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中夜话——一个海洋生物学家的自由

他不抽烟，也不喝茶，坐在我对面的床上侃侃而谈。他的经历对于我是富有吸引力的。远在赴南极之前，我就从报刊上见过他的事迹的报道，听到过他的名字，因此当我在南大洋考察队的花名册中见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就产生了采访他的念头，但是在紧张的南极考察的日子里，他很忙，我们总不能找到彼此都合适的时间，我的采访也就一天天往后推迟了。
　　现在我们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了，我给他出的题目很简单：“你想到哪儿就谈到哪儿，你愿意怎么谈就怎么谈……”我不愿意用答记者问的方式和被采访的人谈话，那是枯燥的、缺乏人情味的谈话，它仅仅适合某种特定的对象和特定的人物，而对于一个成熟的科学家，他不需要我们提醒他们该谈什么，不该谈什么。
　　他是个身体结实但已开始发胖的中年人，眼睛不大，笑起来眯缝着眼睛，头发很黑，喜欢穿一件棕色的毛衣，胸前还缀上一个毛线织的白色的小企鹅。他生于1935年，籍贯是浙江温州，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十年动乱的岁月，研究所下马了，他回到以动乱而闻名全国的家乡，无法继续他醉心的科学研究，他便每日在小城人迹罕至的林间草地或者树木葱郁的山岗，舒展筋骨，养浩然之正气，习武操拳，练就一身太极推手。这本是百无聊赖的精神寄托，不料日后却在南极帮他战胜了死亡。
　　他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大洋考察队生物组组长——蒋加伦。
　　我是1983年1月第一次到南极的，那次是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奔赴澳大利亚设在南极的戴维斯站。我们乘的“内拉顿号”只有3800吨，在南大洋航行了整整17天。经过西风带时，颠簸得相当厉害，戴维斯站位于南纬68°35＇、东经78°的滨海丘陵区，夏天这里有80多人，冬天只留29人，我到戴维斯站承担的课题是研究海洋中的浮游植物。
　　这年的2月3日，我和澳大利亚年轻的生物学家、29岁的博克，乘直升飞机来到离戴维斯站10千米的爱丽丝海峡。我们驾驶一艘摩托艇带上测深仪，打算在那里搞一条剖面。当时是南极的夏天，气温是2摄氏度，海水温度只有零摄氏度，漂泊着许多浮冰。我们驾着摩托艇一路测量海底深度，在海峡一处拐弯的地方，大浪迎面打来，摩托艇突然熄火了。
　　这时候海峡里刮起七八级的大风，真是狂风骤起，白浪滔天，浪高有十米左右。顿时小艇里灌满了水，而且不由自主地朝岸边冲去。我们连忙试图用水桶往外泼水，但无济于事，发动机不能启动，巨浪像山峰一样猛扑过来。当第二个浪涌扑来时，博克立即被打到海里去了。他连忙用手扳住渐渐下沉的小艇，我见离岸只有一百米左右，也跳了下去。我估计，按我的游泳技术划上岸并不是很难的事。
　　当时我戴上了皮手套，脚上是高筒靴，我和博克都奋力朝前游去。不料南极的冰海是足以使人冻僵致死的。我只游出二三十米，手就麻木了，顿时一种恐惧袭上心头，这时风浪很大，心情也感到特别紧张。我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一面考虑怎样自救。幸好这时在我的左侧二三十米有一块浮冰，我不顾一切地挥动冻僵的四肢，向那块浮冰划了过去。当一个浪头打来时，我就势抓住了浮冰，这时我的手套和长筒靴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我的手被锋利的冰凌划破，顿时血淋淋的，不过这时也顾不得了，我奋力爬到那块在浪涛中起伏的浮冰上面。
　　这时离岸只有五米左右，我知道得救了，立即又一次跳进冰冷彻骨的海水里，这里水深刚到膝盖，是海边的沙滩，我终于爬上了岸。
　　不一会儿博克也上来了。他比我幸运，套靴没有掉，而我只穿着羊毛袜，一块“泼浪多”的手表也掉进了海里。岸上风很大，我想找一块大石头避风，但已站不起来。这里离戴维斯站很远，直升机早上8点把我们送来，约定下午5点才来接我们，而现在是下午1点半，还有3个多小时，我感到没有希望了。
　　我到南极以前，受过极地考察的训练，知道寒冷时人体的反应分为三个阶段：先是颤抖，这是保护自己的本能；继而颤抖减弱，这时四肢的血液进入内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体温开始下降，34摄氏度是危险状态，30摄氏度就是死亡的临界了。
