我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他们这种态度似乎也无可非议。
　　吉赛尔和皮埃尔与他们的态度不同，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们的原因所在。科学使他们谦虚，而绝不是狂妄。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还不体会皮埃尔的发明会导致什么后果，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听取我的劝告。
　　“我希望你们讲讲：要我在这里做些什么呢？”我说道。
　　‘你已经看到皮埃尔的发明所能造成的破坏，”吉赛尔答道，“你认为它能对人类造福吗？”
　　“马克，我们可以把意思说得更加明白些，”皮埃尔说，“我们能不能用它作为一个威胁的手段，来促使裁军或和平呢？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秘密托付给谁呢？”
　　“若要我现在就回答，”我说道，“那么，我要说：你们的发明被隐瞒和忘掉得越快，那对每个人就越有好处。但是，这个回答太草率了。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了我？我不很聪明，在你们看来，我怎么有资格来劝告你们呢？”
　　“我们很了解你，马克，而且我们相信你，”皮埃尔简单地回答。“你是我们的朋友，你的劝告都是十分诚恳的。”
　　“好吧，我接受你们的要求，”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要告诉我一些事情。你们都是瑞士国籍，你们的国家有长期的中立传统，为什么你们不能去伯尔尼，把你们的试验，或不管它是什么，交给当局，而让他们去伤脑筋呢？依我看，这才是你们该做的正经事哩。”
　　“如果我们发明的东西可以用作一种防御武器，马克，我们就不会犹豫啦。但它们不是那么回事。它的本质是进攻性的。所以，瑞士绝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皮埃尔，瑞士是你们的祖国，”我说，“而且我一直在想——”
　　“英国是你的祖国，马克，”吉赛尔尖锐地插进来，“如果你要求掌握这种除草剂的秘密，我们很乐意告诉你（不过为你着想，我劝你还是不知道为妙），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一秘密，你会不会履行公民的天职，把它交给英国政府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它打中了我的要害。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回答：“不！”
　　“为什么？”
　　“因为英国政府万一遇到什么紧急事件就可能情不自禁地把它作为一种武器而用于战争。依我想，任何理由都无法为此而辩解。在当前的思想斗争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地球的财富分配不均。有些人占有的财富过多，而其余的人饥寒交迫。可是你们的创造或发明，纯粹是破坏性的。它干脆把地球的财富统统摧毁，把整个世界变成你们科学家们随便使用的数学符号‘０’”。
　　“马克，吉赛尔和我同意你这个意见，我们的结论也大体相同。那么，你认为把这个发明同时交给美国和苏联能有好结果吗？”
　　“不能。”
　　“都不能吗？”
　　“都不能。”我坚定地回答道，“依我看，我们的想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们都一致认为：把它交给瑞士政府是无用的，因为瑞士不会使用它。同时，我也不愿意把它交给任何其他国家，因为它有可能被使用的危险。事情已很清楚，只有把它隐瞒起来，你们不是要听我的劝告吗？那么，我的劝告就是：把你们手里所有的那种臭玩意儿毁掉，把有关的文件资料统统毁掉，并忘记这所有的一切。如果你们都同意的话，我想给日内瓦机场打电话预定飞机票了，并且请吉赛尔开车把我送到机场。”
　　“但是，马克——”
　　“听着，皮埃尔，”我打断他的话，“我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到明天，但是，我绝不会再有什么其他劝告了。”
　　“但是，马克，你还不知道整个的故事，”吉赛尔不高兴地说，“这件事不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几个月以前，我们就得出了你这样的判断。除了你今天早上提着的小瓶子，我们已经把皮埃尔的笔记连同存下来的药一起毁掉了。现在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只是在灭火器内的５０公升溶液。”
　　“那就没有什么可发愁的了。”我明确地说，“现在我可以回家谋生去了。”
　　“可我们两个都还记得皮埃尔除草剂的配方，马克。”吉赛尔说。
　　“那么，忘掉它吧。”我反驳地说。
