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新闻的力量(2)
十七 新闻的力量(2)
十七 新闻的力量(2)
调查数字显示，东部平均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只有2名，东部乡镇领导的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西部不足20%。西部确实急需人才,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呼吁人才匮乏,一方面本地人才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力气引进人才,一方面却是人才用非所学,造成浪费。如果不改变人才使用的大环境,如果不是用求贤若渴的心情去关心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还会出现更多的“陆步轩现象”,从而使有志于参加西部建设，特别是有志于建设家乡的西部学子感到寒心。
同情、怜悯弱者，是人们的天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一时之间，眼镜肉店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陕师大实验中学、《法制日报》内参部、《西北化工信息》、航天中学、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民俗博物院、西京大学、华山学院等数十家单位派员登门与我洽谈，更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打来电话，发来信函，向我伸出橄榄枝。感人至深的，当属三原县教育局、《西藏青年报》所属的《作文精选》编辑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他们为挖走我这个“人才”，主要领导屈尊移驾，三顾茅庐，情真真意切切。
这一切，给长安区委、区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尽管我回乡已经十五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区委、区政府的班子更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的具体情况现任领导不一定十分清楚。但在《华商报》初次报道的当天，区政府办的一位科长即约我吃饭，打探口风。第二天清晨，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停在我门前，我同学的堂兄走下汽车。
我的同学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系，环境工程专业，与我同年毕业，分配至西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不太顺心，遂下海经商，深知经商之苦衷，多次在其堂兄之前提及我，其堂兄在任长安区×镇党委书记时，与人事局长交好，曾千方百计找到我，以个人的名义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希望为我解决工作问题。尽管当时并未办成，但我知道长安的事情错综复杂，堂兄尽了力。我非忘恩负义之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恨自己位卑言微，报答无门，遂将之看作兄长。
兄长告诉我，他刚调入区委办公室，区上领导对我很关心，此前三天，他还与书记谈及此事，拟调我到某单位从事文字工作。不料短短几天，竟让《华商报》给搅和了。他现在在区上，与领导接触较多，又是我同学的哥哥，如同我的兄长一般，希望我沉着冷静，遇事多找他商量，以免做出鲁莽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临走，又问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可以带给领导。
对于兄长所言，我自然深信不疑。我的根虽然扎在长安，可这么多年，混得不如人，自惭形秽，与外界接触甚少，身边还真缺少遇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贴己人。难得兄长热心，又见多识广，便愉快地答应。
2003年8月1日早晨，星期一，即《华商报》连续报道的第三天，天气炎热，我照例在肉店里忙碌着。
见得多了，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新闻归新闻，报道归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的东西，既不得顶饭吃，又不能当衣穿，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得实在？所以尽管采访的、关心的、甚至还有瞧热闹看笑话的，把我的门槛都能踢断，我仍不为所动，门照开，肉照卖，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天都不能丢弃。
约九点钟，区人事局干部科×科长来到我的摊前。
“×局长来看你，能不能将手头的活路放下，说几分钟话？”
我毕业那年，×科长就在干部科，主管学生分配。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官衔，一个小办事员的角色，拿不了大事。
我为了毕业分配，多次跑人事局，与他也渐渐熟识起来，此后几年，街上经常碰面，可能贵人多忘事，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想不到如今升任科长，居然一口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对×局长个人印象不错，很想与他搭讪，无奈夏天卖肉集中于早晨，买主太多，刚打发完一拨，又来了一帮，实在走不开。我总不能为了接待局长而冷落了主顾，将肉放臭在自己的手里，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所以没有立刻屁颠屁颠地去打进步。待买主稍淡，已接近中午十一点，人事局几位局长仍在车中耐心等待。我很抱歉，急将他们往房子里让。可是店面太小，到处油腻腻的，还是空调车上凉快、舒服。我也顾不得客气，姑且上车聊上几句。
寒暄之后，局长问起三年前想调入某中学的情形，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局长嗔怪我遇到问题缘何未去找他，倘由组织出面协调解决，也许事情会好办得多，至少不至于弄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
当初，我混得没办法，想去某中学讨口饭吃，人事局与我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组织只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教育局、学校方面需要我自行疏通。后来事情卡了壳，我也曾想过寻求帮助，一是我与人事局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有约在先；二是局长日理万机，确实很忙，平时很难找着。电话预约，又与身份不符，思来想去，觉得可能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反复折腾，不仅会于事无补，反而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遭人嗤笑。
