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您到底来了。坐，您坐。喝茶，早就沏得了，正酽，您能上我们这儿来聊聊，可真不易。没有一位作家肯上我们这儿来体验生活。提起我们这单位，人家头皮子发麻：火葬场。这是一。二来呢，人家都觉着我们这儿没生活，净“死活”。我们这帮子大俗人入不了文学跟艺术的殿堂。好像小说里一写上我们，我们浑身的尸首味儿就会把百花儿都熏蔫了，把艺术之神吓跑了，连她的琴也扔在我们那焚尸炉里。他们觉着我们这儿是庸人俗事，跟生活的洪流不沾边儿，合著我们跟死神是哥们儿。他们老写医院，老写医生——我并不反对写这个，可是，我们跟医院是流水作业呀，他们治不了的就往我们这儿送。凭什么就把医院歌颂得神圣得不得了，把我们这儿贬得一钱不值呢？说我们的生活跟哲理无缘，倘或没了哲理，文学艺术就没了灵魂，是，这话不错。可说这话的大爷糊涂哇，生与死，从来就透着神秘，所有的宗教都跟阴间、来世相联系着。宗教是不是哲学？火葬场里头会没有哲理？他是纯粹的外行。说透点儿吧，这些个人是瞧不上我们，觉着我们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和死人也就差不多。旧社会把我们叫“忤作”，下九流的最末一流。这思想，到今儿也还有普遍性。虽说，每位作家，早晚吧，也得成了我们的“业务”，可这会儿，他们老觉着离我们越远越好。其实呢，我们接待过的作家、艺术家多了去啦，那边儿，足可以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乐团、歌舞团、话剧团，外带成立一个挺大的作家协会，绝不比这边儿的质量差多少，您信不信？

　　您来了，好。我们知道，您也差一点儿干了我们这行。甭瞪眼，我们也会打听。上回，我们跟您差一点儿进去工作的那个火葬场交流经验，怎么搞好团的工作——我们这儿也有青年：男的、女的，都有；也有知识分子，虽说程度不高，可高中毕业生也有一批。我就是高中毕业。——那个兄弟单位指着您的名儿问我们：“知道谁谁谁不？”“知道”。“他差点儿进我们这儿工作，宣传火葬的好处。人家这会儿是作家啦！”我知道，那会儿您正走背字儿。可从火葬场里成长起几位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干嘛总那么踩乎我们呢？您说是不？

　　哟，说了这么多废话，还没到正题儿上。您是想问问我，我的家，我爱人这些个事，对吧？

　　打哪儿说起呢？

　　先说我父亲吧。老爷子伺候了一辈子死人。他从来没闹过情绪。他老说：

　　“人生一世，到了儿都有这么一回。善待别人，等于善待自己。活着的时候儿，人有王公卿侯、杠户、叫花子之分；一闭眼，大家伙儿可就平等啦。那边儿，不兴耀武扬威。倘或有那路人死心不死的主儿，还想爬在人上头，那边儿有咱们的革命家，高台儿上一站，集合个成千上万的部下那是保险的事儿，闹个革命，建个平等的社会，比这边儿容易得多。”

　　您听，老爷子这话，有没有哲理，有没有幻想，有没有诗意？

　　他老还常说：“咱们善待死者，就是让活着的人，心里头得到份儿安慰，好更踏实地干自己的事由儿。咱这也是为国为民出力。”

　　这叫没有觉悟？自然，他也有点儿迷信。他临死的时候儿，也是由我们这儿过的境——对我们说：“甭难过，人死如灯灭。我在那边儿朋友多。别看我这会儿一个人先过去，到那边儿朋友们你帮一把，我帮一把，我这灯就又点着啦。”老爷子是笑眯滋儿地过去的。

　　他有什么不安心的？他没有理亏之事。逢到火化之前，他看到哪位死者身上穿得过于地讲究了，戴着顶好的手表、钢笔唔的，他就劝死者的家属：

　　“留下他外头穿的这好衣裳吧，那边儿不冷，也不讲究穿戴。还有这手表、钢笔，也留下。那边儿用不着，都是自动地报时，用打字机写文章。您留下呢，一来是个纪念，二来能派上个用场。烧，也是白烧啦。”

　　十年大折腾那会儿，火葬场整天运来些整死的，冤死的，横死的。老爷子一律善待。照旧给他们洗净了脸面，擦掉了在这边儿得到的不公平的痕迹。不是没人干涉呀！有时候，瘟神一样的活着的主儿，斥挞他：

