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第二十

１
　　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七十六年的生命历程。

　　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南山就是今天江西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如今山下还有陶渊明墓，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远在京城建康的颜延之得到他的死讯，为他写下了《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认为他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是一个“廉深简契，贞夷粹温”的旷世大儒；有“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是一个“畏荣好古，薄身厚志”的绝代隐士。称赞他“道不偶物，弃官从好”，当年毅然决然地从“世霸虚礼，州壤推风”的污浊世道险恶仕途中抽身退步，“赋诗归来，高蹈独善”，过着“爵同下士，禄等上农”的贫寒生活，却“人否其忧，子然其命”， 乐天旷达，安之若素。隐居后的生活日渐困顿，“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他不向贫穷困苦低头，一次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和官吏们的延请，“隐约就闲，迁延辞聘”，终生坚守清操高义。后半生恶病缠身，他 “药剂弗尝，祷祀非恤”，不仅不热衷于延医问药，而且自作挽歌，自写祭文，“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乐观坦然地面对死亡。死后“省讣却赙，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葬礼简单朴素，抵制了当时浮华奢靡的厚葬风气。陶渊明的一生，实在无愧于“靖节”二字！

　　颜延之在诔文中虽然称赞了陶渊明的坦荡人格和铮铮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只说了“文取旨达”四个字。他与谢灵运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名冠一时，当然自认为诗文在陶渊明之上，不可能正确评价陶渊明的文学价值。

　　文学史上通常将魏晋南朝作为一个时期来研究，实际上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魏晋诗歌上承汉诗，诗风是朴素的；而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正如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稳，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睟语》）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属于阮籍、左思等老一辈诗人的行列；而谢灵运颜延之则开创了南朝“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的新风，属于沈约、谢朓等新一代诗人的队伍。风格的不同也使颜延之带上了有色眼镜，无法真正理解陶渊明。陶渊明虽与颜延之是至交好友，但没有一首题送给颜延之的诗流传下来，可能也是因为诗风不同的原因。

　　　　　　　　　　　　　　　　　　　　　　２
　　陶渊明写诗重在抒情言志，而谢灵运之后的南朝诗人，写诗重在描景状物。陶渊明的语言“质而实绮”，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涵着炽热的情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无论是松菊还是归鸟，都象征暗喻着诗人的自我；而南朝诗人只是用精细雕琢的笔调来描写山光水色，单纯追求诗句的表现力和修辞技巧，“绮”而实“质”，缺乏象征和隐喻。陶渊明的诗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反映他的世界观，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表现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是探求人生的奥秘和意义，认真思索和实践的结晶；而南朝诗人要么像孙绰那样写一些“淡乎寡味”、流于空洞说教的“玄言诗”，要么像谢灵运那样只知道穷形尽相地勾勒描绘山水草木，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和感悟。这些“富艳难踪”的南朝诗人，自然而然地对陶渊明朴素闲雅的诗风心存芥蒂，使得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在整个南朝时期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陶渊明死后六十多年，梁朝的沈约修《宋书》，单独为谢灵运列传，并在他的传后附上一篇长论，论述了先秦至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把谢灵运推上了南朝文坛的领袖地位；而将陶渊明的传记归入隐逸类，虽然引用了他的《归去来兮辞》等诗文，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几乎只字未提，在那篇论述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文里，甚至没有提到陶渊明的名字。在他看来，陶渊明用单纯朴素的笔调写的那些农家诗，是“枯槁”不入流的。与他一样看待陶渊明还有刘勰，他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巨著，体大思精，评论了从先秦到梁代的众多作家和作品，惟独对陶渊明只字未提完全忘却。

　　沈约在《陶潜传》里有一个主观曲解，他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其实陶渊明在晋亡之前的诗作也多是只题甲子不题年月，他对晋朝无疑有忠心和感情，晋宋易代后也确实更加坚定了再不出仕的决心，但把陶渊明对整个趋膻逐臭的官场和蝇营狗苟的世道的愤怒，局限到仅仅对刘宋王朝的不满和对东晋小朝廷的忠心，则是井蛙之见。

