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路上的雪并不厚。薄薄的，稀稀拉拉的一层雪粒。被风一吹，你追我赶地奔向路边。厚厚的倒是鞭炮的碎屑。红的绿的黄的黑的白的碎纸在地上在空中飘摇。

　　扫马路的女工驾着小清扫机，全身捂在厚厚的棉衣里，扫荡着昨夜的狂欢留下的残迹。这些可敬的清扫工！我也曾经是她们当中的一员。一九七四年我回到北京，也加入了清扫工的大军。每天黎明即起洒扫马路。挥动扫帚的姿势很像鞠躬。那时我倒也安心，真愿就那么鞠躬尽瘁。因为我有个不明不白的身份：一个未经法律程序认可的男人的妻子。而那个男人又是以“反革命”的罪名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得承认我是他的妻子，是他的遗属，是他的未亡人。我担起了照顾他的父母的责任。我负起了教养他的弟弟的担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为了他的清白而抗争而等待的义务。好心人告诉我，假如我不公开和他那短暂的一夜夫妻关系，我就会找到合适的职业，就不会遭到羞辱和耻笑。我真傻，他们说，我得为一夜风流交出一辈子的幸福。可是清扫女工们却说我“够仁义”，开垃圾车的王师傅甚至提着酒瓶找到我家里，对我妈妈说：“大姐，你家赵芳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娶妻就得找这样的。我要娶她。”真逗。王师傅比我大十岁，长的五大三粗，没有结过婚。因为他的嫂子撇下他哥和他三岁的侄子，跟别人跑了。他比他哥还难过，觉得女人都没有侠肝义胆。他也怕娶一个会蹬他踹他的妻子，干脆来个终身不娶。不娶妻自然就不会被妻子抛弃。他这是最实际的哲学。可是他的哲学准备收摊子，他决心娶我。我感激他，可不能答应他。我的死人还是屈死的冤魂，他看见我同别的男人恩爱，更不会阖上眼睛。我得对得起他。一夜夫妻，不但让我孕育了他的种子，还在我心里刻上了永不会弥合的创口。那种于没有成为新的生命，可那伤口却永久水久地流着血。他，是清白无辜的。我们的爱是光明正大的。总有一天，公平会降临人世，会洗去他身上的污泥，会给我的爱，我的青春一个合适的评价。为了这个，再苦再累我也能忍。王师傅是好人。他并不气恼我拒绝他，相反地，他倒保护我，把我当成亲妹妹。敢有一个人对我胡侵，他就送给那多嘴多舌的人一拳头。那拳头可厉害，可以一下子砸碎一块大灰砖，就像王师傅练过硬气功。

　　我在马路上快。陕地走，小风冷得扎人。脸上冻得生疼，我的妮妮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疼。我跑到医院。医院里静悄悄。往日，病院像集市。今天，怎么这么静？哦，今天是春节。人们在过节，连病也都休息了，不敢在节日侵扰欢乐的人。可见，往日的病人，至少有一半是可看可不看的轻症。公费医疗的弊病之一，就是没病的有病，小病的大治。我跑到住院处．值班的医生是和我差不多年岁的姐妹。她挺同情我，悄声说：“你的女儿已经做完手术。唉，肚子里有二百多CC游离脓，再晚一会儿……正赶上过春节……”

　　“真麻烦大夫了。”我说，“可以看看她吗？”

　　“去吧。她还没醒过来，正在睡觉，别弄醒她。”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病房，走到妮妮身边。她正睡着，脸色挺白，可并不白得吓人，嘴唇还是红红的。那头柔软的密密的黑发在枕头上。她多好看，简直就像个天使。

　　我呆呆坐在她旁边，手轻轻摸着她的头发，不知为什么，流下了眼泪。她已经没有危险了，我不应当流泪，应当放心地长舒一口气。可我没有出长气，倒觉得胸口发堵，从心里往上翻腾着酸楚，让我不由得眼泪潸然。

　　我不是个好哭的人。从他埋在东北的林子里之后，我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回到北京给妈妈、姥姥交代我和他的事；一次是接到给他平反的消息；再一次就是和何晨光结婚的当天。

　　头一次，我呆坐在妈和姥姥面前，直勾勾地盯着姥姥的灰头发，声儿都不打颤，平平静静地说起我跟他的事。我说了我们怎么相爱，怎么把那句话写在雪地上。——我没悔，不该把那句话写在雪地上。雪是可以化的，而那情应当是不死的。永恒的东西寄托给了暂时，还有不出事的吗？我还说了我们怎么成亲，还脱掉上衣，让她们看我肩上的疤。那是在那晚上，他流着泪在我肩膀上咬的。我疼，可我心里头甜。那疤痕，是纯洁爱情的印记，假如风俗许可，我愿意让所有的人看。我说这一切，并不觉得格外痛苦，却不知道泪水打湿了我的前胸。妈傻看着我，嘴唇直打哆嗦，姥姥一把搂住我，叫声：“我的儿，你可苦了。你大声地哭吧。”可我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流泪。

