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八）

买《章太炎遗书》记

　　我先后购买的章氏遗书，计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著书》。上海古书流通处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据为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本。共二十册，有光纸，价十二元。其目录为：

　　《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又重定本》、《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菋汉微言》。

　　二、《章氏丛书续编》。成都薛氏崇礼堂木刻本，共四册，价八元。其目录为：

　　《广论语骈枝》，《体撰录》、《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菋汉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书共八十四通，系与夫人汤国梨之通信。

　　此外，还购有《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志钓编，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此书以章氏自订年谱为纲，系以各时期与章氏思想行动有关之资料，收罗丰富，编织有序。不只从一个时代，反映出一个人物的风格，也从一个人物，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此书上下二册。

　　中学时，我买了一本《国故论衡》，可能是国文老师的介绍，是为读章氏著作之始。当时是怎样读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但没有读懂，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是现在我读起此书，还是很吃力。当时，确是认真读过的，就像我那时读《费尔巴哈论纲》，英文原本《林肯传》，严译《名学纲要》一样，是用一种硬啃的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当时颇具效力，好像是钻进书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经过若干年，又都茫茫然。现在，购置了以上书籍，通读能懂的也只有：《文录》、《菋汉微言》及《昌言》（这都是章氏对弟子的谈话记录，多关于历史、人物、时事，文字比较通俗）、家书以及年谱。

　　章太炎二十三岁时，肄业诂经精舍，受德清俞荫甫（樾）教。曾国藩说过：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是当时知名学者。严格说，这是章太炎做学问之始，并从此得以成为朴学大师，享名于后。朴学是清朝一种主导的学术，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他可能一生从事这种书斋中的工作。因为排满运动的兴起，他成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又成为民国的元勋，政治和学术的名望，同时有之。实际上，他只以学术文章见长，虽然好参与政治，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在政治上，名望虽高，却并没有什么实绩，也没有做成什么大官。民国以后，政局屡变，章氏言论态度亦屡变，甚至依附过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后来不能活动，就常常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看来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他自己后来也常常提到：“予少时多病”。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凯不得已委他个东三省筹边使，他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章氏为文，好骂人，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似人身攻击。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等语，当时称为名句。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但对人对事，又像并无成见，时有改变，也不记私怨。为友为敌，常有反复，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

　　章氏好铺张，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章太炎好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另有记载，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干，买了一大条红布，制成一幅横标，雇两个人抬着，作为他的前导，以壮行威。

　　此人很重道义，他为参与缔造民国，光荣牺牲的同志，都写了传记，并为他们请封表扬。传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的个性行迹，使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形象。如记邹容幼年好雕刻，狱中得弱症，章氏为其诊脉处方等情节，都有班马史传之遗意。

　　他的学术，因为我不懂，姑且不论。章氏的文章，我以为辩才不及梁启超，然切实过之；深湛不及王国维，然条畅过之。章梁文体，实为后来报章文字之先声，影响新闻界至巨。他的著名文字，如讨满洲檄，我以为写得并不精彩，罗列罪状，有勉强凑数之弊，文字也冗长造作，生动之笔太少。

　　与康有为论难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识，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文字的流传。

　　文人逸事，热闹有趣者多，真实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闹总统府一事，最为当时所乐道。记载颇多，且加演义，以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凯如何没有办法。其实，在那种场合下，有办法的还是大总统，没办法的还是穷书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来了。章氏自记，就平实得多，晚年并称赞了袁世凯的肚量，证明章太炎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的书呆子。

　　章氏晚年，受人馈赠，卖文章，为海上闻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写碑传，为人所诟病。其实这些都是小节，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爱民族爱国家的大节，至死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他晚年，不承认甲骨文的真实和价值，这是鲁迅说的“专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人一旦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即不知不觉，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为名人。章氏有功于民国，虽无大德于民，然亦无亏缺之处。至于言，煌煌大著，更无论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时代的特点，为历史所铸造，与英雄同。当其一旦成为名人，则追逐者日众，吹捧者日多，军阀官僚商贾皆争先利用之。或赠以高楼，或赠以骏马。黄金不求自得，美女纷至沓来。于舆论优势之外，往往亦得实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谀，不以为怪，人之厚赠，以为应当。日久天长，主观客观上，名存实亡，变成偶像。言行不顾，见利忘义，有些名人，遂成为不名誉之人。名人既败，毁之者亦众，过去誉之者，必转而造谣，投井下石而后快。此名人兴衰之通则也。

　　近世之名人，为数甚众，流品脚色亦甚杂，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氏之人品学术贯彻始终者，并不多见。我读他的著作，是怀着虔诚尊教之心的。

　　发愿写这样一篇文章，时间已有三年。参考书打开又放起，放起又打开，一直未得成篇。此因过去读过的书，都已忘记，年老少精神，又不愿去翻检，知难而退。近日，其他文章不好写，遂决心写出，然亦只是读书的印象断片，不得称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讫并记

