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第一
家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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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陶渊明,要从他的曾祖父陶侃写起,而写陶侃呢,就免不了要提到东晋的开国丞相王导,和他那个谋反的堂兄王敦。这个王导,本来是西晋琅琊王司马睿的一个参军,就是他帮助司马睿做了东晋的开国皇帝。
大家看《三国演义》,都知道司马懿,司马睿就是司马懿的曾孙,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孙子。公元304年(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司马懿的一群子孙,为了争权夺利打得死去活来,把个刚刚统一才三十多年的国家又搞得稀巴烂。面对危机王导给司马睿出主意,劝他不要呆在京城洛阳,谁知哪一天就会有人看中他的脑袋呢?还是主动要求到南方去,避一避风头为好。司马睿对王导言听计从,在西晋覆没前来到了江南,做了安东将军和都督扬州诸军事,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王导又劝他不要沉迷于酒色,要勒紧裤腰带干点事业;教他到处收买人心,和江南的豪门旺族搞好关系。王导还帮他处理内外政务,每次在朝堂上都是王导先把事情全布置好了,然后司马睿点头同意。司马睿称王导为自己的萧何,还学着齐桓公称管仲那样,管他叫“仲父”。
“八王之乱”使西晋山河破碎,国土支离,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割据一方,史书上称为“五胡乱华”。公元316年(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率军攻陷长安,俘虏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西晋宣告灭亡。两年后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后世称为晋元帝,东晋王朝就这样开始了。
司马睿即位的时候,为了感激王导,要拉着他也到皇位上一起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王导当然不敢坐,但由这件事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了何种程度。当时就流传着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当了开国丞相,总揽朝政,他的堂兄王敦官封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东晋国土的大半兵权都落到了他的手中。俗话说“一母生五子,五子各不同”,何况王敦还只是王导的堂兄,两人的脾气禀性正好南辕北辙。王导看淡个人名利,处理政事的原则是息事宁人无为而治,喜欢当和事佬老好人;王敦自幼习武,养成了粗蛮狂纵的性格,现在掌握了兵权,更是骄横不可一世,慢慢觉得当大将军还不过瘾,想当皇帝了。
王敦先是强迫晋元帝让他兼领荆州刺史,后来又擅杀武陵内史向硕,同晋元帝的矛盾一步步加深,使他连王导也疏远起来。晋元帝开始重用御史中丞刘隗和尚书令刁协,想靠这两个人削弱王家势力。但朝野上下几乎全是王家的人,刘隗和刁协为了削弱王家势力,自然得罪了不少人。王敦就将两人作为靶子,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于公元322年(晋元帝永昌元年),在武昌发兵,向建康挺进。
按惯例王敦谋反,亲属都要连坐,但晋元帝听从群臣的意见,没有治王导一家的罪,反而任命他为征讨王敦的前锋大都督。
王敦兵发建康,其他各州刺史都作壁上观,没有勤王护驾的意思。王敦控制的荆、江几个州集中了东晋的大半兵力,其他州郡的兵力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对手,自然不敢轻举妄动。王敦一路东进,顺风顺水,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包围了形势险要的石头城。他正准备打一仗过过瘾,还没等发令,守卫石头城的右将军周札就大开城门投降。石头城一失陷,建康门户大开,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晋元帝司马睿没有办法,就派使者去石头城告诉王敦:“你要我这个皇位,早点说一声就是了,何必劳师动众这么大老远来跑一趟呢?你如果还承认朝廷,就让你的人马都回去,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倘若不行,那我就回琅琊去,把皇位让给你。”
