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车祸》作者：尼·索维托夫

邢方　译

　　７月里一个闷热的中午，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和沥青味。街道上的汽车声简直震耳欲聋，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无休止的嘈杂声。行人都紧贴着便道上的墙根走，以便加大自己同街中心那些喷着黑烟的怪物的距离。怪物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造出来后却不仅不能使自己免于每时每刻都受到被怪物压死的威胁，甚至不能分清哪些汽车是需要的，哪些汽车是不需要的。有些汽车在城市里根本无事可作；有些大马力的汽车在街上空跑或者只装着一点点东西……
　　交通队民警中尉基里洛夫把自己的那漆有条形标志的黄色摩托车径直驶到行道上，停在一棵杨树的树荫里。他坐进车斗，把写有上午值班记录的记事册放在膝盖上。他热得浑身发懒，用一双漠然的、已经不像两小时那样前敏锐的眼睛望着汽车的洪流，这洪流一直在他负责的这条最繁华的街道上奔腾，虽然临近中午时车少了一些，但轰隆隆的声音并未消减多少。基里洛夫从早上６点就开始值班，到现在已累得动也不想动了。不过，由于已经形成条件反射，所以他仍能发现一些车辆的违章现象——这些违章现象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瞧，几辆崭新的“日古利”随随便便地就超车了，但基里洛夫饶了他们；要是在早晨的话，一定把它们拦住了……瞧，一辆“马斯”车轰隆轰隆地在那儿喷着黑烟。当然也应当把它拦住，进行登记、处罚，因为它的燃油泵有毛病。同时还要处罚机械师。因为他早晨竟放这辆车出了车库，从而造成空气污染。然而，基里洛夫中尉又置之不理……一位急性子司机驾着辆“伏尔加”在人行道旁边按喇叭，把几个行人吓跑以后，猛地开了过去，这下该作违章记录了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违章现象一天何止百起……
　　基里洛夫用手挥开一团在眼前飞舞的毛茸茸的杨花，正想去找点水喝，突然感到街上的车流不大正常。霎那间，这一不正常的感觉便被一个人的叫喊声所证实，叫声尖利，在嘈杂的街道上猝然而起又猝然而灭，像是被一阵撞击声和玻璃迸裂的声音打断了。基里洛夫看见：距他约７０米的地方，一辆装着碎石的自御汽车突然越过中心线，把这两辆小汽车逼到了对面的马路边上。接着。自卸汽车拐了一个几乎９０度的弯，冲上人行道撞进了一辆迎面开来的长途公共汽车，这是一种巨型公共汽车，宽大的玻璃窗闪闪发光，刹车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在马路上行驶时活像一艘巨轮夹在一些小船中航行。
　　基里洛夫把装在车斗里无线电话机的按键一摁，不等值班员回答就大声叫道：“我是２３号！我是２３号！车祸。请派行动组和急救车。急救车要快。”说完把话筒一放，便向自卸汽车跑去，一边跑边挥动指挥棒，想断绝街上的交通——其实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了。
　　基里洛夫真不愿去看卡车前轮下的情况。他想，现在应当用牵引车把自卸汽车从墙里拽出来，前轮下的情况可以过一会儿再看，因为压在下面的那个妇女已经死了。想到这儿，他便先去看驾驶室——那里面可能还有活着的人。
　　自卸汽车的驾驶室被后面满载的车斗挤瘪了，里面堆满了碎石，费了很大劲才把车门打开。一看，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折断的操纵杆刺进了他的胸膛，这情景使基里洛夫不禁打了一下寒颤。
　　驾驶室里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似乎有些奇怪，他的手也握着方向盘。于是使人产生这样一个推测，即在出事之前，两个人——司机和搭车人——正在争夺方向盘。
　　“这可能就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基里洛夫自然地这样推测，同时伸手去抱那个小伙子——他的伤势显然要轻得多。
　　此后的一切便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行动组接到基里洛夫的电话赶来后，立即开始清扫马路，疏导被阻塞的车辆，用卷尺丈量并绘制事故现场的示意图，接踵而至的急救车立即将受害者送进医院，基里洛夫则忙于讯问停在距车祸现场不远的那辆巨型公共汽车和被自卸汽车逼到路边的两辆小汽车的司机和乘客。
　　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自御汽车直行，没有任何可见的原因使得它必须转弯越过马路中心线，然后又驶上人行道，撞进墙里。一辆小汽车的司机说，他看见自卸汽车的挡风玻璃后面人影晃动不已，好像搭车人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但他不敢肯定，因为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而且从小汽车里是由下往上看，看不大清楚。