　　“老家伙，你有阶级立场没有？”

　　老爷子翻翻眼皮，细声细气地告诉他：

　　“别嚷嚷，他魂儿还没走。嚷急了，他老跟着你，白天晚上缠着你，你乐意？再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有我们工作的制度跟要求。要不，劳驾您了，您自个儿把这位搭到炉子里头。何苦呢？您要到了这份儿上，也这么大花脸儿地过去？”

　　我不知道你们作家怎么看我们老爷子这种人，他算不算善良？算不尊心灵美？值不值当写？

　　还有一回，老爷子跟一个当时挺有名的笔杆子辩论。那位理论家是来监督烧一位屈死的“老机会主义者”的。

　　老爷子说：“人跟尸首没多大的区别，也就是一口气儿。可，没气儿的活人和有气儿的尸首，多了去啦，数也数不清。”

　　这句话噎倒了那位理论家，下命令让我们场头儿调查老爷子的三代。场头儿一跺脚，说：

　　“嗨，三代子殡殓工，揪出来也还是烧死人。甭查了。”

　　这就是当时的“革命”。连老爷子这哲理也打不倒。您说不是吗？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将要去的那个世界，您难道不觉得老爷子说的是真理？那边儿，有许多永远活着的死者，这边儿，已经死了的活人，也不在少数。

　　我自己？没什么好谈的。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我爸爸说：

　　“还干我这行儿吧。现在单位里缺年青人，谁都不愿意来。再这么下去，死者该摞成架啦。社会主义呀，总不能活着的时候儿挺痛快，死了，挨个儿排长队吧？咱这儿不是银行储蓄所，专门存尸首。早点儿把他们送走，死的活的，两心安呐。去吧，小子。这不是没出息的活儿。你是团员，带个头儿。”

　　我那时候儿思想斗争挺激烈，心里头难受。我有个女朋友，初中毕业生，收破烂儿的。她长得漂亮、水灵，脸上老是带着笑。我也说一句洋话，显著自己也高雅一点儿吧，这会儿时兴这个。我那女朋友的笑脸儿，挺像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萨》，是一种所谓永恒的神秘的微笑。我们俩从小儿在一起，感情自然是非常之好。我们虽没有明说，但话里话外，眉梢眼角所透出来的那点儿意思，是彼此都清楚的。我爱她，她也喜欢我。您打年轻时候过过，您知道初恋的滋味儿。火烧火燎，那是淡而无味的形容词儿。又苦又甜，我才觉着合乎实际。心里头老是坠着什么东西，巴不得看见她的身影儿，听见她的脚步声儿，愿意老是在小风儿和细雨里头跟她悄没声儿地走哇，走。心里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可见到她，却只有沉默，只有瞪着眼，不错眼珠儿地傻瞧着她的份儿。有一首日本歌曲叫《海滨》，说：“想起青梅竹马，我心绪更惆怅。”哎，惆怅，这话对。您想，有这么一位老是让我惆怅的温存漂亮的女朋友，我的心能平静吗？可我相信她，相信她不是那种势利眼的姑娘。相信她懂得人总要死，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关口上，总得有人把死者的脸面收拾得更安详更受看一点儿，总得有人把他们运出活人的国境。她也会有这一天，她不会瞧不起那些在她最后的时候帮助她净化的朋友。所以，我下了决心，在爱情和工作的选择上，我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而且相信爱情和烧死人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可是，我错了。

　　当我跟她说我要去火葬场工作的那一天，她告诉我，电影厂请她去拍电影。她怎么也受不了这个实践的判决。她简直想象不出一位电影明星怎么跟一个烧死人的工人一块儿走在大街上，更甭说上公园儿去观赏玫瑰和牡丹，在柳树荫下一块儿划船。清风、细雨、鲜花，绿草，诗与音乐，都同生命连在一起，留给死人的只有黑暗。我天天和死人做伴，于是我就被判定为准死人，半死人，与这些美绝了缘。所以，她二话没说，——当然，她流了眼泪，可这拦不住她同我诀别，我们从此就“拜拜”了。

