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丧第六

作者:陶渊明传 字数:16531 阅读:292 更新时间:2011/08/29

居丧第六


  风浪终于平息,陶渊明回到寻阳家中,一进家门,看到老母卧病在床,翟夫人正亲侍汤水。见渊明突然回来,老母少妻都惊喜万分。陶渊明询问母亲的病情,原来是上个月偶感风寒,拖拉到现在还没好。年愈七旬的母亲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整天咳嗽个不停,陶渊明很难过。直到晚间几个儿子都回来了,都来向父亲问好,他的心情才好一点。入夜夫妻同榻而眠,摸着翟夫人身上,又消瘦了许多,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到她既要侍奉卧病的婆婆,又要看顾这么多孩子,还要照管田里的庄稼地里的瓜菜……实在是不忍心再离开家,把家庭的重担全扔给她。

  可有什么办法呢?桓玄还急等着他的回音呢。他只在家中小住了两天,又登程赶路了。

  这一别又是半年,直到腊月里,桓玄才让陶渊明休假回家过年。回家后看到老母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走起路来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身子驼得厉害,下巴几乎碰到了膝盖。母亲看了他半天,好不容易才认出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陶渊明意识到:这个冬天她是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母亲离大去之期,已经不远了。他又蓦然想到:过了新年,自己也已经五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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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是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农历辛丑年,这年正月五日,陶渊明和几个同乡好友一起畅游斜川(在今江西星子县,庐山东南),写下了《游斜川》这首诗。

  斜川这地方很美,陶渊明在序中赞叹:“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诗中也说:“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弛文鲂,闲谷矫鸣鸥。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天气晴朗,天空澄澈,大家依长幼顺序围坐,依傍着溪水。鱼儿在平静流淌的溪水中悠闲自在地游动,沙鸥在幽静的山谷中高飞着鸣叫着……浩瀚的湖水荡开了远眺的目光,大家无限留恋地凝视着高耸云天的庐山……各人都想到了什么呢?

  陶渊明想的是:“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元日(古代正月初一为元日)一过,我就五十岁了,我这一辈子,已经快过完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将来的命运,不知道前途在何方!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提起酒壶大家互相传递,斟满了酒又互相敬贺,不知道明年的今日,我还能不能和大家在一起,欢乐依旧。“中殇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酒到半酣就放开肚皮喝吧,人生不满百,何必怀着千载的忧患,应该将它们统统忘掉。暂且痛享今朝的欢乐,明天如何又何必去强求?

  陶渊明想借酒浇愁,只能是愁上加愁。这首诗反映出他在桓玄幕府中心情是相当苦闷的,至于对人生苦短的嗟叹,那是因为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诗人们真正懂得了生命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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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过完年后一回到江陵,就听说刘裕和孙恩在海盐激战正酣。

  刘裕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颇有计谋,在海盐城,孙恩就中了他的埋伏。孙恩攻城时刘裕只选拔几百人和起义军肉搏,将大队人马埋伏起来,并散布自己已经连夜逃走的谣言。等起义军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刘裕的伏兵突然发动猛攻,起义军损失惨重,只好丢下海盐,分水路两路向北挺进。

  刘裕全力追击,没想到一遭遇就损失了一千新兵,起义军士气大振,官兵则吓得魂飞胆丧,且战且退,几乎要全军覆没。刘裕又使诡计,设下许多假埋伏,每地不过几人,却插上许多旌旗,交战时挥旗擂鼓,虚张声势。孙恩在海盐吃了亏,这次又怕上当,逡巡犹豫,不敢进攻。刘裕乘机逃跑,刚跑出去就遇到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的救兵,算是躲过一劫。

  孙恩水陆两军继续北上,占领沪渎(今上海市西),兵船往返海岛,将岛上人马全部运送到陆地,然后全力向京口、建康挺进。刘裕赶到娄县(今江苏昆山)阻击,但并未延缓起义军的进军步伐。由于刘牢之只想让刘裕在前面拼命,自己行军迟缓,鹅行鸭步,使孙恩的战船抢先到达京口,占领蒜山(今镇江西)。刘裕随后赶到蒜山交战,被起义军打退。

