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事件”前后

1932年底，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俩发来的有关婚事已获应允的电报。长达四年之久的耐心与期待终于有了预期的回响，沈从文心里蓄满了莫可名状的喜悦。一俟学期结束，他便立即动身赶往苏州。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我们同他熟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相亲的意思。

　　这次见面，决定了沈从文与张兆和婚约的成立。随后，张兆和便伴随沈从文一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和她在一起编中文书目的，还有一位后来改名江青的年轻女性。其时，江青一边在学校做点事，一边读点书，沈从文所教的写作课是她选修的科目。后来，江青对外国记者说，那时，沈从文每每要她一周写一篇文章。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不料30多年后，这个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角色，并直接导演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悲剧，而她与沈从文这一人生的“偶然”，还插下了沈从文人生道路上后来一段传奇的因子。

　　自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以来，两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相互恋爱的阶段。这时，“乡下人”有了进一步期待，萌生了结婚的念头。两人在一起时，沈从文试探着对张兆和说：那些信已快写完了，所以天就放她和他来一处作事。倘若她不十分讨厌他，似乎应当想一想，用什么方法使他那点痴处保留下来，成为她生命中一种装饰。

　　张兆和笑着对他说：“我实在不大懂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太艰深。倘若当真把信写完了，那么就不必再写，岂不省事？”沈从文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了一下，神气间有点不高兴。这神气被张兆和感觉到了，她随即问他：“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

　　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沈从文说：“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认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一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这一类相互间的辩难与究询，原是一对恋人常有的节目。偶尔无意间作成的对方自尊心的受损，似乎反倒是增加爱情甜蜜的一种佐料。无涯的大海和海边的阳光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增加了生命的热能；张兆和来到青岛减轻了沈从文的孤独与寂寞，爱情的泉流滋润着干渴与受到伤损的灵魂，沈从文正把一颗心停泊到一个幸福与宁静的港湾。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南京囚禁。

　　丁玲失踪的消息，很快被上海、北平、天津的报刊报露了出来。沈从文从报上看到的这一消息，又被上海方面的朋友来信证实后，他被惊呆了。

　　又一个作为前进作家的朋友落入了国民党政府当局有意设计的圈套！在虚空中，沈从文仿佛望见了三年前胡也频的身影，想起胡也频过去的种种，心里有了一点隐痛，隐隐约约地感到丁玲与胡也频二人共同的命运！……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个朋友，张采真、胡也频等人的行列里，似乎又加入一个丁玲，他们的命运结成一个必然的环链，各人接受着黑暗社会里一份无法规避的命运。……一个朋友的声音：“我亲眼见过，在江西，‘剿共’的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二百余名厌弃内战的逃兵！”……仿佛在一个黑沉沉的夜里，丁玲在被几个凶恶的大汉，强行塞进一个麻袋，向黄埔江里投去……

　　一股愤火从丹田升起，他要向社会控诉国民党秘密逮捕、屠杀进步作家的非法行径。5月25日，即在丁玲失踪11天后，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了出来：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在一切人记忆中而已。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背后，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影，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佯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各官办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轻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困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自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沈从文皆列名其中。6月，营救丁玲最得力者杨杏佛，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同时，报纸和社会上盛传丁玲已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的误传，由于相信者众，沈从文从各方面熟人朋友处打听，皆以其事为真，也不由沈从文不信。

　　在确信这一传言的前提下，沈从文于同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死难朋友的哀思。

　　这是一篇以丁玲死难消息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那个没有直接出场的“孟轲”。作品通过另外三个女性——黑凤、仪青、蒲静的议论，从侧面赞萨了孟轲的“不俗气”，“革命、吃苦”，“切实工作”，“朴素”而“不把那点经验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优良气质和品格。当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拍回的孟轲已经被害的电报后，小说这样描述黑凤的反应：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是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生活。为了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他的日子，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的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轻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了颜色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驭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里把它找到，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张半身像上去。

　　六七月间，围绕丁玲失踪事件，社会上谣传纷纭。说丁玲已被杀害者有之，说丁玲向国民党当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实真相被掩盖了，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拒不承认逮捕了丁玲。一方面，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坚持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并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则利用报刊编织、散布谣言，对丁玲实行人身诬陷。其时，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燕京大学学生，在报上著文，渲染丁玲正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沈从文痛恨这些没人心者的造谣，并坚信丁玲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6月4日，他再次执笔，写下《丁玲女士失踪》，于6月12日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援引了丁玲托人带出的口信“我已被诱捕，不自由”和上海公安局否认捕人的消息，坚持认为“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法律手续捕去”，对国民党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出抗议。末了，沈从文愤怒地写道：为这件事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年轻人“自卫”且指示自卫方法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沈从文的辩护招来了张铁生的攻击和漫骂，并极为下流地编造有关沈从文和丁玲的谣言在《庸报》上发表，文章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张铁生的卑劣行径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鼓励沈从文向法院起诉，同张铁生打官司。王芸生也对沈从文说：我们出钱，你去法院告他。《庸报》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歉，事情才算作罢。

　　7月，沈从文写下长篇回忆文字《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在《记丁玲女士·跋》里，沈从文这样写道：

　　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们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到些责任？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触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中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好像完事了。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1934年，《记丁玲女士》结集为《记丁玲》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时，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严重删削。书末的《编者话》说：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1932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能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

　　《记丁玲》出版的当天，鲁迅在致赵家璧的信中，这样写道：

　　《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

　　自然，丁玲事实上没有被杀害，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南京。1933年10月至年底，曾转移至莫干山，随后复被软禁于南京。因丁玲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过什么审讯”的字条，监禁较前略见松宽。1936年1月，丁玲开始在《大公报》、《文季月刊》上发表文章，冀望透过作品，向外界发出信号。于是，丁玲的住址立即为沈从文所知。（《大公报·文艺》这时虽然已由萧乾署名主编，沈从文仍是实际上的“顾问”）不久，沈从文便去南京苜蓿园探望丁玲。可是，丁玲心里，对沈从文却有了芥蒂。

　　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1933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1929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和我母亲住二层楼。1931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同我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11天，即5月25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很使我们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6月1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她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前面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

　　关于借用沈从文的名义接丁玲母亲到上海一事，丁玲显然把后来的印象提前了。沈从文去南京看望丁玲，是1936年初的事。在同一篇回忆录里，丁玲叙述她得知此事是在1936年5月去北京见到王会悟以后。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指王会悟——笔者注）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1933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了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

　　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由第三者转叙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听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叙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在纪实性散文《湘行散记》里，沈从文叙述他那次路过常德时，是住在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轩的旅馆里的。而这次返乡的原因，是沈从文母亲病危。到凤凰后，沈从文在家里只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北平。过了不久，沈母即病逝。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受奉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人世极为复杂，这些自然都是些难以索解之谜，只能交付后来者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去判断了。

　　然而，终因丁玲心存的“芥蒂”——无论起自何时，基本上埋葬了她与沈从文的友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友谊，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我们惋惜这一友谊的终结。可是，一种友谊的维持与了结，原是当事双方的权利，是不能勉强，也无可奈何之事。历史以它自身的固有逻辑，将这友谊最终撕毁给人看，本不足奇。然而，若从深处咀嚼这种变化，却不免勾起人们淡淡的惆怅和无言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