　　您看，人的荣辱，差别就在顷刻之间，在宣布请她拍电影的那几分钟里，她变了，由一个收破烂儿的“下贱的”姑娘，变成了耀眼的明星。我呢，只是咯噔一下儿，不会比这个时间更长，下决心去当烧死人的工人，立刻就从不算低贱的知识青年沦为下九流的最末一流，沦为不齿子文学艺术，也不齿于高雅的理论家的最下贱的人。可是，在这短短的一念之间，无论我们俩当中的哪一个，又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漂亮的程度上，更甭说在身体与眼睫毛的长度上，都没有增长一分一厘。可是，身价与荣辱，连同整个社会的舆论和观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一刻之前，我们俩是般配的；而那一刻之后，我们俩成了绝缘体。这叫什么呢？如今她的照片儿印在日历上，一年之中让人们整整瞧她一个月。我呢，在这一个月里要打发许多同时代的人急忙忙奔往另一个国度。你们作家老是说生活，您分析过没有，我们俩在一刻之间便界限分明的生活？

　　不，我没那么狭隘，看见别人成名成家就气不愤儿，恨不得把他们都拉下来；我也不主张把挂历上的电影明星照片儿都换下来。不管怎么说，漂亮姑娘的照片儿，总比把我的照片儿印到挂历上受看。谁肯花钱一个月一个月地老瞅着个傻小子呢？我是说，人们命运的差别，甚而品格的高下，生或者死，往往在乎顷刻之间，俗话说，您赶到“点儿”上了。正好比火车站的调车场，在岔道口分车，这辆往东，那辆往西。没必要把东去的车捧成神速的火箭，也用不着把西往的车说成缺轱辘少轴。社会分工啊，没有我们殡殓工人，人死了就没处儿打发。哪位不服，哪位死一回试试。

　　对对，就说您自己吧，倘或那时候儿您真的也进了火化场工作，而且碰上个死羊眼的领导，甭管您写出什么样儿的锦绣文章，他说死了就是不答应调出您来，您今日会是什么样儿？会不会四处受到欢迎与鼓掌？说不定有人瞧见您，会如同瞧见我一样，老远就捂起鼻子，怕尸首味儿揉搓了他的心肺。可您自个儿无论是在火葬场当工人还是当作家，自身的价值变了没有？没有哇。您还是这么高，或许没有这么胖。生活呀，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现时无论什么社会科学还不能完全说清楚这一切，干嘛老是为荣辱高低，争强斗狠呢？成功了，鼻子翘到天上，失败了——也未必是失败——就寻死，上吊抹脖子，喝敌敌畏，给我们添乱。重要的在乎认识自身。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这就全齐了。

　　瞧，我又发了一大通牢骚。

　　还是说她吧，我那从前的女朋友，如今的电影明星，她碰上我，没人的时候，离我三尺说一两句话儿；要是有人，她那好看的脖子那么一扭，给我个后脑勺儿。我不爱理她，甭管有人没人。

　　听说，她搞了四五回对象，跟在农贸市场上买鸡一样，拎起鸡脖子细细地掂量。两年前，她到底结婚了，这兴许是那第六位候选者。还真不赖，他结婚那天，给了我一张请帖。我本不想去，可我妈老是叨叨：

　　“树人呐，还是去瞅瞅吧。要说呢，二丫儿也算没忘了当初你们那点儿情分。还惦着你这火化工。去给人家道个喜，别让人家瞧着我们小肚鸡肠，也别让人家觉着我们比别人矮半截。去，换上你那套毛料儿衣裳，让大伙儿瞅瞅，烧死人的不比电影上那小伙子们丑多少。买点儿厚礼，甭让人以为咱们没钱。”

　　这是老人的那点儿自我刚强劲儿。我不能驳老太太的话，我照她的吩咐，去给二丫儿贺喜。

　　那婚礼，场面不大，可有气派。连每位来宾都像是外国赛美会上的竞选者。这么说吧，身高不足一米七五，脸上有个浅麻子，绿豆眼儿，耷拉眉毛的，甭打算去贺礼，没资格。我一进去，新娘二丫儿——我就叫她小名儿吧，叫她大号她会不乐意的——就笑眯眯儿地把我介绍给她那老六。这位是膀大腰圆、浓眉大眼头发老长的当今骑士。新郎抓住我的手，用脑腔共鸣音，跟拔高音儿似地问我：“噢，朋友，您在哪个团工作？”

