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二舅

毫无问题，新生活总要代替旧秩序。然而，向过去告别，不一定都是笑语欢歌，说不定还有依恋和痛苦，也会有田园诗式的淡淡的哀愁。

　　比方，我盼望住进高楼，多高都不怕，一心要离开我那住惯了的大杂院儿，而我的二舅却死活不愿搬到那“鸽子笼”里，对一切高耸入云的新式建筑都抱有刻骨的仇恨。人和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同。

　　我二舅是昔日的裱糊匠。说他是“昔日的”，是因为他的职业，在如今的北京城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

　　解放前，他扎纸人纸马（行话叫“扎彩”）。逢到阔人家出殡，只要主家出得起钱，他就会扎起排满一街筒子的彩活。金童玉女自不必说，连车马轿辇、箱笼衣物也一应俱全。蓝脸的小鬼，粉面的神仙，也个顶个直挺挺地矗在秫秸杆上。我小时候傻透了，常常看着这些纸糊的东西瞎想，怎么也闹不通，死人怎么会坐着纸车马，用纸银锭去买纸做的糕点，边吃边奔向鬼门关。阎王爷跟把守城门的鬼卒，收一把纸钞就放行，就开恩，难道他们不知道那玩艺儿顶不了法币用吗？看来，人一死脑子也就不管用，纸做的东西可以当真。我又因此想到活人的可恶：一边用假东西欺骗鬼魂，一边还鼻涕眼泪耷拉老长的哭他们，这叫什么事呢？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二舅，他老是干骗鬼的营生，赚取活人的金钱，还没完没了地吹他的手艺。要是鬼们哪一天吃了解药（据说鬼魂都得吃迷魂药），明白过来，非得找他算帐不可。我管他叫傻二舅，他管我叫傻小三，到底谁傻，这桩公案一直没弄清过。

　　解放了，傻二舅扎彩活的手艺没用了，他改为糊顶棚。

　　“傻小三，瞧瞧二舅的手艺，赛灰顶！”二舅依旧没完没了地吹他的手艺。反正北京城里的民房大多都是纸糊的顶棚，他施展本领的机会多得很，春秋两季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我亲眼见过他的手艺，那两下子确实不含糊。他可以不用登梯上高，只用一根T字形的林秸架，搭上刷了浆糊的大白纸，站在地上，往上一送，再用一把长柄笤帚那么一“呼撸”，就把纸平平整整地贴在棚架上。如此这般，三下五除二，很快地就糊好一间屋顶。他说让主家买几张纸，就用几张纸，剩下一两张，裁成小条，做贴墙缝的搭头，手指头大的纸也不会剩下。待到顶棚干透，您上眼瞧吧，连纸缝都难以发现，确确实实的“赛灰顶”。

　　“这是艺术，老三！没两下子，能吹这牛吗！”二舅说，“就好比你耍笔杆子，这也是练的。”逢到这时候，我就赶紧给他打酒喝。他见酒就喝，一喝就醉，一醉就睡。睡了自然就不再咦叨，我好去写稿子。不然，他的话匣子一打开，我就得洗耳恭听半天，还不许脸上表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否则，他会指着我的鼻子数落我：“啊，会写俩字儿了是不？瞧不起你二舅了是不？先别说我抱过你，——哪个作家也有让人抱过的时候儿，——就算没这码子事，你二舅是劳动人民不是？文艺不为工农兵服务？你得为我服务啊！”

　　“好说啦二勇，我这就给您服务。那谁，拿钱打酒去，买半斤猪头肉！”

　　他数落了我，还得喝酒吃肉。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先拿酒把他的教训噎回去呢？所以，他一吹牛，我就敬酒。

　　不过，他的训词里也常常有对于旧北京生活的留恋，不时地激起我情感的波涛。

　　“这会儿什么都归集体了，不好。”有一回，他犯了胃病，以热茶代酒，越发勾起了谈兴，竟然说出这么一句使我心头忐忑的话来。我赶紧说：“二舅，茶可不醉人，您老可别说醉话。”

　　“怎么啦？”他瞪起小眼睛叱搭我，“瞧你那胆儿，我又没反对集体化。我是说，当初搞得太死，缺个活泛劲儿。你比方，想吃碗老豆腐，麻酱、韭花、辣椒油那么一浇，好吃不？可上哪儿找去呀！街口那小吃店，偶尔也卖过，那不是老豆腐，是棉花套子。”他撒着嘴说，“硬面饽饽，好不好？冬景天儿，夜里，刮着风，电线呜呜响。老远的，听见梆子声，那是卖硬面饽饽的来了。你听那声吆喝：‘硬面儿——饽饽！’好听不？听不见啦！”