  孙恩以为刘牢之已经到达京口,便撇开京口,一千多条战船直驶建康。司马元显带领官兵拒战,屡遭失利,眼看建康要被攻破。可老天偏要让司马元显多活一年,突然西风怒号,暴雨倾泻,起义军的战船逆风逆水,行驶不便,过了好几天才到达建康北端的新洲(今南京市江心的八卦洲)。司马元显大摆酒宴,醉乐如常,司马道子天天冒雨去钟山求神拜佛,好似在淝水之战前那样,祈求天兵天将。

  刘牢之和刘裕从陆路赶到建康,其他地方的兵马也前来保卫京师,敌众我寡,孙恩只好撤出了长江,浮海北上,到达郁洲(即今连云港,当时尚未与陆地连接,是一座海岛)。刘裕和刘敬宣跟踪而来,攻击孙恩。起义军远离家乡,粮食匮乏,大部人马死于饥饿和瘟疫。郁洲不比翁洲,兵力难以分散隐蔽,不断削弱。孙恩只好南下翁洲,途中又死伤一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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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军逼近建康的时候,桓玄不动声色,孙恩败退回海岛后,桓玄突然又让陶渊明写《讨海贼表》,向朝廷请示要率领水军渡海攻打孙恩,令陶渊明迷惑不解。他拿出去年的底稿照葫芦画瓢,又写了一份草稿交给桓玄。桓玄修改后让陶渊明誊抄,陶渊明拿回来一看,大吃一惊,草稿已经被桓玄改得面目全非。去年送表时桓玄还让他带上礼物,而今年这份表,分明带着威胁的口气。

  桓玄加了这样的话:“孙恩只是因为连日暴风骤雨,兵船开不进建康,粮食吃尽,才撤走的,并非为王师所败。你们不要自鸣得意。眼前你们的心腹,谁是有名望的?八郡的祸患,都是你们身边的这些小人惹出来的,兵祸到今天也没有了结。朝廷里的君子,怕惹火烧身不敢说实话,只有我敢说出事实。”这不是在指责司马元显的过失吗?言外之意是说,只有他桓玄才能收拾残局。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莫非他要……

  陶渊明使劲摇摇头,似乎想将脑子里的想法甩掉。司马元显的确是个昏庸无能而又自以为是的小孩子,桓玄加上去的话并没有错。也许他真是因为担忧国事才这么说的……但他在孙恩逼近京师时无动于衷,却在孙恩败退后送讨贼表,决不是出于公心。这样明显的事情陶渊明还是看得清楚的。他想,如果桓玄还让他去送这份表,他可就麻烦了。司马元显见表后一定会大发雷霆,对使者破口大骂,这还是小事……如果桓玄真有不臣之心,自己帮他去送这么一份表,岂不要留下千载骂名?无论如何也不能去送这份表。可桓玄要是下令让他去送,军令又如何能够违抗呢?

  陶渊明就拖拉着好几天没把这份表誊抄完,整日里忧心忡忡,坐卧不宁。这一天却收到一封家书,拆开一看,是母亲病危,要陶渊明赶快回家一趟。这实在是一个脱身的好理由。陶渊明连忙把《讨海贼表》誊抄完,然后去进见桓玄,交上表后紧接着以老母病危告假。

  这样的理由桓玄自然不能不批假,但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似乎知道陶渊明心中的隐私。

  陶渊明从中军大帐里出来,回到宿舍急忙收拾行李,如逃出笼子的鸟儿,当天就踏上了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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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母亲的病又缓过来了,可以下地走动,精神还蛮好的。一见陶渊明回来,母亲惊喜中又有些歉疚,觉得是自己的病拖累了儿子的公事,一个劲地唠叨,不该写信叫他回来。陶渊明在心里自言自语:“幸亏来了这封家书,使我躲过一劫。”但又没法对母亲明说。他反而说自己在桓玄的幕府里干得挺好,桓玄对自己很器重,劝母亲不要担心。

  嫁到武昌的陶渊明的异母妹妹,也被翟夫人去信叫回了娘家。兄妹俩多年没见面,现在都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斑白,形容憔悴,风尘仆仆,四目相对,不胜唏嘘。

