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六）

买《太平广记》记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

　　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二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滦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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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收入本书中的《耕堂读书记》（六）、（七）、（八）、（九），在《〈孙犁文集〉续编三》中原为（一）、（二）、（三）、（四）。其中《买〈太平广记〉记》为本书编者辑入。——编者注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后，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五元。

　　对于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后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木夹，共八套，六十四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整，只是纸张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后，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于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这部书，我买时，价钱十八元。

　　这种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十函，六十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一百元。

　　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后，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于早市冷摊，精于版本之学。

　　1980年12月

　　买《王国维遗书》记

　　一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金梅同志代购《王国维遗书》一部，共十六册，价二十六元。此书系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原印本影印。

　　我在中学读书时，曾买商务排印本《宋元戏曲史》一本，系读王氏著作之始。稍后买《人间词话》，朴社所印。这些书都已于战乱中遗失。

　　进城后，为弥补此缺，先买《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一册，包括王氏戏曲研究著作八种，只缺《曲录》，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后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见线装《王忠悫公遗书》十数册，因不知全否，且虑价昂，未敢问津而止。

　　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影印《观堂集林》出版，购买一部，共四册，也是根据商务所印全集本，但删去诗词杂文二卷，另加别集中考证文字二卷，以为“王氏所作关于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学、音韵学等重要论文，大体已包括在内”。

　　今查所删诗词杂文二卷篇目，不只诗词，有关王氏生平身世，思想见解，颇为重要，且与所作研究，所成学术，有密切关系，可以互相参稽；即杂文中，有很多篇，就是有关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文章。我以为中华本《观堂集林》所以要删除这些文字，是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下，见到其中有些涉及逊清“帝室”的文字，认为是封建糟粕，不得不删。其实，研究王国维的东西，避开这些是不应该的，是不可能的。

　　另外，中华本的《观堂集林》，还删去了罗振玉和蒋汝藻的两篇序文，理由恐与上述同。但一部大书，缺少了序，一开卷便是光秃秃的正文，读起来是不方便的，也会减少兴味的。蒋序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罗序还是可以一读的。此外，中华本有断句，但水平不高，我能读断的，断者亦断；我不能读断的，断者亦阙如。如此，实可不断也。

　　此后，在我大买旧书的期间，又买到一本线装的《观堂外集》。薄薄一册，首列所译斯坦因《流沙访古记》，主要记斯氏攫取敦煌石室宝物经过。次为“丙午以前诗”。再次为“人间词”。系罗福成辑印于天津者。

　　因为早已购置了以上的书，这次再买遗书之前，曾有踌躇。以为所缺者，当系考古研究方面的专门著作，对自己用处不大，但窥全之念又甚切，终于买了。

　　二

　　我的藏书中，有一本罗振玉撰写的“丁戌稿”。其中有关王国维的文章共有四篇：《王忠悫公遗书序》；《海宁王忠悫公传》；《王忠悫公别传》；《祭王忠悫公文》。

　　《序》为罗氏所刊王氏《遗书》的序言，中记王国维佚事二则，以证明“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者。

　　《传》记王国维幼年聪明，“读书通敏……年未冠文名噪于乡里”，“再应乡举不中，乃致力于古诗文”，中日战役后，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于上海，王国维为了生活，给他司书记。后罗振玉创东文学社，王往就读。后又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因病归国，于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伦理诸学科。成名后，在清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革命，又东渡日本。在日本，初仍治东西洋学术，复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韩图（王氏译音为汗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此时罗振玉认为尼采诸家学说，流弊滋多，劝他放弃所学，“反经信古”。

　　王“闻而憬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咸摧烧之。”

　　我读到这里，有两种感想：一是罗振玉的复古思想，改变了王国维的学习进程。如果不是他这种倒退主张，王国维的学术道路，还可能向更新更进步的方向走去。应该说明，这时王国维是“携家相从”，在生活和别的方面，可能要仰仗罗振玉，所以他这样听从罗的话，并表现得这样坚决。二是，从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国维的性格，有些病态，即所谓“狂易”，这对他后来的结束，是一脉相连的。

