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速度》作者：弗·波尔

我预订的座位在前边，挨着窗子。但是，在旁边的座位上，我却看到了戈迪·麦肯齐的预订单。我只好一直向前走，直到服务员向我打招呼：“喂，格鲁博士，很高兴又同您在一起……”
　　我在走道上停下脚步：“我能在近处什么地方换个后面的座位吗，克拉拉？”
　　“啊，我想——让我看看……”
　　“那一个怎么样？”我见上面没有订票单。
　　“哦，那不是靠窗座……”
　　“不过，没有人吧？”
　　“嗅，让我查查。”她翻出纸夹中的座位表格，“当然可以。我把您的包放起来好吗？”
　　“哦——哦，我还有工作要做。”我真的有工作要做，这也就是我不愿坐在麦肯齐旁边的原因。我俯身坐进座位，同时皱眉瞧瞧坐在我旁边的男人，暗示他我无意找话题交谈。他也皱眉相敬，以示正合他意。此时我看见麦肯齐走进舱来，但他并没有看到我。
　　就在飞机起飞时，我看到克拉拉弯腰检查他的安全带，而且还以同样姿势将上面写有我名字的预订单握在手中。好漂亮的女孩，我心中暗想。
　　我不愿给你们这么一个印象：我是有钱享受飞机旅游四处周游的富翁，同航空小姐总是一见钟情，难舍难分。我平时遇到最多的也不过是纽约航空公司的一两位——啊，对了，我跟法国航空公司的一位航空小姐一道飞过那么一两次，那也只是因为有一次巴黎地铁工人罢工无车可乘，她让我坐了她的雪铁龙，这算是搭便车。不过，仔细算来——对，可也真是的——我想我飞的次数不算少。那可都是些危险的买卖。尽管我的学位是在大气力学方面取得的，但我的专业却是信号调节——你知道，就是设备测量器或者光学观察器，我们用它们来解释这样那样的压力、温度、化学成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这是个十分有趣的学科，所以我总是被邀参加会议。我说“被邀”，不是指我可能拒绝那个意思。如果我想在这个部门保住位置以求有工作的自由，就无法拒绝。而会议总是奢侈之极，欢乐异常的，所以我至少有时间乐一乐。真的，在堂皇高雅的旅馆下榻，我觉得心醉神迷（还可在机场品尝墨西哥式食品），何况还可以品评高档酒类呢。
　　那自然也是可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到会议会开成这般模样。年轻时，我喜欢读威利·李的文章，爱到波茨坦（我指纽约的那一个）树林中寻找人参，以便挣足钱到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然后要建造宇宙飞船。那时，我想像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破衣烂衫、身体瘦弱、满腔渴望的科学家；我想到，我可能从不会逾越实验室一步（我现在猜想，那时我还以为宇宙飞船是在实验室里设计的），而且通宵达旦地研究计算直到把身体弄垮。可是，现在的情况证明，损伤我身体的倒是杏仁鳟鱼菜以及不停的时空倒换。
　　但我知道，该如何处置。
　　这便是我何以不愿把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浪费在同戈迪·麦肯齐进行冗长而无聊的谈话上的原因。
　　那本不属于我的领域。不过，我倒是跟几个研究系统论的专家谈过它。正如你想跟他们谈论他们的专业问题的人一样，他们态度极不礼貌。现在且让我来解释一下。在任何一个适当规模的领域，每一个月都要举行大约二十个各类聚会、讨论会和座谈会，你无论如何起码要参加一些，否则就说不过去。这还不包括工作会和计划例会。而且，会议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开。自从上个圣诞节以来，一周整整７天，我都没有在家睡过觉，尽管一直患有流行性感冒。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这些会议有何效果呢？我曾经一度考虑过一种理论，设计出了整个模式。这属于一种灵巧的驱动器，制造出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使我获得信息——不过，假若你乘坐一个喷气式飞机以每小时６００英里的速度到什么地方去，你毕竟明白自己有重要事情要做；不然，就不会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可是，有谁愿意这么做事呢？