  在家里呆了没几天,母亲就催促陶渊明赶快回去,老怕耽误了陶渊明的公事。陶渊明纵有满腹心事,也不能对老母明言,只好说再住两天就走。他知道母亲的病已经很严重了,随时都有危险,真担心这次一走就成永诀。又拖了好几天,母亲越发焦急,问陶渊明到底是怎么回事。陶渊明被逼无奈,害怕母亲为了自己的事情又添心病,只好答应明天就走。

  终于又要启程了,陶渊明可真不愿离开家园,回到桓玄的江陵幕府。他真是悔死了,当初不该听叔父陶夔的话,去投奔桓玄,现在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寻阳在桓玄的势力范围之内,他的心胸多么狭窄,连自己昔日的同乡好友都不肯放过,何况他陶渊明呢?现在如果不去,把桓玄惹恼了,说不定一家老小都要遭殃,只能到他的幕府里硬着头皮和他继续周旋了。

  往回走走的是水路,小船在长江中逆水而行,慢慢悠悠,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来到了涂口(今名金口,在湖北武昌),陶渊明写下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苦闷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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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从二十岁游学回来到投奔桓玄幕府之前,除了在江州刺史府干了几个月祭酒,我已经闲居了快三十年,早就对官场的人情世故非常隔膜了。三十年里我只知道春季秋季在田间耕作,冬天夏天在家中读书,活得多么逍遥快活,为什么舍弃自己的家园,跑到那么遥远的江陵去呢?

  “叩泄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坐在小舟中,看船夫摇动双桨,击碎了印在江心的明月。迎着滚滚东逝的长江水逆流而上,我知道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远了,心中牵挂着老母和妻儿,也忘不了兄弟和朋友们!傍晚时分江面上的微风多么清凉舒爽,夜色也是如此清澈空明!粼光闪闪,波平如镜,这么美好的初秋的夜晚,如果在家园里和几个朋友一起泛舟江上,那是多么快乐啊。可我现在呢?面对如诗如画的大好江山,我却记挂着桓玄幕府里那些腌臜事,连觉都睡不着!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博取功名实在不是我能干的事情,现在回忆起在田园里耕作的情景,觉得那时的生活是多么恬淡安逸,又多么充实满足,真是值得怀恋啊!真想甩掉这官帽回到家园去,高官厚禄什么时候打动过我的心?在蘅门茅舍里才能够修身养性,也许我可以用高洁的善行来建立自己的声名。

  这个夜晚是陶渊明一生的思想转折点,他终于明白了:肮脏黑暗而又动荡险恶的官场,实在不是自己应该呆的地方,他终生的归宿是在田园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夫。尽管他后来还做过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还当过彭泽县令,但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么是为归耕田园做准备,都不是为了厕身官场博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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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到达江陵岸边,也是在傍晚时分,但江上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水兵正在操练船攻,规模之大,是陶渊明四年来从未见过的。兵船战舰往来无数,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船上大纛、牙旗、帅幡、旄旌,都迎着江风猎猎招展,如一片森林。训练这么多水军,真是为了渡海攻打孙恩?

  两岸所看到的情景,也使陶渊明惊愕万分。在长江北岸,有骑兵在操练奔驰、越障、骑射之术,步卒则在练习阵法。三军一呼百应,震天动地,简直要让江水停流。在长江南岸,岸边在修造战船,舫船、楼船、劲舸、轻舟,应有尽有,光是备用的船钉就堆成几座小山。近处是工匠们在锻造兵器铠甲,炉火熊熊,映红了半条江。远处则是新建的粮仓,一座一座排列到看不见的黑暗中,谁知桓玄到底囤积了多少粮草?只要一声令下,这些粮草都会被运到船上,大军就可以沿江而下了。

  看来他很有可能进军建康,威胁朝廷……桓玄一旦发兵西下,自己就要被裹胁其中……如果随着他反叛大晋朝廷,自己就成了乱臣贼子,活着辱没老母妻儿,死后无颜见陶家列祖列宗!可要是不顺从他,与他顶起牛来,罗企生就是前车之鉴!这可如何是好?我这次真的是不该来,要不趁现在还没有照面赶快溜回去……

