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作恶多端必覆灭

张春桥陷入第三次炮打之中

　　真的，“凡事有三”。继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两门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准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嗽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

　　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三月五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队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三月五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三月五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

　　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萍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地位，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三月五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同”，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三月十一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三月二十五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

　　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三月三十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

　　“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声称：“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予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两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四月四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二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四月四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二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的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一首《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卖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对！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三月二十五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斩河妖

　　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翻案图穷匕首见，

　　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

　　誓斩河妖红霞现。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注：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化名蒋亲（注：江青的谐音），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已。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己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

　　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巡逡。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干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厂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

　　翌日，当旭日照耀着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市民们这才吃惊地发现：花圈和诗，全都不翼而飞。

　　人民震怒了，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冲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已被军警布置了一道警戒线。据说，纪念碑从今日起开始“维修”，不得放花圈！

　　怒不可遏的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花圈哪里去了？看花圈的人哪里去了？是谁下达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响起嘹亮的口号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四月四日的危机，到了四月五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四月五日晚九时二十九分，大逮捕开始了。在北京，一下子抓了三百八十八人！

　　毛远新的那个辽宁，竟逮捕了六百八十五人！

　　全国各地一下子逮捕了近万人！

　　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七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五”如何“镇压反革命暴乱”。偏听偏信，毛泽东竟作了如下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这两项决定在当天晚上便向全国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在通过这两项决议之际，张春桥的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张春桥，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狄克”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多事的一年；一月，周恩来去世；

　　二月，开始“批邓”；

　　三月，《文汇报》事件引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四月，天安门事件；

　　五月，“四人帮”喧喧闹闹纪念“文革”十周年；六月，全国着手深挖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七月，朱德去世；

　　八月，京、津、唐和松潘大地震，中国大地在撼动；九月，毛泽东去世；

　　十月，终于爆发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叮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况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竞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藉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上……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接到华国锋的通知，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三辆红旗牌轿车，驶出钓鱼台。

　　当张春桥、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王洪文比他们仅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

　　江青在中南海她的住处就擒。

　　江青在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姚文元瞪着金色眼发愣。唯张春桥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肖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肖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

　　“要打仗”。

　　在十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给民兵发了七万四千余件枪、炮。弹药一千多万发。

　　十月二日，奉毛远新之命，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朝首都北京进发。叶剑英闻讯，下令该师立即返回原处。

　　箭在弦，弹上镗，剑出鞘。

　　风闻，十月七、八、九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十月六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张春桥的铁窗生活

　　四年之后，“狄克”和他的伙伴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簸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邋遢，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头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据说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

　　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比他们当初对我们要好得多。

　　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会采访他们？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有一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导。他怎么知道江青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关于张春桥的最新消息，是新华社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北京英文电：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一九八三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七十一岁。

　　在即将结束本书之际，对于“狄克”，再补充几笔。

　　其一：

　　经中央专案组查实，张春桥在被逮捕之前，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曾用过“狄克”这一笔名，也从未提及过他在三十年代曾化名“狄克”攻击鲁迅。

　　其二：

　　上海一个名叫徐锡驹的人，也知“狄克”底细。此人出乎仰慕大文豪巴尔扎克，取笔名“肖扎克”。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捕，在上海青浦县劳改。他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下一份揭发“狄克”的材料；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编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为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所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拍它做什么！’”

　　虽然肖扎克“炮打”张春桥，开炮晚了一点，不过，毕竞还是提供了一份重要的佐证。

　　其三：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四卷二六六页，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对“狄克”新加了一条注释（过去出版的《鲁迅选集》、《鲁迅全集》从未注释过“狄克”）。这条注释，是千万人“炮打”而得来的成果：

　　狄克　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这就是历史给“狄克”所作的结论。

　　纵观张春桥跌宕多变的一生，当他“步步高”的时候，每一次“高升”都伴着一场“炮打”。坐在高位上，他日日心虚，惶惶不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倒是锒铛入狱之后，他的心踏实了，再也不必为念“权经”而绞尽脑汁了。

　　《苟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是颇为传神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稿于上海。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改毕二稿，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