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总理梦化为泡影

与邓小平对着干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张春桥思想”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四人帮”作了检讨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6.28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康生“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六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的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排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一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的地位。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

　　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气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二月三日发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

　　真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五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调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

　　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浆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