  正这样想着,有一条兵船已经朝陶渊明乘坐的客船靠过来,一队士兵上了船,为首的兵曹见到陶渊明忙恭身施礼:“参见记室大人。”

  陶渊明只好随他们上了岸,到中军大帐去拜见桓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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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日子陶渊明可真不好过,在幕府中坐立不安,度日如年。又过去了两个月,到了秋收的时候,桓玄突然下令,断绝长江航道的漕运,商人旅客都不能自由往来,所有过往船只都要经过都督府盘查,运粮船只一律扣押。这等于切断了长江航道对朝廷的粮食供给,卡住了下游北府兵的脖子。如果不是下决心对抗朝廷,桓玄是万万不会这样做的。

  陶渊明悬在心中好几年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他在心中默默说道:“桓玄必反。”

  接下来的几天桓玄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他让他的哥哥桓伟任江州刺史,坐镇夏口,让他的司马刁协为护国将军,都督江州八郡军事,派重将冯该、皇甫敷戍守湓口,调豫章太守郭昶之为寻阳太守,把江州府、寻阳郡府迁自柴桑,既集结了兵力,又作出一副守势迷惑朝廷。他又迁移沮水、漳水的蛮民,将散居在长江北岸的流民集结到江南,建武宁郡、绥安郡,这样一旦发兵就可以将他们武装起来,迅速扩大自己的兵力,用兵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桓玄是肯定要造反了,可陶渊明何去何从呢?桓玄近来很注意军中的议论,可能是担心一旦扯旗造反,有人会反对他,现在正想找个出头鸟杀一儆百,自己万万不能给他充当祭旗的牲口。可就这样甘心随着他去干篡逆之事?找个什么借口离开呢?还真是找不出来。这个时候一般的借口肯定是不行的。陶渊明焦虑不堪,更后悔去又复来,万分思念桑梓家园和老母妻儿,思念过去的闲居耕读生活。他只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桓玄尽量晚一点发兵,祈祷自己能够有逃脱的机会。

  到了这年冬天,机会终于来了,却是以母亲的去世换来的。陶渊明接到家书,打开一看,是母亲去世的噩耗。悲痛之余他又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平安逃脱了。在古代,父母去世子女都要守孝三年,做官的都要将官职辞去,回到家乡守孝。这是朝廷的通例,也是古已有之的道德规范,桓玄当然不能不遵守。

  就这样,陶渊明怀着对亡母的悼念之情,驾一页扁舟,离开了桓玄的都督府,离开了江陵,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终于躲开了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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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玄手下的武昌太守庾楷,也看出了桓玄的谋反之意,他担心桓玄会像王恭和孙恩一样失败,秘密派使者到建康,拜见司马元显,报告了桓玄最近的种种异常举动,并保证一旦朝廷举兵讨伐桓玄,自己一定做内应。

  建康的粮食供应,以前主要依靠三吴和浙东,这些地区经孙恩一闹,已经残破不堪,饿殍遍地,根本无粮可供。桓玄下令截断长江中上游的漕运,朝廷所属的兵士们只能用麸皮糠末和橡树的果实充饥,司马元显气得够呛急得要死,就是没有办法。听庾楷这么一说,他以为有了内应打败桓玄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征发水兵准备战船,要讨伐桓玄。

  公元402年(晋安帝元兴元年)元日,朝廷下诏,向桓玄兴师问罪。司马元显亲自挂帅,任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又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

  桓玄听到这个消息,开始有点害怕,打算集中兵力保住江陵。但他的长史卞范之给他打气,认为司马元显乳臭未干,骄横跋扈,刘牢之背叛王恭,反复无常,大失人心,现在发兵东下,就能够一举平定天下。桓玄认为他言之有理,立即发出讨伐司马元显的檄文,准备兴师东下。

  檄文传到建康,司马元显还没有发兵,一见桓玄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又听说桓玄已经发兵东下,船坚炮利,心里又害怕起来。朝廷摆了盛宴欢送他,他和刘牢之在酒宴上见了面,都一言不发,各怀鬼胎。

