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十个月

　　我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
　　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这么爱走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真的为这个问题思索了很久。起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潜意识认为我身体素质不佳，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锻炼。可是，实际上我这个人实在太能走了，即便一刻不停地走上一天一夜，也不会产生任何身体上的不良反应，所以走路锻炼这种形式，对我来说根本是没有用处的。后来我猜，也许我心里一直很烦，希望以走路来开解烦恼。可是随即我认识到，再怎么说，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多数时候我都能吃能睡，也笑得出来，并且我在这广大世界里活命的时间，也并没有长到让我学会装模作样的地步。我还做了多种猜想，然而每一种都被我毫不犹豫地就地否决了。
　　我为这个关于自己的疑问困扰了许久。到最后，我竟然去请教A。A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常常把磁带换来换去地听。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个人才，(这是我们语文老师说的，我个人认为他简直是个天才。)心肠也很好，经常愿意陪我“在外面荡”——“在外面荡”是A说的，“荡”即“游荡”，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说“走路”比较好。总而言之，我后来去请教A，问他：“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问A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正在食堂里吃饭。顺便交代一下，到吃午饭的时候，A总是叫上我——他说如果没人强迫，我就不会去吃饭，而不吃饭是非常坏的习惯。这个事情还是以后再具体说吧。言归正传，A听到我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反应，而是停下右手的不锈钢勺子，伸出左手，从搪瓷盆里用食指和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鸭子肉，双眉紧皱，心不在焉地说：“唉，皮那么厚!”
　　我不觉有些小气愤，立刻抗议道：“我也知道这种问题是比较傻的——算了，就说是非常傻吧。可是如果说皮厚，也只能我自己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说呢!”
　　A很诧异地抬眼看了看我——我有大打出手的架势。他放声大笑，把坐在我们四周的人吓得差点大喷其饭，随即无辜地说：“我又没有说你皮厚咯。”一边放下右手的勺子，从左手的鸭肉上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张油汪汪的、厚厚的鸭皮。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自己的气愤确实非常可笑。可是他怎么可以笑呢?毕竟我是严肃认真地在探索我自己——我，甚至是我的父母，都认为在我这么小小的年纪，能探索自己是极不简单的。于是我说：“求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他咽下喉咙口的鸭子肉，抬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高中生解颐，你知不知道，吃饭的时候说话，尤其是讨论严肃的问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是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的名字叫解颐，我知道吃饭说话不好。可是，高中生不会永远都是高中生，解颐这个名字又不是我自己挑的，话说白了，又有几个人吃饭的时候真的二话不说，仅仅为了保重自己的身体?只有这个问题是永恒的，但是我自己想不清，人家又不肯解答：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并不因此就怨A。A虽然有时油腔滑调，避重就轻，还天天押解我去吃午饭，但他毕竟是惟一一个肯陪我走八个小时路的人。我感激他。
　　第一次跟A在一起荡，是高一第二学期结束，参加完历史会考那天的下午。我们的历史会考被安排在高二学生的各科会考后面，所以走出考场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可悲的一点就是莫名其妙的慢性子：总是在我个人认为已经尽可能动作快的时候，其他人早就走掉了——那天也是这样。我收拾完东西走出考场，已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在校园里走，尽可能要多慢就有多慢。夏天的傍晚，还没落下去的阳光是真正的金黄色——没有热力，没有气味，只是空虚的金黄色。金黄色的斜阳布满浅蓝色的天空，染浅了颜色丑陋的世界。我所置身的是一个玩具一样的校园，金黄色——一个玩具一样的上海，金黄色。整个世界都是虚妄的，我是真实的。
　　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是A。他说你干吗?我说我走走。他说走走干吗?我说不干吗，好玩。我看见他微微笑了一笑，无奈而潇洒地——我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我这个人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的。问题是，我并不害怕无可救药。