　　罗振玉接着叙述：“公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书，予又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三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外学者移书论学。”

　　后来王国维归国，给退位而仍僭居皇宫的溥仪，“供奉南书房”。“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后来“值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及”。

　　这又说明，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以前，他已经有过这种表现了。然罗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语。“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则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尽之说，亦为有因矣。

　　《别传》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介绍王国维的《论政学疏草》。这篇疏草表现了王国维对世界形势，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见解，看来非常重要。他认为“西人之说，大率过偏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因而排斥新说，主张传统。但此疏是由罗振玉转述，意义恐还有些出入。

　　我想：这是给“皇帝”上言，王国维也得选择一些投合口味的话。又因为他的职务所在，他的立论，也必须设法维护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王国维当时心里的话，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脱的困难，这些都会加深他的痛苦，促进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无味的，是最后一篇《祭王忠悫公文》。开头说：“海宁王忠悫公，既完大节，事闻，天子哀悼，群伦震动。

　　其友罗振玉为位以哭，复至都门经纪其丧。”紧接着说，当年王国维如何“暗然无闻于当世”，罗如何“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以后王“蔚然成硕儒”，两人一同“供奉南斋”，“十月之变”，如何“约同死”。罗振玉说：他自己“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这次老友故去，本应也决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恩泽。”就是说，怕别人议论他，也想得到王国维死后的好处，所以又不死了。王国维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流亡皇帝的“予谥忠悫，派贝子致奠，给陀罗经被，并赏银二千元治丧”而已。这真是不值一顾的“末世之荣”了。

　　对于罗氏，所知甚少，其于古籍文物，似亦颇有搜罗传播之劳绩。然读此文后，深感此公之无聊，扭捏作态，自忘其丑，虚伪已极，恬不知耻矣。

　　三

　　其实像罗振玉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自杀身死的。

　　当时围绕着退位皇帝，分得一些好处的所有遗老遗少，都不会为了皇帝蒙尘而死去。但像王国维这样的书呆子却自杀了。

　　在闹剧一般的，重温旧梦的肮脏一群中，增加了一点悲剧性质，直到现在还为一些崇拜王氏学术的人们所萦念。所念者自非仅是王氏的学术，也是他的天才横死的不幸了。

　　王国维的学问，在当时一辈人中，可以称得鸿博浩瀚。在阅历方面，他曾到日本留学，也能以英文译书报。对于国内外重大政治动向，也不是不关心，不了解，并非很闭塞的人。

　　在当时，尤其是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是一些粗野的军阀，无知的政客，都知道在中国再实现帝制为不可能。像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烟消火灭的“清室”？

　　王国维的死因很复杂，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个人悲剧性的因素，即心理与病理的因素。

　　他的处境，充满矛盾。他的声名，毁誉交加。中国理学性命之说，西洋哲学唯心之论，深刻地，矛盾交织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使他产生了厌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脱的病态心理。

　　如果罗振玉所记述的都属实，那么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识拔、资助、教诲，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家”。但在政治上，却把他推到了一个死角，带到了一个绝境。平心而论，不能把过错，都推到罗氏的身上，王国维也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所以只能说是王氏个人的悲剧。

　　学识，学识。然有学者未必有识，有识者未必有学。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钻进一个小天地，研究一种学科，名声很大，自己就以为既有过人之学，就有过人之识，这是会害了自己的。说王国维很有学问，斯可矣，但如罗振玉所言：

　　“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节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尽，亦知公未尽也。”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无学，仍可以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阳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学而无识，则易矛盾百出，进退失据，心身交瘁。即如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中所说的：“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国维的悲剧，就在于他学问过深，识见太浅了。

　　王氏在学术成就上的特点，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处，从他个人来说，为旧学根柢很深，所见古代器物甚广；从他所处的时代说，则外来的一些科学知识，治学方法，也促进了他的成就；至于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许多新的创见，除去外来影响，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诗词作者，所以能谈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鲜道理来。

