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人结成一帮

作者:叶永烈 字数:16396 阅读:263 更新时间:2011/10/08

第七章 四人结成一帮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五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的历史功勋:“这个《通知》(引者注:指《五——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卷起“反右倾”狂飚;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钢》,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图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十一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到: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其实,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毛泽东反击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封“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问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引者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句消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要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

  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厂,“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一手心……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工洪文、华国锋、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共包括一百零四名委员。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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