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娶亲

“男大当婚”，诚哉其言。即令是傻子，树春也到了该娶亲的岁数。更何况，有人看上了他，喜欢了他，爱上了他，自愿要和他缔结百年合好的婚约。所以，哪怕街坊四邻那些戴双色眼镜的摩登少男少女们怎么起哄架秧子，树春还是堂皇地宣告他要娶媳妇了。他的媳妇不是秃麻瞎拐，不是疯傻呆痴，是个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姑娘，谁眼儿气也不行。

　　傻子娶亲，四邻轰动。老太太们自不必说，连那些威严的老爷子们，也在晒太阳的胡同口影壁前庄严地集会，商量着给傻树春凑份子，送给他点儿实实在在的礼物。他们还议决，请皇侄——过去大清皇族的后裔——那位白头发的画家代表全胡同儿的男性老人，送一幅对联给新郎，以表彰他的傻劲儿。

　　树春姓高，今年29岁。他爸活着的时候是个中学校长。那可是老资格啦，北京解放那年，从老区进城，接管学校。先是当主任，后来就是校长，一直到死在那个岗位上。树春的妈，比他爸早死两年。从1960年起，她就病病歪歪，揪斗老师的革命洪流，吓坏了这位山村妇女，1966年秋天，她就抛下了15岁的树春，阖上了眼。树春原来住在姥姥家，1966年春天才进京，也没上学，就在家伺候妈妈。他长得五大三粗，推个光头，俩大眼儿老是直愣愣地盯着人。少言寡语，偶尔蹦出几个字儿，也是有头无尾缺后音儿，好像刚说出来就让人用刀砍掉了后半截子话，外带语音混沌，真仿佛天生的不会说话。

　　可您别跟他下象棋。整条胡同儿的老爷子全是他手下败将，包括那位皇侄。皇侄老人有一段岁月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年隐居不出，把自己深锁在四堵墙壁之中。也许是从门缝里传进了傻树春的名声，这位博弃老手撕毁了闭门拒客的戒严令，偷偷地把树春请进自己的斗室，跟他连下三盘象棋。唉，老爷子输了，输得惨。第三局，老爷子完全忘了皇家贵胄的身份，竟然要悔棋。树春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把攥住老爷子的手，瞪着眼直撅撅地说：“搁下，不许悔步！”那手劲儿真大，仿佛全生命的力量都放在那巴掌之中。皇家老爷子只好红着脸放下棋子，手腕子上五个手指头印，溜溜儿存在了三天。可老爷子却尊敬这位冒犯者，持着白胡子说：“他办什么事儿，都好像把整条命都搭上啦！”

　　这是恰当的评语。树春每天一早准到他爸爸当校长的那所中学去。他不是去上课，而是蹲传达室。来电话啦，他接，有上句没下句地回答：

　　“他上课呢，下课再找他。”

　　“十二点再打电话，早了不行。”

　　“电话不给找学生。你上他家找。”

　　邮局送来报纸，书信，他照着订户单一份份分好，然后仿佛执行最神圣的任务一样，挺着胸，昂着头，两腿直不楞登地紧倒腾，挨家挨户走遍整个胡同儿。他那“登登登”使胡同发出回响的脚步声，轰开了家家的大门。有谁想取牛奶、买香烟，取邮包、买煤球，大事小情都可以托给这个傻小子，他会把整条命搭上，完成您的嘱托。最不起眼的小事，他也看做仿佛他是专为办这件事而生下来一样。就是不能谢他。您要给他个苹果、鸭梨唔的，他会涨红了脸，要跟您拼命。这条胡同所有这所学校教职工家属，谁都离不开他，可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瞧不上他，拿他打哈哈，叫他傻子，拿他的傻劲儿开心。

　　那年夏天，一阵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校园，树春的爸爸成了“走资派”。

　　那天，一群激动地流着泪水的小将，捆起了老校长，给他脸上涂上油彩，激愤地控诉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树春夹着报纸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直愣愣地瞧着。呆了好久，他才离去，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依旧分发报纸。

　　当天夜里，他以他特有的耐心和毅力猫在校门口的墙旮旯里，一直等了一宿。当黎明来到的时候，当被革命的烈火烧起旺盛的精力，“革命领袖”们开完了战斗会议步出校门的时候，树春抄起一块大砖头朝“一号勤务员”的额头扔去。自然，这种“反革命阶级报复行为”，惹恼了怒火中烧的革命战士。头缠纱布的“一号勤务员”命令捆起这个“反革命”，吊在学校的老槐树上。打过三巡以后，又召开批斗大会。树春被五花大绑，被四个人按在台上。他呢，头也不低，直愣愣的眼光冒着火，紧咬着下唇。胡同里的老太太们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跑到小将们面前求情：

