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辱使命

★ 　业主必须纳税
　　富兰克林父子于7月26日天晚时到达伦敦，第一夜是在米尔山的彼得·柯林森的家中度过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在柯林森家接待了到伦敦后的第一位造访者——威廉·斯特拉汉。柯林森是教友会教徒、商人，皇家学会的会员，多年来，富兰克林就是通过他向皇家学会报告他的电学实验和观察的结果的；威廉·斯特拉汉是伦敦的出版商，出版过约翰逊的辞典、休谟的第一部历史和后来亚当·史密斯、吉本、罗伯逊和布莱克斯图恩的著作，和富兰克林是通信14年的朋友却未曾谋面。他们两人和富兰克林一见面，便被他迷住了。斯特拉汉后来写信告诉黛博勒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每一方面如此完美地与我相投契。有的人在这方面，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而他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我合得来。”
　　几天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已找好寓所，安顿下来，着手办理他此行身负的公务。
　　他首先去拜访了约翰·福瑟吉尔医生，几年前，富兰克林给皇家学会关于电学实验的信就是在他的敦促下方得出版的。福瑟吉尔得知富兰克林的来意后，认为他不应立刻就直接向政府申请，而是应该先向业主提出请求，并准备替富兰克林安排同业主托马斯·宾会面。
　　在等待同托马斯·宾晤谈的期间，柯林森通过弗吉尼亚大商人汉布雷介绍富兰克林拜会了枢密院议长格兰维尔勋爵。见面以后，彬彬有礼的格兰维尔勋爵询问和谈论了一番美洲的现状后，谈话便转入正题。格兰维尔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体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你们认为国王对州长的训令并非法律，以为你们可以任意决定遵守与否。但是这些训令……都是先由熟知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由枢密院考虑、辩论或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所以这些训令对你们来说是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富兰克林听了这话，回答说，“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宪章，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订的，它当然要呈请国王批准，但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的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
　　谈话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错的。就这样，富兰克林告辞回寓所去了。和格兰维尔的谈话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他看出，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此事的口吻同业主们竟然如出一辙，他感到这次到伦敦向国王申诉，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8月中，富兰克林和以托马斯·宾为首的业主在春园举行会谈。富兰克林陈述了议会申诉的要点，但业主们要求他用书面一一列出来交给他们。8月20日，富兰克林把一份书面的申诉要点交给他们时，他们又要他和他们的律师谈。富兰克林拒绝了，声言除了业主本人他不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此事。
　　这以后，直到1758年11月，业主们才准备了一份答复寄给宾州议会，指责富兰克林没有按正常礼节处理此事，理由是富兰克林在交给他们的申诉要点上没有写上“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业主”的称呼。然而，就在一年多的时期里，宾州议会已经说服丹尼州长通过了一个议案，规定业主的财产也要像人民的财产一样纳税。议会已没有必要回答业主的责问了。而业主们所要做的就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设法阻止国王加以批准。
　　就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病倒了，一病就是8个星期。起切，他感到忽冷忽热，当冷或热过去时，他便认为自己痊愈了，挣扎着企图出门去办事。不想一开门吹了风，马上又病倒了。他写信告诉妻子说：“我的好医生〔福瑟吉尔〕对我违背他的警告和嘱咐十分气恼，要我保证以后更加注意。他非常细心，非常亲切地照料我，贤惠的房东太太也好心地伺候我。”这封信写于11月22日，是福瑟吉尔允许他写的第一封信。
　　他在恢复期间，还接待了不少来访者。其中有麻萨诸塞前州长谢利，富兰克林在殖民地邮政事务上的合作者威廉·亨特，还有詹姆士·拉尔夫。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拉尔夫友善而忠实，他得知他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他不愿意让他现在的妻子知道他有这个女儿。富兰克林告诉妻子，“在难得的晴天，我冒险在中午时分到室外去。我碰上的同有识之士的愉快交谈，名人们对我的注意，是在目前远离家庭和朋友的痛苦中给我的最大安慰。”在养病当中，他到周围的店铺去为妻子和女儿买礼品，包括各式各样的时装和衣料。到1758年2月，在房东太太的帮助下，他托运回去两箱这类礼品。6月，他花了一大笔钱——42个畿尼①——买下了上次因朋友的劝阻没有买的大键琴②，送给女儿。思乡病折磨着卧病后感情脆弱的富兰克林。他体力稍有恢复，便去出席皇家学会的宴会，频繁地乘车去怀特莱恩、去蒙塔古宅邸，去朋友的家中以排遣乡愁。　　