眼看东晋王朝刚开张四五年就要关门,这时终于有人起兵讨伐王敦了。坐镇襄阳的梁州刺史甘卓首先发兵,攻袭空虚的武昌,抄了王敦的老家。他又邀请广州刺史陶侃共同举义,陶侃随即应命,也发兵相助。消息传到建康,朝廷的官员们高兴得齐呼万岁,形势终于有了转机。
这个广州刺史陶侃,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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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推行“九品中正制”,父爵子袭,代代相传,门阀制度非常森严,出身低贱的人很难当上大官,即所谓“上门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陶侃就是一个出身孤寒的庶人,完全凭着武功一步一步位及人臣。要讲他的故事,还要从他的母亲湛夫人讲起
。
陶侃的父亲早死,孤儿寡母的生活很贫寒,湛夫人靠纺纱织布供给陶侃读书交友。她从小对陶侃管教极严,好不容易把陶侃抚养成人,做了寻阳(今江西九江)县的县吏,管理渔梁。陶侃为了孝敬母亲,有一次派人送一条鱼回去。没想到湛夫人把鱼退了回来,还写封信责备他:“你现在只做了一个小吏,就把公家的东西拿回来给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你送给我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块心病,让我天天为你担心。”鄱阳县有个孝廉范逵,是陶侃的朋友。孝廉是各地方推荐到朝廷去做官的人选。范逵去朝廷的路上路过寻阳,就到陶侃家来借宿。那是一个冬天,下着大雪,很难找到草料喂范逵的马,湛夫人就把自己床上的新草席悄悄铡碎,用来喂马。她还偷偷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卖给邻居,换钱买来鸡鸭鱼肉款待客人。范逵后来知道了真相,非常感动,叹息道:“不是这样的母亲也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于是,经范逵的推荐保举,陶侃先在庐江太守张夔手下任督邮,兼枞阳县令。后来得到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刘弘的赏识,调到他手下任南蛮长史,因军功升为江夏太守。后来刘弘又让他以鹰扬将军的身份去讨伐企图割据江东的陈敏,陶侃身先士卒,勇往直前,一举平定了陈敏之乱,又升迁为扬武将军、武昌太守。刘弘临死时认定陶侃一定能继承大任治理好荆州,对他寄予厚望。
东晋建立后,王敦成为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陶侃受他节度。他命令陶侃进攻杜弢(荆湘地区的流民起义首领),陶侃调兵遣将,屡战屡胜,因战功升任荆州刺史。他在公元315年(西晋愍帝建兴三年)彻底平定了杜弢之乱,却遭到王敦的嫉恨,被调往边远的广州任刺史。荆州士民纷纷上书挽留,可见陶侃在荆州威望之高,但王敦执意不准,挽留无效。王敦派他的一个弟弟接任荆州刺史,大杀陶侃的将佐,更加激起了陶侃将士们的怨愤。陶侃对王敦积怨很深,难怪在王敦作乱的时候要挺身而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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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一生执掌兵权四十一年,威信极高。他精力充沛,职权以内的大小事务,无不亲自过问。远近给他的书信,都要亲自答复,从不积压,因而没有一点闲功夫。他常对人说:“古代的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至于常人,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他又说:“有些人整天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只知道聊天游玩酗酒惹事,简直就跟畜生一样。”东晋的士大夫们崇尚清谈,喜欢放浪形骸,陶侃正是在骂他们,他很看不惯当时清谈误国的那一帮世族子弟。