　　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为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

　　耕堂按：方孝孺盖有感于明政之严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孙言论，意见与方氏稍合。可谓皆独特之见矣。然汉以秦为严酷，魏晋以汉为严酷。屠沽负贩，起而革命，而严酷如故，革不掉也。后世论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见。而在当时，恐不如此认识。书本为书本，行政为行政耳。后人以某事断秦政宽，以某事断秦政严，皆出意想。必须根据史实，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实际。然近代史实，尚不易弄清，历史公案，更难定矣！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桓谭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文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唐马总曰：“暴于咸阳市，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无敢易者。”

　　宋高似孙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人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郡斋读书志》：“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

　　耕堂按：从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与不敢。不敢是畏不韦当时的权势。不能，则一是文章为高妙之作，二是当时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细想来，这一个典故，恐怕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演绎。因为司马迁所作《吕不韦传》，只说予以千金，并无下面的话。司马迁说予以千金，只是强调这一著作的不苟与当时对待的隆重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后世学者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成于不韦为相之时，不韦迁蜀以后，不久死去。何以能聚宾客著书，又何以能“悬之咸阳”。乃是司马迁的笔误驳杂之辞。其实，这里说的只是“世传”，其意即吕不韦遭到不幸之后，其书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为过也。

　　《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历史上不大被人重视。有人说是因为吕不韦名声不好。我看，恐怕是因为这部书的编写体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读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其实里面好的东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论，孟子、韩非子等书，以此见长，而《吕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则，无疑是一个大宝藏。且它所引古书，多是秦火以前的旧文，其价值就更可贵了。

　　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记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

　　滕云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选译的《汉魏六朝小说》。冬夜无事，在炉边读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书，我有光绪初年湖北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为嘉庆年间著名学者孙星衍集校，初未细读也。

　　《燕丹子》作者不详，旧题燕太子丹撰。据孙星衍序：

　　“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想来这部书，也是太子的宾客所写。

　　孙星衍又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上说两家之间。”读过以后，觉得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此书以记事为目标，原拟成为历史，然叙述夹杂一些传说及荒诞之事，遂为后人定为小说。即使作为小说，因为它有坚实而动人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叙述之委婉有致，乃成为古代小说之翘楚。

　　冬夜读之，为之血涌神驰，寒意尽消。周围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乱。此真正小说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记·荆轲传》对读之，并记两书写法之异点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记麹武，第二卷记田光，第三卷才记荆轲。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记》一开始就写荆轲，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盖聂、鲁句践等。在《燕丹子》中，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露了一次面。《史记》则把他处理成仅次于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

　　二、在细节中，除去孙星衍提到的：“《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燕丹子》还有荆轲赴秦时，“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和“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舞阳欲击，轲止之。”两个细节，为《史记》所无。

　　买肉这一细节，对小说很重要，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不为小事所误的克制精神。而司马迁或者认为，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不再重复。这在史裁上讲，也是应该的。

　　小说，一再重复，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当。《燕丹子》的处理，还是得当的。

　　司马迁的《荆轲传》，现在通称为“传记文学”，然其本质仍为历史。所谓传记文学，只是标明：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历史，选材就应该更严格一些。荆轲刺秦，是一大悲剧。这一事件的失败，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灵的。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紧，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与秦舞阳同行，荆轲在出发之前，就看出这个人不行了。小说对于失败，则不必有结论，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记》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马肝，砍美人手等细节，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小说可以这样写，民间可以这样传说，作为人物传记，这些材料，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

　　四、至于《史记》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马生角，是因为荒诞。不采用它的乞听琴声，是因为虚构。乞听琴声的原文为：“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觳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间不容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这等从容？当然是不可能的。入铜柱，火出燃，却比《史记》所写，更为有声有色。

　　《史记》虽不采这两件事，但放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的，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群众会这样想：啊，所以没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当呀！

　　五、《燕丹子》一书，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史记》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后，又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使文末摇曳生风，更拨动了读者怀古的思绪，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耕堂曰：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无虚构即无小说，正如无冲突即无戏剧。然在中国，历史与小说，实亦难分。有时历史的生动，如同小说，有时小说的翔实，超过历史。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小说从历史取材，则更为多见。但文体不能混淆，历史事实，有时虽出人意想，不得称为小说；小说虚构多么合情合理，也不得当作历史事实。

　　《燕丹子》与《荆轲传》，题材无出入，人物无等差，古人已因其有无虚构，判为泾渭。文体虽不同，写作艺术，仍有高下之别。仔细推敲，《史记》的剪裁塑造必胜。学者认为《燕丹子》成书于前，《史记》采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汉之际，关于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记载，关于荆轲事迹的传述，不会是一种，而是多种。其中有事实，有传说。事实有传闻异词，传说有夸张想象，记载有繁简取舍，不会一致。《燕丹子》为其中之精粹完备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买《世说新语》记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必读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搜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先在南市地摊上，买了一本启智书局铅印的本子，只有上册。这本书后来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开区一家废纸店，买了一部四部丛刊黑纸本的《世说新语》。那时，四部丛刊流落街头的很多，旧书店只收一些成套的白纸本，黑纸本无人过问，就都卖给废纸店了。