　　遗书洋洋大观，但为求全求大而辑入者亦不少，此乃历来编辑遗书的通病。我有兴趣也能读得懂的，不过还是早已购买的那些文艺方面的著作。过去想读而没有，存于遗书之中的是《静安文集》和《续集》。他的散文，明达而畅晓，不尚文采，而取准确翔实。这些作品，虽只占遗书的一小部分，但能读到，就算没有白买这部大著作了。

　　四

　　罗振玉在传中所记王氏之生平学历，与王氏所作“自叙”，无大出入。因知罗氏虽于文中掺杂一些自己对王的恩惠知遇，实系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记材料，究比他人言者，为可信也。

　　王氏弃新学，专注旧学以后，认为“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有五项：（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其中除内阁大库文书，鲁迅曾著文证明并无多少希奇之物；古外族遗文，王氏知识不敷，两项并未做出多少成绩外，其他三方面，他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过去，我曾慕名，用一百元高价，买了一部《流沙坠简》，序文、考释部分，系王氏手笔。我虽外行，也能看出王氏考证之严密，参稽之精确，叹为治学之道，无以复加，学问之通博充实，后难有继。

　　王氏对古代地理历史，特别是古代西北边陲的地理历史的研究，收获甚丰，为人推重，实际也受益于西洋历史科学。

　　但他在后期，对西洋的自然科学，持菲薄态度。他说：“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环境，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

　　对西方的历史科学，承认其进步，但贬低其效果。他说，“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以上引文均见《论政学疏草》）

　　王国维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东西，看成是无补实际，脱离人民的东西，说明他不只对生活现实，失去信心；对他致力的学术，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东方之论，也不过是当时守旧派的陈词滥调。“因为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就死抱住这个。”好像不是为了中国人而研究学术，反是为了外国人而研究学术了。

　　事实是，当清末民初，我国处在弱肉强食的悲惨时代，无论日本、英、美、法各国，都在一方面用军事力量侵略我们，又一方面掠夺、搜求、研究、赞美我们的“东方文化”。当时有识之士，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国进步的，于我有用的东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因而逐步摆脱了我们民族的困难处境。帝国主义的学者们，乃与当时的清朝遗老们一唱一和，这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五

　　王有一篇《文学小言》，凡十七条，说明其文学见解。他以为：文学起源于剩余精力，与儿童之游戏同。因此，文学无功利，文学无名利。景与情为文学二元素，文学作品为主客观之交代。他认为天才难产，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须人格高尚，“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观物亦真”。

　　这些主张，有些来源于西洋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有些是归纳出来的文学规律，有些则带有主观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条，王氏反对“以文学为职业”。以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而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认为“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这真是本末倒置，闭着眼睛说话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学？只是“为文学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吗？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张文学只能是业余的吗？然其他职业，也都是为了餔啜。王氏写这篇文章时，职业作家尚少，不然会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这些主张，亦运用在他的《人间词话》一书中，因脍炙人口，不论。他这些观点，来源于他当时正在热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学。以为哲学、文学，都可以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禄劝”的，甚至可以与社会兴味“相刺谬”。这些主张，与王国维所处的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这种学说，把叔本华等视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谈到人生必然带来的种种痛苦，主张文学是解脱痛苦的一种方法，因而把文学的作用，降低到“消遣”两个字上。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不失为新鲜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学知识，创作体会，相互生发，又运用到文艺评论上，他这些观点，很为人们乐于称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界渐渐对这些理论淡漠了。

　　国内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冲激，人们对他这种理论，就疑信参半了。

　　历来的唯心主义文学家，都强调文学家的主观的、意志的力量，都梦想把文学超驾于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之上，成为凌空天上的东西。结果只能造成文学和作家本身的悲剧。

　　道理是很简单的：作家既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作品也只能在社会中生存。作家厌恶世俗，而作品必须从世俗中产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间天上的作品，但不会有人间天上的作家。

