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对于别人的倒霉、不幸，格外的有兴趣。晨光离开我的事情，在一个月之内，就妇孺皆知了。我相信听到这消息的人，不少于北京长期居民的五分之一，流动人口不算。从不同人嘴里印刷出来的版本各有不同，真正是百花齐放。谁说我们自由不够充分？我们有自由的嘴填充一切被自由遗忘的角落。这些传言中，大都包含对我的批评，总之是说我不会讨男人的欢喜。有一个版本甚至说我在晨光同我“作爱”时，我还在他身子底下仰观我的账本儿，计算一月的收支细目。真怪，好像他们亲眼看见了一样。我不想用脏话回击脏嘴，只想让他们照他们的设计方案实践一次，看那时候还能做些什么更伟大的事情。最离奇的，要算下面这种说法：晨光临走时，捅了我三十多刀——水果刀——我呢，咬断了他的舌头，假如真这样，我和晨光还能全须全尾地苟活到今儿，那真是个奇迹了。

　　当然，也有好些关心我的人，七嘴八舌地为我出主意。自领导至姐妹，整天找我，给我出的计谋，满可以出一本《被遗弃的妻子该如何报复负心丈夫》，那书绝对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厚得多。假如我有兴趣，把这些好心人的话，统统记录在案，出这本书，保准畅销，我也会变成一颗“耀眼的新星”，而加入作家、艺术家的大军。可我不想那么办。我心烦，不为别的，只为了要一点可以让我安静一下儿的自由。我是一个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的女人。我不是一个物件儿，不是属于晨光的一个什么玩艺儿，或者一件衬衣。不是他可以随便儿扔了的家什。他离开我，是他的自由。我生气，但并不等于我承认是他抛弃了我。我气恼得是他不应当弄虚作假。临分手儿，还要那么一场恩爱缱眷的戏法儿。他应当开诚布公地坐下，跟我脸对脸地谈谈。他得摆出些理由来说他跟我怎么就过腻了。他得说清楚，说他喜欢别人了，不再喜欢我。我可不愿系在他腰带上打坠坠儿，我是我自己。他玩这一套，是对我的污辱。

　　可我不想报复他。那没用。

　　原来清扫队的王师傅不干，他非要去揍晨光不可。“看我不揍他个口吐十二色！”他说。

　　清扫队的小袁，有一天早上跑来找我，俩眼泡又红又肿，像是两颗大醉枣。

　　她敲开我的屋门，一见我就搂住，搂住就哭。

　　“别哭别哭，怎么了，这是？你让人欺侮了？”我拍着她肩膀。

　　她抓住我的手，不哭了。两颗大醉枣里闪出奇怪的光。

　　“你，赵姐，怎么跟没事人儿似的？我不是为我，是为你哭。”她说，“瞧瞧何晨光那德行，黑不溜鳅的，整个儿一条大鲇鱼，他敢扔了你，敢甩了你撒丫子？我告你说，告他去，告他是陈世美。他准有野娘们儿，有第三者。告我说，那骚货是谁？我要不把她脸撕成韭菜花儿，姑奶奶我不叫袁超男。唉呀，你怎么不急呀？呜呜呜……”她又哭了。

　　她刚下班就来了。来了就不准备走了。她说，我上白班，她上夜班，正好俩人轮流看家，照顾小妮妮。白天她要把我这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我做三顿饭，让我舒舒心。“你过得真惨，碰上这么个没心肺的臭男人。我得给你找补找补。咱姐妹一块儿过，省得你孤单。”她说。

　　她是好心。她还没结婚，快三十了。扫马路的女工不好找男人，这是实情。她不丑，简直可以说漂亮。稍微胖点儿，那叫丰满。风雨日头并没有让她变黑，变粗糙。一个细皮嫩肉白生生的漂亮姑娘，却找不到男人，倒霉在扫路机上。可她不服气，偏不离开环保局清扫队。“世间不都是长猪尿泡眼的男人，总会有不嫌弃大扫帚的小伙子。这样的男人一站出来，我就把什么都给他。”她常这么说。

　　她如今要和我做伴儿，我能不答应吗？只有一样，她要找介入我们夫妻间的那第三者，要找她骂街去，我不答应。“用不着，那丢咱们自个儿的身份。”我细声细气告诉她，她可直冲我打响鼻儿，就像一匹母马。这漂亮的母马。

　　我不去找陈美蒂，不是我怕她，是觉得犯不上。夫妻关系虽然有法律的保证，但核心还是个爱情问题。不相爱的夫妻就是有二百个结婚证书，也还是照样吵嘴。假使陈美蒂真的喜爱何晨光，让他们在一起过吧。

