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七)

作者:孙犁 字数:12791 阅读:133 更新时间:2011/10/29

耕堂读书记(七)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我读书不求甚解,又好想当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词,所以常常弄错。查词书的习惯也差。初中时,老师叫买《辞源》,我花了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的,使用得不多,保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汉奸抢走了。进城后又买了一部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本来一查就可明了的,可是我一直没去查考。因此,这个词儿,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有两个弟子,去拜访程颐,程的架子很大,正在闭门高卧,两个弟子站在门外,天下着大雪,他们直直地立在那里不动。

  晚年读了《朱子文集》里的《伊川先生年谱》,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原文为:

  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

  这说明,两个弟子是侍立在屋里,而不是站立在大门以外。是老师叫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出门来才看见下了大雪。

  这里记述了一下大雪,不过是为了增加描写的气氛。中国有许多散文,在结尾时,常常好用这个手法。这里,也反衬两个弟子侍立时间之长。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两、三个小时才行。不过站在屋里,总比站在门外暖和多了,不然老师也不会老是闭着眼坐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师重道的。然而,老师不说话,闭着眼睛,也许是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许是对两个弟子无话可说,也许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给他下个“严厉如此”。因为另有记载:“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

  不过程颐这个人,确是有些言语和行动,不近人情。例如他给皇帝讲书,过去都是站着讲,他独独要求坐着讲,以明尊师重道。朝廷的体制,是那么随便改得的?又如课间休息时,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条柳枝,他就说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像训斥乡间小孩子一样,弄的皇帝“不悦”。

  连举荐他来的司马光,“闻之变不悦”。和他同朝做官的苏轼苏辙兄弟,对他也很不满意。苏轼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

  按说苏氏兄弟也属于司马光这一派,但他们是会做官的,是办实事的,是讲究通达的。对程颐这种过于矫饰的空言泛论,时常加以无情的讽刺,直至结下仇怨。当然,也有人说,其中掺杂着一些争名夺利的成分。

  当时宰臣们荐举程颐的奏章,措词很高。其中谓:

  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材资劲正,有中正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

  但这些溢美之词,并不保证程颐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给他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闲散官儿做,除去叫他“说书”外,还叫他“兼判登闻鼓院”,就是叫他去管上访。他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不愿意干。其实这倒是一件实际工作。

  苏辙背后对太后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后来,谏议大夫孔文仲奏程颐:

  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后又弄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就是说,不只著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读《朱熹传》记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于性理之学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后,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个人在那里干。后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作实事,空得名誉。

  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后作一序文,置于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么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最后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后汇集上报。有的干脆请作家自选。

  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于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是一年零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读《沈下贤集》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金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刻的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一看细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书,对我有用的东西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贤集》二册,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书,因此,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闲物,也就不觉得后悔了。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作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

  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于体会,善于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的举动、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活灵活现,人物情状,如在目前。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

  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说:

  “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买去,就可以用一辈子,不用再置。所以我这里总是门前冷落,吃不饱饭。”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1985年18日

  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书上盖有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棠阴比事》。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幕府堂,哭临三日。

  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1985年5月26日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过是朝廷取士的一种手段,士子上进的一个阶梯,但它却能在中国戏曲、小说、诗歌各个艺术领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层出不穷。并通过它,反映出伦理、道德,荣辱、沉浮,人生遭际和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科举不单纯是可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它要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妻子、亲朋故旧。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还富有偶然性,甚至戏剧性。京剧中的《连升店》,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旦中了,则为世俗景慕;屡试不第,就成了念书人最大的悲哀。

  关于科举,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听说有一本专著要出版,也没得买到。至于八股文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很严重。考场叫闱,住房叫号,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试题保密,卷子弥缝,进场搜索,饮食大小便都不许出来。但还是有私弊。有关节,有夹带,有冒名,有枪替。因此,科举史上,屡兴大狱。

  《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是《痛史》的第三种,也是薄薄的一册,书前有顺治十七年信天翁的题记。文字体裁,都不及《哭庙纪略》。

  这是清朝初年科场的一次大狱,牵连很大,死人不少,被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卖关节”。

  这批考官:

  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

  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斩首,新中式的举人,也都倒了楣,接连逮捕入狱。

  后经天子恩典,举行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然而,杀头也好,籍没充军也好,科场既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能根除。清代中叶以后,朝廷对于此中的事,也就眼睁眼闭了。每到各省该放考官的时候,皇帝总是选出一些他所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并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辞谢恩。

  这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典。知道他们当京官清苦,故意叫他们到外地去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地离京,一路之上,遇见风景名胜,还要吟诗作赋,等任务完成,满载而归,再刻一本日记或诗集。

  远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举不是好办法,但碍于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这一条路。唐朝的许多诗人,都有进士及第的头衔,并不证明,这一制度,真能网罗人才,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罗隐感慨地说,科举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明达之士,都不以中与不中论英雄。

  平心而论,封建帝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如此,又何以考成殿最,平息纷竞?他那时又不能成立人才开发中心,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做,权当抽签撞运罢了。

  小说描摹科举的很多,以《聊斋》写得最好。作者一生考试不利,感触体会很深,所以写来入木三分。写得最好的,还是他那篇短小的故事,题目忘记了,故事是:兄弟二人同去应考,正值热天,婆婆监督两个儿媳厨房做饭。一会儿报喜的喊老大中了,婆婆就笑着对大儿媳说:“你快出去凉快凉快吧!”大儿媳高兴地走了,只剩下二儿媳一个人擀面。过了很久,忽报二儿子也中了。二儿媳当即把面杖一扔,说:“我也凉快惊快去。”

  作家用很少的字,写出了应考时,一家人的心理,神情,焦虑,盼望,嫉妒,得意。人情世态,都在其中了。

  1985年5月27日

  • 首页
    返回首页
  • 栏目
    栏目
  • 设置
    设置
  • 夜间
  • 日间

设置

阅读背景
正文字体
  • 宋体
  • 黑体
  • 微软雅黑
  • 楷体
文字大小
A-
14
A+
页面宽度
  • 640
  • 800
  • 960
  • 1280
上一篇:耕堂读书记(八) 下一篇:耕堂读书记(六)

小说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