　　“饶了他吧，他傻！缺心少肺的！”

　　“别打啦，打坏了怎么办？”

　　是啊，他傻，而且年龄也小，够不上反革命的资格。小将们高呼了一阵口号之后，拳打脚踢一顿，宣告对他“实行监督改造”！

　　于是，他每天扫街。黎明即起，洒扫胡同。于是，自此以后，他经常挨打。各种各样的人，谁高兴都可以打他。他是“小小反革命”，“傻反革命”。有人因为他“反动”而打他；有人因为他傻而打他；有人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开心而打他。他呢，经常带着满脸的抓伤、砸伤、裂口、青肿而低头认真地扫着街。然后，又夹起报纸，瞪着木然的眼睛，直撅撅地挨家挨户送报——这是他自己挑选的义务工作，谁也没分派他呀。

　　有一天，“一号勤务员”勒令他停止送报，而且从他手中抢去报纸。他直勾勾地盯着“勤务员”，仿佛听不懂他的命令。忽然又从“勤务员”手中抢过报纸死命地夹在胳膊底下，任拳打脚踢也不松手。那天，他又被关在小黑屋里“谈了一次话”。谈话的成绩表现在傻子全身：遍体鞭痕。

　　这次皇侄出面了。他以国务院明令被保护人的身份讲情，领回了傻子。

　　三天以后，树春依旧胳膊夹着报纸，蹒跚在胡同里。他好像是真的更傻了。两只眼里是浑沌的光，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了。

　　接着，秋天，他妈妈死了。关在“牛棚”里的爸爸只被押解着回来了一个钟头。树春在邻居的帮助下给妈妈穿上一身干净衣服，又排了一星期的队，才把妈妈火化。任何一个放置革命群众遗骨的场所都不接受这“反革命家属”的骨灰。树春只好把妈妈的骨灰盒子抱回来，放在五斗橱上。当天夜里，他冒着冷嗖嗖的秋风儿，在院子里溜溜儿坐了一宿。

　　过了两年儿，他爸爸也死了。揪斗这位老校长的小将们也一批批离去，对树春的看管也自然地不严紧，而终于没有任何拘束了。自由，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特别是没有任何进项，肚子天天自由地叫唤的时候。自由了的傻子此时却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他让穷和饿逼的整天猫在墙旮旯里，一动不动地躺卧着。可有一宗，只要报纸一来，他还是拖是两条腿、慢慢地挨家挨户分发。邻居们，这个给他一碗饭，那个给他一块饼。只要他吃了谁家一点东西，他当天就报偿给人一次体力劳动：搬蜂窝煤呀，倒垃圾呀，买面、送信呀。直到那个飘雪的冬天，他病倒在冰冷的小屋里为止，他没有白吃过任何一粒米。

　　又是那位皇亲国戚，撬开了树春的门。老爷子两眼含着泪，把他送到医院。胡同儿里的老太太们，自动地开了一个会，一个个流着泪自我检讨一番，数叨自己怎么忘恩负义对不起傻子，怎么没了同情心，让这么个大实诚人差点儿死去。一个老太太还发誓，等傻子出了院，她要认他当孙子。

　　可树春没有给任何人当孙子去享那份清福，而是到皇任家里当了“保姆”。不，保姆应该是女性，现在统称“阿姨”。他是男性公民，该怎么叫呢？字典上暂时还阙如，一时也难以杜撰，更何况他实际上并没有担任这项工作。说他是皇侄的学生、弟子倒更恰当一些。皇侄大半也有个傻劲儿，他竟然要教给这位“缺心眼”的小伙子念《古文观止》，外带教他糊风筝。树春在“王爷府”的日子究竟过得怎样，胡同儿里的街坊不大了然。因为那四堵高墙、一扇大门，还没有解除戒严状态。只是傻子每天上街买菜，人们见他的脸，一天比一天红润起来，眼里的光芒又渐渐活泼了，虽说还是直愣愣，但那是与生俱来，只要消失了那浑沌，便是他复苏的征兆。