　　所以，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力求寻找更好一点儿的途径。你知道，要飞上３０００英里，坐在旅馆大舞厅的镀金椅里洗耳恭听２５个人向你宣读论文，有比这样交流信息更合的办法吗？这些论文中有２３篇你是不屑一顾的，而第二十四篇又无从了解，因为宣讲者的口语方言太重，而且由于他急着赶飞机参加另一次会议，所以讲得极为草率。这样，就只为第二十五篇一篇论文白白浪费了你四天时光，其中包括旅行时间。假若在自己办公室里，你只需花１５分钟就可了然于心，而从中所得到的一定更多。当然了，你如果在咖啡厅中，邻座的什么人说不定会给你讲一番最新技术，因为你知道他所在的公司正在试验遥测术，这你是无法从书本中了解到的，正可以取长补短。但是，我已经注意到，想寻求这样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且兴趣也越来越少，这可能是由于你在第３００次会议之后已经心灰意懒再不愿结交新友。你脑子里满是回来时书桌上等你去做的事情。而那次布鲁塞尔国际学术联合会上，那个该死的埃及人唠叨个没完，让人在一个半小时里好像参加苏伊士战争一样拂之不去印在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
　　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此繁多讨厌的会议既浪费时间，又浪费宝贵的飞机燃料，对不对？
　　这是由于会议留下了缺憾：电讯传导实在是既省钱，又便利的。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过贝尔试验室有关他们的图像显示电话的录像——他们在十多个会上放过——这种电话几乎使一切如在眼前，它比电话要便利快捷，而且各种信号尽数传达，不过呼吸中含有的威士忌味这样的内容是传达不出来的。这还不过是一种微型机械，其他诸如传真机、传播器、远程电脑等等还有很多……对，我们既然造出了它们，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剪辑信息录音磁带的呢——消除可有可无的讲话内容，剪掉停顿的部分，甚至将没有作用的音节都洗掉。而你仍然可以完全透彻地理解，尽管一分钟语速只有４００个词，而不是六七百个（但后者半数都是在重复或者“我的意思是说”）。
　　好了，这是系统领域；正如我上面所讲，而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但有必要听取专家意见，而不是我的意见。也有一两个同道心急如焚，我们准备一旦找到时间就聚集在一块儿商讨此事。
　　或许你想知道我提供什么建议。我认为，我确实能讲出个道道儿来。比如说，讨论解决会议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已经看到一些文章，谈及简化会议的办法以及参与者真正参与的会议。我自己也有了我自己的想法。我暂且命名为讨论定额，此即探讨讨论会每个参加者发言要在最低限额的时间内讲解一个单独问题，并使听者弄明白（且予以辩论或反驳），然后再讲下一个问题。
　　是的，如果有半数的会议能像我想的，像我这样的人便可以在现在我们花费的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把事情办好——而这还是比较保守的。