　　钟嵘的《诗品》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特色有了比较具体的评价，称他“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肯定了他的语言、立意、表达方式及其文风与人格的统一，甚至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但钟嵘却要为他的田园诗辩护，说“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岂直为田家语乎？”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鼻祖，田园诗本来是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钟嵘却要专门为他辩护，可见南朝时期没有人发现陶渊明开创田园诗这一崭新的诗歌体裁的伟大意义，所以钟嵘只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虽然最先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但在《诗品》中只将他列为“中品”，放在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等人之下，更有甚者，他竟信口雌黄地说陶渊明“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田园诗是陶渊明的独创，在他之前只有《诗经》的“国风”中有几首农事诗，陶渊明有所借鉴，但他的田园诗中那种隐士的潇洒与闲淡，绝不同于《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呼号。陶渊明的行役诗也可以追溯到《诗经》中《东山》、《何草不黄》等篇章，但更借鉴了曹操《苦寒行》、王粲《从军诗》、潘岳《河阳县作》等名作。他的咏史诗显然借鉴了左思的《咏史》，但也参考了王粲、曹植、阮瑀、张协等人的诗作，决不只是源于左思一人。他的赠答诗中四言诗多出于王粲，而五言诗则可追溯到汉末魏晋许多诗人。陶渊明的诗作中咏怀诗占很大比重，其中借鉴《古诗十九首》的诗句俯拾皆是，借鉴其他“古诗”的诗句也很多，四言诗中借鉴《诗经》的句子也不少。更要指出的是，他的咏怀诗与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有很深的师承关系，在感情内涵、语言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陶渊明也借鉴了曹植揭露官场阴森可怕、社会腐朽黑暗的作品中的许多诗句。他的《归去来兮辞》，有些句子明显脱胎于《楚辞》……应该说，陶渊明既有自己独创的风格，也有博采众家之长，加以融汇贯通的胸襟。应璩的诗质木枯干，仅限于空洞的说教，根本不能望陶诗的项背，钟嵘说陶渊明源出于他，实在是管窥蠡测张冠李戴。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亲自替他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他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也称赞他的人品，“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认为只要读了他的诗文，“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不必旁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化”。但萧统编《昭明文选》的时候，却只选录了陶渊明的八首诗，数量远远少于谢灵运，说明萧统并未摆脱南朝文人对陶渊明的固有偏见。他还认为陶渊明的“白璧微瑕”是“《闲情》一赋”，更是充满了迂腐的道学气。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然得不到承认，但陶渊明的作品已经流传开来并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宋朝的鲍照已经有了《学陶彭泽体》：“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樽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生，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稍后的江淹也有《拟陶征君田居》：“种田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倚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而到了隋唐时期，一批大诗人都初步意识到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３

　　在唐代，随着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诗文的人陡然多了起来。初唐的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的许多诗作有很明显的模仿借鉴陶渊明的痕迹。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也像陶渊明一样以琴酒自娱，其《醉后》诗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尝春酒》云：“野觞浮郑酌，山酒漉陶巾。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

　　盛唐的王维是山水田园诗人，在艺术上对陶渊明多有借鉴，他的有些诗句，就是从陶诗中化解出来的。如“松风吹解带”（《酬张少府》）化自陶诗“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迪秀才》）化自“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他的《渭川闲居》等诗，也很明显地模仿陶渊明的诗风，体现了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情。王维早年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行为大加责难：“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生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他站在庸俗士大夫的立场，对陶渊明不肯折腰事权贵而抛禄弃官、贫贱饥寒在所不惜的骨气予以冷嘲热讽，恰好暴露了自身忍辱偷安、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当然无损于陶渊明的崇高。他的《偶然作》诗中说：“陶潜应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尝有人送否？”语带讽刺和调侃。他的《桃源行》把桃花源描绘成仙境，根本违反了陶渊明的原意。直到晚年他在政治上失意、转而过上半官半隐的生活后，才开始对陶渊明的归隐流露出景仰之情，在《送六舅归陆浑》中道：“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在《口号又示裴迪》中云：“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说了一些要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的话。

　　和王维同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则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在《九日怀襄阳》中道：“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陶渊明的那些清新优美的田园诗作，也成了他写田园诗的灵感源泉。他的田园诗也像陶渊明一样，往往采用白描手法，不刻画不雕琢，浑然而就，意境自呈。如在《寻梅道士》诗中云：“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我来从所好，停策汉阴多。重以观鱼乐，因之鼓枻歌。崔徐迹未朽，千载揖清波。”很接近陶诗的风格。