　　王国维理论上的这些主张，在他本身的创作实践中，就不能兑现。他当时的社会处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后”，不得不颂扬“相国”，不得不代别人捉刀，不得不为衣食屈膝。

　　社会、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历史的印记。

　　六王国维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西洋哲学、文艺这一新天地，他表现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他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遗传学。他发表对大学教育课程的意见，强调哲学、美学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戏剧和史诗，认为中国不能与之伦比。

　　并想有所尝试。这些文章，都有文采锋芒，充满热情和希冀。

　　但因为生活道路的曲折变化，他后来竟把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现在的《静安文集》及其续集，乃是其门人后来收集起来的。这使我们想起鲁迅记述章太炎对待早年作品的态度。这种心理，后人是很难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识分子，最初对西洋文化，如饥如渴，如醉如狂，但过了不久，原来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门以内去了。又去抱残守缺，研究“国学”。有的虽成绩很大，但他们的名字，渐渐为青年人所遗忘。他们青年时期的奋发自强，热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们自己抹杀了。写到这里，不禁叹息！历史前进的途径，有曲折反复，因而使人之思想行为，有曲折反复乎？抑或人的思想行为的反复，乃使历史的前行，迂回缓慢乎？驽钝如余，不得而知矣！

　　1983年12月17日下午4时改讫

　　买《魏书》、《北齐书》记

　　一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从北京代购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一部，计八册；《北齐书》一部，计二册。

　　我的二十四史为“百衲本”，但非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来，各书局各种版本的杂烩。善本甚少，阅读、贮存均不便。所缺数种，拟以标点本充之。今见此书，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污损。今日修整，甚感劳顿。年已老，日后仍以少买书为佳也。

　　国家组织人力，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书，传播文化，嘉惠后学，可以说是一种千古盛事。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从方便阅读方面说，比以前各书局所出的石印本、铅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却写得很是八股，盛气凌人。

　　单纯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一部古书，不只有诬古人，也违反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之义。标点本《魏书》，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出版说明，加入了批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内容。引用“语录”，也未免牵强附会。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其多种价值，立论也就自相矛盾。当然，这种写法，自有其时代历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为后世读者所谅解吧。

　　二

　　《魏书》号称“秽史”，初不知其秽在何处。是内容芜杂呢？还是所记多猥亵之事？读了一些篇章，发见《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虽不能说是史书中的上乘，但也很够一代文献资格，实在谈不上一个秽字。

　　《魏书》为魏收所总纂，他的传记，载在《北齐书》。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于宦家，十五岁学习作文。

　　读书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他文思敏捷，“下笔便就，不立稿草”。但为人轻佻，绰号“惊蛱蝶”。奉使梁朝，竟然买吴婢入馆，遍行奸秽。因此，人称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时，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并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编辑”。参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魏收是总编辑，并吹出大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就太不像话了。

　　当时言论，都说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这场辩论，皇帝亲临，空气非常紧张。

　　虽然表面上，魏收占了上风，告状的人，被定为“谤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责难，战栗不止。《魏书》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后来，魏收又奉诏，对史书更加研审，颇有改正。但“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这种结果，在历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三

　　其实，魏收虽然监修《魏书》，大的关节，他是做不了主张，要看皇帝的意图的。但在一些不显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还是可以施展才华，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恶语的。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记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孙，是一定要看的，特别关心的。另外，给谁立传，或是不给谁立传；给谁立正传，或是给谁立附传；谁的文字长，谁的文字短，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系，编撰者和监修者，应当慎重从事，公平对待的。而像魏收这样的人，却是意气用事，很难趋于公平的。虽然史书要求秉笔直书，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爱恶，即使是良史，恐也难于达到真正的直。

　　求其大体存实而已。特别是像《魏书》这部著作，修书与时代相近，魏、齐两朝相连，一些当事人的后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贬，因为这不只是祖先的名誉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了。

　　魏收自视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运，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他受过箠楚，皇帝在宴会时，还让大臣们当面开他的玩笑，揭他的短处。有时皇帝高兴了，也当面夸奖他几句。说他有文才，说他比那些武将还有用处。甚至说：