　　会下另外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啊，用来工作呀！用来做那些我们该做而没有找到时间去做的事情。我这样讲是严肃的，切合实际的，也是可行的。我确认，我们可以比现在多做四倍的工作。而且我的确还认为，我们能够在５年而不是２０年里登上火星；我们能够在１２年而不是５０年里治愈血癌，如此类推。
　　好了，就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不愿浪费时间跟戈迪·麦肯齐闲聊的原因。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笔记都放在箱中带着，四个半小时时间定能把它们整理出来，放在一块儿交给我研究系统工程的朋友们以及其他有兴趣的人。
　　飞机一起飞，我便将小桌拉开，开始整理一大堆小纸片。
　　不过，纸片并没有理出头绪。
　　事情总是办不成，这是可笑的——我是说，当你想做某件事，你向前看看，预定在什么地方有时间去做，但忽然时间却不翼而飞，你什么也没干成。情况是这样的：克拉拉小心翼翼拿来了鸡尾酒——她知道我一向喝加柠檬的不带甜味的特殊马丁尼酒——出于礼貌，我只好把纸片挪开。接着她又端来了小菜，我饥饿难耐，不得不将纸片收入包中。然后，我又觉得是否有用正餐的必要。就这样，用餐花去了我几乎两个小时，当然包括喝酒以及饮料的时间。尽管我并不真的想看电影，但面前就是那种银幕，上面的人物就在你面前狂轰滥炸，放枪呜炮，火花四溅，即使斜着眼也能看得到——还有，甚至前夜在酒吧间另一排荧屏的影像，也混入你面前的荧幕——所有这一切都犹如时光一起交错重叠起来，成为一个“现在”，终于粉碎了我的注意力。当然了，这其中还含有酒精的作用。等到电影一结束，第二道咖啡和薄荷酱就又上来了。接着安全带上方亮起了信号：我们已抵达威尔逊峰上方。下飞机后，我已再无时间整理笔记了。不过，我已经习以为常。我在波茨坦树林寻找人参时，不一样空手而归吗？经过如此经历，最后只好靠助学金去求学。
　　我登记过后，洗一把脸，来到会议室，刚好赶上参加一个令人厌倦的导师会，讨论的是游移不定的大气中无污垢的空气产生的动荡。参加人数很是不少，会议室有七八十人。我却想像不出，他们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所以我一拿到时间表，就溜了出去。
　　咖啡机旁有人对我叫道：“嗨，奇普。”
　　我走过去，跟他握握手。这是一个年轻人，名叫雷斯尼克，来自我获得硕士学位的那个小学院，他看来闷闷不乐，面带温色。他身边还有一人我不认识，这人个子高大，头发花白，颇有点儿银行家的派头。“拉莫斯博士，这位是奇普。这是拉莫斯博士，在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我觉得好像是国家航空航天局？”雷斯尼克介绍道。
　　“不是。我在一个基金会工作。”他说，“见到你真高兴，格鲁博士。我一直在沿着你的道路展开工作。”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我很想喝杯咖啡，但又特别不愿一边喝咖啡一边站在那儿同他们谈话，所以只好说：“哦，我最好去登记一下，所以假如你们谅解的话……”
　　“请随意，奇普，”拉里·雷斯尼克说，“一个半小时前我看见你登记过了。你是想回你房里工作吧。”
　　这真有点儿叫人尴尬。拉莫斯博士微微一笑道：“拉里给我讲了你的一贯作风。刚才你过来时，他实际上讲过三十秒内你必定出来，果真不出所料啊。”
　　“哦，无污垢空气产生的游荡不属于我的专业……”
　　“啊，没有人怪您，向上帝起誓。想喝点儿咖啡吗？”
　　惟一可做的就是表示感谢了，所以我说：“是的，请吧。谢谢。”
　　我看着他拿过杯子，用大银壶注满了它。他似乎有些面熟，但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们曾经在达拉斯二次高层云讨论会上见过面吧？”我说。
　　“我想没有吧。要加糖吧？不，我实际上很少涉足这种会议。不过，您的论文我倒读了不少。”