　　“难道你能够清除掉你头脑中那些牢固的记忆吗？”皮埃尔问，“它不象你所说的那么容易吧。”
　　“这么说，你们不能忘掉这个配方？只要你们谁也别说出来就行了。”
　　“但是，马克，这个秘密不保险，”皮埃尔面带愁容地说，“有人知道它，或至少猜想到它。我们的小屋子已经被搜劫过两次了。吉赛尔和我也被跟踪过。我们的信也被截取过。我们的电话恐怕也有人窃听。我还不认为会有人跟踪到这儿来。但这也只是早晚的问题。他们起先要用巨款来收买我们。一天早上，吉赛尔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一些朋友让我代表他们告诉你们，你和你的哥哥可以得到你们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他们愿意在你们选择的任何时间和地点来会见你们。’有一天，有人在人群中将一百法郎的票子塞进我手里，上面还写着：‘还有好几百万哩。’后来，电话的语气变得下流而恶毒，还不时出声恫吓，我们就是在那时毁掉了一切材料。”
　　“这些神秘人物到底是谁，你心里从来就没有数吗？”我问道。
　　“没有，”皮埃尔答道，“我猜想，他们不是美国人就是苏联人。他们都不是为了使用这个秘密，是为了防止别人拥有它。”
　　“是的，你说得有理，”我勉强同意他的话，“你们应该告诉他们双方都滚开，此外就是守口如瓶，这就行啦。”
　　“可是要叫任何一个顽固的人开口的办法还真不少哩。这越来越成为一种现代艺术啦，”皮埃尔说，“吉赛尔和我如遭到严刑拷打是受不住的，到那时还能守口如瓶吗？”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吉赛尔相皮埃尔的恐惧了。事实上，这种恐惧已经开始传染给我。我所了解的事情太多了。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被拖到这件事之中去啊！
　　“那我们改变主意吧，”我最后说，“我劝你们俩立刻到日内瓦去，向警察当局诉说你们的困境，请求给予安全保护。”
　　“马克说得对，”吉赛尔说，“我们必须这样做。”
　　“谢谢你，马克，我们照你说的去做，”皮埃尔补充说，“我们吃点东西就进城去吧。”
　　作出了决定以后，他们如释重负。碗柜里还有一瓶威士忌酒，我们默默地喝着。
　　这时，传来了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
　　“这不会是我们的电话，”吉赛尔说，“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住在这儿。”

　　由于没有别的人有兴趣去接这个电话，为了停止这种令人伤神的铃声，我就拿起了电话。
　　“我找杜克洛斯教授。”一个人用法语说。
　　‘这儿没有杜克洛斯教授，”我回答，“你一定把电话号码弄错了吧。”
　　“请你告诉杜克洛斯教授，”这个声音继续平静地说，“有些朋友很想知道袋鼠岛上的草何时能再次生长。”
　　我挂上了电话。
　　这些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其中饱含恶意。吉赛尔和皮埃尔一听也就明白了。
　　“要去日内瓦，说起来很容易，”皮埃尔说道，“可是，我们怎么个去法呢？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很容易阻止我们到达那条公路干线。因为好几英里内，—家住户都没有。”
　　“依我看，”我说，“皮埃尔现在应同警察取得联系。能由警察护送就好了。”
　　皮埃尔同意，他去打电话。但电话已经切断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情况已很清楚。电话不通更显得我们孤立无援。我们都热切地想回城市，但我们知道，这多半是不可能的了。那些已经发现袋鼠岛大片草地死亡的神秘人物，那些切断我们电话的人们，那些对吉赛尔和皮埃尔造成威胁并使他们精神失常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办法来截获我们。回城去的两英里路要经过一个稠密、黑暗的松林。在大白天走都有些凶险，更不用说在黑夜里走了。即使有两条大黄狗，即使皮埃尔有支猎枪，也无济于事。
　　“他们不会开枪打死我们的，”我抱有希望地说，“如果你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你们的死对他们没有好处呀。”
　　我变得自私起来。那些家伙绝不会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们能相信吗？
　　天色比一小时前更加昏黑，火快要熄灭了。当我到屋外拿木柴时，天已经开始下雪。大而潮湿的雪片正在向下飘落，象一块巨大的白色地毯似的覆盖着高原草地。
　　“吉赛尔和我已经考虑过这一点了，马克，”皮埃尔终于说，“我们准备迎接一切意外。”
　　我没有理会他的话。
　　“然而你是安全的，你什么出不知道，”他继续说，“老伙计，你还跟以前一样。很抱歉，我们把你扯进这乱七八糟的事情中来了。”
　　吉赛尔和她的哥哥正坐在餐桌两边，每人拿着一支钢笔和一叠纸，飞快地写了几分钟。写完之后，他们走出小屋，向木棚走去。