人事局主要领导此次前来，共有三个目的，一是代表组织看望我，对我多年的辛苦奔波表示慰问；二是征询我对组织的建议和要求；第三表明态度，诚挚地希望我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第二天，即2003年8月2日，《华商报》刊登通讯员王××采写的消息：
……7月26日，27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报道在本报刊登后，长安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主动找陆步轩了解情况。区人事局登门看望了陆步轩，根据他的专业专长牵线搭桥，积极为他创造就业机遇。陆步轩表示，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十分感谢。区人事局表示，尊重陆步轩对工作的选择，如果他愿意继续在家乡工作，将充分考虑他所学专业，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安排好他的工作。
我真弄不明白，与人事局领导偶然于汽车之中匆匆会面，身旁并无局外之人，新闻单位如何知晓？不由得感叹新闻工作者嗅觉之灵敏，如人们肚中之九曲蛔虫，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从新闻报道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下规则：遑论承诺得如何天花乱坠，对于境外记者，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尚且已经把我这个很特殊的个案，上纲上线，三拉五扯地与中国用人体制联系到一起（听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倘若再来一些境外记者，稍不留神，扯到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借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抓个现行，那我岂不成为千古罪人，遭万世唾骂，浑身是嘴也难以说清吗？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有档子栏目“新闻追击”，我误将其当成凤凰卫视记者，刻意回避。他们穷追不舍，追得我等鸡飞狗跳，四处乱窜，曾闹出不少笑话。
某市市长百忙之中，亲自打来电话，要来长安看我。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此前我结识的屠户肉贩能有几十打，社会闲散人等能拉几车皮，几时见过朝廷大员？于是推掉一切事务，不敢再有安排，如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一样，精心梳妆打扮一番，诚惶诚恐地呆在店里，耐心等待市长的大驾。
约下午三时，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在店前，车上走下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其中较胖的一位腋夹公文包，腆着腐败肚，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面相。
我急忙擦脸净手，迎上前去谄媚地一笑：“×市长，辛苦啦，谢谢您！”我正为自己的胡叫冒答应而自鸣得意，心想必定会歪打正着，在市长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
“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市长。”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谦虚得像个小跟班。
原来政府办主任会同人事局长来了。他们说市长临时有紧急公务，抽身不开，委托他们对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得暇去他们市看看：“一个电话，我们派车来接，挺方便的。”
高兴了半天，未见到市长，内心未免有点失落，然而政府办主任与人事局长像宽厚的长者，热情而慈祥，我不禁又有些飘飘然：“是金子总要发光。”于是也以为自己一夜之间仿佛真的变成了人才。
几天以后，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回访，为了弥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缺憾，决意要将此事追踪报道到底，非弄出个张道李胡子不可。那天听说某市邀请我前去考察，便急不可待地拉着我一同前往。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计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不忍心违拂他们的意愿；再者，某市即使作秀，摄像机架在面前，无冕之王一旁见证，慑于新闻舆论的压力，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于是狐假虎威一般，我同意与西安电视台一同前往某市考察。
我们前脚走，上海电视台两名记者搭乘出租车开始盯梢。我将怀疑其为境外记者的疑虑告诉了西安电视台的摄像伍伟，他也认为很像，“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为了不至于捅下娄子，惹下祸根，我们一商量，决定甩掉他们。
如同上映影视剧，司机张师傅依仗本地人氏，路况熟悉的优势，撇开大道，曲里拐弯，专走背巷，而且车速飞快。然而未想到出租司机是吃干饭的？前面跑得快，后面追得欢。待上了高速，回头一看，甩掉了尾巴，张师傅方舒了一口气：
“跟我玩，门儿都没有！”
张师傅打开关闭已久的话匣子，五马长枪地神侃起来。正自吹自擂车技如何神奇之际，突然如鲠在喉，话语戛然而止，原来不知不觉间，尾巴又咬了上来。一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再想甩掉已绝无可能，索性豁出性命，不再理会，看他咋地？
一路无话。
走进市政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很朴素，整个办公大楼破破烂烂，与想像之中的权力机关相去甚远，内心不觉产生好感。
市长正在参加重要会议，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副局长几次想打电话联系市长，拨通又挂断，欲言又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市长先生必定十分威仪。
闲聊之间，伍伟他们无话找话，问起该市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老人在市政府门前与保安争执之事，副局长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
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
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