　　我搅了搅咖啡：“谢谢你，拉莫斯先生。”我通常要做的就是复述一个名字，直到不会忘记为止，不过大约有半数倒真的给忘了。“我明天上午发言，拉莫斯先生。讲‘从激荡不停飞船中测量斜度的光度学技术’，我想，没有什么不是以他们在兰利做的一切为蓝本的。”
　　“是的，我看过摘要。”
　　“但你是不求甚解，一扫而过吧？”拉里粗粗呼出一口气，“那今年要花多少？”
　　“哦，不少。”我假装要快点儿喝咖啡，似乎没有察觉到什么，可拉里好像面带温色。
　　“您来时，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一年有三十篇论文，时不时还要向学会提交报告。你哪有时间真正在自己书桌旁待上一个月？我知道，在我自己的部门……”
　　我有了点儿兴趣，但却无法深入，因为我想回去整理笔记。我又呷了一口咖啡。
　　“您知道霍伊尔怎么讲吗？”
　　“我不知道，拉里。”
　　“他讲，如果一个人有一分钟做某件事，不管是什么事，整个世界都会合谋使他无法干成。项目主席邀请他宣读论文；受托人拉他参加会议；报社记者约他采访；电视台呢，则让他跟滑稽演员、乐队指挥以及妙龄女歌手同时在荧屏上露面，谈论火星上有无生命。”
　　“而跟他有同感的人又在他不参加会议时强留他谈话。”拉莫斯博士格格笑起来，“真的，奇普博士，即使您长此以往，我们也会理解的。”
　　“我简直搞不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拉里说。
　　他显得异常烦恼。“关于这件事，”拉里接着道，“我还什么也没做过。不像你，奇普。但总有一天，我会做出点什么的。”
　　“不要谦虚嘛，”拉莫斯博士说，“为什么我们不找个地方坐下谈谈——除非您真的想回去工作，奇普博士？”
　　我几乎说服自己跟拉里和拉莫斯博士谈一谈，这也是我的工作。于是我们先到我房中，接着又来到拉里房中。在他房中的包里放有一份兰德社团的报告，以及我曾经送给他的一些笔记。大约１０点时，午餐送来了。我们一边讨论问题，一边喝着冰镇咖啡，并且用拉里随身带的一个小杯痛饮起波旁威士忌。我给他们讲了我对技术信息传递的系统论方法的详细看法，拉莫斯博士聚精会神，对每一点都抱有极大的兴趣，我们两人不论是谁也没遇上过这样的听众，尽管他只是一味地讲“是，当然”以及“我明白了”。有这两位的支持，我对此信心十足。
　　这一晚过得晕晕糊糊，到最后，我们甚至计算起，如果凡是活着的人都把时间用在工作上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快地征服火星，并且发射一个舰队的太空人造飞船。接着，我们停顿了一下，拉里站起身来，推开法国式玻璃窗。我们来到他的阳台上眺望。２０层楼外，洛杉矾就在眼前。南边小山雷声阵阵，闪电不断。清凉的空气使我头脑清醒了一会儿，并且使我首先意识到我昏昏欲睡；然后，我便意识到，我必须在７个小时内读完那个讨厌的论文。
　　“今天真没有白过。”拉莫斯博士道。
　　拉里微微一笑：“对你们这些年长的会员自然是这样的，”他道，“不过，我倒是很愿意翻翻你的笔记，奇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只要你不把它们弄丢就行。”我说。然后转身返回我的房间，躺到床上，自己对自己傻笑，最后才沉沉入睡，还梦想着每年可以有大约五十个周搞我自己的事。
　　睡得尽管很稳，可床头旅馆的铃声一响，我就马上醒来了。我们已约定在拉里房中用早餐，这样我便可以收回我的笔记，并且也许可以在上午会议开始前闲聊一会儿。当我赶到他那一层楼时，就看见拉莫斯博士向我走来。“早晨好。”他说，“我刚才叫醒了两个度蜜月的，他们很不高兴。拉里的房间不是２０５１吗？”
　　“是２０５２。在另一边。”我说，他微笑一下，踏上楼梯，很快给我讲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关于度蜜月的笑话，等我们来到拉里门前，绝妙之处正好讲完。
　　我上前敲门，但无人应声。我一边大笑，一边说：“你试试。”拉莫斯博士敲敲，也无人回答。
　　我停止大笑：“他不可能忘掉我们会来，对吧？”