陶侃治军严格,只要发现僚属中有人酗酒、赌博,就没收他们的酒具赌具,扔到江里,明知故犯的人,还要军法从事。有一次陶侃走过都尉夏施的家,看到几株柳树,他问夏施:“这几棵树,不是西门外驿道上的吗?你怎么移到自己家门口来了?”夏施只得下跪认罪,乖乖把树移回去。
陶侃很廉洁,亲友送东西给他,他一定要先问明白是怎么得来的,如果说得出来历,他就高兴地收下,而且回赠价值数倍的礼品;如果说不出来历,他不仅不收,还要怒颜斥责。
陶侃非常注意民生,有一次他外出,看到有人拿着一把没有成熟的禾苗,就问道:“你拿这个干什么?”那人回答:“走过稻田,顺手摘下来玩玩。”陶侃大怒道:“你小子自己不种田,还要随便糟蹋庄稼?”立即将这个人捆绑起来,狠狠鞭打了一顿。所以在他管辖的地方,尽管战乱不断,百姓却安心耕作,能够维持生计。
陶侃在军事谋略上并不是特别高明,但他的心很细,考虑事情非常周到,是个干才。陶侃的水军建造战船,他命令将竹头木屑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道干什么用。等到雪花分飞道路泥泞,或大地冰封人马都不能行走的时侯,他就叫人把那些木屑铺在路上,大军就可以通行无阻了。他所贮存的竹头堆积如山,是留着日后造船做竹钉用的。
从这些小事情上,就可以找到陶侃的军队屡战屡胜、无人敢与争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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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陶侃响应甘卓的邀请,也起兵讨伐王敦,突然又接到了皇帝特命他罢兵的驺虞幡,叫他原地休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敦深知这两路兵马绝不能等闲视之,又觉得自己篡位的时机还不成熟,同朝廷妥协了,答应了晋元帝罢兵的要求。晋元帝于是下诏,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官比叛乱前更大了。王敦心满意足,罢兵而去,甘卓和陶侃也只好收兵了。
陶侃本来借着这次的功劳兼领了江州刺史,也被王敦假传诏命,逼回广州去了。
晋元帝司马睿经过这一场变乱,又忧又愤,当年冬天就死了,皇太子司马绍登基做了皇帝,史称晋明帝。已回武昌的王敦得到这一消息,又对皇位想入非非。他放出入朝辅政的风声,又举兵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逼近京师,同时要求朝廷任命他为扬州牧,使京师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谁知到了第二年,野心勃勃的王敦得了重病,奄奄一息。晋明帝趁机任命王导为大都督,召集几州人马讨伐王敦。王导听说王敦病重,便率领王家子弟为他发丧,这样,朝野吏民都以为他真的死了,万众一心,要扑灭王敦的余党。
王敦命令哥哥王含带领五万人马,立即攻打建康。王导写信将王含痛骂了一通,涣散了叛军的军心。第二天夜里朝廷挑选一千多名勇士,偷渡秦淮河,展开猛攻,将王含的队伍击溃。王敦听到败讯,一命呜呼。他的军队也一败涂地,土崩瓦解,王敦之乱就这样平定下来。
王敦死后,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坐镇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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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之乱刚刚平定下来,朝野上下以为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了,没想到又发生了苏峻之乱。苏峻本来是临淮太守,在平定王敦之乱中功劳最大,调任历阳内史,担负了保卫京师的重任。他又不断招收亡命之徒,势力日益壮大,但还没有谋反篡位的野心,他是被庾亮逼反的。
晋明帝司马绍在平定王敦之乱的第二年也死了,年仅二十七岁。他五岁的太子司马衍即位,就是晋成帝。他的亲娘、皇太后庾文君临朝称制,而皇太后的哥哥、中书令庾亮就掌握了大权。
庾亮是个见识短浅而又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喜欢无事生非的人,这样的人一掌权,谁还能过太平日子?他对苏峻不放心,就想下诏调他入朝,解除兵权。王导担心这样做会立即逼反苏峻,他也听不进去。苏峻当然不愿意交出兵权,上书说宁肯调到任何一个荒僻的州郡去,就是不能做朝官。但庾亮就是执意要他入京做朝官,苏峻被逼无奈,只有起兵造反。