  司马元显喝了晋安帝赐予的饯行酒,登上帅船,面对滔滔的江水,忽然觉得一阵恶心,把刚喝下去的酒又翻肠兜肚全吐了出来。这个还没长胡子的小娃娃,此时才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想到这一去说不定会被桓玄抓住,也有可能葬身鱼腹,眼角就沁出泪来。他在宫廷内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可哪里见过发兵打仗的阵势?就这样,他呆呆地在战船上坐了一天,始终不敢发出开船的命令。前锋都督刘牢之跟司马元显离心离德,自然乐得按兵不动。

  桓玄虽然兵发江陵,但一点儿不知道朝廷的内幕,色厉内荏的他担心骁勇善战的北府兵一旦出击,自己不是对手,所以心里一直盘算着一遇劲敌,怎么赶紧缩回江陵去。可是过了寻阳,还是见不到朝廷派来的一兵一卒,说明司马元显根本不敢前来迎战,不禁欣喜若狂,全军也士气大振。这时,庾楷要做朝廷内应的秘密已经泄露,被桓玄扣押起来。

  朝廷饯行后过了十几天,司马元显讨伐的战船依然停泊在石头城边,不敢去和桓玄对阵。朝廷只好另外派人带着驺虞幡,到桓玄军前要求罢兵。可送信的使者还没见到桓玄,脑袋已经被前锋将士砍下。再过了十天,桓玄的大军打到历阳,离建康只剩下一个昼夜的路程。刘牢之被朝命催逼,只好将北府兵从京口开拔到溧洲(今江苏江宁西南的江心中),和已经占领姑孰的桓玄面对面扎下营寨。

  但刘牢之不仅不去攻打桓玄,还和桓玄套上了近乎,派遣使者乘小舟秘密往来。他的参军刘裕、儿子刘敬宣都劝他以国家安危为重,攻打桓玄,刘敬宣更是告诉他一旦桓玄得势,他就没有容身之地。刘牢之听不进去,他斥责儿子:“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今天我要打垮桓玄易如反掌,但司马元显一贯重用小人,他们一定容不得我,到时候就要兔尽狗烹了。”随后他派刘敬宣作为专使,正式向桓玄投降。

  在建康王师的帅船里,司马元显还在和将士们纸上谈兵,议论如何抵抗桓玄的进攻,桓玄的大军却在刘牢之投降后如入无人之境,跃马扬鞭直捣建康城内。司马元显束手就擒,连同他的六个儿子以及亲信党羽,都被桓玄斩首示众,时年才二十一岁。他的父亲司马道子从酣醉中刚被吓醒,就听到了朝廷宣布将他废为庶人流放外地的诏书,等到了流放地,桓玄又派人用毒酒将他毒死,时年三十九岁。

  桓玄兵不血刃就从江陵打到建康,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又兼扬州牧,领荆、江、徐三州刺史,一身独揽朝内朝外的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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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回到寻阳后办完母亲的丧事,过年后就得知了朝廷准备讨伐桓玄的消息。他见过司马元显,知道他是什么人物,又亲眼目睹了江南八郡在孙恩起义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更清楚桓玄的军事实力,自然为朝廷挑起战端而担心。他明白只有刘牢之的北府兵可以抵抗桓玄,日夜盼望着北府兵占据寻阳。寻阳“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冲”,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桓玄的大军一旦过了寻阳,朝廷就无险可守,桓玄就可以直抵京师建康了。他盼来盼去,始终不见北府兵的影子,心中非常困惑。桓玄此前将主要兵力都集结在荆州,戍守寻阳的兵力非常之少,而北府兵统辖的范围已经到了寻阳边上,占领这样一座“空城”绝不费劲,绝对可以抢在桓玄的大军前面。等到桓玄的大军到达寻阳,陶渊明明白了,既然刘牢之不肯占据寻阳,就说明他根本无意抵抗桓玄,桓玄去建康的路上就不会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了。