　　“推推门，为什么不呢？”
　　我上前推推门，门吱呀一声开了。
　　但拉里却不在房内。洗澡间房门开着，阳台窗户也开着，但拉里却无踪影。他的床上乱成一团，但却是空的。
　　“我认为他是不会出去的，”拉莫斯博士说，“看，他的鞋还在那儿。”
　　阳台不大，不可能藏在那儿。但我还是走过去，察看了一番。阳台狭窄，又被雨水打得光滑滑的。这里只有两张轻便折叠椅，还有几个烟头。
　　“好像他出来到过这儿。”我说。然后，我似乎感到好笑，便从栏边俯身向下望去。这就一点儿也不好笑了。因为就在旅馆呈弯曲状的前沿，喷泉边上，有个影子四肢松开躺在那里。有一个人站在旁边，高叫着守门人。时间尚早，我听见他的叫声模模糊糊从２００英尺的下方传来，回荡在我们和拉里的尸体之间。
　　他们取消了上午的会议，并且决定下午继续进行。我跟麦肯齐争论不休，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按预定计划他要在下午３点宣读论文，而我也被改在这个时间发言，让他擅自决定为所欲为我就是感到不快。跟验尸官以及旅馆人员一块儿搞了两个小时，帮助他们推测拉里为什么会跳下阳台本已不快，而当发现他跳楼时手中仍摸着我的笔记纸片，并且这些纸片给雨淋过带着点点泥土撒满一地，就更叫人不快。
　　我心里烦透了。我曾经听说埃利克宣读完他的论文只用了３分４５秒，我要尽力打破他的记录，然后我便把带的东西丢进箱中，办了手续，准备直接出发到机场去，搭乘最早一班飞机回家。
　　但服务员却说：“我有一个口信给您，奇普先生。拉莫斯博士请您在见到他以前不要离开。”
　　“谢谢。”我说。去还是留呢，我自己犹豫不决。但是，不管怎样我却无法自己再拿出决定来，因为拉莫斯穿过走廊向我走来，友好的面孔中带着焦虑的神情。
　　“我就知道您要走，”他说，“请先让我占用您２０分钟时间。”
　　我犹豫了一下。他马上向侍者打个手势：“过来。让他看着您的箱子，我们下去喝杯咖啡。”这样，我只好随他走到咖啡馆的内厅中，我怀疑，他是否能认出拉里摔下来的地方。但我对此类事并不敏感，很明显他也是如此。我们还没在桌边椅上坐稳，他就将一个侍者拉到跟前，并且没经我同意就要侍者去取咖啡和三明治，同时一刻不停地对我讲了起来。“奇普，”他说，“不要灰心，我为您的笔记感到遗憾。但是，我不愿看到您放弃此事。”
　　我向后靠在椅子上，感到疲惫不堪：“啊，我不会的。拉莫斯博士……”
　　“叫我拉斯洛吧。”
　　“我不会的，拉斯洛。实际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我知道您会这样的。”
　　“我计划，如果下周不参加一两次会——不管怎样，我可以利用拉里的死做借口；实际上，找什么借口都行——我凭借记忆就可以重新写出来。唉，或许这一周还不行，只能做思考时间。我还要人送些报告的副本过来。不过迟早……”
　　“好的。我要跟您谈的就是这个。”女侍者端来了咖啡和三明治。她刚将它们放下，拉斯洛便挥挥手让她马上离开：“您看，您是我来这儿特意要见的人。”
　　我凝视着他：“您对光度学有兴趣？”
　　“不——不是您的论文——是您的想法。看在上帝份上，就是我们谈了一整夜的东西。直到雷斯尼克昨天跟我说起您，我才明白我要的就是您。经过昨夜的交谈，我已定下了信心。”
　　“我已经有了工作。博士——拉斯洛。”
　　“我也不是给您找工作。”
　　“那，是什么……”
　　“我是给您提供一个使您想法行之有效的机会。我有资金，奇普，基金会资金，正找花的地方呢。它不是要用在太空探索，癌症研究或者高等数学上——这些已经有充足的资金了。我的资金要寻找的是不同于正常模式的项目，大的项目，像您这样的项目。”
　　啊，我当然激动不已。受到这样重视，实在难得。
　　“我在华盛顿第一件事就是通告委员会秘书处——我是指，委员会在那儿开会……当然了，在电话里我不可能讲得太多。但是，愿者上钩嘛，奇普，委员会会同意的。下周要开会，我希望您出席。”
　　“在华盛顿？我以为……”
　　“哦，不是。基金会是国际性的，奇普，这次会议在科莫湖举行。不过，我们当然会承担费用的。您到那儿可以做很多事情，您办公室也不会打电话干扰您……”