　　这部书一共三册，我给他三角钱，他已经很高兴了。

　　四部丛刊本的《世说新语》，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页有袁褧写的序，他说：

　　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缀综叙，明畅不繁。孝村所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其义，训诂之赏，见于高似孙纬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录后所附的高氏纬略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见古人对此书的评价。这是当之无愧的。

　　后来，我又在天祥市场，买了一本唐写本《世说新书》。

　　是罗振玉印的，极讲究，大本宣纸。这是《世说新语》最古的本子，系长卷，分藏四个日本人家，罗氏借来合印的。末附罗振玉手写的长跋，其中包括杨守敬初见此卷时的题跋。

　　这个写本，后来附印在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绍兴八年，广川董棻，据晏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说新语》的后面，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这部书，我也购存一部，末附宋人汪藻所作叙录，包括书名篇数考证，考异，人名谱名一卷。

　　我买唐写本时，并不是打算考证《世说新语》的源流，对于这种学问，我是一无所知的。是为了习字。唐人写经，我已经有了几种，很喜欢这种楷法，这个写本，字更精采，也大一些。

　　买来以后，我临写过两次。发见：这个写本，虽为考古家所重，当做字帖也很好。如果当做书籍来读，就很费劲。抄写时，脱字、错字很多，很多地方，读不成句，或不明其义。

　　此外，有些字的写法，也很特别，虽系古法，已不适用于今日。

　　唐时，书籍靠抄写，为人抄写经卷，是一种职业。但这些书手，只写得一手好字，文化却不高明。抄写错漏之处，也不愿修改，因为那样一来，会使得卷面不干净，引起主人的不满。如果主人再不察，随即束之高阁，那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无论是晏殊校本，还是陆游校本（实际也是根据的晏殊校本，即董棻刻本），都是在传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的。古籍经过整理，总要进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么人。如果遇人不淑，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那古书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晏、陆二家，一代名宿，所校当然可靠。但四部丛刊本陆游跋语甚简略，并未说曾经他校改。文字可疑之处，已经后人校出，列于书后。

　　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虽系明刻，实际上重开宋本，仅次真迹一等，确是善本。我现在阅读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我还从天津古籍书店，买过一部光绪十七年，湖南思贤讲舍刻的，经王先谦、叶德辉校勘的本子，共四册。第一册多题跋、释名，各一卷，第四册多考证、校勘小识，引用书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读起来，还是不如四部丛刊本醒目。

　　这部书，在书店翻阅时，标的定价是四元，当时我没买。

　　后来，请他们给我送来，书价已改为六元。临时加码，装入私囊，这是一些书商的惯技，所遇已非一次，我只好任他敲了一下轻轻的竹杠，权当送他的车马费。

　　杨守敬跋唐写本云：

　　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

　　这是考据家的发见，应该尊重，但与读书关系不大。后来的整理本，删去管辂别传七十余字，是因为这一注文过长，有些文字与正文关联不大。其他个别字的差异，则因为写本的遗漏或错误。如元帝过江犹好酒一条，末句：“酌酒一酣，从是遂断”。写本作“酌酒一唾从此断”，显然不雅。远公在庐山一条，“执经登坐，讽诵朗畅”句，写本脱“朗畅”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说新语》这类书，记载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后来才改为子部小说类。史评家刘知几，曾对这样的“史书”，作如下评论：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豚。嗟乎！以峻（孝标名——耕堂注）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颐彪峤，纲罗班马，方复留情干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历史家，例如司马光，在他撰写《资治通鉴》时，却常常取材于这类“小说”，读者信之，不以为非。

　　在古代，历史和小说，真是难分难解，能否吸取它的精华，全看自己的鉴裁眼光如何。

　　《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好处和价值，已见开篇引文。为更使览者明确，再引鲁迅论断：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国小说史略》）

　　我读这部书，是既把它当做小说，又把它当做历史的。以之为史，则事件可信，具体而微，可发幽思，可作鉴照。以之为文，则情节动人，铺叙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单读是史无疑，和正文一配合，则又是文学作品。这就是鲁迅说的“映带”，高似孙说的“有不言之妙”。这部书所记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记言为主。事出于人，言出于事，情景交融，语言生色，是这部书的特色。这真是一部文学高妙之作，语言艺术之宝藏。

　　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

　　人言东晋，清谈误国，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统观此书，其谈吐虽冲远清淡，神韵玄虚，然皆有助于世道人心之向善，即后记人物行止，亦皆备惩劝之功能，绝非虚无出世之释道思想，所可比拟也。