  桓玄一旦掌握朝廷大权,他会篡位吗?想当年桓玄的父亲桓温西平巴蜀三次北伐,身经百战,文韬武略桓玄不可望其项背,久怀篡逆之心,最终却不敢行篡逆之实。他可以废立皇帝,但就是不敢自己当皇帝,不敢犯这个天下大不韪。桓玄根本没打过什么硬仗,无论火并殷杨还是打败司马元显,都是趁人之危再加上侥幸,并非靠自己的实力。其实他打起仗来色厉内荏,胆小如鼠,根本不是刘牢之的对手。桓温经营长江中上游几十年,根深蒂固,桓玄从发迹到掌握天下大权,却不过几年。陶渊明想:只要他不疯不傻,不鬼迷心窍,几年之内是不敢篡位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陶渊明高估了桓玄。

  陶渊明离家好几年,没有同妻儿一起生活,这次回来踏踏实实地住下,才注意到几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了,但都不成器。他写了一首《责子》诗,诗中写道:“阿舒已二八,总不好纸笔。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长子阿舒已经十六岁,不喜欢提笔写字;二儿子阿宣已经到了孔夫子“有志于学”的十五岁,却懒惰得不成样子;老三老四这一对双胞胎儿子,都已经十三岁了,却连六和七都分不清;小儿子阿通也已经九岁,只知道寻找鸭梨和板栗。这一帮小畜生,可怎么办呀?“子不教,父之过”,自己好几年不在家,把儿子们的学业都荒废了,真是罪过呀!

  高堂老母已经去世,自己也年过半百,“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这辈子不会有多大出息了。儿子又都是这样,将来恐怕没有一个可以重振陶门家声……哎,“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老天爷如果就是这样安排,自己又何必发愁呢?还是痛痛快快地喝杯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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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玄收拾了司马道子父子,夺取了朝廷大权,就要想办法清除刘牢之了。他调任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实际上是要夺走他的兵权。刘牢之登时傻了,去找刘裕商议进攻桓玄,刘裕说:“将军以数万劲卒投降桓玄,使他大权到手,你却大失人心,再想把他拉下台,谈何容易?我刘裕就此告退,回京口去了。”他和刘牢之手下的广武将军何无忌一起离开了刘牢之。

  刘牢之又召集将佐,宣称要割据长江北岸,讨伐桓玄,遭到将士们的一致反对。原来北府兵将士们的家属都在京口,京口是徐州的治所,桓玄兼任徐州刺史,倘若此时发难,家属都要被桓玄屠杀。参军刘袭铁青着脸对刘牢之说:“天下最丢脸的事就是背叛,将军先反王恭,后反司马元显,如今又要反桓玄,朝秦暮楚,会有什么好结果?”说完拔腿就走,众将佐也一哄而散。

  刘牢之着了慌,赶紧派儿子刘敬宣到京口去接家属。约定的限期过后,却不见儿子和家人归来。刘牢之以为走散的僚佐已经向桓玄告密,儿子和家人都已经被桓玄杀害,眼看手下的将士成群结队地离他而去,思忖无脸见人,就在长江边的丛林中自缢而死。

  刘牢之咽气后,刘敬宣的船舶才赶了回来,原来遇上风暴,回来迟了。上岸后见父亲已死,顾不得披麻带孝,就和亲友一起逃到洛阳,以子弟为人质,请求后秦姚兴派兵攻打桓玄。姚兴只让他们自行招募了几千兵马,回到彭城一带活动。桓玄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让人劈开刘牢之的棺材,砍下头颅,带到建康,高悬示众。

  这时孙恩又在临海附近登陆,准备向南打到广州。但他的兵力已极为单薄,被临海太守辛昺打败,全军覆没。孙恩被逼到陡峭的海岸上,最后投海自杀,跟随他的几百人都壮烈投海。起义军的残余人马共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主帅,继续活动。桓玄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想收买他,卢循没有接受。他又派已经假意投降他的刘裕去征讨,卢循打不过刘裕,逃到了广州。

  刘牢之、孙恩被消灭后,在桓玄眼里,整个东晋王朝,他都没有了对手,于是内心里就有些痒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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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陶渊明正在家中写《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篇传记的内容,在《家世第一》里已经介绍过了。他写外祖父孟嘉的传记,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母亲,但也有深一层的含义:孟嘉当了桓温多年的长史,但始终没有与桓温同流合污,就像自己虽然做过桓玄的幕僚,但不曾和桓玄同流合污。陶渊明特别突出了外祖父的品德和节操,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情操。