　　“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我们知道，魏、齐的那些皇帝，都是什么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魏收能把这部著作，终于完成，也可以说是够坚韧的了。他所处的境地，皇帝给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马迁所叹息的“倡优畜之”而已。

　　这部《魏书》，虽被有恶名，然终不能废，也没有别人的著作，能把它代替。列于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逊色。这是因为事过境迁，朝代更替，利害的关系，感情的作用，越来越淡漠了。谁好谁坏，都已经成为历史，甚至古代史，与读者任何人，都没有关联了。时间越久，史事无证，越没有别的书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读者重视，因为它究竟还是当时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书的神秘神圣之处，也就在这里。

　　四

　　魏收是很有文才的，他当时所作文、檄、诏、诰，为皇家起过很大的作用。齐文襄曾称赞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

　　温子升、邢邵，是魏收同时代的文士。他们各有朋党，互相拆台：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表章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祖珽话的意思是：看一个作家的高下，先要看他的师承。

　　魏收的话，如果拿今天的情况来解释，就是：只能写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须有几部长篇，才能压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如果生于同时，在一处工作，则相轻尤甚。因为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职位。想起来，这也很可悲，心理状态，几同于婢妾之流。

　　《北齐书》魏收传中，只保存了他的一篇赋，题为《枕中篇》。这篇文章，以管子的话“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作为引子，说明“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的道理。文章虽然有些罗嗦，但文词很漂亮。证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虚传的。但这篇赋，不常见于文学选本，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名声不大好的缘故。传中说他硕学大才，但不能达命体道，“见当途贵游，每以颜色相悦”。这与他这篇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又说他：“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这就证明魏收这个人，性格言行，都是很复杂，很不一致的了。

　　五

　　文人处世，有个人的特征，有时代的样式。历代生活环境不同，政治情况各异，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理想的发生，都不会一样，都有时代的烙印。先秦两汉，盛唐北宋，号称太平盛世，文士众多，文章丰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时，文人的生活处境及政治处境，就特别困扰艰辛。反映在他们处世态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难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时期，是个动乱的时期，北朝文人很少，他们的生活，尤其动荡不安，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动乱。

　　我们今天谈论魏收，也不过就一篇简短的传记，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论世的试探，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就很难说了。检藏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考异》，对魏收的《魏书》，均有评述。李氏认为像北齐的帝王，还知道重视文人的工作，重视历史的修撰，足见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视之。这种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现。王氏所述，议论平和，他以为《魏书》之所以受人攻难，是因为后来几次有人想重修这部史书，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扬原作的种种缺失。他并且说，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并无愧色，可谓先得我心矣。赵氏在列举《魏史》的不公之处以后，又列举该书中的惊人直笔，这足见抹杀这部著作，把它笼统地称为“秽史”，是不应该的了。这部书，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当时及稍后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说：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峰，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后己。情无系于荣悴，心靡滞于愠喜。不养望于丘壑，不待价于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

　　这些文字，可以说是闻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终于没有做到，或者说，他没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没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为，是有违先哲的教导的。但究其原因，并非像标点本的前言，说得那样简单。有些事，是他应该做到的，这要由他负责任。有些事是当时政治不允许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环境影响他，他顺应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节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责罚坎坷，可以说咎由自取。因此摘记其言行之显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处，以为借鉴焉。

　　1984年1月22日

　　买《饮冰室文集》记

　　一

　　我在保定求学时，最初见到的《饮冰室文集》，是精装两厚册，摆在书架上，就像两部大词典。我从来没有想购置这一部书，也没有想去读它。那时梁启超已经是过时的人物。历史上有些人物，不管他当时多么名声赫赫，叱咤风云，他的著作，能使洛阳纸贵，家喻户晓，字字句句，被人称作至理明言。一旦被认为过时，就会很轻易地被人遗忘，他的著作，也就会很随便地弃置在风尘之中。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之际，可以称得起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戊戌政变，康梁并称，袁氏帝制，为了不让他发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馈送他十万元巨款，另附其他贵重礼物，他没有收。他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字千金的了。但不到三十年，我上中学时，就只在课堂读过他一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外，对于这位一代文豪，就非常漠然了。