　　这几句话把我带回童年，仿佛那寒风里悠长苍凉的叫卖声又回荡在耳边，这也是一种诗意呀，北京生活是有一种散文诗的美。

　　“什么都见不着啦！你小时候儿，好吃半空儿。”二舅说。所谓“半空儿”，是那种入不了干果店的、一头瘪一头有一粒小小的果仁的花生。这是给小孩子吃的廉价食品。售卖者多数为落魄的老人。他们那带诱惑性的吆喝：“半空儿——多给！”会把嘴馋可又没有足够硬币的孩子们吸引过来。卖半空儿的老爷子们呢，眯缝着笑眼，伸出大手，抓一大把半空儿，一边往上提，一边缩小着手指头聚拢的空间，令人馋涎欲滴的半空儿们，一个接一个航天飞机似地“由空中返回地面”。及至老人的手放到小财神爷们伸出的手掌里时，那一大把半空儿却原来只有十几颗。这已经足够了，足够孩子们吃上老半天了。你不能像今天吃花生米似的，一颗一颗不住地扔到嘴里。你得慢慢地剥，享受那期待的幸福，然后把那果仁含在嘴里，一点一点用牙嗑，多品尝一会儿那香昧，多咀嚼一会儿那快乐。完了，没有半空儿卖了，也没有用麻绳串起来的山里红和脆枣了，自然也就没有卖枣核的了。（作脆枣时剩下的“下脚料”。枣核儿两端，有残存的一点点果肉，那也是孩子们的吃食。）我不得不承认，二舅的话勾起了我对旧北京生活的依恋，我不知这情绪是对还是不对。

　　“您可别老说这个，”我对二舅说，“生活一天天进步，您还老惦着过去的东西。过去的东西里自然也有好的、有滋味的事情，可那总是跟过去连着。新的替了旧的，必定也会淘汰掉过去一些好的东西，可总会有更好的来填上它们的空儿。您说是不？”

　　“不是。”他说，“我觉乎着凡是有滋有味儿的东西都得留着。巧克力倒是新鲜玩艺儿，太贵，也糊嗓子，我总觉着不如糖稀好。”

　　“要是有俩穿布拉吉、烫发、登高跟鞋的姑娘，在街上也拿俩秫秸棍儿边走边卷糖稀吃，您瞧着好看吗？”我问他。

　　“这有什么，民族化嘛！”他说。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他越来脾气越坏，因为平房一天天被高楼所替代，就连那些幸存的平房，也有不少已取消了纸顶棚，而改为洋灰顶。他退休了，也“失业”了。他总不能在灰顶棚上糊纸，虽然他是“赛灰顶”。可是，他保留着自己住室的纸顶棚，五次拒绝房管局要挑顶的通知，而且勒令我也不许追赶时髦的风尚，取缔那神圣的纸顶棚，以给他保持往昔荣光的最后阵地。我拗不过他，只好让我的住所，永久地古色古香。夜里，耗子们在纸顶棚上一趟一趟地游行，在绷紧的纸面上咚咚地敲鼓，在秫秸秆上磨牙玩儿，就手品尝一下干浆糊和大白纸的味道。房顶上的灰土，时不时地掉落下来，细小的灰尘从耗子咬开的小洞里温柔地洒到我的头上。我们孩子他妈笑着对我说：“赶明儿你戴上草帽写东西吧，好看，整个儿跟堂·吉诃德的仆人桑科一样。”我恨死了这纸顶棚，除了上述种种乐趣之外，每到雨季，洁白的顶棚便成了世界地图。二舅可喜欢它，恨不得天天下雨，一礼拜给我糊一回顶棚，好让他手不闲着。不瞒您说，今年我就糊了八回顶棚了。不到四个月糊八回，您算算吧，钱不钱的先别说，这可怎么安安静静地写东西呢！

　　这个月，一个星期天，二舅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老三，求求你，给房管局说说去，别拆我的房。”

　　“怎么啦？”

　　“唉，我们那房要拆啦，整条胡同儿，搬迁，要盖大楼了！”

　　“好哇，您也住楼嘛，我巴不得有这机会。”

　　“楼？我不住，我上不了楼自个儿就娄啦！求你，说说去。”

　　“我没那面子。再说，别人的都拆了，留下您那两间房，成吗？您打算让高楼给您那两间房闪闪地方，大马路也绕开它，办得到吗，咹？”

　　老爷子不言声，坐在椅子上咽唾沫。

　　“住那破房有什么好处哇？”我问。

　　“别的不说，”他说，“楼房能种花儿吗？洋灰地上你种什么它也不长，也听不见蛐蛐儿叫！”

　　“您逮俩养在罐儿里呀！”我笑了。

　　“呸！”他蔑视我的意见，“那就没了野趣。还有呢，冬景天儿，‘围炉夜话’。住楼房，是暖气片儿，有‘围暖气片夜话’这一说吗？暖气片儿也不能烤枣儿，想喝壶枣儿茶都不行。谁出的主意呀，挺好的北京城，非得都盖楼不行，那都是洋玩艺儿，没了民族化啦！”