　　此书尚有清代纷欣阁刻本，亦称善本，寒斋未备。

　　1986年12月20日记

　　买《流沙坠简》记

　　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知道这部书，并为什么想要买它。鲁迅日记的书帐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帐买书的。鲁迅曾经说过，罗振玉印的书是很贵的。

　　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中国书店，购进这部书。可能只是因为慕名，也因为有些闲钱。书店的标签上定价是一百元，为甲等一级，可见其名贵，也是我藏书中价钱最高的一种。

　　书共两函，三大册。乌青布套，封面为土黄色，这是象征流沙吧。纸是日本印书用的宣纸，质地很好，国内是很少见的。罗氏的书，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书除图版外，文字部分全部系书写上版，楷书庄严秀丽，两个序文的字体尤佳。第一册，扉页里面有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标记。罗序称：古简册出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一、晋之汲郡：二、齐之襄阳；三、宋之陕右。序末记宣统甲寅，实为一九一四年也。

　　次为王国维序。略考简牍出土之地：一为敦煌西北之长城（出土者为两汉之物）。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魏末以讫前凉之物）。三为和田东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汉遗物，近者隋唐之际）。王序末无宣统字样，只书甲寅。

　　图版分三部：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

　　第二函两册，内容为考释及补遗，补遗考释，附录等。

　　以上，此书内容之大略也。

　　罗氏此书，虽根据英人斯坦因图版及沙畹考释，然为国内研究汉晋简牍之始。王国维的序及先后考释，内容精确，行文严谨，功力甚厚，为后来研究此种学问者，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出土简牍的研究，主要在于汉代及以后的屯戍制度，王国维分为：簿书、烽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六项。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军事设施及其沿革。

　　然此书所得简牍甚少，后续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建国后，用其中两千余图片，汇印为居延汉简甲编，我也买了一册。精装大本，价三十元。与罗氏印书相较，书品风格，已大不相同。

　　陈梦家根据丰富的材料，写了不少研究木简的论文，后汇集为《汉简缀述》一书，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刊行。我也买了一册。较之王国维，陈的考释，更为详细具体，研讨方法，仍追踪王氏，行文则比较通俗。陈初为闻一多派诗人，后考订金石，一九六○年，转治汉简，突飞猛进，成绩可观，然不久即惨死于十年浩劫。以诗人才华，退而考古，终不免死于人事纷扰之中，与王氏同，二人先后以学者之身，死于非命，亦考古一途之厄运也。读其书，不无戚戚之感。

　　《流沙坠简》一书，初到我家时，完整如新，想来也是爱书人所藏，大概也不经常翻阅，上面连颗图章也没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损，发还后，我已修整过。我对它，与其说是读书识字，不如说是欣赏印本。几十年来，不过打开过三次，这次是为了写文章，恐怕是最后一次了。想在上面打个印章，想了想，还是前人的作法对，就作罢了。

　　为了阅读它，我还从北京五洲书局，买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这本书里，有斯坦因窃取敦煌石窟宝物的详细记述。第十章，有关于这些木简出土的情况。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当这个外国人在我国西北行窃时，当地的官员、首领以及无业游民，吸鸦片者，贪图小利，为洋大人所收买驱使，甚至主动帮忙的情景，贪婪、愚昧、无知的心态。抚今而思昔，温故而知新。这当然是文字以外的书，题目以外的话了。

　　1987年1月10日写讫

　　买《宦海指南》记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向外地函购旧书，达到了恣意滥买的程度。存书中竟有这样两部：

　　一、《宦海指南》五种。包括：《钦颁州县事宜》、《佐治药言（续言附）》、《学治臆说（续说附）》、《梦痕录节钞》、《折狱便览》。

　　二、《增广入幕须知》十种。包括：《幕学举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赘言十则》、《办公八字》。

　　两部书内，有好几种是相同的。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入幕，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这些书。

　　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这些书对他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都是清朝时的文献。不过，《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还有《梦痕录》的作者——汪辉祖，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这里读到他的著作，我是很高兴，很有兴趣，很满意的。

　　汪辉祖，清乾嘉时，浙江萧山人。那一带的读书人，如果科场不得利，多改业佐幕，就是后世所称的绍兴师爷。他的父亲，曾从事过这种职业，但很快就自动不干了，以为“有损吾德”。汪辉祖青年时，在做官的岳父那里，看到那些幕僚们收入不错，可以养家餬口，他也跃跃欲试。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家人时，他的祖母和母亲同声斥责他，不要忘记父亲的遗言。汪辉祖郑重发誓以后，才正式当了幕宾。他先后在十几个州县官那里当刑名师爷，工作了三十多年，写了《佐治药言》一书。晚年得中进士，自己也做了一两任州县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写了《学治臆说》一书。

　　他的《佐治药言》，当时就很有名，为人重视，因为都是根据他的见闻经验写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达简练。

　　师爷一职，名声本来很坏。汪辉祖也自称，从事这种职业，是“寄人篱下，鸡鹜夺食”。但这种职业，又关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为重要。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道德，著书立说，以教后人。