　　我一愣，心想，我又不是当兵的，干嘛非在团队里工作？啊，他指的是文艺团体，这在他眼里八成儿是最崇高的职业。

　　“他是写诗的。”二丫儿赶紧说。

　　“噢，诗人。”新郎说。

　　“不，我不是诗人”，我说：“我是火葬场的工人，烧死人的。”

　　“真的？”那新郎一愣，抽回他的手。

　　“对，天天儿跟尸首打交道。”我说，故意漫不经心地，“其实呢，人人都跟尸首打交道，呆会儿端上来的鸡鸭鱼肉，全是动物的尸首做的。再见，祝你们幸福。”

　　我走了，诚心让他们看着各种美味佳肴反胃去。我这算不算给人家添心烦？

　　二丫儿说我是写诗的，也不全是瞎话。写诗写歌词儿是我的业余爱好。自然，我不写火化工人之歌，虽说我们的工作挺有意义，可真要形象化地写出尸首怎么在炉子里化为一杯骨灰，那景象瞧着也挺让人不是滋味儿。描写我们怎么给死人美容？诗里头还没见过，这兴许是禁区。我们工作在打发死人的场所，可我们歌颂生活，歌颂春天，歌颂活泼泼的世界，暖烘烘的阳光。就连一棵小草儿，一朵小小的矢车菊，我也歌颂。我每天看见眼泪，看见黑纱，看见白花，看见庄严的死，肃穆的悲哀。可我不写这个，我写欢乐，写笑容，写孩子怎么在草地上学步，情人们怎么在树下拥抱。我写爱情，写婴儿，写母亲，写一代又一代死亡不能阻挡的生命。

　　我们组织全场的青年工人，学写诗，画画儿，雕塑、养花儿、作曲、弹琴、下棋，自然也打球、游泳。我们那儿是人体在世界上消失的最后一道关口，可我们要打扮得像是人来到世界的第一扇门窗。我们这儿是生死之间的国界线。倘或真的相信那边也是个世界，那么，在这边儿的死，便是在那边生。当然，这是唯心主义，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地狱或天堂。可是，仔细琢磨吧，对于活人来说，生或死，都是个谜一样让人又怕又感兴趣的题目。世界上本没有这个张三李四，也不怎么的，他或她忽然有知觉了，有生命了，降到人间；活得好好儿的，又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没知觉了，就变成无生物了，就死了。多少代的哲学家，文学家琢磨这事儿。生与死是文学写不完的题材，可从来不写我们这使有形的身体化为无形的仪仗队，愣说我们是庸人俗事，您说怪不怪。

　　您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儿想到过吗？我们这儿简直是座公园儿？我们每天跟死亡打交道，可我们团支部要让所有的青年珍重生活的价值。我们要让活着的人送走死者，鼓起更大的勇气活下去。起码吧，我们这儿不能让人讨厌，想到从这儿走出人世的海关，也觉得是最后的安慰。

　　我说这个没有动员您再到这儿工作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我们这儿跟一切单位一样，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愿让别人瞧不起。

　　您说我爱人？啊，我们是在文化馆里认识的。我在那儿的文学小组，她在那儿的音乐小组。我写的一首歌词儿，她看中了，谱了曲，在区里业余会演的时候演出。她拉琴，我唱。得了奖。一块儿去吃了顿饭，庆贺庆贺。这么着，我们俩认识了。

　　她说我的歌词儿写得好，充满了对生活的爱。我写的是一朵野花儿。我写它怎么在春天里发芽儿，怎么开花儿，怎么让人踩车压，依旧开着花，送给人不多的香气儿。

　　她问我：“你观察的那么细微，写得那么有感情，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天天儿看见死亡。”

　　她愣了，她竟不知道我是个火化工。

　　我可知道她，是个才毕业的大学生，是妇产科医生。

　　打那天起，她有好几个月，不跟我说话。在文化馆排练节目的时候儿，她只是愣愣儿地瞧着我。

　　我爱她，可压住了这份儿激情。我们火葬场的工人，在世俗的眼睛里，命定了是该一辈子打光棍儿的。我不能对她说出来我爱她，那是不尊重苇雪——她叫李苇雪——让人家心里头难受。让人家自个儿拿主意。她不爱我，我也不怨，舆论的压力搁在一个姑娘的肩膀上，那可不是小分量，能压死人的。我自己也得有点儿自尊，二丫儿已经给我的心抡了一锤，我不能让别的姑娘再砸它。我得留着自个儿这拳头大的心给国家，给社会，给千家万户，好去殡殓他们的亲属，送给他们一点点儿安慰。我的心不大，分不出多少份儿来。