　　“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写的是什么，”皮埃尔说，“它在一堆木屑下面藏着，我想他们不会到那里去找的。”
　　“但愿它们不是那该死的配方。”我说道。
　　“不，马克，”他平静地回答，“我们所写的只是为你开脱罢了，万一有人来追究你的话，它就可以为你澄清问题。就是这些。”
　　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感到极其惭愧。
　　我走出小屋，踱了一会儿步。我感到，他们可能很想独自呆一会儿。当吉赛尔和我刚到这里时，我已经把车掉了个头，使它停在面对着下坡路的地方，以防发动时会有困难。雪已经几英寸深了，然而已经停住。天色漆黑，我打开了车灯，一束灯光向山坡下大约半英里远的地方射去。我们看到有四个人影，正在缓慢地朝山坡上爬，衬着白色背景、显得非常清楚。据我看来，他们好象是男人，因为男人在雪中爬行是不希奇的。当然，他们可能是瑞士人。为什么不呢？这是瑞士的土地，瑞士人对雪已习以为常了。
　　我回到屋里，想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俩。我有了些勇气。他们不再是无形和可怕的对手了。我已看到了他们。
　　两只大黄狗听到了来者的声音，便发疯似地狂吠着。皮埃尔松开它们的缰绳，它们吼叫着冲入黑夜去战斗了。
　　几秒钟过后，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我判断这是从小口径手枪打出来的。接着是一片寂静。立刻，我想象出一幅场面：两只脱实的狗倒在地上死了，它们的鲜血染红了处女般洁白的雪地。
　　间隔两分钟的两声枪响，打死了两只狗，这就是结果。这是一些受过杀人训练的行家。这一切如此突然，如此无情，如此内行，以致尽管小屋很暖和，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我又一次害怕起来，我说了几句笑话来掩盖我的恐惧，但这个时候说俏皮话是不合时宜的。

　　有人敲窗户了。
　　“出来！”一个声音说，“我们想跟你们谈谈！”
　　我们早已关掉了灯。屋中唯一的光线是炉门里发出的火光。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皮埃尔从他的座位上站起身来，在吉赛尔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我握住他伸过来的手。
　　“再见！”他说着，把手放到嘴边，立刻就倒地死了。
　　吉赛尔在我的嘴唇上吻了一下，模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她也把一包东西放到嘴里。
　　我本来能够阻止她，但我没有这样做。她含着痛苦的微笑死去了。
　　“出来！”那声音还叫嚷着。
　　有东西从窗外扔了进来，砰地一声落在木质地板上。我感到喉咙顿时憋闷起来，便顺从地走到门口。这时，有什么东西捂到我的脸上。
　　以后，我模模糊糊记得一个人在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我左袖被撕破了，内衣也被撕开了。我觉得胳膊上有些疼痛，就象被钝的皮下注射针扎了一下似的。
　　那些话还在我头脑中反响，“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对我们没有用处。”他们怎么会那么肯定我什么也不知道的呢？
　　我听到沉重的皮靴在雪中走路的声音，这个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
　　我躺在小屋门外的雪地上。
　　当我走进小屋时，烟己消散了。我用纸和粘胶带把破窗户糊好，然后重新打了灯。
　　皮埃尔和吉赛尔仍然伏在桌子上。他们为使世界免受他们发明的那个黑色死亡的威胁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故事就是他们的墓志铭。

　　如果世界知道他们自杀身死的意义，他们就不是白白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科学的进展有时超出了道德观念的范围。吉赛尔和皮埃尔不敢继续活下去，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活下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同我分享他们的发明。
　　在高原草地上留下的一块一英亩大小的黑色地块，以及在大堡礁中留下的一块荒芜的死岛，可作为他们的纪念碑。它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变得绿油油呢？
　　尽管我把故事讲得那么笨拙，但却表达了我的好友留下的遗言：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他们两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