江州刺史温峤是庾亮的好友,在武昌听到这个消息,准备率领水陆大军顺长江而下保卫建康,却被庾亮去信劝阻。原来庾亮担心坐镇江陵的陶侃也会举兵造反,要温峤整军待命,盯住陶侃的动静。信中写道:“苏峻虽已叛乱,我更担心的是你的西边,请足下勿越雷池一步。”“不越雷池一步”的典故就出于此。
庾亮和当时的众多名士一样,只会清谈玄学,对军事一窍不通,偏偏又自以为是。王导在军事方面给他提了不少建议,庾亮就是不采纳。苏峻轻兵冒进,本来有埋伏在险要地段将他一举击溃的机会,但被庾亮这个睁眼瞎放过了。苏峻很快就攻进建康城里,守城将士奋勇抵抗,连陶侃的儿子庐江太守陶瞻也战死了。庾亮仓皇逃跑,差一点没跑出去,后来总算是逃到了寻阳温峤那里。八岁的晋成帝落到叛军手中,宫廷内外被洗劫一空。
庾亮逃到温峤那里,商议共同讨伐苏峻。但温峤只有七千兵马,根本不是苏峻的对手。温峤提出联络陶侃,让陶侃做盟主。庾亮原先最嫉恨陶侃,这时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让温峤派人去联络。
陶侃深知庾亮过去一个劲地防备自己,满腹怨气,不愿出兵,愤愤说道:“我是守卫边界防御外敌的,不敢超越职权跑到京师去。”温峤没有办法,又写了信去,劝说陶侃以大局为重。陶侃勉强同意发兵,但回头想想还是气不顺,又派人把刚发出去的兵追回来。温峤痛切地写了封信给陶侃,晓以大义:“苏峻凶逆无道,人人切齿痛恨,现在各路兵马都已在半途中,围剿叛军如以石击卵,你现在半路上召回兵马,就会让讨伐大业功败垂成。天下人不知道你是跟庾大人闹别扭,还以为你不想扫除凶逆,迎合乱臣贼子,你还要不要名声呢?”陶侃这才下定决心,又想到儿子也被叛军杀害了,要报杀子之仇,就登上战船,亲率三万大军顺江而下。
陶侃到寻阳和温峤会师,庾亮心里就打起了鼓。他担心陶侃以逼反苏峻、贻误军机的罪名将他杀掉。温峤深知陶侃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劝庾亮主动去找陶侃赔礼道歉。庾亮只好去拜见陶侃,见了面就深深下拜,鞠躬如也。陶侃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惊异中气消了一半,一边制止他再拜,一边阴沉着脸说:“庾元规还拜陶士行吗?”(元规和士行是二人的字)又质问庾亮:“你过去整修石头城就是为了防备老子,怎么今天又来求老子跟你们一块去打石头城?你老以为老子要谋反,现在就相信老子对朝廷忠心耿耿了?”庾亮低声下气,一个劲地引咎自责,说了不少情恳意切、悔恨交加的话,差一点就痛哭流涕了,陶侃才变了脸色,摆开酒宴欢庆会师。陶侃被推为讨伐大军的盟主。
征讨大军到了建康城下,苏峻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时攻不下来,还打了几个败仗。温峤的人马本来不多,日子一长又没了粮草,陶侃却兵多粮足,温峤就来找陶侃借粮。陶侃一听又有气了,质问温峤:“起兵的时候你说一不愁良将,二不愁军粮,只要借重我来撑个门面,现在却老打败仗,良将在哪里,军粮又在哪里?干脆我还是回荆州算了,等时机成熟了再来平叛。”温峤只好苦苦劝说,好话讲了一箩筐。陶侃再一寻思,不借给他也不行,只好拨了五万石粮食给他。后来温峤派兵偷袭了苏峻的粮仓,将叛军的存粮付之一炬,苏峻的队伍反而饿起了肚子,形势才一点点好转起来。
陶侃和温峤召集三军将士,猛攻石头城。苏峻酒醉后冲上阵来迎战,坐骑被绊倒,脑袋也被陶侃的部将割了下来。苏峻的余众继续死守石头城,直到第二年二月,城池才被攻破,苏峻之乱终于平定下来。陶侃在平定苏峻之乱中是盟主,功劳最大,因而被任命为侍中、太尉、都督荆、雍等七州军事,从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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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峤在平定苏峻之乱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军司刘胤接替他做了江州刺史。曾参加讨平苏峻的右将军郭默和他有旧怨,刚好路过武昌,就假造诏书,杀害了刘胤,又将他的女眷和财宝据为己有。这时重新执政的王导还是做息事宁人的老好人,不敢加罪骁勇难制的郭默,反而任命他为江州刺史。
陶侃听到刘胤被杀,十分愤慨,于是一边发兵向武昌征讨郭默,一边派人送信给丞相王导说:“杀了刺史就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道:“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办法吗?”陶侃接到复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