　　他说：“你怎么不回家?”我反问他：“那你怎么不回家?”他说：“本来我们说好，考完以后一起出去玩，可是他们一下子都不知哪里去了，找不到。我跟家里人说好不回家吃晚饭的，再回去，不是很傻?”我说：“噢。”说完了，再说不出什么。他看看天，抿紧的上下唇一松，出了口气，笑眯眯地望着我，说：“要不然，我们两个出去荡一圈，好不好?”说着，他把手高高地抬起来，然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我们走出校园，走到马路上。就是学校附近的一条马路——这条马路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无非是路边有许多店，有路灯，有行道树，有车，有人，有沉在底下的、恶浊的空气——和所有其他的马路一样。从个人的角度讲，我逛这样的马路，简直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但我们都不想回家，又懒得到远点的地方去，所以只好逛那条马路。
　　A叹着气。我问他干吗。他说：“一走到外面，就不一样了。”我问：“怎么个不一样法?”他诧异地瞥了我一眼，说：“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也很喜欢学校里的傍晚呢。”没等我说话，他又叹口气，说：“难道你没发现，傍晚的学校里，太阳光是没有热气的，只有颜色——是很好看很好看的颜色，好看得……”——他说的时候，手舞足蹈，非常值得一看，中间他停下来斟酌了一下，最后一挥手，好像甩掉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算了，你又不懂。反正很好看就是了。”
　　我没说什么，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笑起来说：“我倒有点想带你去玩街机。”我说：“那就去吧。”他看看我，充满关怀似的拍拍我的头，说：“一个女孩子，不要这个样子。”我问：“一个女孩子，又怎么样?”他说：“那种地方的女孩子……有什么好说!”我就不响。其实我挺想问他干吗要说“那种地方”———不是他自己也常常去吗?问号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我到底没说出来。男的脑袋有种奇怪的想法，你拿他们是没办法的。算了。半晌，我问他：“刚才你说约好去玩的人，都是谁?”他就告诉我，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说：“你怎么总是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他马上反驳道：“那你是三还是四?”我一听，就很气，就不说话了。路上人很多，我们很少并排走，总是你前我后的，所以我生气他大概也不知道，我不说话也是跟我自己过不去。
　　就这样走了很久。不大说话，不过很自在。我们两个走路的速度都挺快，前前后后地往前冲，非常搭班。走得高兴、舒服，我们相视而笑。我想，A和我，蛮好的。A大概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当时表现得有点严肃，在脸上都是老人一样的小孩子。
　　后来，我们走到一个书店。我发现音像柜台有个电视机，在放张信哲的MTV，从我站的地方看过去，正好清清楚楚。我是很喜欢张信哲的，所以就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天竟然一直在放张信哲的歌，真令我欣喜若狂。A没有催促我，站在旁边好耐性地等着。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看，还是我带你到那里去的，谢谢我吧。”他是借机嘲笑我喜欢张信哲——他总是借机嘲笑别人。不过，因为看了那么多张信哲的MTV，心情真的很好，我就说：“我只是喜欢听他唱歌的声音而已。”他说：“这个谁不知道?你喜欢张信哲，大概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远。我喜欢范晓萱，因为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近。”
　　难得凭空听人说那么经典的话，我悄悄记下了。
　　那时天已经黑了。他突然说：“要么我送你回家吧?”
　　我说：“好的好的。——为什么?”
　　“你今天好像精神不大好。”
　　“呸，”我说，“你知道个屁。”
　　A说：“小姑娘说话，不要呸呸呸。”
　　他在我身边走着，比我平静，比我有礼貌，比我精神好——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样样都比我好。他看问题也比我透彻。他说：“其实我也是有点难过。历史考完了，李老师就不教我们了。”我说：“还有，已经高二了。马上又要高三了。会很苦的。”
　　我们就把教历史的李老师夸奖了一番。李老师是很好的，我们全班都对他感情深厚。不过照我和A的那种说法，就好像李老师是我们的爹、我们的妈、我们的天、我们的地一样，很过分。对高二、高三的未来，我们什么也不敢说。
　　一直走到我家门口，他才想到问我：“你不回家，你爸妈不担心你?”我说：“我爸妈今天要晚一点下班。”我爸妈是全世界最喜欢加班的人，他们的单位是全世界最喜欢开会学习的单位。
　　那天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时时会思念起那金黄色的斜阳——没有热力、没有气味的阳光里，有张信哲的歌声，还有A动人的手势来来往往。当这种史无前例的、空灵的金黄色一次又一次落在我睫毛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很老，老得根本没有办法再老了。