  这一天他正写着,翟夫人进来说,柴桑县令刘程之来访,陶渊明急忙出来迎接。但看到刘程之布衣素服,他就猜到刘程之已经辞去了县令职务。

  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才思敏捷,见识过人,在荆、江一带有清操高誉,被时人推崇。他曾经是殷仲堪的座上客,桓玄是个有文才的人,坐镇荆州后也多次将他请到都督府里,谈书论文,每次都是十天半月,陶渊明和他就是在桓玄的都督府里认识的。桓玄多次邀请他在都督府里供职,他死活不肯。后来因为仰慕在庐山东林寺修行的名僧慧远,对佛学倾慕不已,准备师事慧远,就向桓玄提出,请求到哪个县当几年县令,好积攒一点入山学佛的本钱。桓玄也很倾慕慧远,就答应了,把刘程之安排在庐山脚下的柴桑县,以便他可以经常去拜见慧远法师。

  说起慧远,这里不得不插上一段。慧远是东晋有名的高僧,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他俗姓贾,出身官宦之家,早年生活优裕,游学各地,博览群书。二十一岁出家,跟随名僧道安修行,得到他的真传。慧远潜心钻研佛经,又会用儒家道家的某些论说来解释佛教,因此深为道安器重,认为他是能将佛教普及到全国的人。公元386年(晋太元十一年)在庐山东林寺定居后,慧远开始弘扬佛法。由于他精通儒家道家典籍,能够用儒道释佛,因而和当地的清谈名士们交往密切,声誉越来越大。殷仲堪在世时专程到庐山探望他,终日倾谈不倦。桓玄本来是想去找茬的,后来也被他的高谈博辩所折服。

  司马元显父子崇信佛教,桓玄就和他们对着干,竭力压制佛教势力。他下令要慧远下山,慧远不理睬,他就跑上山去找麻烦,一见面就引用《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始也,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古训,责问慧远僧人为什么要剃头。慧远也用《孝经》中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来答复他,一下把他给镇住了。倾谈一番后,桓玄对慧远大为尊敬,日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不久桓玄下令拆毁大批寺院,令许多僧尼还俗,惟独对慧远和东林寺网开一面,加以保护。他热心安排刘程之去柴桑当县令,原因就在于此。

  柴桑县和陶渊明的老家寻阳县正好挨着,现在刘程之带着当了一年县令的俸禄,辞职去投奔慧远,也顺路来拜访陶渊明。两人在桓玄的幕府里就有交往,互相都为对方的文才和品德所倾倒,陶渊明也知道他是怎么去当县令的,现在看到他一身山野草民的打扮,自然什么都明白了。

  寻阳县城就在庐山脚下,陶渊明却从来不曾拜访过慧远。他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佛教、道教他总是不以为然,就是对刘程之,他虽然倾慕,心里也有隔阂。刘程之这个人,对妻子儿女不管不顾,人情冷漠。有一次他在桓玄幕府,家人送来急信,说他的夫人去世了,要他立即赶回去。他却拖延了两日,脸上毫无悲戚之色,居然说:“她已经死了,我急着赶回去又有什么用?”在陶渊明看来,他虽然没有入佛门,但行为举止完全与和尚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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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了刘程之,陶渊明又接着写《孟府君传》,反复推敲,最后定稿的时候已经是冬天。然后冬去春来,到了第二年春天,陶渊明又要到田间劳作了,他写下了《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田舍”是在田地旁边临时搭的草棚子,供耕作的人白天临时休息、堆放农具和夜间照管田地所用,“怀古”是陶渊明给自己的田舍取的名字。这两首诗都是在田舍里对着田野构思出来的。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当年就听说过南村的水田很肥沃,却不曾亲自耕种过。现在呢,自己穷得就像“屡空”的颜回一样,再不亲自耕种,就要饿肚子了。孔子瞧不起种田人,认为读书人不应该参加耕作,他赞许颜回安贫乐道,颜回又听他的话,饿着肚子却不能耕作,还要整天哈哈笑,结果年纪轻轻就死了。陶渊明自幼学儒,一直对孔子瞧不起耕作耿耿于怀,也为颜回的英年早逝深深惋惜。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弄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清晨将牛车驾好,登上去田间的小路,我的心就飞到了旷野深处。鸟儿已经在为春天的到来高兴地啼鸣,清风却还送来残冬的余寒。刚刚冒出地面的嫩草,开始覆盖荒废了一个冬天的小路,在凉风里瑟缩着。田间地头少有人来,置身此地就远离了烦嚣的人间。陶渊明那颗诗人的心,对春天的到来是多么敏感呀,他记下了冬春交替的这一时刻。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子路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位用拐杖挑着锄草工具的老人,就向他打听看到过孔夫子吗,老人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凭什么算作‘夫子’呢?”把子路给问楞了。陶渊明是赞同这位老人的,觉得他才是“通识”之士,觉得应该像他那样躬耕田园来保全自己。