　　可是，有一天，他忽然逃出来了，回到他自己的旧居，任凭皇侄老爷敲门捶窗，恳求哀告，他也不开门。街坊们都纳闷儿，问老爷子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红着脸说；“这傻子，不成心骂我吗？您各位瞧，瞧哇！”老爷子抖动着手里一个破旧的练习本儿。

　　一位老师接过来一看，上面是傻子记的流水账：某月某日早餐几两，吃的什么东西。午饭又是米饭几两，菜肴几样。逐日记载无一遗漏。此外，还有衣物用品，零用钱钞，样样载明。

　　“他这是要还我账呢！”老爷子嚷着说：“噢，合著我是放账的！过去我是贵族，怎么着，今天还剥削人？这小子，这不是骂人吗？！”老爷子又要掉泪儿，不知是生气，还是心疼。

　　街坊们都来相劝，双方达成折衷协议：傻子自立后，娶亲前，奉皇侄如亲祖，这才各自安心。

　　其实，双方各有打算。老爷子想，能有人愿意跟傻子结婚，大概齐不容易。因此自己可以一辈子有个义孙，可以使傻小子终生有安居之所。树春呢，准知道没人嫁给自己，自己可以侍奉老爷子终生。俩人各有一本账，可出发点相同：傻子绝对娶不上媳妇。

　　生活就是这么奇怪。你想去奔，往往不来；从未想过的，也许会涌到你面前。

　　树春从未想到过男女间的情爱。他不需要这个，就像他不需要上月亮里去溜达一趟一样。可爱情找上了他，而且那份儿固执，那份儿至诚，那份儿热烈，让傻子那心也烧起了火苗儿。

　　打倒“四人帮”以后，树春进了街道工厂。这自然是邻居们的功德。他在那小厂子里，放射出他全部的活力。最累最脏的活儿，他都以万分的专注来完成。而且，他那糊风筝的本领迷惑了多少人的心。当春风袅袅的季节，树春总是陪着皇侄老爷子到天安门广场去，把那小燕子、老鹰、大蝴蝶，以及千姿百态的风筝送上高远的蓝天。每逢这时候，他的眼里都闪着明灿灿的光盯着和白云追逐的风筝，好像心也飞到了纯净的天空里。

　　工人们喜欢他，可姑娘们瞧不上他。跳扭摆舞、穿高跟鞋、听邓丽君的女郎，哪一只眼会看上个傻子？除非她也缺心眼儿。

　　可有一位姑娘，跟树春同一厂子的工人玉芬，不傻不呆，虽不能说貌比芙蓉，可绝不比任何一位自以为可当电影明星的姑娘们丑。她偏偏看上了傻树春。而且，这位团小组长有天晚上把树春拉到路灯底下，对他实心实意地说：

　　“咱俩交朋友吧，我喜欢你！”

　　树春生平第一回真正地犯了傻。他呆呆地瞅着玉芬，好半天蹦出俩字儿：“我傻！”

　　玉芬说：“不，你实在，像块透明的玻璃，心里头没有一点儿脏！我爱你这傻劲！”

　　傻树春突然抱住头跑了，跑回自己的旧居，锁上屋门，号啕大哭！

　　他被鞭打的时候，他没哭；他妈妈死去的时候，他没哭；他爸爸含冤去世和昭雪平反的时候，他没哭；他孤独地病倒，以软弱的生命同整个颠倒的秩序抗争的时候，他没哭。可是当他获得了爱，获得了一个少女纯洁的心的时候，他哭了，整整哭了一夜，好像把十几年来，被人当做傻子，当作白痴，当做玩物，当作可怜虫的委屈、悲愤，一起哭泄出来；把对正直的邻人们给他的关切、温暖，一起用泪水加以讴歌！

　　就这样儿，傻子娶媳妇了。

　　婚礼开始了。一对新人甜甜地笑着站在春天的阳光里。皇侄老爷子既是家长代表，又是贺喜的宾客。他给新人送上一副对联：

　　任寒霜冷雪频相加，直挺挺一个傻子；

　　喜暖雨熏风勤护持，活泼泼两位新人。

　　人们鼓掌叫好。几个小伙子吹着口哨哄笑着：“瞧这一对傻帽儿！”

　　可是更加清脆的爆竹声淹没了这哄笑。

　　一位老爷子大声说：“让他们唱个歌吧，今儿是个好日子。”……

　　当天夜里，树春把缀着“新郎、新娘”绸带的两朵大红花放在他爸爸、妈妈的骨灰盒子上，好像让两位老人在天国里重新缔结姻缘。您说，他这不还是有那么点儿傻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