　　李白对陶渊明的为人和诗作追慕不已，在《戏赠郑溧阳》中评价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在《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向笑有此赠》中曰：“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时到彭泽，狂歌陶令前。”他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极端蔑视权贵的人生态度，与陶渊明一脉相承。他的诗作中明确提到陶渊明的有二十多处，是魏晋人物中最多的，如“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赠临洺县令皓弟》）“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酒，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九日登山》）他也反复提到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如“成功解相访，溪水桃花源。”（《赠别从甥高五》）“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秋夕书怀》）但他并不能完全理解陶渊明终老故里不复出仕的行为：“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

　　倒是“年过四十尚躬耕”的边塞诗人高适，在这一点上比他高明，高适做了封丘县尉后，因为“拜迎长官心欲碎，鞭鞑黎庶令人悲”，所以“转忆陶潜归去来”（《封丘作》），准备学陶渊明一样与污浊的官场决裂以保持自己清白的节操——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官还是照做不误。与他同时的边塞诗人岑参，在走上仕途后也想学陶渊明摆脱尘网束缚，在《初授官题高寇草堂》中说：“只缘五斗米，孤负一渔竿。”在《九日使君席奉饯卫中丞赴长水》中云：“为报使君多泛菊，更将弦管醉东篱。”

　　杜甫总是将陶渊明与谢灵运并称，如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曰：“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在《石柜阁》中道：“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认为陶渊明的文学地位绝不在谢灵运之下。但他不能理解陶渊明重视旷达与亲情，在《遣兴五首》中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在安史之乱后杜甫流落西南，过上了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于是引陶渊明为知己，如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道：“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他在《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中称赞自己的好友郑虔具有陶渊明那样的气节：“黄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这个时期的诗人给了陶渊明较高的评价，但还不能完全理解陶渊明，甚至有时沿袭前代的错误做进一步的曲解。当时的吕向、刘良等人的《五臣注文选》里着力宣传沈约题年号、甲子的观点，极力渲染陶渊明的“耻事二姓”，颜真卿的《栗里诗》更说：“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这一派要剥除陶渊明清远脱俗、超迈旷达的隐士形象，把他塑造成愚忠愚义的末世小臣。

　　中唐的白居易“夙慕陶渊明为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贬官为江州司马，地近浔阳，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膻”比喻陶渊明高尚的人格，也写了陶渊明“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的苦闷，并记述了他“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的贫苦生活，和“连征竟不起”、“老死此丘园”的高风亮节，最后写到自己拜访时的情景：“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空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写出了他对陶渊明的无限仰慕崇敬之情。他对陶诗爱不释卷：“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官舍小亭闲望》）。对陶渊明的艺术修养的超人一等佩服得五体投地：“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题浔阳楼》）。为了向陶渊明学习，他写了《效陶潜体十六首》，还模仿《五柳先生传》作了一篇《醉吟先生传》。不过他对陶渊明的归隐田园的看法时有摇摆，在他遭到权贵打击排斥、归返渭北农村时，对陶渊明的归隐是肯定的：“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效陶潜体十六首》）而一旦复出从政，积极用世的思想随之抬头，在《与元九书》中提到“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认为才高八斗的他归隐田园毕竟令人惋惜。

　　随着田园诗派的形成，中、晚唐诗人很多都学习仿效过陶渊明。中唐韦应物、柳宗元尤为突出。像韦应物《与友生野饮效陶体》“始自玩芳物”、“聊舒远世踪”，柳宗元《田家诗》“鸡鸣村巷白”、“里胥犹经过”等等，都有一点陶诗的韵味。晚唐的薛能和郑谷以陶为师，薛能说“李白终无敌，陶公固不刊”，郑谷说“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但他们也像白居易一样，都只学到了陶诗的平淡，而学不到陶诗的深邃。没有陶渊明那种对宇宙人生的彻悟，那种不以诗为诗的超脱态度，单从风格、字句上学是学不好的。