　　“您可别瞎上纲，”我赶紧说，“我打酒去吧，刚才看见有卖猪耳朵的，好大哟！”

　　“今儿你把猪八戒耳朵割下来，我也不吃！噢，又想让我睡觉哇，讨嫌我，是不？没门儿，今儿不喝。”

　　老爷子是真犯了愁。可他也知道，无论他怎么犯愁，也无法阻挡大楼一天天“侵略”旧北京的地面，他可以退守的阵地越来越小了。

　　“我搬家！”他下了决心，“换房，哪怕两间换一间呢，绝不住楼房。”

　　“表妹呢，”我问他，“她愿意？再说，哪儿那么好换房，一下子就成了！”

　　“她要不愿意，我们就分开。”他说，“我绕世界贴广告去，紧急换房！”

　　表妹是医生，还没结婚，平时对二舅孝顺之至，不是她尽心伺候，说不定老爷子早就跟当初坐过他纸车的死鬼们打官司去了。如今他竟然为了可以住上听蛐蛐儿叫的平房，与她分开，足见决心之大。

　　他走后第二天，我就在交道口的电线杆上发现了他的紧急换房告白。然而，墨写的呼吁，无论怎么情急，也抵挡不住生活的脚步，他的住房连同那条小胡同儿终于要被拆平了。

　　十几辆推土机隆隆响着，仿佛擂起向旧事物宣战的鼙鼓。这钢铁的开拓者排在胡同的外面，只等一声令下，去推倒、碾碎那历史的陈迹。

　　这时候，我的傻二舅一屁股坐在拆掉了门框的门边，手抓着砖墙，发狠似地说：“我不走，这儿是我的家，我死在这儿好了。”

　　来向旧居告别的邻居、施工的工人、看热闹的大人孩子，围了一圈儿，看这出与故居共存亡的悲剧。一个个脸上露出迷惑、讥笑的神情。他们闹不懂，世上竟有这样不开窍的人，愣让破平房绊住脚，不愿意迈进新的生活。我自然得硬着头皮，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劝说他。可还没张嘴就让他顶回来：

　　“你甭劝我，你要有良心，你要是爱北京，你就跟市政部门说说去。北京城要是哪儿哪儿都盖楼，没了平房，那还叫北京不？那该叫洋京啦。没有平房，没有胡同儿，没有四合院，没有纸顶棚，就跟没有五坛。八庙、颐和园一样，那还是北京吗？！咹？！咹？！有本事劝他们去，就说是我说的，我是你二舅！”

　　我没法儿劝他。还是表妹行，她柔声柔气地说：“爸，您快别嚷了，再嚷心脏病又犯了。可不，心跳加速了！”她用手摸着老爷子的胸脯说，“来，三哥，扶着她，我得给他老打一针。”

　　“我不打针！”二舅还嚷嚷着。

　　“您不打针，也拦不住推土机呀。”表妹说，“身子骨儿一不行了，您还怎么给三哥糊顶棚啊。”

　　哎呀，医生们真是天下最聪明的人物，这句千斤分量的道白，立刻压住了二舅的唱腔。他抬抬眼皮瞧瞧我。愣了一下，乖乖地伸出了胳膊。表妹以轻柔迅捷的手法，给老爷子打了一针，不大的工夫儿，老爷子就安静了，而且俩眼发苶。表妹让我迅速地去叫一辆出租汽车来。我问她：“你打的是治心脏病的药吗？”

　　“哪儿啊，”表妹说，“是镇静剂！”

　　好嘛，安眠药！让老爷子在睡眠中走进新生活，一睁眼便在万丈高楼上迎接火红的朝阳。难为她怎么想来。

　　汽车来了，处在半睡眠状态的二舅被架上这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临上车还抓抓我的手，用不灵活的舌头说：

　　“一定，可一定留着你那顶棚！”

　　“四轮车快似风云”，拉走了这位旧北京忠诚的捍卫者，推土机怒吼着向阻碍前进的平房冲锋，开辟着新的路程。一幢幢拆除了屋顶的旧房纷纷倒下，隆隆的音响还没息，地上早腾起一道道烟尘，在阳光下弥漫着。这胡同的居民们站在空场上，默默地看着这雄伟的场面。有几位还流下了泪水。他们是凭吊自己的故居，还是追忆在这里度过的岁月，品味那已经逝去的辛酸、痛苦，欢乐、甜蜜？不管怎么说，新的，他们未曾体验过的生活在等着他们。

　　我站在那儿犯傻，不知道我的住所何时也面临同样场面。那时我将有怎样的心情？我是不是还会嘲笑我的傻二舅？

　　是啊，旧的总是消逝，连同它的好处与美，因为它毕竟属于旧的。但傻二舅说的“凡是好的都得留下”，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于古老的北京，北京的生活。我说不清，真的糊涂了。

　　我赶紧跑走，去找二舅，我怕他醒来，发现住在高楼一旦想不开，或者不习惯走楼梯，失足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