　　那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思想界，已经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来吸引青年一代。

　　二一九六五年春季，我终于购买了这部文集。这并不是我急于要读它，是我那时有些闲钱，想当藏书家。清人的文集，已购置多种，在章太炎之后，我就想到了梁启超。但买来的《饮冰室文集》，是中华书局的仿宋线装本，八十册，共十函。

　　这样大部头的文集，在梁氏以前，没有见过。惮其浩瀚，一直没有动。经历浩劫，幸未损失，现在才有时间和心情，把它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说是翻阅，就是未经细读，摘要看看的意思。

　　此本，民国十五年九月印行，标为“乙丑重编”。梁氏五十三岁以前文字，除专著外，都包括在内。

　　卷首有梁启超原序一篇，大意说：

　　有人想编他的文集，他说不好不好。他写文章，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意思。他写文章，是“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时势变化很快，“转瞬之间，悉为刍狗”。所以他写文章，只能披之报章，供一时的参考，起一时的作用，过后就拿它盖酱瓶好了。他说：“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但当编辑告他：“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他也就答应了。

　　三

　　关于编辑文集，人们想法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梁启超的态度，我以为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合乎事理人情的。

　　当然，文章选择，越严格越好，不只编者应该如此，作者本人更应该如此。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糠秕粒实，一齐编进去，究竟不是好办法。即使现在印刷条件方便，贪多求大，对读者，对作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古人的文集，流传至今，为什么都那样小，那样单薄？除去当时抄写印刻都不容易，主要是编选上的严肃认真。古人编订文集，都是先请信得过的师友，代为裁定。就是这样，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汰，还要有不少作品“散佚”，就是说，不大为后人欢迎，慢慢失传了。如果当时就拆烂污，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

　　以上是就严肃认真一方面说，但还有实事求是一方面。无论谁写的文章，都不会认为一定就是传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于当时当地有利，更何望于千百年后有用？所以古往今来，应时之作，总是有的，而且数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录，不只抹杀了文章的当时功能，后世读者，又从何处考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当时的文坛风貌？目前有些作者，为保持一贯正确之虚荣，清理前此所作之诨词，弄了半辈子文墨，只剩下薄薄一本书，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梁启超后面表示的态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圣贤，哪能一贯正确？写文章，也常有一时一地的情况，为公为私的目的，个人的私心杂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诚，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影响文章的传世。相反，文章最怕虚伪掩饰，这种用心，才真正是文章传世的大敌大患。梁启超的文章，对于当时当地，是充满热情的，是全力以赴的。

　　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于辩论，吸收外来的东西，迅速而虚怀，为国家国民设想，有由衷的热忱。虽都是过时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读之，还是会有所体会，并有所收益的。

　　四

　　全书共分五集：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旅居日本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后迄民国十三年冬作；第五曰附集。

　　其中二集分量最大，文章最多，盖旅居国外，精力得集中使用。

　　梁氏著作宏富，除文集所收，尚有单行专著，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及未完成稿，共十八种。

　　他的研究方面，很是广泛，要之都是当时国家所需，国民所需，他认为亟需做的学问。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研究；外国哲学、经济、法制思想介绍；中国历史重要人物的传记；西洋思想家、政治家、爱国志士的传记；中国佛教的研究；各国政体国情的介绍；弱小民族亡国的惨史等等。

　　他主张开放，通商互利，提倡大量翻译外国书籍。他先后向国人介绍了斯宾那莎、卢梭、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身世、学术和思想。

　　当时有些守旧派，害怕外国文化思潮，会冲垮了中国的固有文化。梁启超说，这是不用担心的，如果我们固有的东西，基础深厚，介绍进来的西洋文化，只会增加它的活气，激扬它的发展，绝不会动摇它。他热情地赞扬了严复的翻译工作，认为他国学基础深，所以外文也翻得好，并劝告所有的留学生向他学习。