陶侃大军包围了武昌,郭默的将领活捉郭默和他的五个儿子,投降了陶侃。陶侃将郭默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郭默在西晋永嘉之乱后曾在北方以坞褒抵抗过建立了后赵的石勒(匈奴人),多次和石勒作战,果敢勇猛,能够披着盔甲跳跃深阔的壕沟,威震敌胆。石勒听说陶侃兵不血刃就镇压了郭默,就有点怕陶侃了。陶侃给石勒送去一封信说,原属苏峻的部将冯铁,是杀他儿子陶瞻的仇人,现在投奔了石勒,做了戍将,让他看着办。石勒还真听话,就把冯铁杀了。从此,陶侃和后赵之间暂且保持了平静的局面,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敢南下欺负人了。
陶侃平定了郭默,王导只好让他兼管江州。这样陶侃就都督八州军事,兼任荆州和江州刺史,封长沙郡公,从巴陵移镇武昌,军事实力和当年的王敦不相上下,但他对朝廷依旧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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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王敦、苏峻的连年内乱后,东晋国力衰败,但陶侃在荆州励精图治九年,同北方的后赵、西南的成汉政权维持住了对峙局面,辖境内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七十多岁后,他屡次要告老,幕僚们苦苦挽留。到七十六岁那一年,得了重病,他派人到建康去请求辞职,将自己的所有官印和官服,都送归朝廷。同时,他还把所有军资装备和牛马船只,一律造了清册,亲自给仓库上了锁,贴上封条,委托部下暂时管理,等待移交。陶侃自己上船,回到长沙的封邑去。幕僚们送他到江边,他说:“我已经老成这样,手脚都不灵便了,想回家享清福也不行了。这都是你们多次苦留,害了老子。”
船离开武昌的第二天,陶侃就病死在途中。尚书梅陶当时评价他:“陶公机智明察如曹操,忠顺勤劳如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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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是陶侃的第七个儿子,官至武昌太守。
陶侃在荆州的承平时期,不像在广州时那样,朝朝暮暮搬运砖头,锻炼意志了。他也追求起了享乐,家中也搜罗了不少珍财奇宝,家童多到一千多人。他还娶了一房又一房的小老婆,传说有几十人,一共给他生下了十七个儿子,还有十几个女儿。人越到老年越是好色贪财,越到老年越是控制不住自己,陶侃也不例外。
陶侃死后,他的长沙公的爵位先传给了长子陶夏,陶夏的弟弟陶斌不服气,两人就打了一仗,陶夏把陶斌杀死了。不久陶夏也病死,由那个在苏峻之乱中战死的陶瞻的儿子陶弘承袭了爵位。陶弘死后他的儿子陶绰之承袭爵位,他死后爵位又传给儿子陶延寿。这个陶延寿和陶渊明还有交往,他路过寻阳时,陶渊明写了一首《赠长沙公》的诗送给他。
陶侃的十七个儿子,多半都做了大官,有的封侯,有的封伯,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尚书,而陶茂只做到太守,所以在《晋书·陶侃传》里,没有他的名字。陶侃的这些儿子,都不怎么争气,老是“窝里斗”,互相争杀,使得整个家族很快就衰落下来。陶茂在家族中地位本来就低微,他这一支衰落得更快,等到陶渊明父亲这一代,家道就趋于贫寒了。
陶渊明的父亲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的事迹更是无从查考。陶渊明有一首《命子》诗中提到父亲,说他“淡焉虚止,寄迹风云”,看来是没有做过官。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对陶渊明没有太大的影响。对陶渊明影响大的还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继承了他身上作为名士的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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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他的第四个女儿就是陶渊明的母亲,两家是累世通婚。陶渊明的母亲去世后,陶渊明为外祖父作了一篇传记,就是《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征西大将军是指桓温,孟嘉做过他的军中长史,所以有这样的称谓。
