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发现了冰山

“喂，前面发现了冰山！”
　　一阵欣喜若狂的喊声从甲板上传来，夹杂着凌乱的脚步声。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奔向左舷，倚着栏杆朝海上眺望。
　　这是12月25日傍晚。说是傍晚，南半球的夏天正在延长白昼的时间，黑夜已经大大缩短了它的统治期限。不过，船上每天的作息时间并没有改变，照例是下午5点半用晚餐，所以吃完晚饭天还亮着呢。
　　在餐厅里用晚餐的时候，船上就热闹过一阵，欢呼声从船头传到船尾，使得这顿饭都无法安静地吃下去了。这也难怪，还在开饭之前半个小时光景，驾驶台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雷达发现了乔治王岛，我们这次漫长航程的目的地快要到了。
　　想到很快就要亲眼见到南极的土地，两百年来多少探险家梦寐以求的冰雪世界即将出现在我们前面，连最沉着的人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好消息接踵而来，兴奋的神经根本无法平静。当我们在餐厅里享用着新鲜的阿根廷的青菜时（船只曾在乌斯怀亚补充了大量阿根廷蔬菜），值更的船员喜不自禁地跑来告诉大家：“乔治王岛，快来看……”
　　右舷35度的海平线上，隐隐约约地显露出几座突兀的岛屿，几乎完全被茫茫冰雪包围起来，五六座耸立的雪峰，笼罩着似烟非烟、似雾非雾的阴云，似童话中的仙山，又像是梦里的幻境。也许是距离太远，从望远镜中望去，也无法辨别它们的形状。
　　这难道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乔治王岛，南设得兰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我有些将信将疑。
　　似乎没有怀疑的余地，船员们肯定地告诉我们，用不了几个小时的航行，船只就要放慢速度，因为很快就要接近乔治王岛了。
　　没过多久，左舷前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冰山，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南极的冰山。它的顶部平展展的，四面陡立，像刀劈似的整齐，颜色是蓝幽幽的。因为距离甚远，看起来不大，但是驾驶台的船员用仪器测了测，居然长1000米，宽300米，露出水面部分约50米。按常规，冰山的水下部分一般是水上的7倍，这座冰山没入水下的部分竟达400米。它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猛然一看，就像是个玉石雕琢的小岛。
　　也许是离乔治王岛越来越近，不久又发现了海洋中的庞然大物——鲸。它们在寒冷的暗灰色的海水中畅游，远远可以看见喷泉似的一股股水柱，从海水中喷涌而出，时而还可见到鲸的背鳍露出海面，像个黑色的小岛，时出时没。但是，真正看到鲸的全貌，我们一次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只能说是窥豹一斑吧。
　　我们在甲板上呆了很久，南极的冰山和稀罕的鲸，像是提早跑来向我们报喜，告诉我们南极快要到了。我相信，两个世纪以来，历史上的那些赫赫有名的探险家，第一次闯入南极的海洋时，说不定也和我们现在一样新奇万分，心情难以平静。
　　暮色已经升起，船只开始进入夜航。远方的天际还有一条久久不肯消逝的光带，那是落日的余晖。尽管海风凌厉，衣不胜寒，但我们依然站在甲板上不肯回去，直到远方的乔治王岛渐渐融化在愈来愈浓的夜色里……
　　这是一个心绪不宁的夜晚，兴奋使很多人难以入眠。明晃晃的舱室里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南极，南极。
　　我想起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那是在北京甘家口的海洋局宿舍，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郭琨同志的家里。
　　郭琨这个名字，不久以前还鲜为人知，他担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也有些年头了，但是他的名字连同这个委员会，知道的人恐怕也并不多。然而历史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当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历史性远征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时，郭琨也在一夜之间成为新闻记者们关注的对象。他成了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这自然是因为他在这次南极考察中担任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他是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也是乔治王岛即将建起的中国长城站第一任站长。实际上，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大量组织工作和计划制定，郭琨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今年48岁，出生在河北涞水的农村。这个太行山麓的北方农村是当时八路军和日本侵略者展开拉锯式战斗的地方。日寇的疯狂扫荡，八路军神出鬼没地奇袭，构成了他童年时代充满战斗色彩的旋律。但是那毕竟是一个血雨腥风斗争残酷的时代，9岁的郭琨早早离开家乡，投奔了在南口机务段当司炉的哥哥。郭琨到了南口很快进了铁路员工子弟学校，那时哥哥没有成家，兄弟俩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挺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培养军队技术干部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郭琨无论如何也不曾想过，他的一生将和南极的冰雪世界会有这样深的缘分。他甚至也不曾想过，他和南极会有什么关系。
