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七）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我读书不求甚解，又好想当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词，所以常常弄错。查词书的习惯也差。初中时，老师叫买《辞源》，我花了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的，使用得不多，保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汉奸抢走了。进城后又买了一部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本来一查就可明了的，可是我一直没去查考。因此，这个词儿，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有两个弟子，去拜访程颐，程的架子很大，正在闭门高卧，两个弟子站在门外，天下着大雪，他们直直地立在那里不动。

　　晚年读了《朱子文集》里的《伊川先生年谱》，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原文为：

　　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

　　这说明，两个弟子是侍立在屋里，而不是站立在大门以外。是老师叫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出门来才看见下了大雪。

　　这里记述了一下大雪，不过是为了增加描写的气氛。中国有许多散文，在结尾时，常常好用这个手法。这里，也反衬两个弟子侍立时间之长。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两、三个小时才行。不过站在屋里，总比站在门外暖和多了，不然老师也不会老是闭着眼坐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师重道的。然而，老师不说话，闭着眼睛，也许是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许是对两个弟子无话可说，也许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给他下个“严厉如此”。因为另有记载：“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

　　不过程颐这个人，确是有些言语和行动，不近人情。例如他给皇帝讲书，过去都是站着讲，他独独要求坐着讲，以明尊师重道。朝廷的体制，是那么随便改得的？又如课间休息时，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条柳枝，他就说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像训斥乡间小孩子一样，弄的皇帝“不悦”。

　　连举荐他来的司马光，“闻之变不悦”。和他同朝做官的苏轼苏辙兄弟，对他也很不满意。苏轼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

　　按说苏氏兄弟也属于司马光这一派，但他们是会做官的，是办实事的，是讲究通达的。对程颐这种过于矫饰的空言泛论，时常加以无情的讽刺，直至结下仇怨。当然，也有人说，其中掺杂着一些争名夺利的成分。

　　当时宰臣们荐举程颐的奏章，措词很高。其中谓：

　　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材资劲正，有中正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

　　但这些溢美之词，并不保证程颐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给他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闲散官儿做，除去叫他“说书”外，还叫他“兼判登闻鼓院”，就是叫他去管上访。他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不愿意干。其实这倒是一件实际工作。

　　苏辙背后对太后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后来，谏议大夫孔文仲奏程颐：

　　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后又弄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就是说，不只著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读《朱熹传》记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于性理之学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后，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个人在那里干。后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作实事，空得名誉。

　　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后作一序文，置于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么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最后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后汇集上报。有的干脆请作家自选。

　　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于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是一年零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读《沈下贤集》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金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刻的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一看细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书，对我有用的东西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贤集》二册，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书，因此，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闲物，也就不觉得后悔了。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作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

　　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于体会，善于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的举动、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活灵活现，人物情状，如在目前。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

　　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说：

　　“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买去，就可以用一辈子，不用再置。所以我这里总是门前冷落，吃不饱饭。”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1985年18日

　　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书上盖有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棠阴比事》。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幕府堂，哭临三日。

　　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1985年5月26日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过是朝廷取士的一种手段，士子上进的一个阶梯，但它却能在中国戏曲、小说、诗歌各个艺术领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层出不穷。并通过它，反映出伦理、道德，荣辱、沉浮，人生遭际和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科举不单纯是可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它要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妻子、亲朋故旧。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还富有偶然性，甚至戏剧性。京剧中的《连升店》，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旦中了，则为世俗景慕；屡试不第，就成了念书人最大的悲哀。

　　关于科举，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听说有一本专著要出版，也没得买到。至于八股文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很严重。考场叫闱，住房叫号，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试题保密，卷子弥缝，进场搜索，饮食大小便都不许出来。但还是有私弊。有关节，有夹带，有冒名，有枪替。因此，科举史上，屡兴大狱。

　　《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是《痛史》的第三种，也是薄薄的一册，书前有顺治十七年信天翁的题记。文字体裁，都不及《哭庙纪略》。

　　这是清朝初年科场的一次大狱，牵连很大，死人不少，被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卖关节”。

　　这批考官：

　　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

　　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斩首，新中式的举人，也都倒了楣，接连逮捕入狱。

　　后经天子恩典，举行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然而，杀头也好，籍没充军也好，科场既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能根除。清代中叶以后，朝廷对于此中的事，也就眼睁眼闭了。每到各省该放考官的时候，皇帝总是选出一些他所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并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辞谢恩。

　　这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典。知道他们当京官清苦，故意叫他们到外地去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地离京，一路之上，遇见风景名胜，还要吟诗作赋，等任务完成，满载而归，再刻一本日记或诗集。

　　远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举不是好办法，但碍于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这一条路。唐朝的许多诗人，都有进士及第的头衔，并不证明，这一制度，真能网罗人才，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罗隐感慨地说，科举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明达之士，都不以中与不中论英雄。

　　平心而论，封建帝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如此，又何以考成殿最，平息纷竞？他那时又不能成立人才开发中心，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做，权当抽签撞运罢了。

　　小说描摹科举的很多，以《聊斋》写得最好。作者一生考试不利，感触体会很深，所以写来入木三分。写得最好的，还是他那篇短小的故事，题目忘记了，故事是：兄弟二人同去应考，正值热天，婆婆监督两个儿媳厨房做饭。一会儿报喜的喊老大中了，婆婆就笑着对大儿媳说：“你快出去凉快凉快吧！”大儿媳高兴地走了，只剩下二儿媳一个人擀面。过了很久，忽报二儿子也中了。二儿媳当即把面杖一扔，说：“我也凉快惊快去。”

　　作家用很少的字，写出了应考时，一家人的心理，神情，焦虑，盼望，嫉妒，得意。人情世态，都在其中了。

　　198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