  第二首写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孔子留下“忧道不忧贫”的遗训,我却很难遵循,贫穷对人的折磨是逃避不了的,饿着肚子怎么能不发愁呢?我只愿终身劳作,辛勤地耕耘,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做一个心安理得的人。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手执犁锄愉快地按时耕种,高高兴兴地劝慰一起耕作的农友。平旷的土地像一位沉睡的少女平躺着,让远方的风儿轻轻地吹抚,茁壮的麦苗也随着微风搔首弄姿,好像在欢迎春天的到来。虽然今年的收成好坏还不知道,但从事农活本身就给人带来多少欢欣呀。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耕作得累了,我们就歇一会,却再也没有子路前来问路了。太阳落山大家就结伴回家,我提着酒壶去慰问近邻。回家后长吟着诗句将柴门掩蔽,做一个耕田的农民,不也逍遥快活吗?

  陶渊明已经有了归隐田园耕读为生的志向,为什么一年之后又做了刘裕的参军呢?这是因为不久之后桓玄篡位,刘裕起事,使他不得不再次出仕,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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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玄消灭了刘牢之、孙恩后,就有了篡位称帝的想法,在篡位之前他还一连演了好几出戏,想欺骗天下人心。他先是辞去丞相和三州刺史的职务,又从建康回姑孰,辞去录尚书事,表示自己不愿总揽朝政。但朝中大权已经被桓家独占,他这样做纯粹是沽名钓誉。接着他大杀北府兵的旧将,逼得好多人只好去投奔在彭城打游击的刘敬宣。他大兴土木,巧取豪夺,双手整天离不开珠宝。他为了炫耀自己关怀民生,下令开仓救灾,把散在江湖的百姓全都赶到城里,城里又无粮可救,只剩下一口气的百姓疲于奔命,死得更多,尸体在道路旁排成了长队,绵延不绝,惨不忍睹。

  桓玄又上表要求回荆州,同时又自己起草诏书挽留自己,皇使宣诏后他再次上表要求归藩,转眼又叫人去威胁皇帝亲笔写诏书不让他走。他任命西晋名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为著作郎,又秘密派人不许他去就职,然后大力宣扬皇甫希之是当代“高士”。他上表要求出师北伐,又让皇帝下达诏书不同意他出师北伐。种种丑事,说也说不完。

  他别出心裁地宣称,要恢复砍手、断足、割鼻、挖眼等肉刑,又要废除钱币,用谷子和布帛买卖物品,朝令昔改,变化无常,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却让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渐渐地他透露出篡位的野心,让各地的亲信们胡报什么甘露下降的吉祥瑞兆,并自己矫诏称这些吉兆都是他德高望重所致。其中的意思,只有傻子才看不出来。

  有想坐轿的就一定有抬轿的,自然就有许多人向他“劝进”,劝皇帝“禅位”。公元403年(元兴二年)九月,晋安帝下诏,任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领地十个郡,加九锡。十一月,迫不及待的桓玄逼迫晋安帝正式禅位,十二月,桓玄正式登基,国号为楚,改元永始。

  桓玄志得意满,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浅薄无知的他不知道坐上皇位就等于坐到了火山口上,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起来将他的宝座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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