　　总而言之，有唐一代的诗人已经把陶渊明看作“魏晋风度”的一个代表人物，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在不断提高，但还没有达到他应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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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戏书拜呈学士三丈》）他在《偶书》中感叹“官高责愈重，禄厚足忧患”，所以“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王安石学习借鉴陶渊明很下功夫，范正敏《遯齐间览》记载：“王荆公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诗全使渊明者。”他对陶渊明的评价也非常高：“且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同上）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把陶诗放在曹植、李白、杜甫之上，固然有欠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总结陶诗的艺术风格，还很准确的。他总结了陶渊明诗中“枯”与“膏”、“澹”与“美”的统一：“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评韩柳诗》）他肯定了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价值，在评价“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诗的时候说：“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题渊明诗》）他与友人读了“种豆南山下”一诗后，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书渊明诗》）他领会了陶渊明诗作中的哲理与玄思，在评价“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时写道：“宝不过躯，躯化而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同上）

　　苏东坡批驳了前人对陶渊明的某些误解谬评，如在《东坡题跋》中认为萧统否定《闲情赋》是“小儿强做解事”，觉得《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无伤大雅。他对一些凡夫俗子妄改渊明诗非常气愤，有人将“悠然见南山”改为“悠然望南山”，他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索然矣。”（《东坡题跋》）

　　他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借鉴陶渊明，焚膏继晷，前无古人。当他得到江州东林寺《陶渊明诗集》时，高兴异常，“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每天只反复揣摩一篇一首，害怕一下子读完了以后没的读。他在谪居海南时遍和陶诗一百○九首，还唱和他的辞赋，其中《归去来兮辞》就和了两篇。他的弟弟苏辙也和了四十多首。

　　苏东坡一生视陶渊明为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犹觉“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与苏辙书》）。他极为推崇陶渊明坚持气节的高尚品质，对陶渊明《饮酒》诗中“吾驾不可回”的坚定决心给予高度评价，曾在《录陶渊明诗》中道：“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可见两人虽然相隔六百多年，心却是紧紧相连的。他特别赞赏陶渊明任真旷达的人生态度，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写道：“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之贤者，贵其真也。”

　 “居高声自远”，以苏东坡在北宋文坛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陶渊明的极端推崇，无疑对确立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秦观等人，也学习模仿陶渊明。黄庭坚说“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题意可诗后》），秦观说“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韩愈论》），都肯定了陶诗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黄庭坚还将陶渊明与谢灵运重新作了比较：“谢康乐庾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正确评价了二人的文学地位。李公焕指出：“渊明之作，直自为一篇，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虽有过誉，但是标志着陶渊明继曹植之后为两晋南北朝绝代文豪的地位，在北宋得到了普遍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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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同东晋一样，都是忍受国破家亡的耻辱、偏安半壁江山的小朝廷，南宋诗人的诸多感受，同东晋时的陶渊明有相似之处。宋代爱国将领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引陶渊明为知己：“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水龙吟》）在他的总共六百二十六首词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共六十首，也就是说，每十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本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入世之志，也不乏整顿乾坤的胆略与才干，却不见容于南宋当权者，左右掣肘，心灰意冷，萌生了归隐田园之意：“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都把轩窗写遍，要使儿童诵得，《归去来兮辞》。”（《水调歌头》）他像陶渊明一样借酒遣兴、把盏浇愁：“今宵依旧醉中行。试寻残菊处，中路候渊明。”（《临江仙》）他像陶渊明一样渴望知己：“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贺新郎》）他有时将陶渊明与诸葛亮相比：“往日曾论，渊明似胜卧龙些。”（《玉蝴蝶》）有时拿他与谢安相比：“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鹧鸪天》）认为诸葛亮与谢安都是先隐后仕，是假风流，只有陶渊明才是真风流。陶渊明在他的词里已经成为象征和符号，代表着那种遗世独立、潇洒风流、任真自得的人生态度，他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

　　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陶诗的爱好者，他在《跋渊明集》中说：“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读陶诗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其《读陶诗》曰：“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读陶渊明诗》曰：“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自勉》诗曰：“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以陶渊明为诗歌创作的典范。

　　南宋思想家朱熹更是陶渊明的知音，他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子语类》）他将陶渊明与张良相提并论，称赞其节概之高。他看出陶渊明才是千古少有的真隐士：“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同上）他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深为叹服，目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诗：“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题霜杰集》）他肯定了陶诗自然闲散的风格：“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朱子语类》）他指出陶渊明的隐居并不是看破红尘，而是“欲有为而不能者” （同上），他第一个发现并指出陶诗具有豪放风格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有豪放处，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同上）