　　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著作，却不只受重视于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于后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汪氏著书之时，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同业者或初习者，并非有意邀取评论界的哄抬，或羡慕外国的奖金。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华民族，并非如此等人所说的，那么愚昧，那么封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对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有见解的。主要是看你的书，是否实际，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写的书，内容无实际，所谈非经验，读后使人昏暗沉沦，即使你虚作声势，亮出旗号，人民也是不买你的帐的。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

　　三、有事实。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江辉祖得著书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著作，还是有用处的。

　　1987年2月20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后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内。书已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后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于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后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于宋人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著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于迷信无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著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著作，流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著述，有关这方面就更少，只散见于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么“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

　　耕堂曰：司马迁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鲁迅有言曰：

　　“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乡谚有云：“屈死不告状。”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

　　1987年2月26日写讫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进城以后，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种书，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书籍发还以后，我还住在小屋里，大书靠墙垒好，这些小型书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时与张君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有说什么，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

　　惋惜之情，与日俱增。商务当年印的这些书，版本小巧轻便，印刷清楚，校对可靠，断句可信。现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说明根据的什么珍本，参校了多少善本。别的不讲，只看标点，就错误百出，有的实在是笑话。书装订得很厚，是为省工；用纸粗糙，是为了料贱，与商务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叹。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还好，床铺下面的没有动。这部《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当时就屈尊在那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不到三百页的书，却分装四册，老年人读起来，轻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卫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时名相，新旧唐书均有传，传都写得很长，记其功业事迹。

　　旧书卷一百七十四，史臣称赞他的“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时说：“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

　　评价很高。谈到他的缺点，则说：“不能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党斗争。“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新书卷一百八十，对他的缺失，说得比较委婉：“宁明有未哲欤？”

　　道与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难捉摸，也就很难判断有无。

　　对历史人物，我们只能信任史书的论断评价。近人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称李德裕为人贼险阴狠。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说这人最后流窜岭南，是因为伤人太多，自食其果。鲁迅是从那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谈起的。

　　李的门徒写了这篇小说，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说是自述体，内容不止对当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并于冥冥之中，与前代皇后杨贵妃结合。然后，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咬牙切齿，罗织罪名，落实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文字真可以说是带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一直署着牛僧孺的名字，流传下来。当时皇帝，并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辩诬自解，遂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奇异公案。这是因为，李党的这种栽赃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显了。皇帝不会相信，读者也不会相信的。

　　小说写得确实好，为历代文学史家们称许。在当时可以说是富有开拓精神，并闯入了一个禁区。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这般才能，为什么不自行创作，却去干这种事？为什么除此以外，又别无作品流传，却把版权白白送给了敌手？

　　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说，唐代的传奇小说，多是考不中进士，或考中进士而穷极无聊的人所为。故多荒唐之言，并好造作、揭露他人阴私。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读的一品集目录中，原有这篇小说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都为编者删去。注云：朋党之见，不足示后。

　　盖为乡贤讳也。李德裕是赵郡人。

　　古代的所谓朋党，大概就是政见相同的集团；其间的斗争，就是政见不和吧？

　　李德裕在《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一文中说：“西汉刘向云：昔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

　　在《朋党论》中，他又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异同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怨隙是也。”

　　这些见解、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实际斗争起来，剑拔弩张之际，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来，朋党间的斗争，得势者都是把对手流窜得越远越好。

　　耕堂曰：今读李卫公失意后所作诗文，亦多悟道之言。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

　　1987年5月1日写讫

　　读《求阙斋弟子记》

　　一

　　求阙斋，系曾国藩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职他的幕中，小有文名，过去提到的《湘军记》，也是他的著作。文师桐城，对自己的史才，也颇自负，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史法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来的。这部书，实际上是曾国藩的传记资料。

　　据扉页，此书光绪二年，刊于都门，板存硫璃厂东门桶子胡同龙文斋。李鸿章题署。

　　书价十六元，购自何地，已不能记忆。白粉连纸印，刻工不精，笔画时有错乱，京板之通病。有七千卷书楼孙氏记印章，朱、黄二色断句，通读到底，可谓用功之士矣。

　　全书共十六册，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谠》，《平寇》，《剿捻》，《抚降》（李世忠），《驭练》（苗沛霖），《绥柔》（包括天津教案），《志操》，《文学》，《军谟》，《家训》，《吏治》，《哀荣》等节。

　　此书购于读太平天国史料，兴趣正浓之时，然书到较迟，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细读。今又检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国史料，多已束之高阁，兴趣已成过去。写来写去，读来读去，所谓天国之梦，不过惊醒于“自相残杀”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业也。

　　当金田骚动之时，天主耶稣，本非中国之物，塾师炭夫，亦非群众景仰之人，何以登高一呼，万夫云从？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并不顾及前途吉凶，到底如何。遂于短期之内急转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统，号召地主子弟反抗异端，而旷日持久，未见成效。终以天国内讧，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统之胜利，乃洪杨本身封建道统之胜利也。历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读此书，《平寇》一节，略而不读，从《剿捻》开始。