　　陈美蒂过去曾经来过我家。那时候我只觉得她和晨光之间的形景儿有点儿不太对头，但不对头在什么地方，我却说不清，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有一次，晨光说要请她吃饭，他们是同学，都在研究所里读学位。晨光读博士生，她是刚考入研究所的硕士生，从上海来到北京。同学请同学在家吃饭，我能不答应吗？我出去买了鱼、买了鸡、买了蔬菜。晨光说，她是南方人，爱吃白切鸡，爱吃活鱼，爱吃新鲜蔬菜。我是北方人，可我也爱吃这些。一切好吃的、新鲜的菜，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爱吃的。人爱吃好吃的东西，这是规律。可我是主妇，还得去买来。菜买来了，晨光却不让我做，说她，陈美蒂会做一手好菜。他怎么知道？想必吃过。

　　陈美蒂做的菜，的确不错。吃饭的时候，晨光紧挨着陈美蒂，俩人的腿不时碰上那么一下儿。那是夏天，陈美蒂雪白丰满的腿露在裙子外面。我觉得者碰人家的腿，人家也许会生气，就对晨光说：“你过来一点儿，别太挤她。”陈美蒂向我翻了个白眼儿。喝汤的时候，陈美蒂用汤匙搅搅汤，舀了一勺，说：“你尝尝，味道如何？”把勺子送到晨光嘴边，晨光伸头张嘴喝了一勺，连说：“香，香，鲜得很。”

　　“用一只嫩鸡炖汤，再放上味精、胡椒，不鲜倒怪了。”吃完饭，送走陈美蒂，我这么说，“一碗汤十几块钱，哪能不鲜？”

　　何晨光朝我咧咧嘴，说：“哼，小市民。”

　　我火了。“对，我是小市民。我这小市民养活伺候着你这大市民。”

　　何晨光不理我，只是翻着陈美蒂留给他的笔记本，一再夸她的字漂亮。

　　“你是说她人漂亮吧？”我没好气地说，“身材多苗条，脸蛋多周正，眉眼多俊俏，还有一双好腿，让你止不住地老想碰碰。”

　　“你！”他喊一声，“好，好，好一个阴阳怪气。”

　　我不再说什么，把买东西的零钱数了数扔到抽屉里。

　　“又在盘算钱。”他说，“你简直只知道钱。”

　　我不理他，心里憋得难受，一个人到街上去，遛了半天，才去托儿所把妮妮接回来。

　　后来，陈美蒂又来过几次。每次一来，晨光的眼里就有一种奇怪的光，是高兴外加上贪馋，挺像小孩子看着百货店里的玩具。他爱那么看就看吧，我无法闭上他的眼。

　　有一天下大雨。雨下得好大，潲进窗子，潲湿了毛巾被。我只好关上窗，在屋里绑根尼龙绳把毛巾被搭起来晾。那晚上晨光没有回家。我搂着妮妮，整整在床上坐了一夜。听屋外风雨咆哮，屋里却依旧湿热，那滋味，真不好受。我心里一阵一阵地疼。黎明时分，风停雨住，晨光回来了。他的黑脸上青里透红。他明明疲乏，却又兴奋。他对我温存又体贴，还拿来十几个白里透红的蜜桃。他扶我躺下，让我再睡一会儿，说他会在上班前叫醒我。他说，昨夜大雨，他没带雨具回不了家，在办公室住了一宿。他不住地瞟着我的眼，又飞快地转过视线。他轻轻地亲着妮妮，说她多么好看；多么像我。他摸我的头发，又摸我的肩膀，他的手心很热，又有点儿打颤，好像是。他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儿，可我觉得他处处和往日不同。他是一个丈夫，可再不是我的。那天，那个黎明，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办了一件不应当办的，但他以为非常得意非常幸福的事。从那天起，我知道，他已经不属于我，我们的关系已经只剩下一张纸了。我从未盘问过他，那天夜里他究竟去了哪儿。但从那天起，陈美蒂再没到过我的家。可能她比晨光好，她不愿意演戏。

　　晨光离我而去，住到研究所。研究所派人来问过我，问我听到或看到过晨光和别的女人，比方陈美蒂有什么不正常的来往没有。我什么也没说。我不能举出他碰过她的腿，她喂过他汤的例子来增加他的罪过。那简直不成理由。我也不能说那晚晨光未归，我直觉的判断。那也算不上铁证。何况，我不想揭发什么。他不怕丢人，我怕。

　　然而，何晨光同陈美蒂在一起，却是事实。这事实已经尽人皆知，何晨光的同事们分为三派：一派是反对派，这派已经派出代表找过我几次，要我到法院去控告陈美蒂破坏家庭罪。我不去。倘说破坏家庭，何晨光该首担其责。再说，没有爱没有温情的家，破坏就破坏吧，有不如无。何晨光出走，我生了几天气，倒也平静了，心里卸下块石头好像久已预料的事终于发生，先前对这事的种种恐惧一下子消失。事情临到头上，不过如此，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第二派是赞成派。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认为何晨光不简单，能让陈美蒂爱上，而且勇敢地与旧家庭决裂。陈美蒂则简直是为爱而搏斗的英雄。这些人也来过代表，劝我同何晨光平心静气地离婚。我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出屋门。何晨光找谁都可以，陈美蒂愿意爱谁怎么个受法儿都悉听尊便，可绝不能对我施加污辱。何晨光滚了，怎么叫脱离“旧家庭”？我怎么就只配个“旧”字儿？扔了家庭不负责任叫勇敢，那么是不是让全中国的夫妻都互相扔着玩儿呢？请走。找个地方去凉快凉快。第三派是无可无不可派。他们的代表劝我，分开一阵也好，先进国家有这种法律，叫“别居制度”。夫妻分居一段，考验考验，要是以为还是老夫妻合适，还可再搬回来。对他们我也以无可无不可对之。我只说旅游业的发展，就是不说别居制度。我对突然来到的“新生活”，简直没有准备，将来如何，只有一步步去走。