　　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国难当头、危急存亡之际，也从陶渊明身上汲取了抗敌报国的力量：“天边青鸟逝，海上白鸥驯。王济非痴叔，陶潜岂醉人。得官须报国，可隐难逃秦。身事盖棺定，挑灯看剑频。”（《海上》）从陶渊明故作醉态的背后，看到了他反抗强暴的隐衷，以此激励自己抗击侵略、杀敌报国的壮志豪情。

　　有宋一代陶集的抄本和刻本广泛流行，已知的北宋本有：晁文元家本，宋庠本，思悦本，东林寺本，陈述古本，张相国本，宣和王氏刊本；南宋本有：绍兴本，江州本，曾集本，焦竑本，蜀本，汲古阁藏十卷本，韩子苍本，费元甫注本，汤汉注本。现知最早的陶集刊本是北宋本，最早的陶集注本是南宋本，陶渊明的年谱和写真也始于宋代，如王质的《栗里谱》和吴仁杰的《陶靖节先生年谱》等。宋代诗话发展起来，评点文章的风气大开，谈论陶渊明已成为时尚。上自宰相、朝臣，如宋庠、王安石、欧阳修、王十朋、杨万里、文天祥；下至隐士、僧侣，如林逋、思悦，莫不有评陶的言论。一般说来，北宋人评陶，是强调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则较多地强调他“耻事二姓”的“忠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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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诗歌在南宋也传播到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区，金朝的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对陶渊明的艺术风格作了形象的阐述，并在其自注中说：“陶渊明晋之白乐天。”指出了两人在语言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他总是借陶渊明来反对雕琢浮糜的形式主义诗风：“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乃知时世妆，纷绿徒争怜。枯淡足自乐，勿为虚名牵。”（《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

　　元代赵孟钤扪锾赵?鳎骸八谷苏嬗械溃??肴赵滦?Ｇ嗨勺咳徊伲?苹??邢省Ｆ?僖嘁锥??糖畋贝扒啊８?偃?鞠ⅲ?谰梦薮讼汀！保ā短夤槿ダ赐肌罚┧?凇段辶?壬??邸分兴担骸爸竟γ?撸?俾徊蛔阋远?湫模恢氐酪逭撸?γ?蛔阋砸灼渎恰??蛎?讨?郑?雍跣?幔?ゼ褐?矗?跤诙衬伲?酥乇饲幔?杏扇灰印Ｖ倌嵊醒栽唬骸??右郧笃渲荆?幸逡源锲涞馈Ｎ嵛牌溆铮?醇?淙恕！?岛酰?缦壬???印！倍蕴赵?鞯男鼗掣蔚ǎ??龅萌肽救?郑?晌教赵?鞯那г刂?簟?

　　明代方孝孺在《张彦辉文集序》中说：“下此魏晋至隋，流丽淫糜，浮急促数，殆欲无文，惟陶元亮以冲旷天然之质，发自肺腑，不为雕刻。其道义也达，其状物也敷，稍为近古。”指出了陶渊明在当时妖冶淫糜的文风下别开生面，起到了独树一帜中流砥柱的作用。茅绅力驳前人对陶渊明的歪曲，指出千百年来把陶渊明称为“古之栖逸者流，而以诗酒自放者”，是不公平的，认为渊明“岂盼盼然歌咏泉石，沈冥趄麴蘖而已哉？吾悲其心悬万里之外，九霄之上，独愤翮之絷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诗酒自溺，踯躅徘徊，待尽丘壑焉耳。”（《靖节先生集》）对陶渊明关心社会现实、挂怀国家命运的思想品格予以充分肯定。