　　由弟子记其先师言行，成为著述，古代多有。《论语》就是一部弟子记。但像《求阙斋弟子记》这样卷帙浩瀚的书，还是少见的。这是因为曾国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权。把老师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脸面，都会增添光彩。

　　曾国藩对付太平军，是用深沟高垒，长期围困的办法。对付捻军的办法，则经过几次改变。最初，鉴于僧格林沁的惨败，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骑马，不能像僧亲王那样，身不离鞍，昼夜穷追。他主张用重镇堵截的办法，并说这是他的所长。然而他的措施并不见效，引起朝廷的不满，有的御史还上折子，请求对他“略加贬抑”，朝廷虽然没有采纳，但对他的态度，已经远不像“发逆”未平时那样倚重了。

　　后来，他又采用追、堵并重的办法，收效也不大。捻军之败，还是败在潘鼎新属下的洋枪队上，正像帝国主义参与其间，遂使太平天国失利一样。

　　捻军的马队，实在厉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灭旋起，且益狡悍。每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数昼夜，乃反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

　　呶人，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贼尤善用长锚，巨者逾二丈。我军以枪炮轰击，贼马闻枪声，腾扑愈猛，瞬息已逼阵，枪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挟一骑，为团阵滚进，官军以此益畏之。

　　曾国藩屡次承认，官军的马队，远不及捻军。不过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确实给捻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王定安写道：

　　自捻逆扰乱以来，据蒙亳村堡为老巢，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若商贾之远行，时出时归。其回窜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后的情形，则是：

　　厥后任赖由泗宿入怀远，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纠党装旗。各圩寨闭门与贼绝，贼徘徊怀远，几及一月，卒不得逞。从此贼遂四出不归，以迄于灭。

　　但是，曾国藩的“剿办流寇，原不可以无定之贼踪，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主张，因师老无功，朝廷不再耐烦，就叫李鸿章把他换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领张总愚，从陕西转战到京畿以南，雄县一带。京师戒严，清廷大恐，几乎把全国得力的将领都调来会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陈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对捻军的描述：

　　臣维捻匪惯技，在飘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攒刺，而骑贼分剿官军之后。其乘官军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从以上所引，可略见当时捻军之声势，军容，战术，以及进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军曾打到我的家乡安平、深泽、深县、饶阳一带，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还听到母亲讲“小阎王造反”的故事，当时不知小阎王是谁，现在才知道是张总愚的绰号。

　　那么多马队，驰骋在大平原，可谓壮观。闭目凝思，宛如再现。故乡近代，凡经战争逃难生活三次：一即小阎王造反；二义和团抗击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亲一辈经历之。

　　1987年8月26日记

　　二

　　王定安撰写的《求阙斋弟子记》中的《家训》部分，实际就是我们常见的《曾文正公家书》，不过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为《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所收亦略少，只有薄薄一册。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家书、家训行世。然多流传不广，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国藩的家书，却不得了，流传了几十年，差不多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因为他是近代“闻人”，官职又高，他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学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后，才逐渐冷落下来。但在一部分家长心中，还认为是教育子弟的必读之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我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是大达图书公司的排印本（即当时所谓一折八扣书）。父亲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今以此书授我，愿我认真阅读。信写得很带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时正在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达印的书。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要再买这种书，这种书在保定街头，到处都有，没有人买……我想父亲接到信，一定会很不高兴，但也没有来信责备我，以后也没有再给我寄过书。我带回家中的书，父亲从来也不看，也不问，只说我是个书呆子。中年以后，我才认真读了这部书。

　　因此我想到：所谓家书家训之所以流传，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是由于写信人的权势和声望。他的说教，即使当时，受信人也不一定听信。例如曾国藩的家书，前后言论，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个人，例如对曾国荃，在曾国荃未显达与已显达之后，所谈所论，就有很多不一样。有很多顺时应势，矛盾依违，甚至吹嘘拍马之辞。这还说得上是兄弟间的真诚感情吗？

　　再说，家庭已经是朱门侯府，子弟已经是绔绔少爷，还教他“书、黍、鱼、猪”，会有效果吗？

　　对于广大读者，则有环境和时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问题。我幼年时，在中学课本上，读曾国藩的家书，就觉得不如读郑板桥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竟是农民，和我的生活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曾国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谈的也是普通道理，总觉得和我们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虚伪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笔抹杀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家书，自有它多方面的价值，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书和他同时代的要人们的家书相比，在指导读书，谈论诗文，讨论书法，研究刻书等方面，见解虽不见得高明，读后还是使人有些收获的。比起左宗棠的家书，就显得有学问多了。左氏的家书，我有仿宋排印本两册。其中多谈家务杂事，少谈文史。