　　公共汽车司机倒是和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人处于同一水平位置。但他们相距太远，因而司机只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印象，觉得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两个人靠得异乎寻常地紧，然而，却没有看到任何争夺的现象。公共汽车里的乘客则只看到自卸汽车莫名其妙地拐了弯，此外便是详细描述自卸汽车如何撞墙，如何响起玻璃碎裂以及车祸以后自卸汽车的位置等等。
　　但是，一个目击的过路人去主动来找基里洛夫，说他看见搭车人在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司机的叫喊声，好像叫的是“坏蛋！”这就已经是事故原因的直接证据了：搭车人强行干扰司机的工作。
　　然而，搭车人为什么要这样？原因何在？
　　基里洛夫为此琢磨了一整天。晚上，他往医院打了个电话。
　　“司机死了。”值班护士告诉他，“您可以同那个年轻人谈谈，他姓伊万诺夫，名字叫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明天来吧。”
　　“两条人命！”基里洛夫摇了摇头。
　　第二天基里洛夫来到医院。他披上一件干净的白大褂，上面一个扣子也没有，袖子飘着几根带子——没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穿这种褂子，然后走进伊万诺夫所在的病室。护士指给他伊万诺夫的床位，只见上面倚枕斜躺着一个２０来岁的年轻人，两眼红肿，不知是由于失眠还是眼病。
　　基里洛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让病人不要紧张，不要坐起来，然后提出第一个问题：“您怎么会在汽车上？”
　　“搭个便车。”病人回答得很简短。根据伊万诺夫答话的语气，基里洛夫明白这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怎么出事的？出事之前有些什么情况？”
　　伊万诺夫沉默了一会儿。基里洛夫觉得沉默的原因主要倒不是伊万诺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他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谈话（他不善于掩饰）。可是，伊万诺夫却回答了，而且这个回答完全出乎基里洛夫的意料。
　　“当时我发现司机快死了，”伊万诺夫说，“他马上就要死了，他脑子里出了问题。为了避免和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所以我去抓方向盘。”
　　伊万诺夫的声音很小，但讲得很肯定。于是基里洛夫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可是有人把司机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担心他夺司机的方向盘时被人看见了，所以杜撰了这样一个说话。
　　“太天真了。”基里洛夫心想。“现代医学可以准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死因……”不过，他不愿意用这样的回答来折磨一个躺在床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病人。于是他用似乎是表示同意口吻说：“根据您的说法，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就这样写：您发现司机的情况异常，所以想夺过方向盘。”
　　“不是情况异常，是快死了。不过反正是一样。”
　　“这以后就发生了事故。”
　　“对。”
　　“最后一个问题：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告诉您说司机已经死了？”
　　“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我当时就已经知道司机快死了，所以我才抢过了方向盘。”
　　最后一句伊万诺夫的说得非常坚决，甚至从床上欠起身来。基里洛夫也站了起来，由于不愿为难病人，所以用安慰的口气说：“谢谢，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好好养伤，伤好以后我们再仔细谈。”
　　中尉点头告别；病人重又靠在枕头上，并疲倦地转过头去。
　　基里洛夫出了病室以后，便去找值班医生问司机死亡的原因。
　　值班医生从档案夹里找出死亡鉴定，看了看，然后对基里洛夫说（看来他同民警打交道已经颇有经验了）：“记下来吧：今天７月１０日因车祸受伤入医院的病人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被折断的操纵杆刺入肋间造成的外伤不构成死亡的原因。”
　　基里洛夫迅速地记着，惊讶的心情暴露无遗。值班医生有些不解，因为他习惯于看到警方人士对任何惨痛的消息都持冷漠态度，于是便问基里洛夫：“这个鉴定有什么地方使您感到奇怪吗？”
　　“请告诉我，”基里洛夫不作正面回答，“是否可能有人告诉了伊万诺夫，说他同车被送到医院的司机死了？”
　　“我们医院里的人绝对不会！”医生保证说。
　　“他可能在救护车里听到吗？”
　　“嗯，当然可能……不过……”医生找到一个档案夹，打开看了看。“根据病历看，伊万诺夫在送医生的途中处于昏迷状态。”