　　我这时的反应也是如此，双手开始冻得发紫，全身颤抖，难以控制，接着体温也在下降，当时我想写一份遗嘱，但是身上什么也没有带。我看看呆在一旁的博克，考虑着如何自救，我想，无论如何要挺住，千方百计保存体力，于是我运用以前在国内学过的气功，默默运气，意守丹田，双手放在丹田部位。我的脑子一直很清楚，但人已经冻僵了，直到快5点时，我听见直升机的隆隆声，我的心里升起一线希望，于是我失去了知觉。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戴维斯站的医院里，是手指的剧痛把我疼醒的。直升机把我和博克接回戴维斯站后，站长亲自把我背到站医院，澳大利亚医生彼特立即将我泡在水温五六十摄氏度的浴缸里，让身体回暖，到了晚上我恢复了知觉。
　　医生和戴维斯站的科学家们都为我获得第二次生命感到高兴，因为我的体温已下降到30摄氏度，差点就去见上帝了。但是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一高兴，就让他们把我从国内带的一瓶茅台拿来，“为我第二次获得生命，感谢大家……”我没有听医生的劝告，饮了一小杯茅台，我以为受寒饮一点酒对身体总是有好处的。
　　谁知道不到10分钟，我开始大口大口地呕吐，无论用什么办法也无法遏止，医生慌了神，打针、挂盐水瓶，把站上所有能用的药物都用上了，都不能奏效。看看我已支持不住，彼特医生只好给打了麻醉针，让我睡死过去，戴维斯站的科学家轮班照料我，可是到了第二天4点多钟，麻醉失去效用，我又继续呕吐。我根本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了。他们只好把我的严重病情通知澳大利亚南极局，并且报告我国国家海洋局。说来也巧，就在这个危急关头，我想起我还带来几瓶云南白药，我知道白药里的红子是救命的。我让他们找来，服了两粒红子，居然神效，呕吐止住了，胃也不疼了，折磨我的呕吐就这样治好了。
　　死亡这一关是过了，但是我还吃不下饭。恰巧这时，我国冰川学家谢自楚同志在澳大利亚的凯西站工作了一年多以后返国，路过戴维斯站。他见我病成这样，对我关怀备至，他在逗留的3天内，每天照顾我，给我熬稀饭，吃豆腐乳，做米饭，我这才有了胃口。还是祖国的饭菜香呀……在这同时，他用卫星电话向国内报告了我的病情。国家海洋局罗钰如局长对我很关心，让我在南极封冻前，乘最后一班船回国。谢自楚在临走之前，还用录音机录下我的谈话，我把遇险的经过用录音带记下来，请他带回祖国。这里我补充一句，后来《光明日报》驻堪培拉记者张泽权，就是根据我的录音磁带和谢自楚同志的介绍，在报纸上报道了我在南极遇险的情况。
　　这时候，我的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如果我回国，对南极考察事业是一个损失，因为戴维斯站每个科学工作者承担的任务都列人每年的科研计划。如果我中途回国，我所承担的浮游植物的考察就要落空。我也考虑过自己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可能性。我遇险后手指、脚趾都变成紫黑色，医生起初认为只有截肢才能保住，但我坚持不同意截肢，而是每天自己推拿按摩——我以前学会的推拿对我身体的恢复大有帮助；此外我还用羊毛脂、珍珠霜涂抹冻伤的部位，结果手指和脚趾恢复了血色，脱了好几次皮以后，渐渐痊愈了。
　　这样，我决定留下。当最后一班船离开戴维斯站时，捎上了我给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的一封信。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丘坐这班船来看望我，当他知道我要留下过冬，也感到很高兴。
　　漫长寒冷的南极冬大很快降临了，海湾也冰封了。在明年的夏季到来之前，再也没有一艘船能够抵达这里，我开始在戴维斯站度过第一个寂寞难耐的冬季。
　　科学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谁也无法代劳。因此我的病刚好就出去工作，但是我的身体很虚弱，从宿舍到实验室只有30米，我却要走上1个半小时，全身大汗淋漓。开始海上的冰很薄，不能去海上采集样品，就天天到实验室处理样品。我没有胃口，吃不惯油腻的食品。站长同意我自己到食堂动手做，我说走不动，他就开吉普车送我到食堂，实际上戴维斯站的直径才100米，但我却无法从宿舍走到食堂，可以想像我那时身体多虚弱。我就每天坐吉普车到食堂，给自己做一点适合口味的饭菜。不久，海面上冰冻得严严实实了，我每星期都要到冰上去采集浮游植物，这时都是坐雪橇摩托，一直开到像水晶一样的海面上。他们怕我出危险，每次站长和医生陪我一道去，一人开一辆雪橇摩托，把我夹在当中。有一次，冰面不平，摩托翻了车，我们都摔了下来，幸好雪很厚，没有摔伤……
　　在南极的冬天，我没有一大中断过体育锻炼。戴维斯站有个大仓库，就是我的健身房。每天晚饭前，我都要到这儿练练太极拳，站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对此也很感兴趣，跑来跟我学，由于坚持锻炼，我的身体恢复很快。