　　至于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于青年人，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么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听说，曾氏的后人，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也可能是他们先世的遗泽，包括家书、家训，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乡曾氏，号称伟人。对内尽忠于异族，对外屈膝于列强。接连讨伐起义之民众，极尽残酷。杀人日多，声势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为解君父之忧，不畏后世之讥。后虽亦自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盖饰词耳。早已盖棺论定，实已无案可翻。然政治风云，究非个人私事，时代如彼，对曾氏亦应论世知人。

　　当其显赫之时，正如长江上往来船只，无一艘不插曾氏旗号，他的一言一行，亦无不为人师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编，众口一词，不敢异议。然仅至民国初年，新的学说兴起，革命者已视彼为粪土矣。因知伟人之言论，其价值，随时代之变化，或因其权势之消长，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势也隆，其消也无声。万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乃夸张之说法。传人之论如此，名人之论亦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言论，一种学说的沉浮现象，是常见的。它是与时代要求，社会现象相关联的。但一种学说沉落之后，有机会再为浮起，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当年的声势和影响。对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也要这样去看。

　　1987年9月2日写讫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书的《绥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记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张拴、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诛之。而桃花口民团，复获妖人武兰珍。兰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讯得实。讪言受迷药于教民王三。闾阎大哗，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为药料，城外义冢内尸骸暴露，皆教堂所弃。津民益怒，时相聚语谋报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勋等，会法国领事官丰大业，至天主堂公讯。兰珍语言殊支离，案弗能决。适士民观者麇集，偶与教堂人有违言，抛砖石相击。丰大业负气，径至崇厚公署，诉其状。崇厚出见，以枪狙击不中。崇厚抚慰之，且戒勿轻出激民愤，弗从。恚愤出署，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其仆。居民见者皆哗噪，殴丰大业毙焉。遂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商死者数十人……

　　著者对这次事件的叙述，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也很简练，头绪也清楚。在叙述中，又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当时天津知府张光藻写给曾国藩幕宾吴汝纶的信，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这是官场的一种手法，所谓先通关节，以便使即将来查办此案的曾国藩先入为主，听信他的报告。

　　但现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是久经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图。

　　而朝廷的意图，又是常常变化的，对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于事无补，甚至会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这次皇帝（实际是慈禧太后）叫他查办此案，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难关，关系他一生荣辱利害的大考验，大关键。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记第三十六册，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续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紧，他在二十六日记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

　　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二十七日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与吴执甫一商。”三十日记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六月初二日记道：

　　“余日内因法国之事，焦虑无已。”初三日记道：“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记道：“是日启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记道：“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记道：“崇帅来谈，夜接廷寄二件，罗使照会一件，阅之郁闷之至，绕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记道：“是日竟日昏睡，盖心绪烦闷，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记道：“非刑拷讯习教人，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八月十九日记道；“是日天津陈镇及委员二人，在余寓审案，敲搒之声，竟日不绝。”

　　在知府写给吴汝纶的信中，是痛爱自己的“子民”，反对崇厚的袒护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当时执政的恭亲王手下的，洋务得力人士，曾国藩不得不分清轻重，分清去向。与崇厚这个有强硬后台的人，站在一边，当然是上策。他迁就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罗淑亚的要求，是将天津府县抵命）。这样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议论。朝廷固然害怕外国人，但一时也不好大伤人民爱国御侮之气，一直在观望，没有决心。曾国藩对朝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外人这一点尤其明白。他洞悉清政府的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反复无常的习性。他下定决心：不惹恼外国人。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来，对外常常是“先战后和”的，也就是先硬后软的。又说：现在外国还是强盛的。外国人是只重实力，不讲道理的。他先辩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然后捉拿凶犯，迅速结案。

　　王定安记述，当曾国藩初到天津，曾张榜通衢，“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于是至公署条陈者，或欲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或欲联俄、英之交，以攻法国；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既谕津民不许擅起兵端，其致崇厚书，有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之语。报友人则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

　　这就是说，他不听或没心思听，群众那些很正确很有见地的建议，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冯瘸子、罗生瓜旦子、小锥王五等名号。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谓“但取情节较真，不能拘守成例”，变通办理，而定案的。

　　其结果，曾国藩自己承认：“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

　　人民反抗的骚乱，表面被压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愤怒之火，不会因压制而熄灭。压制越重，复燃之势也越凶。它种下了义和团兴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论，外交固以国势强弱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败至此，还不是因为连年剿杀过多，使国家菁英，陷于无类。曾、左、胡、李，实参与执行，尚望此等人，珍视民气、民心？此次所开外交模式，不只为以后李鸿章、袁世凯所重蹈，民国以后之外交亦因循之。呜呼，实国家民族深重灾难之源也。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书：“然古来和戎，持圆之说者，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其内心矛盾，自亦可见。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耻矣。

　　1987年9月8日写讫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之一

　　这只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装三十册。起汉枚叔，迄隋炀帝。续刻七十家，未见，恐未出书也。