孟嘉少年丧父,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他澹泊沉静,度量很大,年纪轻轻就得到同辈人的尊重。当时同郡的郭逊清高有操守,名声在孟嘉之上,但常常赞叹孟嘉温文尔雅,平易旷达,自愧弗如。他的堂弟郭立也有才志,与孟嘉年纪仿佛,声名相当,也推崇佩服他。孟嘉的名声不仅在江州很响亮,而且传播到了京城。(“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
陶侃死后,接替陶侃位置的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国舅爷庾亮。庾亮见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又有那么大的名声,就征聘他做了庐陵郡从事。有一次孟嘉从底下的郡县回来,庾亮问他当地的风土人情。孟嘉说他不知道,要回去问一问随从。庾亮用塵尾掩住嘴巴偷偷地笑。等孟嘉离去后,他对弟弟庾翼说:“孟嘉果然是个名流,一点都不通人情世故。”当时庾亮正提倡办学,重视选择儒官,因而看中他的名望和才华,推举他做了崇尚德行的儒官。(“太尉颖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
豫章太守禇裒到江州来进见庾亮,那天正好是元日(正月初一),庾亮就在州府摆开宴席款待他,也邀请了当地的许多才俊之士。孟嘉坐得离主宾席远远的,不想往他们跟前凑。酒至半酣禇裒突然问庾亮:“听说你们江州有个名士孟嘉,他来了没有?”庾亮说:“来了,你能一眼认出来吗?”禇裒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直看到最远的座位,才指着孟嘉对庾亮说:“就是那一位吧?”庾亮大笑,既欣喜孟嘉果然超凡脱俗,给自己挣了面子,又佩服禇裒慧眼如神,真的将孟嘉认了出来。从此以后他就更加器重孟嘉了。(“太傅河南禇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荆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 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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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39年(晋成帝咸康五年),王导和庾亮相继去世,庾亮的位置由他的弟弟庾翼接替。庾翼当时年仅三十六岁,却比他哥哥有作为,几年下来将荆江几郡治理得很好,黄河以南的敌区有好几路人马来归附。他被朝廷赐封安西将军,孟嘉做过他的军曹。后来孟嘉还做过江州别驾、巴丘令这些官职,等到庾翼去世,桓温接替了庾翼的职务,他又做了桓温的参军。
公元342年(咸康八年),晋成帝也得病死了,皇位由弟弟司马岳继承,他就是晋康帝。两年以后,晋康帝又病死,时年二十三岁。他两岁的儿子司马聃,由皇太后禇氏抱上皇位,就是晋穆帝。晋穆帝还是幼儿,只好由太后临朝称制。前面提到的那个禇裒,就是禇太后的父亲,这一下成了皇帝的外公,掌握了大权。桓温年轻时是个赌徒,十八岁时为报父仇杀过人,有了心狠手辣的名声。他娶了晋明帝女儿南康公主,做了驸马都尉,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但他接替庾翼做了荆州刺史后,一变故态,轻刑简政,以德化来收服人心。他觉得名士孟嘉很可以替自己撑一下门面,就让孟嘉做了他的参军。桓温是个粗人,对孟嘉这样的儒雅之士,总是看不顺眼,经常捉弄为难他。
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桓温游龙山,部下幕僚都跟着。一阵山风过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落了。当时大家都穿着军服坐着谈笑,如果起身去捡帽子,肯定会招来嘲笑。桓温用目光示意左右都不要做声,看孟嘉怎么办。孟嘉就装作没有察觉,起身去上厕所,想在回来的时候再顺手将帽子捡起来。桓温命人拾起帽子,又让咨议参军孙盛写了一篇文章来嘲笑他,连帽子和文章都放在了孟嘉的座位上。孟嘉从厕所回来,见到了嘲笑自己的文字,便请求给他笔墨作答。他全然不需要构思,提笔就写,落笔成章,文辞比孙盛的那一篇绝妙百倍,大家传看后都赞叹不已,桓温也就笑不起来了。(“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