　　在郭琨的家里——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间——我们围着一张小书桌，海阔天空地聊着。很自然，我也向他提出自己的疑问。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郭琨一笑道。
　　郭琨在铁路中学毕业后，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气象专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毕业分配，以后进了国家海洋局，同样也是“组织上的决定”。当我国南极考察的序幕刚刚拉开，国务院于1981年5月批准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时，他被调到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办公室担任主任，那时他的手下还没有几个“兵”，也仍然是“组织上的决定”。但是，难能可贵的是，郭琨从这一刻起，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生活、理想，甚至全部生命献给了风雪咆哮的千里冰原和那漂浮着巍巍冰山的寒冷海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抱定了“把一腔热血洒在南极”的宗旨。
　　“1983年5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我国加入南极条约的决定，我驻美国大使章文晋把这一决定通知了美国，并递交了加入书，因为美国是南极条约的保存国。”郭琨有些近视，戴一副琇琅架的眼镜，“于是这年9月，我国政府派出第一个代表团出席南极条约第12次会议，会议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东道国澳大利亚包了一家旅馆……”
　　他说，我国代表团共3人，团长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司马骏，一位老外交官，成员只有他自己，还有一名翻译。这次会议的议题很多，共有三十多项，包括南极气象手册、南极科学保护区及南极环境保护等等。
　　“但是，南极条约的参加国有协商国和缔约国之分，”郭琨猛吸了一口烟，说，“凡是在南极建有科学站的国家，并且独立地开展了科学考察，才有权取得协商国的资格，现在，南极条约共有16个协商国。至于同意加入南极条约，但是在南极没有建立科学站，这样的国家仅仅是它的缔约国，我国就是南极条约的缔约国，而不是协商国。”
　　郭琨他们出席了在堪培拉举行的南极条约第12次会议，这才发现，协商国和缔约国的地位是极为悬殊的。
　　首先，在会场座次的安排上是大有讲究的。这次会议的会场中心是一排长桌，前方是主席台，长桌的两侧又布置了一排桌子。按照规定，协商国的代表团在中心位置的长桌前就座，至于缔约国，那就只能在两侧的桌子靠边就座了。
　　这还算不了什么。但是，郭琨很快发现，发给各国代表的文件资料也是有区别的。秘书处给每个代表团都配备了文件柜，有好几次，郭琨看见别国文件柜里一摞摞的文件、地图册，而我国的文件柜空空如也。跑到秘书处询问，答复是：这些文件只发协商国，不发缔约国。
　　碰了一个软钉子，郭琨的心里就像寓着一团火，但他毕竟忍住了没有发作。
　　“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郭琨抬高声音道，“这次会议从9月12日开到27日，因为要讨论三十多项议题。可是每当进入实质性阶段，比如要通过决议，进行秘密协商，讨论有关南极事务的重大议题，这时会议执行主席就宣布：‘现在要进行表决了，请缔约国的代表先生们离开会场，到休息室去喝咖啡……’于是，我们就和其他十几个缔约国的代表灰溜溜地退出会议，人家把门一关，进行秘密谈判了。”
　　这种难堪的待遇，深深刺痛了郭琨和我国代表团每个成员的民族自尊心。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郭琨向我回忆这些往事，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那瘦削的脸颊肌肉抽搐，眼眶也湿润了。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郭琨喊起来，“我对司马骏团长说，‘以后不在南极建站，决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纷纷举行招待会，我一概都不参加。”
　　郭琨接着说，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惟有我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在南极事务中，我们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这和我们10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太不相称了。”他颇为动感情地说，“印度是1983年在南极建站的，一开始他们只是在那里放了一个无人气象站，巴西是今年2月建的站。印度、巴西，还有波兰、民主德国现在都成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郭琨没有再说下去，但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郭琨，还有我们每个考察队员，每个船员和水手，每个海军的指挥员和普通的水兵，他们不都是怀着为国争光的信念，离别亲人，远离祖国，奔赴这南极的旷古荒原吗？他们只有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把祖国神圣的国旗插上南极的冰原，让它迎着呼啸的风雪高高飘扬。为了这一切，他们不惜把青春的热血洒在茫茫冰原之上。
　　这天晚上，我没有去打扰郭琨队长，但我相信，在这个令人激动的夜晚，他会浮想联翩，难以安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