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新闻的力量(1)
十七 新闻的力量(1)
十七 新闻的力量(1)
我被媒体捧成了“名人”。
贾平凹先生说：“名人是芸芸众生用泥和草和着金粉捏出来的神。”宛如商店里悬挂着的衣服，翻过来，扯过去地让人品头论足。电视、报纸的连续报道，很快将一个偶然的话题引申到关于中国人才机制问题的大讨论上，更有媒体称之为“陆步轩现象”，从而拉开了口水大战的序幕。
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为首的“体制改革论”与以销售总监培训师、职业经纪人培训师、《北大学子》特邀理事王文良先生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论”展开唇枪舌剑，争论异常激烈，各不相让，几乎争吵起来。电视机前的我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千万莫为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伤了和气，有失大家风范。亏得我的师兄，“北大教授副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文学博士真的”孔庆东从中解围，要不然，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演化为拳击场也未可知。
《诗经·小雅》：“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自己笨嘴拙舌，却对巧言令色、夸夸其谈者素无好印象。但长安区××局干部×先生却当头棒喝，给我上了一课。
我与×先生年龄相仿，在长安地界，头可能碰破，但此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徐松涛、周武兵拉我作解剖时，他恰巧在场，站在二位导演一边，鼓励我上京，揭露地方人事黑幕，我曾予以拒绝。不料×先生却冒着被人穿小鞋的危险，自费赴京，仗义执言，在众多大家之中，在全国亿万电视观众之前，为我这个不相干的小人物鸣冤叫屈，抱打不平，其人品、勇气、胆识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且看他发表于《陕西老年报》的一篇文章，其观点可见一斑。
……倘若分配时实事求是，使其专业对口，学以致用，量才录用，任人唯贤，造福当地，则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缘何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问题？假如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文明便很苍白，改革便无生机。
诚然，“北大毕业生卖肉”未尝不可，退休老教授还卖茶叶蛋呢。但时下，我国人才现状、构成及含“金”量表明，北大毕业生依然是亿万学子以及家庭心仪的品牌，有幸考中的青少年绝非等闲之辈，而顺利毕业则更是拥有一定知识的象征和标志。而我西部正值开发、建设用人之际，北大毕业生的价值焉能小觑！自然，如果北大毕业生在对口的领域未能胜任，那是他个人的原因。但刚走出校门来个用非所学，责任在他吗？至于怎么适应社会，那是步入社会以后之事。至于说陆步轩没出息，为何不上市应聘，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1994年国家才启动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机制，在此之前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分”。分配思想的偏差，分配中的问题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离开时空和历史来谈问题，合适吗？他本可能更好地发展，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理想！抑或当初陆步轩太“笨”，人家有些高、初中生都能进机关和事业单位，你就比不过他们？你“傻”到“家”了。
值得提及的是，有人竟将社会各界人士对陆步轩遭遇的同情与关爱，臆断为“文凭崇拜”，冠冕堂皇地夸大时下“双向选择的纯净度”云云，不辨菽麦地称陆的遭遇是“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殊不知恰恰在“人才使用”的本源上出了纰缪，无法“互动”，才呈现了扼杀人才的天下奇观。
《华商报》发表“华商时评”：
一个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人在街头卖肉，确实有违常理，毕竟那是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可以干的工作。
同时坦言：
这样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充满了无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着人世的种种风险，面临出人意料的灾难……一个亿万富翁也可能债台高筑，一个政府高官也可能革职入狱……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也需要我们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断言：
命运就是用各种不幸来促使人的成熟，考验人的耐力，人生的苦难在苦难最终被战胜之后，它就成为受难者的财富。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为魔鬼教官的文章：《陆步轩，那一代人的一个背影》，其中写道：
他是否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以甘愿做一个擦窗工人来完成一种对社会的讽刺。
揣度他人生活选择的目的是无聊的，但是，“北大人”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带有神奇光辉的称呼，让我更乐意把陆步轩往托马斯身上靠。是的，唯有如此才会让如我的看客从中寻找到一个相匹配的意义，聊作精神安慰。托马斯医生的擦窗生涯亦非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对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惩罚。在彼时的捷克，政治态度上不过关，托马斯除了擦窗以外别无选择。而在陆步轩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一个北大毕业生，被莫名其妙地分配到陕西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在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残酷的社会讽刺。而那个工厂终于垮了，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像托马斯拿起抹布、拖把一样，操起了屠刀。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悲剧。某种程度上，“高才生不等于谋生能力强”，这似乎也适合于对陆步轩处境的另一种评论。