　　姥姥十六岁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八岁的男人，生了两个孩子全死了。那男人也得痨病不到五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姥姥这才嫁给姥爷作填房，把我那半傻不俏的舅舅抚养大，又生下我妈。我妈还不到二十岁，姥爷又去世了。姥姥一生都为男人为子女为别人辛劳。她刚强，她不幸，她总盼着过舒心日子。他刚盼到舒心的日子，一九八○年，又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懂得我，比妈妈更明白我的心。她从不说我不该和他私下成亲，反倒说：“芳芳跟喜欢的人过了一天，那也总算过过。过过比没过过强。只可惜，才一天。一天就一天，比姥姥好。一个女人，一生一世，只要跟真心相好的男人过一天，真真地恩爱过，那也算得上有福气。往后的日子再苦也能熬。”

　　姥姥是不是也有过一夜的恩爱我可不知道，可她的话分明像过来人。我喜欢她，爱她。

　　我第二次流泪，是接到为他平反的通知。那是个阴天，还下着蒙蒙小雨。我先是傻瞧着那张纸，好像不认识上面的字，接着趴在床上嚎啕大哭。人的命运呐，就系在这张薄纸上，几行字判定了一个人和他亲人的生死荣辱。我等待，我期望，我忍受凌辱和艰难，所得到的就是这么一张纸吗？几年的挣扎所收到的回报就是这张薄纸吗？那一夜，我坐在床上望着窗口，呆呆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妈说我老了，一下子老了十岁，仿佛是。姥姥说：“行了，对得起那一宿。芳芳，打起精神来重新过日子吧。”

　　这张纸给我的好处是我进了华林饭店当了服务员。我今天能当上饭店的客房科长，全凭这张纸。没有这张纸，不足以改变我的身份。人靠纸活着。

　　我嫁给何晨光的时候哭了第三次。那天晚上，他趴在我身上，翻来覆去地看我的肩膀，喘着气说：“没想到，你身体这么美。肩膀的线条真好。”突然指着那疤问我：“这是谁咬的？甭打算瞒我，我看得出来，这黑黑的是男人的牙印。”

　　我什么也不说，我不能告诉他。而且我心里明白，他既这么说，想必他也给别的女人身上留下过这痕迹。可我不想问他。因为那是在我之前。我没权利去嫉恨从前和他好过的任何女人。同样，他也不应当盘问我。那是我的秘密，那是我神圣的青春。我为了给我留下印记的人苦斗过。我曾把心把自己给过他，他有权利在我肩膀上咬这一口。我愿意。在混合着痛苦、不幸、期待、幸福和激情的浪涛里，比这再厉害的情感的表达，上帝也会允许的。耶稣先生自己就是激情的结晶。晨光是我的丈夫，但丈夫没有权利去逼问妻子在遇到他之前所遇到的男人。丈夫不是法官。丈夫不是神父，每都要接受妻子的忏悔。

　　我闭着嘴不说。他便粗暴地揉搓我。我推开他，躲到沙发上。他又来求我宽容。我宽容了，心却发疼。他满足了。他睡去。我却睁着眼流泪到天明。

　　从此，我的心便发冷。一天冷过一天，渐渐地像一个冰坨子。我发奋工作。我支持晨光努力读书投考哲学硕士研究生。我操持家务，我生养孩子，我陪他上街、看电影，我和他尽夫妻男女之道，我伺候他，对他微笑，但我知道，我的心正一天天变冷。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晨光的妻子，理当恪守妻道。然而。我的心在呼喊：“一个女人，生活的目的就是这个吗？就是找一个丈夫，做他床上、屋里、街头巷尾的伴侣吗？什么是爱，什么是伴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女性的人生？”

　　一个作家说过：“爱情不是交换，爱情是奉献，是牺牲。”是谁向谁奉献？是谁牺牲？千百年来，只见过女子像祭坛的供品只对男子奉献，只对男子牺牲。不，我不要这不对等的单向的奉献与牺牲，宁要那等价的平等的交换。他为了我，为了那一夜的恩爱奉献出年轻的生命，为了这，我应当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才是爱。晨光是在索取。为了自己的欢乐，付出小小的牺牲：甜言蜜语和假意的屈尊俯就。我怎能坦然地接受他的“爱抚”，我的心怎么能不冷？！

　　但我知道，我无法抵御世俗。千百年来妇女命运的古老的话题，依旧在原地踏步，觉醒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猪没有思想，不会为不公平抗争，没有临死前的反思，有的只是本能的恐惧。人会思索，所以人生多痛苦。生于忧患，死也不一定安乐。我不如随着先辈女子的路去走。可我不愿，不愿，不愿。