　　“他被抬上救护车时处于昏迷状态。这我记得，”基里洛夫说，“但他可能上车不久就醒过来，并听到车上的医生人员关于司机已经死亡的谈话……”
　　值班医生耸了耸肩。基里洛夫继续往下说，却又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可是，救护车上的医生人员不可能当时就确定了死亡的原因啊。而伊万诺夫却告诉我，说司机在开始就快死了，而且还说出了死亡的原因——脑子里出了问题。值班医生表示不满地看了基里洛夫一眼，然后又取出司机的病历档案，解释道：“对这个问题，这上面有回答。进行病理解剖的医生对死亡的时间无疑是很感兴趣的，他必须明确：究竟是先死亡，后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死亡——尽管所受的伤并不构成死亡的原因。瞧这儿，根据失血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特征，病理解剖医生是这样作结论的：‘死者是在生前受伤的。虽然很快便由于脑溢血而死，但死亡的时间是在车祸和受伤之后。’急求医生所作的结论也是这样的。”
　　“明白了。”基里洛夫表示同意。“那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即在车祸发生之前司机便已经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车祸就将是他的昏厥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可以。这是完全可能的。中风，也就是脑溢血，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失去知觉。”医生回答说。
　　基里洛夫点点头。医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伊万诺夫的情况怎么样？”他问医生。
　　“轻微的脑震荡。躺两个星期就会完全复原。”
　　好了，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都很吻合。自卸汽车的司机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汽车失去了控制。伊万诺夫发现后便抓过方向盘把汽车控制起来，但他没弄好，发生了车祸。自卸汽车撞进墙里并压死了墙边的一个过路女人。司机受伤以后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然而受伤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伊万诺夫只受到较重的碰伤，不过仍然得躺些时间，虽然死了两个人，但基里洛夫个人认为这一事故中没有犯罪者。当然，这个案子应该转向法院审理，法官们将对事故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分析研究。不过，他们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其实管这些干吗，这和基里洛夫已经没有关系了。到时候只要求他提供事故的详细情况，这他是能作到的。
　　两周以后。基里洛夫被叫到检察厅的侦查员那儿去了。
　　经过侦查员的会客室时，基里洛夫看见那儿坐着伊万诺夫。他看了基里洛夫一眼，很审慎地同基里洛夫互相打了个招呼，但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热情。
　　基里洛夫同侦查员费拉托夫虽然多次在民警局的一些办公室里见过面，但互相并不认识。侦查员请基里洛夫坐下，又把一份询问记录摆在自己面前。他先提了几个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问题，然后问道：“您看见那个搭车人伊万诺夫时，他的手是握着方向盘的吗？”
　　“对，我在报告就已经写了。”
　　“伊万诺夫说当驾驶员的情况异常时，他试图把汽车从危险中挽救过来，是吗？”
　　“伊万诺夫是这样明确地对我说的，说驾驶员马上就要死了。”基里洛夫回答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他不是说情况异常，而是说快死了。医学鉴定果然证实驾驶员在车祸后很快就死了，但并不是因受伤而死的。”
　　“就是说，驾驶员死于车祸之后。”费拉托夫特别强调“之后”这两个字。“车祸前他还活着。那么，有什么必要干扰他呢？情况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呢，即伊万诺夫是妨碍了司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那么，那个过路人说他看见了伊万诺夫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了叫喊声，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我传讯了那个过路人，这是他的证词。他对您也是这样讲的。”
　　“伊万诺夫并不否认他夺去了司机的方向盘。见证人讲的是可信的。”基里洛夫回答说。“至于伊万诺夫为什么这样作，我同他谈话时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很虚弱。”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了。”费拉托夫说，然后又问：“公共汽车是离出事地点多少米刹车的？”