毕竟，那一代人在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从某种意义上，生命已经获得了解放。体制之外突然有了生存的空间，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罗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而正是这种转机，给了陆步轩们可以选择另外生活的机会，也使得此前与此后的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愿意接受在这种角度对北大高才生卖肉命运的解读。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即使把我扔到沙漠里，只要有商队路过，我照样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而像陆步轩这样的人，或许天生就适合做学问而不适合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说他“不闻窗外事”也好，说他“只读圣贤书”也罢，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太需要了，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的人才都不会多到要他这样的人去卖肉的程度。而我们今天就至少有一个（我相信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有着与陆步轩相似的命运）这样的人，多么奢侈——这与陆步轩是否善于谋生有何相干？
想像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那么最后从事类似卖肉的行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此而已。
对“北大人”卖肉的惊讶是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因为，人与人在权利上是应当平等的，但是，人与人生来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或许就是唯一体现在智力上。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而陆步轩被发配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企业里并最终操起刀斧，是智力优秀分子命运的沦落，而这种沦落，因由非在陆步轩本人。
社会进入多元化时期，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有赞成便会有反对，这很正常，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03年7月29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其中写道：
笔者认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段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在我看来，“街头卖肉”是市场经济下，企业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当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以前媒体上曾经有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北大教授是不是拥有了私家车”的争论，难道我们也要搞出个“人才使用的理性与否要看北大学子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到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事实上，据新闻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陆步轩在失业后曾多次找过工作，但最终没有被录用。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是“北大才子”，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舆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呢？我真希望，政府千万不能因为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审判”就积极地干涉陆步轩的工作问题，或是指派哪个企业接收陆，或是强制哪个单位收留陆，这只能破坏本来很理性的双向选择，企业的人才选择权应该是绝对的；公众也不要再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人才浪费”和“政府失职”了，毕竟陆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可能在于他个人能力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个人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定位、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漏洞，这些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公众去帮助他，去鼓励他，这才是要紧的事。
值得声明的是，陆步轩曾经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工作几近三年，计经委即后来的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局。工业局主管县办企业，该陆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绝不会睁大眼睛再往火炕中跳，即使失业之后，也不会再去企业寻找栖身之地。眼看着一家家企业停产、倒闭，一次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多次。那么“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实为无稽之谈。国家机关与行政事业单位臃肿庞大，人浮于事，又有“编制”这道门坎，缺乏一定的人脉背景，企业人员想要改变身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简直难于登天。陆步轩泥腿子出身，祖上风水欠佳，人老几辈都于黄土之中刨食吃，祖上贪生怕死，既未参加老红军，又未加入老八路，社教中还是个中农成分，与“根红苗正”一点也扯不上关系，何来提携？陆步轩明明知道自己姓甚名谁，除了某中学外，从未联系过任何单位，甚至连曾经借调过他的长安县工业局都未找过，以免碰歪了鼻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全国各大媒体报道、评论陆步轩的文章铺天盖地，何止千百，其观点或褒或贬，或无所谓。而作为长安区委、区政府的喉舌，其机关报《长安报》万千文章不选，偏偏看中曹林先生这一篇文章，是曹先生文采好，立意巧妙，还是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用意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光明日报》发表郭之纯先生署名的“一家之言”，认为“才华不是一种虚名，才华也不取决于师门的高低。对于真有才华者来说，如何成就并不取决于身处何境，如贝多芬耳聋偏能作曲，大作家陈忠实几乎要去养鸡，比尔·盖茨在车库里成就宏业基础……”“如果‘才华’不能转化为‘本领’，那种所谓的‘才华’便只能是屠龙之技。”