　　到底，有一天，苇雪约我去紫竹院。在新修的亭子上，望着快沉下去的夕阳，她轻轻问我：

　　“你在那儿干什么工作？”

　　“给死人美容。”

　　“你不怕吗？”

　　“开头儿怕。不但怕，还恶心，常常吃不下饭去。我不形容那些死人的脸，没必要给你添腻味。后来，习惯了，把那些尸首看做我的画板，或者塑形材料，慢慢儿地就好了。”

　　“这工作有额外的补贴吗？”

　　“没有。工资跟大伙儿一样。我挣得比你少。”

　　“这工作有什么意义？你不嫌烦？”

　　“我不用说大道理，那也是强拉硬扯。可所有的亲属看到他们的亲人，躺在那儿，那么安详，跟睡着了一样，就觉得他没有经受死的痛苦和折磨，都心安一点儿。不少人流着泪向我道谢。”

　　她不说话了，望着晚霞长久地出神儿。

　　“有这本事，不好给活人化妆？”她又问。

　　“可总得有人干这个。”我说：“我干得不错。还搞塑形化妆呢！塌了鼻梁骨的。我给捏个假鼻子，两腮瘪了的，我给贴丰满了。我把伤口盖上，眼睛闭上，破了的嘴唇粘好。让所有的死者，跟活着的时候一样走出人间。”

　　“可这有什么用呢？反正是死了。”她叹口气。

　　“是啊，我的艺术品最多展览三天。然后，都送到炉子里。可你知道吗？这三天，我的心里头装满了活人的爱与感激。这份儿感情，我的心装不下。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死者也坐起来，含着眼泪冲我点头儿道谢。”

　　“别说了，怪瘆人的。”她轻声叫着。

　　“你不是也跟死亡打交道？”我问她。

　　“是啊，”她叹口气，“我有时候想，人世间的科学最没能耐的就是医学，最后胜利的还是死亡。”

　　“这可有点儿悲观，”我劝她，“你见天儿接待小孩儿。一个个婴儿降生。无论哪个人死了，都拦不住孩子出世。医学是跟死亡争时间的科学，也是迎接生命的科学。”

　　她歪头瞧瞧我，凄然一笑，说：“要是咱俩做朋友，人家会怎么说？我这儿接生，你那儿送死。”

　　我也笑了：“我们那儿都说，我们跟医院是关系户儿，是流水作业线。你们是上手儿工序，我们是下手儿工序。”

　　后来我说：“你接生，我送死，咱俩把住了一个生命的两头儿。人，刚一降生都是平等的，死了也是平等的。其实，咱俩的工作，是最尊重人本身价值的工作。”

　　她忽然哭了，不断地流着泪，说：“我心里乱得很，乱得很。为什么让我碰上你，为什么碰上你。”她抽抽噎噎地说：“你骗骗我吧，你就说你是诗人。你不真是写诗的吗？你不真的发表了好多诗吗？”

　　“可我是给死人美容的殡殓工。我不能骗你。这工作和写诗不矛盾，诗人和殡殓工的价值没有差别，没有。”我一把抓住她的肩头，激动地说：“你想想再决定吧，我不会怨你。”

　　我走了，夕阳把我的影子照在地上，又细又长。我当时想，诗人是我的影子，殡殓工才是我自己。可我的影子比我自己在人们眼里更有价值。您把尸体戳在地上，阳光下它也有影子，还兴许挺威武，直挺挺一条好汉。可它已经没有生命了。没生命的影子会换来人们的赞叹，我这有生命的实体，则让人心烦意乱。您说，这是为什么？观念？对，观念。对谁都没好处的观念，可谁都在维护它。不信，您就去站在街头来个民意抽样儿测验。问：“一位美丽的女医生可不可以嫁给一个烧死人的工人？”回答不行的，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不，咱俩这打回赌。

　　春天过去了，夏天紧跟脚儿到来。一眨眼儿，人们到香山去看红叶了。

　　苇雪约我去香山。

　　我们站在鬼见愁峰顶，望着脚下一片红叶的海浪，她又犯了愁。

　　她叹口气：“为什么你不是干别的工作的？我不是嫌贫爱富的人。我不一定非得找大学生做朋友，浅薄的大学生不如一个精神境界丰富的工人。可你，死人的美容师……”

　　“差点儿，是吧？”