　　“根据行动组绘制的示意图，”基里洛夫指了指侦查员办公桌上的文件，“公共汽车距出事地点６２米。”
　　“这距离还很大嘛，按公共汽车和自卸汽车当时的速度，它们完全可以刹住，不会撞车。”
　　“对。”
　　“那伊万诺夫向您断言，说他夺方向盘是为了避免同公共汽车相撞，不是就没有根据了吗？”费拉托夫问。
　　“他们可能晚几秒钟相撞。”
　　“可实际上并没有相撞。我们现在很难说，如果两辆车继续开下去，究竟会不会相撞。可轧了女公民阿福尼娜是事实，而且轧死了。”
　　“对，是这样的。”
　　“我还要对您提一个问题，基里洛夫同志。您作为一个交通事故鉴定家同时又是见证人，您看女公民阿福尼那被轧是不是伊万诺夫转动了方向盘的结果？再准确一点：如果伊万诺夫不夺方向盘的话，阿福尼娜就不会被轧死，您说是吗？”
　　基里洛夫觉得很难回答。这实质上就是问他，阿福尼娜的死伊万诺夫要不要负责。
　　“我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终于说。“这谁也不知道！可汽车是由于驾驶员死亡才失去了控制，这点是确实的。其根据是医学鉴定的结论。”
　　“司机是后来死的，”费拉托夫提醒道，“后来！转弯的时候司机还活着！”
　　“我问医生这个问题，”基里洛夫表示不同意，“案件档案里写得有。”他又指了指那些文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像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倒像是伊万诺夫的辩护人。“医生说，出现脑溢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死亡之前，一般都先失去知觉。汽车失控的原因就在于此，说伊万诺夫的行为合理——即使他只是为了救自己，其根本也在于此。不错，他没有弄好，但这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
　　费拉托夫也感到了中尉所持的这种辩护者的立场，他不满地摇摇头，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往门户边走去，并改用‘你’来称呼基里洛夫，好像正式谈话已到结束。
　　“就这样吧。我再同伊万诺夫谈谈。你坐在这儿听听，也许会听到什么新东西。”
　　伊万诺夫进来了，他用镇静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两个人，向费拉托夫问了好，然后不等主人让坐便坐到了离办公桌稍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费拉托夫为这种他看来是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心想主人一般总是要先让坐的，他平时接待来访者也是这样。“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大学物理系学生，生于……”费拉托夫进行初次传讯的例行公事。
　　基里洛夫瞧着伊万诺夫那张显然已变得红润起来的脸，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可能是他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基里洛夫想。“对了，他是大学物理系学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总是在沉思。”
　　“维克多？瓦里耶维奇，”基里洛夫听到费拉托夫开始提问了，“请把出事前的情况讲一讲。”
　　“好的。不过您先接电话吧。”
　　基里洛夫敢发誓，伊万诺夫确实是先说这句话，然后电话铃才响的。费拉托夫听见这句话时也有点莫名其妙，他正准备就此责备伊万诺夫时，桌上的电话果然丁零零响了。费拉托夫更加吃惊了，他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是一个很熟的人，谈的是非常一般的公务。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可能把这次电话事先告诉伊万诺夫。因为，费拉托夫放下听筒以后，很注意地盯了伊万诺夫一眼。可是，正当他想问问伊万诺夫是从哪儿知道刚才会有人打电话来时，伊万诺夫却先作了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谈。您不是要我讲讲车祸发生前的情况吗？我已经跟中尉讲过了。”伊万诺夫指了指基里洛夫。“不过我是可以再讲一讲。我能感觉到司机快死了。如果我不抓过方向盘，汽车就会加快速度，我们也就会同公共汽车撞上。我甚至能预料，如果撞上，公共汽车上哪些地方的乘客会被撞死。而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倒不会受很重的伤，因为我还来得及跳车。那样的话，我怎么也不会住医院了。”