后来孟嘉出差到京城,朝廷想让他当尚书删定郎,他不肯接受。晋穆帝知道他的大名,要在东堂召见他。他跟皇帝也敢摆名士架子,推辞说脚有毛病,不能行跪拜之礼,不便见皇帝。皇帝还非见不可,下诏派人搀扶他进宫,终于和他见了一面。(“奉使京师,除著作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
孟嘉做江州别驾的时候,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谢永是刺史,两人相处得很和睦。这一年谢永在原籍病故,孟嘉就去吊丧送葬,以尽下属的情义。途经永兴(今浙江萧山)的时候,有一个名士许询,派人过来求见。许询也是才俊之士,不愿意做官,浪迹江湖,也乘船路过永兴,看到对面过来一只船,船头站着一个人,风流儒雅,仪表不俗。许询寻思:“天下的豪杰之士我差不多都认识,怎么偏偏不认识这个人?”又见是远道西来的船只,就在心里暗自揣测:“听说中州有一位名士孟嘉,是不是他呢?”一打听果然是孟嘉,欣喜不已,急忙派人来求见。孟嘉听说过许询的大名,心仪已久,但他对来人说:“我的本心是一定要去拜访的,但我现在要赶着去凭吊故人。就让我先去尽下属的情义,等返回的时候再去拜望。”他以为许询是当地人,没想到许询也是过客。许询知道孟嘉在去凭吊故人的路上,心情一定很悲痛,见面也不便欢叙。他不忍错过相见的机会,就将船只停泊在永兴等着,一直等到孟嘉凭吊完了回到永兴,两人才见面。果然一见如故,孟嘉在永兴停留了两天两夜,两人将平生所学都拿出来一一探讨,夜以继日。直到都没了说话的力气,才分道扬镳。(“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舫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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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嘉回到荆州后,转为从事中郎,后来又升为长史。在衙门中他没有长官架子,总是随随便便和下属说话办事,只靠公正谦和使他们信服。他结交朋友非常谨慎,不搞礼尚往来那些官场俗套,门前很少有俗人来访。读书如果有了心得,内心喜悦,就驾车到龙山,登高望远,把酒临风,直到天色昏暗才痛饮而归。(“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隤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饮,造夕乃归。”)
但桓温还是经常给他气受,没让他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有一次像是不经意地对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自命清高,实际上是不通事理。不是我喜欢争权夺势,而是人不能没有权势。就像我现在有权势,就能摆布你,你没有权势,就摆布不了我。”碰到这种时候,孟嘉就沉默不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
孟嘉一生中从不肯苟且迎合别人,言语从来没有夸大自是,脸上也很难见到高兴或怨怒的表情。但他喜欢酣饮,即使喝过了量也不会失态,而是借着酒兴抒发情怀,畅然寄心于世外,旁若无人。桓温曾经问他:“酒有什么好,你那么嗜好?”他回答:“明公还没有得到酒中的真趣。”(“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桓温还问他音乐方面的爱好,他答道:“丝弦不如竹管,竹管不如人声。”桓温接着问缘由,他说:“渐近自然。”(“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人。’答曰:‘渐近自然。’”)孟嘉活了五十一岁,病逝在家中。
光禄大夫刘耽曾和他在桓温府中共过事,陶渊明的叔父陶夔有一次问他:“孟府君如果还在,应该做到三司中的官了吧?”刘耽赞同道:“他本来就应该是三司中的人。”三司指司徒、司马、司空这样的高位,也就是说,孟嘉如果长寿,肯定会成为国家的宰辅之臣。(“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中人。’为时所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