不知郭先生是否听说过陕北拥有数项发明专利的高级工程师照样给单位看大门，咸阳街头工程师依然在擦皮鞋谋生，更有宝鸡大山中的留美博士陈声贵在养猪……这种偷换概念，以点带面的文字功夫着实了得，请郭先生注意，纵然陆步轩不济，起码是“吃得宴席打得柴”，拿得起放得下，拿起笔能吃文化饭，拿起镢头、铁锨还能种庄稼修理地球，实在混得没办法，拿起屠刀还能杀猪卖肉，还不至于把一支破钢笔故意七扭八拐，被人当作枪手，看人颜面，仰人鼻息。把您郭先生放在黄土高坡试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报道得多了，北大副教务长、教务部长李克安教授脸上挂不住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于是公开表示，如果需要，学校愿意为陆步轩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行行出状元，北大的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让大家到美国加州或者纽约去看看，中国出去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开餐馆的、跑单帮的、做小买卖的比比皆是，我们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研究生也是这样。现在就业完全是市场导向，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大学生培养出来后去干第三产业的工作。
如果王委员能够举出例子，说美国加州或者纽约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在北京、西安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开餐馆，端盘子，跑单帮，做小买卖则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尊敬的校长先生，既然：“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那么何不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李教授不愧在官场上混得久了，深谙为官之道，懂得见风使舵。既然顶头上司发了话，得当圣旨来接，弯子转得倒挺快：
没错，我确实说过愿意提供帮助，现在你来问，我还是这句话，可有的报道不全面，北大开创至今，毕业生少说也有几十万吧。“包”得过来吗？也绝不可能“包”。出了校门就是独立的人，出了校门就要学以致用自己打拼。打拼的路子很多，个别学生当街卖肉也不足为奇，谁规定了北大的学生就不能卖肉了？我看陆步轩卖肉就卖得挺讲究，他诚信经营，善于推销，卖出了水平，卖出了名气，他给肉店取名“眼镜”，就很有见地。虽然他初次分配没能“专业对口”，但自我选择时多少发挥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优势。现在的大学生动不动就抱怨就业难，“专业定终身”的过时观念，应该摒弃，“宽口径，复合型”的素质教育必须推行，一流高校赋予毕业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业保险”，应该是一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能力。多元化的社会，肉能卖得好，也是出息。
大家都是胸膛挂笊篱——劳心过余。且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怎么说：
也说“陆步轩现象”
近日，“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北大学子陆步轩，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陕西长安县的一家机械配件厂工作。由于学非所用，想调动工作也未办成，几次波折，最后只好当街开起了肉店，维持生计。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北大毕业生”与“卖肉个体户”的鲜明对比，也与人们关心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才成长和使用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为动员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去，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措施。然而“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却与此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人们关注的，不全是陆步轩个人的命运，而是西部有怎样一个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环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陆步轩这样的处境？难道仅仅是个人时运、能力不济，才出现这一现象的吗？
虽然“北大毕业”说明不了什么，但从陆步轩的成长轨迹看，他绝非是人们所说的“高分低能”的那种，在毕业分配不尽合理的情况下，他曾努力改变过；在无奈只好下海经商的时候，他还曾“红火”过；即使生意失败，只能卖肉为生，他也显示出肯动脑、会用脑的一面，一个“眼镜肉店”的店名，起得何等有创意！据报道，在经营上他也有板有眼，声誉颇佳。然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在学校所学的语言专业，不能用来支持他单枪匹马闯市场。尽管卖肉为生，合法经营，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对陆步轩来说，显然用非所长。
有人认为，人就是要适应环境，逆境才能锻炼人；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陆步轩虽是名校毕业，生意却没有成功，那他就不算人才。中国自古确有成大才者要“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之说，逆境中确有成才者，然而实践也证明，并不是人人都是超人，恶劣的环境同样能阻碍人才的成长；人才也并非“全知全能”，既能打鸣又能下蛋固然最好，但却并不完全符合人才成长和使用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