　　中尉和侦查员都吃惊地望着伊万诺夫。他的语调充满自信，于是基里洛夫不由得又像刚才那样琢磨起来：他的样子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费拉托夫脸上吃惊的表情则很快就消失了，又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因为他似乎想起来了，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曾多次听到过这些不足信的话，而他作为一个侦查员，其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因此，他以那已经成了职业习惯的倔犟劲儿，重新又把审问的主动夺回到自己手里。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请把您那长长的、我还没全弄懂的解释分开来谈。首先请回答我，您根据什么断定司机快死了？”
　　“那我又根据什么告诉您刚才那次电话呢？”伊万诺夫以问代答。
　　“我不知道。”费拉托夫仍然很镇静。“可是某种偶然性，对吗？那这样吧，您就把这两件事给我解释一下。”
　　“很难解释。就算我不过是能感觉到任何运动的逻辑而已。”
　　伊万诺夫不作声了；费拉托夫现在则已不急于提下一个问题，虽然他并不打算改变预定的谈话步骤。
　　“好吧，既然您很难解释，那我们就认为您无法解释。”好像是为了阻止伊万诺夫正要表示的抗议，侦查员立刻又接着讲：“请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您断言，说如果您不抓过方向盘，不改变他的方向，自卸汽车就会加快速度并撞到公共汽车上？”
　　伊万诺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发动机的声音已经变大了。汽车已经开始加速。并且，它可能撞上公共汽车这一点，我还感觉到了。”
　　“您回答的前一部分是可以解释通的，”费拉托夫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司机失去知觉以后，绷紧的或者是松驰下来的脚的重量就会落到油门踏板上，也就会增加发动机的转速。这一点我能接受。可您回答的后一部分……说您能说出在您所预料的撞车事件中，公共汽车上的哪些乘客会被撞死……对不起，这简直是玄学了！”
　　“电话，”伊万诺夫突然说，“马上就响……”
　　电话铃果然又响了。费拉托夫拿起听筒，显然很不高兴地答着话，同时又不得不掩盖自己吃惊的心情。谁知电话是妻子打来的，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费拉托夫只好把语气缓和下来。接完电话后，他不再怀疑伊万诺夫猜中电话是什么预谋了。他放下听筒，对伊万诺夫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确实对电话铃有预感。这点我承认。”
　　“不只是对电话铃。”
　　“怎么，您是要我们相信您预感到有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吗？可是根据交通事故鉴定专家的看法，撞车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能预感到任何开始的运动会得到什么结果。电话铃声是电流以及磁场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是在电铃锤撞击铃盖以前开始的。我能感觉到这一运动。同样，我也能感觉到大脑中的生物电流。所以当时我准确地知道司机快死了。”
　　费拉托夫不相信地摇摇头；基里洛夫却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瞧着伊万诺夫。
　　“那也没什么，”费拉托夫一边说一边翻着面前的档案夹，“我们从您学校里得到了您的鉴定，上面说您‘善于思考，具有准确的物理上的直觉，能迅速掌握学习材料，有卓越的数学才能……’等等，等等。总之，是把您作为一个好的物理系学生来夸奖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您对于物理现象的磁场和电波也具有这种直觉，是吧？”
　　基里洛夫看见伊万诺夫淡淡一笑。
　　“可是我们，”费拉托夫继续说，“我们研究的不是看不见的电波，而是明显可见的事物：自卸汽车没有同公共汽车相撞，也不可能同它相撞。您说可能相撞，却拿不出证据。”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伊万诺夫说，“我可以用简单而又看得见的方式证明自己有预知运动结果的能力。”
　　费拉托夫耸耸肩，似乎是允许伊万诺夫试一试。伊万诺夫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５戈比的硬币递给费拉托夫。
　　“把硬币抛出去。只要您事先告诉我您是怎样拿着它的，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我就可以准确地预先告诉您它落下来的情况。”
　　费拉托夫暗暗责备自己竟同意和这样一个人玩“鹰与字”的游戏，这个人眼看就快成为审讯对象了。尽管如此，他却无法抑止自己的好奇心，很想看看这个简单的试验的结果究竟如何。他见基里洛夫的兴趣也不亚于他，于是便接过硬币，并在抛出去以前对伊万诺夫说：“据我所知，如果抛很多次，硬币落地后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其或然率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百分之五十。您猜中的或然率，大概也不会比这大。”