　　我握着妮妮的手，看她睡得好香好甜。我的心发苦。在她患病的时候，她的父亲不知去哪里欢乐。这是个倒霉的小女孩儿。不，我得让她过我没过上的生活。等她长大，我会告诉她，去爱你所爱的人。当他也爱你，就把一切交给他，什么也别怕，什么也别管。你不能，也不应当为陈旧的伦理生活。

　　值班的温存的大夫劝我走，劝我去休息，说妮妮醒来她会打电话给我。我家没有电话，只好对她说，我下午再来。

　　我重又走回家。

　　晨光正倒在床上蒙头大睡。一双沾满泥的皮鞋烂黄花鱼一样躺在地上。满屋的烟气酒气夹带着一股幽幽的高贵的香水味儿。我知道，这香水是外国人常用的，如今大街上也有卖的。我在屋里东瞅西看，没有发现任何发出这种香味的小瓶子，于是我知道，晨光没有买这种东西当礼物送给我。也许，他压根儿就没这么打算过。他也许早忘了我是女人，当然，在床上的时候除外。

　　我摇醒他，告诉他，在他出去欢度一九八六年春节除夕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妮妮，不幸患急性阑尾炎住院作手术了。我平静地请他原谅，不该拿这种烦心事搅扰他的美梦。

　　他睁着惺松的小眼睛望着我，眼里全是血丝。我知道，他准一夜没睡。

　　“什么，你说什么？”他喉咙嘶哑，还没醒过劲儿来。

　　“妮妮住院了。”我又说一遍。“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她下午就会醒过来。我希望她一睁开眼能见到她爸爸。”

　　“当然当然，我是要去。可是，”他拖长声音：“你干嘛这么阴阳怪气？好像妮妮生病是我闹的。”

　　“那你至少应当年三十在家吧？”我说，“假如你在家，不是会早早送她去医院吗？就不至于耽误，让孩子受好多不该受的罪。”

　　“那你呢？为什么也不在家？”

　　“我在值班。越过节客人越多。今年香港来京的游客……”

　　“算了算了。”他说，“又是游客游客。你又没卖给他们。中国的旅游业方针就不对头，还谈什么发展旅游，只有你那么瞎积极。”

　　我不想和他吵嘴。我没有那种兴致。我平静地问他：“你呢？你去了哪儿？”

　　“审问吗？”他睁着一双绿豆眼，“和朋友们一块儿守岁。”

　　我不想再说什么，只是为妮妮准备住院的用具。医院里不要家属陪床，我得为她准备些玩具。

　　晨光不住地用小眼睛盯着我。我不看他，但感觉得到他的那种目光。审查似的，跟派出所民警审贼似的目光。呆了一会儿，他跳下床，走到我身后，搂住我的腰，说：“你不相信我吗？”

　　我陡然火冒三丈，用力掰开他的手，叫一声：“别碰我。”

　　他又扑上来搂住我，用干裂的嘴唇使劲地贴在我的脖子上。

　　“起来！”我又喊道。

　　他终于松开手，呆呆地立在那儿。当我收拾好东西，要去开门的时候，他才小声说：“你不吃点东西吗？”

　　“我不饿。”这是真的，我已经全然忘了饿。从昨晚到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吃。

　　“可，可我饿。咱们不能吃点什么再去吗？”

　　没办法。我是妻子。我只好煮了一点面条，看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看过了妮妮之后，天已经黑了。我忽然感到分外的疲乏。我在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告诉刘副经理我的女儿病了，请允许我请三天假。刘副经理痛快地答应了，还说过一天他来看望妮妮。

　　回了家，我和衣躺在床上。

　　晨光小心翼翼地为我做饭，烧菜，又轻声唤我起床，满脸是歉疚的笑。也许，他自觉理亏了，他后悔了。吃饭的时候，他为我倒了酒，通红通红的葡萄酒。他微笑着敬我，说慰劳我的辛苦，请我忘记他白天的话。

　　那通红的酒像鲜热的血，让我浑身发热，让我头昏。晨光为我端来热水，为我擦脸、洗手，又破例第一次为我洗脚。他温存地为我脱衣，把我抱到被子里。

　　他赤条条地靠近我，用热热的吻亲遍我的全身，同我温存，同我交欢……这一夜，他像疯了一样，不让我好好睡觉，只是在我身上爬来爬去，喘着粗气，对我反复说着；“我爱你，是我错，我对不起你。”……

　　黎明时分，我昏睡在床头，忽听见悉悉窣窣的声音。我努力睁开眼，抬起身子，看见何晨光穿戴得齐齐楚楚，像是去出席外国使馆的宴会。他拎着皮箱，站在床头。他对我说：“芳芳，原谅我。我想了许久。我不能再和你一起生活，我得和你分开！”

　　这个混蛋，这只狡猾的猴子！我一下子倒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