　　五

　　他写的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报纸上，都带有“政论”性质。他的犀利的文笔和善于辩难的文风，长期影响了以后中国报纸的社论和政论。但后人写的政论，说理明辩者有之，能像他那样富于感情的，就很少见了。他对国家民族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与当时一些悲观论者，吓倒在列强的坚兵利器之下相反，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光荣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中国不是老大，而是少年。他为“少年中国学会”作序，用形象的笔法，把老年和少年作了对比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使人读起来拍案叫绝。他参加讨论了人生观、生死观，他都是抱乐观、积极、科学的态度。他是一位伟大的热烈的启蒙者，主张教育是政治维新之本，他也屡次指出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国民弱点，想尽一切办法措施，使之提高向上。

　　他的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感情丰富，不论长短文字，不管什么体裁，他一下笔就满带感情。他写作起来废寝忘食，能一连工作三十六小时。他在叙述弱小民族亡国惨状时，如同切肤身受，一往情深。使异域之人，百年之后读之，还声泪俱下。这种有感情的文章，是不会过时的。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文学家，只能说是一个文章家、政论家或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只会吟风弄月的诗人，没有什么实际效用，讽之为“鹦鹉学士”，自身弃之不为。他提倡颜李学派，主张学以致用，重视行动和任事精神。

　　六

　　这一天才，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命定要随时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宪，民权革命。当这一思想在广大人民头脑中沸腾之时，他能乘其兴会，翱翔天际，为人景仰。

　　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断前进的，辛亥革命，他已经有些落漠，当社会主义兴起，冲激中国思想界的时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过去的活力。对于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辩论，他显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理屈词穷，悄然息影。

　　时势推移，年月无情。展读其书而念其人，于我心虽不无戚戚，然忆及海禁初开，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爱国心切，忘我无私，声嘶力竭，又不胜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1984年5月19日下午写讫

　　买《崔东璧遗书》记

　　一

　　崔述，号东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来，人称“大名崔氏”者也。

　　遗书共两函，二十册，古书流通处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购，未遗失。

　　遗书的内容，主要是《考信录》。崔氏为人所重，也是因为这方面的著作。目录为：

　　《考信录提要》。包括释例和总目。

　　《补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

　　《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

　　《夏考信录》。考证禹及其后人之事。

　　《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

　　《丰镐考信录》。考证周事。

　　《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实》。考证孟子事。

　　其学说宗旨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他以为圣人之道，从尧舜孔孟这条线传下来。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卫道之士。他认为战国以后，有很多伪书，如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等。

　　经书传注里面，窜入了不少杨墨老庄的论点，甚至还有纵横家、小说家以及谶纬家的论点。所以他说：“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学的方法是：“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他鄙薄孔颖达等人对古籍的注疏。

　　二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寿七十七。他的书，陆续由他的门人陈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书才告成。

　　这部书在出版的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启超推崇了他，说他“善于怀疑”。这是和时代的学风有关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此书的广告，前面附有顾颉刚的文章，我还没得看到。崔述的学说，一定是会受到“古史辨”这一学派的热烈欢迎的。

　　我经书底子差，很多原文还读不懂，对于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词。对于他的考信录，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但在浏览过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学、著述、环境、朋友的问题。现在粗略记述一下，也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识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他生活在大名这个偏僻的地方，家庭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对他督教很严，他读书很早，心也很细，用功很勤。不管怎样说，他当时读书，还是为了科第。但中了举人以后，就屡试不售。后来选在福建罗源县，当了几年县官。官不好做，不愿意干了，在北京捐了一个主事的空衔，回到家乡，专心著书。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读书人，当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声多好听：“为圣天子牧养百姓”！

　　又有实利可图。在旧社会，也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之前，就抱定志向，著书立说。一般的规律是：读了书做不成官，又因为读了书，别的营生干不了，不得已才去著书。也有的是，虽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过意，后来又失意，才去著书。这种规律，司马迁已经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官场失意以后，万念俱寂，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崔述当然也不例外。