　　“我能百分之百地预先说中。手里的硬币哪面朝上？”
　　“鹰朝上。”
　　“抛吧！”
　　硬币被抛向空中，翻滚着往上飞去，在硬币落地之前，伊万诺夫便说：“鹰。”说罢若无其事地扭过头去，那样子，好像毫不怀疑自己判断的正确性。
　　“不错，是鹰。”费拉托夫说，并让基里洛夫也看了看。
　　费拉托夫连续抛了好几次。然后，基里洛夫也抛了几次；费拉托夫接着又抛。每次伊万诺夫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一次也没有错。可突然基里洛夫惊叫了一声，原来这次硬币落地时是字朝上，而伊万诺夫却说是鹰。
　　“这次可错了！”基里洛夫大叫道。“没猜中。”
　　“不可能的事，”伊万诺夫看了看费拉托夫，镇静地说，“这不过是因为侦查员同志骗了我，没有如实地告诉我硬币出手前是哪一面朝上。”
　　根据费拉托夫的微笑和尴尬的表情，基里洛夫明白事情的确如此。
　　“真棒！”基里洛夫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是怎么回事，或然率的理论不灵了？”
　　“当然不是，”伊万诺夫回答说，“或然率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不过是能计算而已，我事先知道硬币抛出前哪面朝上，根据硬币出手时翻滚的频率我计算出了它在轨道上翻滚的次数，然后把空气阻力对翻滚频率的影响考虑进去，于是便算出了结果。”
　　“算得那么快？”基里洛夫不大相信地问。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快的运动……所以，只要我看到了一个运动的开始，我就能预知它的结果，这里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预知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也是如此。”
　　基里洛夫吃惊的感觉总也消失不了，但费拉托夫的情绪却有了变化。
　　“伊万诺夫公民，您准备用这个办法去说服法庭，说让汽车拐弯轧死女公民阿福尼娜是无罪的吗？”
　　现在是伊万诺夫感到吃惊了。
　　“这么说我得受审？”他问。“您认为我还是有罪？”
　　“关于您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得由法庭决定，”费拉托夫回答道，“我只请您读读我们的谈话记录并签个字。这里还有一张纸，请您作一个不离境的保证。”侦查员把从卷宗里取出的这些纸朝伊万诺夫面前推了推。
　　“可这是为什么？”伊万诺夫叫道，站在原地不动。“我选择的方式把牺牲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啊！难道我还需要提出什么论据吗？”
　　“您的行为的结果是一个人的死亡。”侦查员果断地回答道。
　　“我担心您那惊人的才能说服不了法庭，法庭不会承认您的行为正确。看来，检察员会控告您过失犯罪并导致了严重后果，也就是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请签字吧！”费拉托夫固执地又说了一遍。
　　伊万诺夫既不再表示吃惊，也不再表示抗议，他走到侦查员的办公桌前签了字，问道：“我这个罪要判多少年？”
　　“您去问律师吧！”费拉托夫冷冰冰地说。
　　“两年到五年。”基里洛夫心想，但没有说出来。他同情地看了伊万诺夫一眼，心里暗自决定，当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作证时，一定要尽量对伊万诺夫的行为作出好的评价。
　　“不过我不一定去求他们，即使为了免受这样重的惩罚，我也不一定会去，”基里洛夫听到了伊万诺夫对他的想法的回答。他惊得目瞪口呆地望着伊万诺夫。
　　这时侦查员猛地站了起来，急急地问道：“什么，什么？”
　　伊万诺夫说（这时已是回答费拉托夫了）：“我说我不一定会听从您的建议去问律师。再见！”

　　宇宙智能生物研究站调度长收到一份从Ａ星球发来的报告，其译文如下：

　　“当地一条交通线上出现了危险情况，”
　　侦察员报告说，“不得不进行干预。但当地文明社会的代表认为这违犯了他们的现行法律。为了免受惩罚，并为了能继续研究该星球其他地方的文明社会，请允许使用催眠术……”

　　简短的回电如下：

　　“禁止使用催眠术。不许暴露自己的预感能力……”

　　法院于三个星期后开庭，基里洛夫作为见证人出席。可伊万诺夫的表现使中尉迷惑不解。当辩护人请伊万诺夫哪怕像在预审时那样证实一下自己的“预感”能力时，伊万诺夫回答说：“再重复一遍我未必还能不出错。恐怕上次只是偶然的巧合。”
　　只有一次，基里洛夫似乎理解了伊万诺夫对他投来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说：“你明白，我也明白，可我们不能对任何人讲。”
　　法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伊万诺夫作了最轻的惩罚。
　　此后很久，基里洛夫一直对这件事迷惑不解。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奇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