　　其他时候，总是我叫A陪我出去走路。我实在是一个太爱走路的人：高兴时走，难过时走，生气时走，悲伤时走，跑800米的时候，我也会突然停下来走，走，走，最后不得不重跑一次。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和A一起走了八小时——连续地走，一停都不停。我忘了是哪一天，反正那天学校不知为什么事放假半天。中午，我照常被A押到食堂去吃午饭。在去吃饭的路上，A说：“我一直管你吃饭，你应该报答我一下才对。”我就说：“好的。你今天想吃什么?”他惊讶地看看我，好像说：你当真?!嘴里却说：“随便。”就像知道我要请客，那天食堂里有排骨年糕卖，酱油比年糕还多，吃得我们咸晕了。他说：“难得你请次客，竟然这么难吃!”我说：“不管。为了报答我的年糕，今天下午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他诧异道：“又出去荡?”看，他又说“出去荡”了。他从不肯好好说“走路”。
　　我们还是出去荡了。我们先去了旧书市，在书堆里走来走去。那里是A提议要去的。我看他饶有兴致地翻着旧杂志，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喜欢走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来?”他伸直腰，挠挠眉毛，说：“你不是要逛商店吗?”我听了这句话，惊讶得不得了，立刻说：“谁跟你说我要逛商店?我只是想走路而已。”
　　这句话的效果真令我自己无法想象。他一听，马上撂下手里的旧杂志，满面春风地说：“那好，走路。”他像一枚导弹，蹿得迅疾无双。我急急跟上他，来不及再说别的话。我们走到这条路，然后走到那条路，再走到另外一条路，又一条，又一条……时快时慢。路上有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还有各种各样的车子——我总是把漂亮的行人指给A看，他看了以后，沉吟片刻，说：“唔，是的，比你好看。”当他让我看某辆豪华轿车时，会憧憬道：“我将来有了钱，要买一辆更好的。”我不响——他这种痴心妄想，谁会去理他。
　　后来他说，我带你去美术馆看画展，好不好?我很高兴，说好。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整张脸都闪闪发亮，身体有向上发展的趋势，连头发都神采奕奕地倒竖着了——我喜欢他这种样子。于是我们开始走向美术馆。走了一会儿，他问我：“你去过吗?”我说：“没有。怎么?”他讪讪地笑，挠头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忘记到底是不是这样走了。我站住，正好停在一个锃亮的废物箱旁边。他也站住了。我们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最后我说：“走吧。又不是死人，总找得到的。”
　　结果是找到了。但是，因为走了许多弯路，错过了开放时间，画展已经关门。站在美术馆门前，跟那座漂亮的大房子比起来，我们是如此不值一提。黄昏的风起了，吹得A白衬衫的领子不住地翻来翻去。他扭头看看美术馆，说：“将来等我有了钱，也要开一所这样的美术馆。”我呆呆望着他因为扭头而伸得很长的脖子，不知怎么居然有些感动。他转过脸来，用征求意见的目光搜索着我的脸，头发在风里舞蹈，欢笑，高声唱吟。我微笑，说：“好的。”于是他天真无邪地笑起来——张开嘴，露出白牙齿，舒展的笑容，就像一阵最快活的风。
　　收敛了笑，他说，哎呀，对不起，没看到画展。我说不要紧，无所谓的。他看看我，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反正你什么也无所谓，只要有地方荡就好了。(又是“荡”。)我说，就是这样。我们又你看我，我看你。美术馆门口有一棵大树，风一吹，树叶像眼泪一样纷纷落下。有一片树叶“啪”地在他脸颊上碰了一下，坠到他脚边。他伸手摸摸面颊，低头端详那片树叶，说：“不好，被打了一记耳光。”我抖着肩膀，哧哧直笑。树叶继续像眼泪一样落下，沉重而无力。
　　A本来是五点钟就说要走的。一拖，拖到了六点多。他打电话回家，家里没人，他就不急了。他说他要坐的车已经没了，我说你坐的车怎么那么差劲，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坐地铁吧。地铁里灯火通明，太亮，太干净，有又冷又硬的空气。我说我讨厌地铁。他说我喜欢地铁。我看见他抓住车厢里扶手的认真样子，很想笑，可并没笑，只是一直叫：襄没城，襄没城!“襄没城”是他的名字，起得很差劲，据说是他爸爸翻字典懵的——每次遇到新老师，他都要说明自己名字中间那个“没”读ｍò不读ｍéｉ。我故意作怪，叫“襄ｍéｉ城”，他就不理我。出了地铁站，我说你干脆再陪我走一站路好了，到站头，你乘车回家，我七点要补物理，也在那里坐车。他拖长声音说，不——行——的!最后却还是陪我走了：我说：“所以我讲你心肠好。”他说：“心肠好的人都该去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真的走了八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在车站上，A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么好好找一个地方，做做功课，不要总是这么浪费时间，不要总是叫襄没(ｍéｉ)城出来陪你荡。”他又说“荡”。他又说“荡”!我知道他这样说，是真的叫我不要百无聊赖，不是怪我拉他出来。可我就是痴爱走路，有时一个人，有时找一个人一起。而且我并不百无聊赖。我甚至想问他，他难道真的不喜欢美术馆门外的大树吗?
　　那棵大树上的叶片簌簌落下，像乱纷纷的眼泪。可我个人认为，那天绝不是秋天。那么，叶片怎么会那么猛地落下来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千真万确是落下来了，落在A和我的脚边，像最伤感的眼泪。
　　也许因为走路走得太累，晚上我总会梦见一棵大树：在微风中，绿得发亮的叶片像人的眼泪一样，纷纷落下，纷纷落下，纷纷落下，落下，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