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人结成一帮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五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的历史功勋：“这个《通知》（引者注：指《五——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卷起“反右倾”狂飚；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钢》，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图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十一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到：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其实，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毛泽东反击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封“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问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引者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句消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要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

　　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厂，“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一手心……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工洪文、华国锋、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共包括一百零四名委员。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