　　在明代，陶渊明旷世大诗人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明代人开始批驳前人对陶渊明的一些片面认识，对“平淡”说和“隐逸”说都进行了一些修正，但随着“程朱理学”的盛行，明代人开始把陶渊明归纳到孔孟之道中，强化了“忠愤”说。黄文焕在《陶诗析义自序》中的观点堪为代表。他说：“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炼字炼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析之以忧时念乱，思扶晋衰，思抗晋禅，经济热肠，语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剑飞，斯陶之心胆出矣。若夫理学标宗，圣贤自任，重华、孔子，耿耿不忘，六籍无亲，悠悠生叹，汉魏诸诗，谁及此解？斯则靖节之品位，竟当俎豆于孔庑之间，弥朽而弥高者也。开此三例，悬之葛年，佳咏本原，方免埋没。否则摩诘、韦、孟，群附陶派，谁察其霄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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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诗学大盛，在接受和发扬文学遗产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陶渊明的研究随之兴旺发达，著述之丰，考订之密，前所未见。对古人某些偏颇之论，进一步进行修正，如吴靓文指出：“曹刘以下六人，岂肯少让渊明哉？欲推崇渊明，而抑诸人为莫及焉，东坡之论过矣。夫亦曰诸人之诗较之渊明，譬之春兰秋菊不同其芳，菜羹肉脍各有其味，听人之自好耳。”认为李杜等人与陶诗相比，各有千秋，东坡抑此扬彼，“是其好陶之至，不自知其言之病也。”（《陶渊明集批语》）陈沆指出前人读陶诗有两种偏向，一则“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二则“闻渊明耻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景寻响，望文生义，稍涉长林之想，便谓采薇之吟”，他说：“岂知考其甲子，多在强仕之年，宁有未到义熙，予兴易代之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愤悲，翻谓恒语，此二蔽也。宋王质、明潘璁均有《渊明年谱》，当并览之，俾知早岁肥遁，匪关激成，老阅沧桑，别有怀抱；庶资论世之胸，而无害志之凿矣。”（《论比兴笺》）这类所谓陶渊明研究之研究，是清人评陶的一个重要特点。清代对历代陶诗研究成果的汇集取得好成绩，《陶诗汇注》（吴瞻泰撰）、《靖节先生集集注》（陶澍撰）等是其代表作，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

　　清人沈德潜对陶渊明的研究，可以说总结了历代研究陶渊明的成果。对陶诗的内容，他总结道：“晋人多尚放达，独渊明有忧劝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次、原宪下。”对陶诗的艺术风格，他总结道：“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不在排，谢诗胜人正在排。”对陶诗对后世诗人的影响，他总结道：“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傅有起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睟语》）

　　到了近代，龚自珍、谭嗣同一反前人窠臼，于陶诗别有寄托。龚自珍把陶渊明与屈原、诸葛亮相比：“陶潜酷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定庵文集补》）他以“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江湖心事涌，江湖侠骨怨无多”（《乙亥杂诗》）来说明自己在读《咏荆轲》时的激荡心情。谭嗣同从陶渊明那里汲取的也是救世济时的豪气，他在《致刘凇芙书》中说：“然嗣同犹有妄解，以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世人惟以冲澹目之，失远矣……如‘本不植高原’云云，似自明所以不死之故，‘若不委穷达’云云，伤己感时，衷情如诉，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兴亡之际，盖难言之。使不幸而居高位，必铮铮以烈鸣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表现出为国捐躯、义无返顾的英雄气概，与陶渊明及其作品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

　　还值得一提的是，自苏东坡开了追和全部陶诗的先例，元代的刘因、郝经，明代的黄淳耀，清代的舒梦兰等人，也都奉和了陶渊明的全部诗作。一位诗人的全部诗作得到历朝历代众多诗人的唱和，这在古今中外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而学习、模仿、唱和陶渊明部分作品的诗人，自南朝的鲍照、江淹开始，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不胜枚举。但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地模仿陶渊明，明代许学夷讲了自己学陶的体会，他说：“靖节诗甚不易学，不失之浅易，则伤于过巧。予少时初学靖节，终岁得百余篇，率浅易，无足采录。今间一为之，又不免类白、苏矣。因遂绝笔，不复为也。”（《诗源辨体》）道出了陶诗无人能学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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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研究陶诗最力者，首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梁启超有《陶渊明》专著一册，包括论陶、陶年谱、陶集考证各一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数次论及陶诗，其中多有精辟独到的见解。陈寅恪在陶渊明其人其诗其文的时代背景和哲学旨归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五四”以后，陶渊明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产生了一批专著、专论，如朱自清、朱光潜等先生，在史料考订、艺术技巧、风格流派诸方面，发表过有价值的论著，对作品内容的分析，也做了多方位的开拓。新中国成立之后，逯钦立、许逸民、郭绍虞、廖仲安、吴云、钟忧民等人，都对陶渊明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近年来在陶渊明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新成果，解开了陶渊明研究中的不少疑团，本书关于陶渊明的生平事迹，主要以袁行霈先生的论著为依据，参考各家的观点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