　　“可是，我意思是，我拿不准……”
　　“我们会支持您的。您要什么都成，一个后勤部或一个指挥部，在艾奥瓦的埃姆斯我们已初步建立了一个机构，您当然要到那儿去。不过，一个月才那么几天，而且，”他微笑一下，以示道歉，“我知道那对您不算什么。您如果能将勋章挂在胸前，其他别的事也就没有什么可激动的了。不管怎样，秘书处已委托我告诉您，您已被邀接受理事职务。”
　　我急不可耐地需要喝咖啡，于是就喝了一口。“对我来说，您走得太远了，拉斯洛。”我说。
　　“理事们在弗拉格斯塔夫开会，他们在那儿有一个乡村俱乐部，您会喜欢的。当然了，每年只有六次，但很值得，奇普。我是说，我们像做别的任何事一样自有我们的策略。如果您做了理事，您就能施加很强的影响。”
　　他侃侃而谈，我端坐一旁洗耳恭听。我所期盼的一切，果真要实现了。下周，在意大利一间阳光充足、宽畅舒适的房间中，通过巨大的窗子可以俯视科莫湖；在这里，我已俨然成为老派资格的项目指导人，地位是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５０位咨询委员中的一个。
　　再下一周，我们在埃姆斯为雷斯尼克纪念大厦举行落成仪式——名字是我的主意，但人人同意——尽管才过了一年时间，但我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在那里真正做出成绩来。一般看来，我把那么多时间花费在管理性工作和会议上是不适宜的。但是，当我有一次在蒙特利尔给拉斯洛提及此事时，他向我微微一笑，露出同意的表情。“我怀疑您考虑这个问题要花很长时间，”他格格笑起来，“但是，与其匆匆忙忙，不如缓步前进。您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不是给您讲过，您的巡回报告给人印象很好吗？”
　　“谢谢。是的，你实际上讲过。无论如何，我们一旦把雷斯尼克分期付款基金安排妥当，就会有更多时间的。”
　　“妙极！不要给人说我给您讲过，”——他眨眨眼——“但可记得我给您讲过交叉学科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可能性任命？对了，那不是官方性的。但已经确定下来了。我们在肖勒姆已经为您安排了一个套房，您会时常用到这套房子的。我们甚至还将一个房间改造成办公室，您可以在旅行间歇在那儿作些笔记什么的。”
　　好吧，我当然告诉了他，如果他指的是我那些需要重新整理的笔记，那它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实际上，压根儿没那个必要，因为我根本没有动手整理。
　　我觉得，不论怎样，我总是幸运的。但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幸运。比如，可怜的霍尼曼——我已经写信给他，让他把给我准备的报告的另一个副本送来，但却忽然传来噩耗：他的船在暴风雨中失事。人们花了一周时间也没找到他的尸体。即使他做过报告的副本，又有谁知道是放在哪儿？何况……
　　对了，雷斯尼克死的那天，讲的那个可笑的问题是：如果有人真能做出点什么，整个世界的人便合谋予以反对。他还讲：“我真弄不懂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假若这是个笑话，寓意何在？我左思右想。我是说，假如有人不愿我们尽可能迅速向前，有人从另一个世界……
　　那样想是愚蠢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假设是愚蠢的。
　　仅仅出于好玩儿吧，有两件事我很想知道。
　　其一是，基金会是在哪儿而且如何搞到的钱？
　　其二是，那天早上２０５１房间是否真有一对度蜜月的人，正当拉里飞身落下20层楼时，非常偶然地被拉斯洛·拉莫斯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