　　漫长的冬天是很寂寞的，但是我却有机会欣赏美丽非凡的南极光。要看到极光也不容易，必须是晴朗的天气，而且最好是没有风，这样的天气一个月里也难得有几天。为了拍摄绚丽多彩的南极照片，我就得熬夜，一般是晚上两点左右才会出现南极光，所以必须提前在室外等候，但是外面太冷，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只能呆上十来分钟就得赶快跑回屋内，连照相机都因寒冷而粘手，上面结了一层白霜。不过，那美丽的、像童话中的仙境一样的南极光，在黑暗笼罩的冰原上空不断变幻它那神奇的色彩，有时像五彩缤纷的帷幕，有时如同飘拂的彩练。它是大自然最绚丽的奇观，使我忘记了寒冷和寂寞……
　　除此之外，在最寒冷的日子，我们还开着车子到冰原去考察。这时候白天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我们就利用这短暂的白昼，用电钻或手钻凿开厚厚的冰层，采集冰面下的水样。这样的工作往往要持续一个星期。
　　当南极黑暗的冬季终于过去，白昼时间一天天延长时，南极的春天在我们的盼望中降临了，这是9月份。虽然空气还是那么凛冽寒冷，大地一片冰雪茫茫，但是姗姗来迟的南极的春天毕竟给冰原带来了生机。最有趣的还是企鹅，它们嗅出了春天的气息，从老远的冰面上成群结队朝陆上奔来，奔向它们世代栖息的小岛。有几只企鹅跑得特别快，我从望远镜里看到它们把肚皮贴着光溜溜的冰面，双鳍像桨一样飞快拨动，速度比摩托还要快。这里有帝企鹅和阿德莉企鹅，它们一到春天就纷纷跑到小岛上占地盘，竞争可激烈哩！
　　当春天到来时，我们另一项有趣的工作是抓海豹。每次4个人一组，用一种套子套住海豹，然后骑在它的身上，分头抓住海豹的鳍，在它的身上打上记号。这是一项保护海豹资源的措施，戴维斯站每年要完成给400头海豹打记号的任务。
　　我们这时可以跑到离站区比较远的地方，欣赏美丽神奇的南极风光。离戴维斯站2千米的海峡，大小冰山千姿百态，洁净的冰面像龟背一样裂成美丽的纹理，却并不破裂，冰面像镜面一样光滑透明，可照人影。这是一个天然的滑冰场，可惜是在遥远的南极，否则不知要吸引多少滑冰爱好者。在冰山林立的冰山群中倘佯，还可以看到羽毛洁白，只有嘴巴鲜红鲜红的雪燕在雪洞中做窠。雪燕是纯洁爱情的象征，公雪燕和母雪燕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永远也不分离。
　　但是，在一次外出的时候，我又险些送掉了命。那天，我和一位物理学家到冰山群去拍摄企鹅。他比较胖，一个人跑步去，说是要减肥，我则骑着摩托一直开到那里。物理学家来了以后很快就回去，只剩下我一个人转到海峡的冰山丛中，我尽量靠近企鹅，拍摄它们生活的照片。这里到处都是冰，冰面以下是很深很深的海水。我踏着覆盖着薄薄积雪的海冰朝前走去，突然脚下嘎嘎作响，原来海冰有很深的裂隙，只是雪盖住了看不见。我急忙收住脚步，掉头而返，就在这瞬间，冰面破裂了，幸好我跑得快，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解冻以后的第一班船到了戴维斯站，我告别了南极，回到澳大利亚的霍巴特。澳大利亚南极局副局长库利提博士亲自迎接我，见我恢复了健康感到高兴。但是他接着又给我加上了很重的负担，要我把两篇论文完成以后再回国。说心里话，我这时已经感觉非常疲倦，思念祖国的心情也非常迫切，但是我知道，这是惯例，所有在南极考察的人都应该把论文写出来才算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也不能例外。我是研究浮游植物的，海洋中的浮游植物以硅藻为主，个体很小，必须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见。最近十几年，由于高倍电子显微镜的出现，生物学家发现了海洋中存在着只有浮游植物1/10大的微型生物。它们的数量是硅藻的90％以上，而且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像竹篮子，有的像鱼篓，有的像一只花篮，大小在20微米以下，普通的显微镜是看不见的。微型生物的发现，引起生物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迅速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以往传统的观点认为磷虾是以硅藻为饵料的，现在这种观点开始有了改变，海洋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微型生物，海洋的初级生产力应该以它为主，特别是南极海域，微型生物最多。要揭示海洋生态系物质和能量的流动，阐明南大洋主要食物链的内在关系，微型生物是重要的一环。