　　袁超男住进我家之后，情形又有不同。她常常领着妮妮去研究所为我打探情报，设

　　想对策。为了这个，她睡眠不足，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她真热心。

　　“嗨，赵姐。”有天午睡，她躺在我身边，用胳膊肘碰碰我，“研究所的人告诉我，那个姓陈的野娘们儿跟老何一块儿逛苏州去了。说是请探亲假，老何是出差开会。你说怎么那么巧？”

　　“管他呢。”我说，心里可有气。

　　“你也去苏州。找个理由，比方说到苏州饭店取经。你们不是常交流经验吗？你到苏州去逮他们。看他们住哪个饭店，一逮一个准。饭店你都熟哇。让派出所提他们，寒碜寒碜他俩。”

　　“你快睡吧，晚上还要上班。”

　　她不说话，一头扎进我怀里，胖脸上的泪珠湿了我的前胸：“你呀，怎么就不知道个报仇雪恨呢。可怜的赵姐姐！”她哭得好伤心。

　　我没有她那样伤心。繁重的工作使我担心。我生怕出了什么差错。假如我在工作上有了大的失误，被人冷落，那么生活、工作、我都成了弱者，此一生也太没意思。我至少得顾好一头儿。

　　我们的华林饭店，原是个乙级旅馆。经过改建、扩大，成了一个中级的饭店，足可以接待一般的香港游客、海外华人和普通的外国旅游者。他们的目的在于观光，不在于奢华的享乐——认真说，要寻求奢华，他们可以不来中国。——只要有方便卫生舒适的居住条件，服务周到而又收费低廉，那就再好不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华林饭店是个理想的饭店。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这儿的住房出租率很低，外宾一般不来，也许是接待部门不愿意把客户介绍给我们，而国内宾客又住不起。华林饭店成了“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的尴尬饭店。我这个客房科长心里实在不好受。我派人到中央。市各部委厅局、全国文联各协会，主动承揽接待会议的任务。我还自己跑到北京一些小旅行社，主动申请接待各国民间团体和零散的来华宾客。住房率渐渐上升，近来两个月已达百分之八十五。而我的体重却日见下降。我这身高一米六五的人，体重竟只有四十五公斤，还是毛重——倘是净重，怕还没有这个数儿。丰满是谈不上了，大约连窈窕也称不上，只能算是瘦弱。

　　妮妮一天天好起来，胖了。可她肚子总疼，一复查，又有肠粘连，只好再作第二次手术。这孩子算倒了霉。

　　超男依旧锲而不舍地到研究所为我打探军情。说是何晨光和陈美蒂双双从苏州归来。说是她见到了何晨光，他满脸喜色，仿佛年轻了二十岁。说是陈美蒂并不好看，近视眼，厚嘴唇。额头准不高，不然干嘛老是让一绺头发搭拉在那儿？就是白，白得像漂白的尼龙布。我不知道超男从哪儿看见和听见这一切的。她还知道研究所竟又给了何晨光一间房。“这回更好了，每天晚上他俩泡到一块儿，谁知道，研究所那帮书呆子，只瞧得见书本儿，看不见人。”她说。

　　有一天，超男又从研究所侦察回来，一进屋神情发呆，六神无主地坐在床上，也不吃晚饭，只是发愣。

　　“怎么了，你？”我问她，“病了？”

　　她点点头，指指胸口：“这儿不舒服。我的心病了。”

　　“心律不齐？”我急了。

　　她“哇”地一声哭了：“不是。我再不去研究所了，我怕看见他。”

　　“谁？”

　　“孙建一。”

　　“孙建一是谁？”

　　“是，是，是个半大老头儿。”

　　“半大老头儿？”

　　“不不，他，三十，三十五岁了，可，像老头儿……呜呜呜，我受不了他那双眼……”

　　“他的眼？”

　　“看见他那么，那么看我，我的心就哆嗦……”

　　“这，有多久了？”我抱住她的肩膀。

　　“一，一个多月了。”超男突然扎到我怀里，呜咽着：“他，他老像审贼似地上下打量我。他，他准瞧不起我。可，我，我他妈爱他，喜欢上他了，他这个丫头养的。”

　　我愣了，一下子坐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