　　此书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编辑。丁氏原学医，在上海开办医学书局，他印的医书，我未见过，却购置了他编印的几种文学书。除此书外，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历代诗话》。另买关于古钱的书两种。

　　他还印一些有关佛学的书。

　　他好像有些资财，从他的笔记中看到，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钱，都抵押在他手中。

　　当然，除去有钱，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不然，就只能印书，不能编书；或所印之书，也都是乌七八糟，坑骗读者之物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他编印的书，表示满意。他在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想买严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还不如买一部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既简便又实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见，买这部书的。书很新，粉连纸，四号字排印。扉页标明：宣统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盖较后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读于南菁书院，学有渊源，很是用功。从他为此书和其他著述所撰绪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方法，是很严肃的。趣味学识，是很广博的。作为一个出版家，印的书虽不甚多，却给读书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较之那种唯利是图，无视社会效益的书店老板，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丁氏之前，汇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统编为大书，已有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梅鼎祚所辑文纪；张溥所辑一百三家；

　　严可均所辑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价钱昂贵，购置阅读，均有不便，流传不广。丁氏此编，书型小巧，排印清楚。价钱为中人所及，（据丁氏自撰长篇广告，此书定价十元，实价五元。）销路可观。书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爱之。

　　在前人基础上，再出新编，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点，及自己的一些优长。丁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绪言中，特别指摘了张溥所编中的一些错误。其实，也只是枝节，张氏的劳绩，不会因此而被忽视的。

　　又如从史书、类书辑录残篇断简，零章短句，勉强成篇或成集，是鲁迅先生指出的严可均书中的现象。而丁氏书中，这些现象也存在，他是参考了严书的目录而后成书的。如第一册，枚叔、司马长卿、司马子长，三个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册。司马子长只有文章四篇，一共四页。能称为集吗？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过去已有成书，并有序跋，方便读者。

　　丁氏多删汰不录，也是一个缺点。当然，以上所指，也是枝节，不能淹没他的劳绩。

　　丁书在编辑上的好处是：在全书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录，实为作家小传。每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书上的本传，或录四库全书的提要，这就弥补了序、跋缺少的缺陷。

　　今人对作品的介绍，请作者自述，多阴阳怪气，放荡无根之言，识者笑之，不识者，以为狂徒。编者代言，亦多不着边际，无关痛痒之词，等于没说。此盖一时风气所致，古籍序跋中，从未见也。

　　此书既出版于“宣统三年”，则正当民国成立，一切都在变革之时。文运亦然。丁氏在绪言结尾，有一段牢骚文字，抄录于下：

　　窥情万象之际，留连视听之区，既与世而推移，亦随文而升降矣。今者，欧美东渐，变革将及乎文字，附之以东瀛学派，名词既别，涂辙遂殊。舍雅而就郑，将长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丧文，如昌黎蔚起于巨唐，振八代之衰，而远宗扬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绮一老，将税驾于桑榆：桐城吴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来哲，渺渺予怀，才难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词心态，可以说是很伤感的了。其实是一种杞忧。文运如天运，总是向前运行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废弃旧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汇细流而成江河。细流可断，江河之流，万古不断。湘绮何人，吴氏何功？五四以来，文学之域，不乏昌黎之才，且有过之。应对前景乐观，不应以泥沙泛起，鱼龙混杂，而疑江河澎湃之势，冲击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鹜，终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处湖海，惯游江河者，固无须望而生畏，更无须悲观也。

　　虽然如此，历史江河，并不淹没真正之人才。时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无论矣。即王湘绮、桐城吴氏，亦自有其文学历史地位，并不因欧化、白话，陈独秀、胡适，而消减其影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天地公平，虽有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邪念作转移之规律也。

　　丁氏所谓：“大辂讵有椎轮之质，子孙宁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规律，也不合乎历史规律。文学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带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一

　　《颜氏家训·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行多途。

　　古时，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长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学大家，都有官职。一边做官，一边写作。文章好，官声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为人贵重。元明以后，渐渐有了不想做官，只想写文章的布衣、隐士。各人情况不同，也时有变化。观其主流，仍以做官为目的。

　　其实，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机会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从有了专业作家，为数虽甚少，却使宦途与文途时分时合。身在文途，自鸣清高，却不忘仕进；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为退身之路，失意之后，又拿起笔来。

　　这样，也就出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在近代形成了文艺理论上的一大难题。有的文艺评论家，瘁毕生之力，反复谈论，也没有谈出人人同意的结果。

　　这是因为时代和环境，在不断推移。

　　二

　　古时文人，并不忌讳政治。历代作家，没有和政治发生过纠葛或牵连的，几乎没有。他们以居官为荣，立功立言并重。古文之一大宗为碑、传、序。这些文章，都以官衔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后，读者也不以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后，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后，因国事日非，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么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后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三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谈深入生活，不得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后，不能绝意于功名，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后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后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后，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1987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