　　但是，我在来澳大利亚之前，还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新兴学科，连微型生物也没有见过。因此，在澳大利亚期间，我在哈微博士的帮助下，开始用现代化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微型生物。这个期间的工作是相当紧张的，我住在霍巴特，但是做实验却在肯斯顿澳大利亚南极局，我每天开车去要用25分钟。一开始，他们就把一份厚厚的说明书交给我，我必须用一个星期时间熟悉电子显微镜的操作要领。在这方面，澳大利亚给科学家提供了很方便的工作条件，我可以充分利用这台电子显微镜，愿意工作多久都没人干涉。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用头两个月搜集资料，然后又用了整整两个月进行镜下观测，我已经完全熟悉电子显微镜的操作，处理样品，观测拍照，一直到暗室冲洗放大。在最后一个半月，我集中全力写论文。但是，每当我驱车回到住地，我累得就像一摊泥，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才能做饭解决肚皮问题。
　　有一次，我经过澳大利亚南极局门口，那里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镶嵌了15个铜牌，以纪念15位为南极事业而献身的科学家。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笑着对我说：“你差点成了第16个……”是的，我是值得庆幸的，大难不死，而且还很健康地活着。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更加珍惜时间，百倍地努力工作。有一次，我应邀到塔斯马尼亚州大学环境污染中心作报告，我最后向在座的澳大利亚朋友们说，我们中国不久一定会在南极建立自己的科学站，这一天是不会遥远的。
　　1984年5月中旬，我回到祖国。这时国内掀起了一股“南极热”，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我在北京呆了10天，“南极办”的同志问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考察，我说我从心里是愿意的，我国自己的南极考察，多难得的机会，就是不知道身体能不能吃得消，但我争取去。6月我回到杭州我所在的研究所，来不及喘一口气，所领导就告诉我，7月底在日本举行国际浮游生物学术讨论会，要我准备发表论文摘要，我几乎没有时间和亲人团聚，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8月初，我到日本，在清水县东海大学出席国际浮游生物会议，开了10天会。回国后又参加我国首次南大洋考察协调会议，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被安排担负这次考察队生物组组长的职务，于是更谈不上休息了。挑选人员，制定计划，筹划仪器装备……繁忙的工作，过度的疲劳，以及从南极归来接踵而来的任务，使我的血压升高，转氨酶也不正常，我被送进了莫于山一家疗养院。
　　11月下旬，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就将出发远征。在这以前，工作千头万绪，10月份要试航，所有的考察仪器都要搬上船。我是本单位生物室主任，所里要求我拿出科研单位整改的方案，还要将南大洋生物考察的计划修改定稿，这样多的事情急如星火，我哪能有心思在这里疗养呢？
　　这时候，许多好心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去南极了，有的说，你身体这样差，何必自找苦吃呢？也有的说，你还图个什么呢，你现在名也有了，又入党了，立了功，提了级，连“八大件”也置齐了，何必去卖命呢？也有些同志劝我，这次南极考察不同以往，单位多，矛盾多，我又不善于搞组织指挥，人与人的关系很复杂，弄不好将会前功尽弃。但是我想，这次南极考察意义重大，从科学工作来说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更是振奋国威、振兴民族精神的事业。我自己是到过南极的，虽然做不了多少工作，但毕竟老马识途，至少可以为南极的科学事业贡献菲薄的力量。
　　我不贪图什么，主要是为了科学事业。就这样，我于11月10日赶到上海，登上了“向阳红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