　　著书立说，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是本身的条件，需要有才、学、识。只读过五经四书，只经过科场考试，只会写八股文章，当然还谈不上著述。读书比较广泛，自己没有特殊的见解，也难于著书。有了些见解，不愿下苦功，不愿做笔记，不愿深思熟虑，也难于著书。还要有些才，文笔能表达自己的所获。

　　幸亏崔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但著书立说也很麻烦。虽然有人把著书，比作一本万利的买卖，但那是成名以后，才能发生的事。著书立说，非比卖豆菜，只买些绿豆，准备一只瓦罐，三天以后，就可生利。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家庭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就曾经想过，卖掉我的钢笔，叫老伴去卖豆菜。当时我那支钢笔，确实还不如卖豆菜，能养家口。后因时来运转，我才没有这样去干。

　　这是说明，著书立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辞官不做时，还要花钱捐一个主事。这钱不是白花的，这是一种投资。有举人衔，当过几年县官，又是现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会地位就提高很多，社会地位提高，就带来很多好处：交游文士，谒见权贵，吓唬无知。

　　还有，著书立说，第一要买纸笔，派头大些的，还要雇人抄写。抄写出来了，真想藏之名山的并不多，多的是急于发表，和读者见面。那时又没有这么多的报刊杂志，只有刻印。刻印这件事，可不简单，成本很大，旷日持久，弄不好就赔本，那时又没有公家津贴。

　　一般的人，刻不起书，崔述也是这样。他带着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从江西来的举人叫陈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为师，并承担为他刊刻书稿的任务。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后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陈履和受全书于棺前，在浙江东阳汇刻出齐。这就是陈履和在序中说的：“以尽吾二十五年事师之职，以慰吾师四十余年著书之心，余愿足矣。”

　　这是难得的师生之谊，令人羡慕。但这种文字情谊，就是在旧社会，也是不多见的。时至今日，且不去谈论它吧。因为“师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难说了。

　　遗书刻成，还要请名人作序，这件事也落到了陈履和的身上。他请了一位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实录馆总裁、武英殷总裁、上书房行走、礼部尚书、兼署户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加六级随带加二级、纪录四次、山阳王廷珍作序。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所列的官衔，比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一文后面所列的，还要长一些，煊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书也不一定就能流传。崔述在生前，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他有一篇《书考信录后》，大意说：

　　他中的秀才举人，“同郡人争誉之”，“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四十以后为考信录，自二三君子外，非维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当余生前已如是，况于身后，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

　　可见，同郡人羡慕的是做官，是荣华富贵，至于什么学术，什么著作，并不重视。现在有了稿费，著作直接与经济联系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学术思想大变，读书人从八股取士中解放出来，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难说了。

　　四

　　崔述是儒家正统派，他把“道”和圣人联系起来，把“道统”看成一条线。把“真理”绝对化，纯净化，像在真空管里生成。我对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要吸收别的东西，或者说，是和别的东西互相渗透。就像河流一样，随其所至，它要滋润一些东西，也必然为别的东西所渗入。“道”是这样发展的，文化也是这样发展的。不会有一成不变的道，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崔述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样主张的。但历史的发展，也是很复杂的，综合万物，变幻万端的。圣人是圣之时者，他的道，在往下传的时候，必然要受不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和充实，引起本身的变化。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的古代历史，如果只有儒家，没有杨墨，没有老庄，没有纵横家，小说家，没有神话传说，那将是多么单调啊！

　　书前他那篇《自叙》写得很好，我也读得懂，有兴趣。这篇文字，有真情，有实况，有很好的见解。他在讲述他对一些古书、一些人物的看法时，他常常引用当前的事例作证，有时是故事，有时是笑话，有时是谚语。使得这样深奥的学术文章，充满生机和活气。

　　遗书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写得并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写“时文”写惯了，带有八股文的死板气息。就像现在有些人，前些年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应景诗文写惯了，现在想认真搞些创作，总是转不过来，带有新八股的虚假味道一样。

　　他是历史考证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