　　“总不是那么顺心，想起来。”

　　我不说话，也无话可说。风吹着脚下的红叶，飒飒地响。呆了半天，我说：

　　“瞧这些山，这些树。我们死了，它们还在。可它们也有新陈代谢，天天儿有生和死的转化。”

　　“你的哲学还不少呢。”她叹口气。

　　“咱们分开吧！”我说，“别再见面儿了。”

　　“不，不不！”她高声说，“我受不了。你不会给我鼓鼓劲儿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面对社会的舆论？你为什么不说话？不进攻？你这不是自私吗？”

　　我的脑袋“嗡”一声胀大了。她爱我，没错儿。可她在社会舆论前快有点儿吃不住劲儿了。她说得对，让她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斗，我这个男子汉不出头，这是自私，这是坐享其成，这是等着姑娘把爱情捧给我。不，爱情是双方的。要得到它，就得去争取，在反对派面前把它夺过来，只要它是正当的。

　　我一把搂住她，激动地说：

　　“我爱你。世界上没有人能代替你。我的工作是和死人打交道，可我不是死人。我是一个比任何一个活人都不缺少热情和活力的人。我不让别人拉走你。我会给你幸福。我挣的钱少，可幸福不在钱多少。你看着我，苇雪。我的胸脯能保护你。”

　　她一下子投到我怀里，满脸是泪，说：“我爱你。我嫁给你，让接生的嫁给送死的，组织一个生死之间的家庭。”

　　“胡说，咱们那儿永久是生命，因为我天天儿把死亡打发走。”

　　那年的春节，我们结婚了。全场的哥儿们姐儿们，老的、小的，都来了。文化馆、报社、医院的同志们也来了，他们都笑，笑得流出了泪水。

　　我的妻子对我非常好，就是有一条规矩：每天必须洗完澡才能回家，回家后，再用清水洗手两次。她的心思我知道，她是犯疑，老觉着我手上有死尸味儿，其实，她身上的味道更大，来苏尔味儿冲鼻子，可我老说那味儿好闻。

　　您来巧了，前天，她生下我们的孩子，一个跟她一样漂亮的女儿，殡殓工的女儿一点儿不比别人的丑。

　　那天，可巧，二丫儿的丈夫死了，尸首送到我那儿。他是开着便宜车去兜风的，喝了酒，翻车摔死的。他的脸相怎么样，不用说，也可以想象。

　　在他边上，还有一个青年死者，听说，原来被劳教过，而这次，是为了救落水的孩子而死的。

　　我给他们两个美容。生前高贵的二丫儿的丈夫，高贵、幸福得过了度，牺牲在过度的高贵里。那救人的青年，曾经卑贱过，可在死的那一刻升华到了高贵。我正在酝酿一首诗，写写这个青年。听说，一位著名的画家为这青年画了像，还有一位雕塑家，想给他塑像，立在他献身的地方儿。

　　两具尸体和我一起呆在小屋里。我看着他俩，心里头挺难受。那位“老六”，瞧不起我，蔑视我，可如今正等待我给他洗去荒唐的痕迹。那小伙子，我不认识，生前受过不少歧视，走过歪路，可他用死证明了他的价值。他将活着。而“老六”，大约必须永久死掉。他活着，也跟有气儿的尸体差不离儿。可我，让他俩平等。对“老六”更得细心，因为他的脸更难看。

　　二丫儿来了。她看见她那老六摔破了的脸粘在了一块儿，红红的眼睛朝我感激地看看。我劝她走近尸首仔细地瞅瞅，作最后的道别。可她哭着跑了。她怕死了的他，活着的时候儿呢？她一准爱他？未必，您看吧，很快她就会有老七。

　　我工作刚完。家里来了电话，我的女儿来到了人间。

　　瞧，我刚刚送走死亡，新生的就降临。

　　我走在大街上，看着灯，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行人。我想，今天又有几个人化为乌有，这只有我知道。而有多少生命降生，我可说不清。不管是荒唐的死，庄严的牺牲，都隔不断生活的洪流。人们会记住了不起的死者的功，传给后人。而卑贱的死，也只是告诉多口气儿的尸首们，他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顷刻之间，不会再长，咯噔一下儿，便会转化。活着的，尊重你自己吧，不然，新生的就会把你们挤到焚尸炉前。

　　哎，您怎么连茶也没喝？我说的这些，您可千万别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