　　　　①畿尼，英国旧时的金币名，相当21个先令。
　　②大键琴，钢琴的前身，盛行于16、17、18世纪。

　　　　在业主们拖拉延搁答复的长时期里，富兰克林不期然而然地有了从事科学探索的空闲。这次到伦敦来，他随身携带或是就地设计制作了最强有力的电学器械。1757年12月21日，他写信告诉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关于在宾夕法尼亚时一例电疗瘫痪病人的效果的记述，他写道：“我从不知道对永久性瘫痪病进行电疗的疗效。我也不敢妄自断言，这种明显的短暂的疗效，由于病人作长途行走练习并每日到我家来，由于它对病人带来成功希望的精神作用使病人花更多气力去活动他们的肢体，会维持多久。”他和第一个在英国从空中引下雷电的约翰·坎顿成了朋友；他还为哈佛大学购买电气设备，认真地装配它，并为之配备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
　　他还在1758年5月和儿子一道到剑桥大学和化学教授约翰·哈德里一道作蒸发实验，并由此想到许多用水的蒸发来降温或测风向的事例。
　　7月初，富兰克林到剑桥大学参加了毕业典礼，受到校长和副校长的隆礼相待。那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就出发到诺桑普敦去探访他们祖先的家乡。两位美洲的富兰克林到了爱克顿，在那里，英国的富兰克林们在他们那块小小的自由持有地上生活了那么久。现在，那块土地已经被并入了另一家农庄，老宅子里办着一所学校，那是一幢衰朽的古老的石头建筑物，仍被人认做“富兰克林宅”。富兰克林家的祖先们就是在这幢宅屋里出生、结婚、下葬，一直延续了200年。富兰克林父子在教区牧师妻子的指引下，在教堂院子里找到了富兰克林家的墓碑。墓碑上长满青苔，碑文难以辨认。那妇人叫人拿来一把硬刷子和一盆水，把碑清洗干净，再将碑文临摹下来。然后，父子俩离开了爱克顿，向伯明翰而去，寻访黛博勒娘家的亲属，他们所在的地区比富兰克林家更为僻远。
　　回到伦敦，已经是9月，富兰克林接到了共读社两位朋友——书籍装订工斯蒂芬·波茨和测量局长威廉·帕森斯——去世的消息。富兰克林难过之余，回想起两个朋友的一生，不由得在给带信来的休·罗伯茨的信中感慨万千：“两个人都有不寻常的性格。帕森斯是聪明人，可老干蠢事；波茨是一位智者，做事却总是欠明智。假如‘知足’是使人幸福的手段，那么他们中的一个人没有享受过什么却总是拥有这手段；另一个人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这手段。帕森斯置身财富之中却总是烦躁不安；波茨居于贫穷可总是笑容满面。那么看来是，此生的幸福与其说仰赖于身外的状况，不如说取决于内心世界，除了智慧和美德，邪恶与愚蠢的自然而然的影响，还有这样一种东西即幸福的性情或不幸福的性情。”
　　12月到了，看来是具有他所说的幸福的天性的富兰克林将他房里的壁炉改造一番，使它既省柴，散热量又大。他的朋友们纷纷仿效，一时间，这种炉子竟然相当流行起来。
　　1758年元月，波士顿出现了古怪的谣言，说富兰克林被授予从男爵爵位，并被任命为州长了。但富兰克林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荣誉却是在2月12日被圣安德鲁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他到苏格兰去旅行，于9月5日爱丁堡给予他市下院议员和同业公会成员的荣誉。他会见了不列颠最敏锐的思想家大卫·休姆，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后来的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格拉斯哥的教授亚当·史密斯。富兰克林父子还造访了普列斯顿菲尔德的医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迪克爵士。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则陪伴富兰克林经珀斯到圣安德鲁大学，在那里，富兰克林得到了学位证书。
　　富兰克林此行结识的最亲密的朋友是爱丁堡的开庭法官卡姆斯勋爵。在回伦敦的途中，富兰克林在贝里克的卡姆斯家中停留了数日。卡姆斯夫妇在富兰克林父子前往约克的路上伴送了他们一程。富兰克林父子在约克郡和林肯郡逗留了几个星期后，年底回到了伦敦。富兰克林对苏格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认为它是他“将选来度过余生的国度”，对卡姆斯，他在信中除了友好的问候外，还谈到自己对英帝国的看法，他说，“我久已有了这样的观点，大英帝国未来辉煌和稳定的基础在于美洲；尽管如同其他的基础一样，它们既低且不为人所见，但它们之广阔和强大足以支撑起人类智慧从未树立起来过的最伟大的政治结构体。”美洲的富兰克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美洲殖民地。
　　在等候业主答复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绝不只是等待，他要争取一切机会，为他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他除了和见到的每一个可能有影响力的人谈这件事，而且诉诸于出版物，以求影响公众舆论，目的是“消除过去在人为和偶然的机会散布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中不利于我们的偏见，为我们争取没有隔阂的人类的良好看法”。（1758年6月10日致州议会的信）。他计划出版一本书，把这场争执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书名为《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政府的历史回顾》。这本书于1758年6月写成，但其出版却被延搁了一年左右。书的作者是一名英国律师，匿名写的。书中犀利的语言刺中了业主的痛处，业主被激怒了，他们以为该书系出于富兰克林的手笔。富兰克林于1759年6月9日写到业主宾时，说：“无论我在哪里见到他，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总是出现一种奇特的神情，那是由仇恨、愤怒、恐惧和烦恼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作为业主，这些人每年从其领有的殖民地获得大笔的收入，但是出于阶级的偏见，他们自视为那一州的所有者，却又不愿对它的发展甚至安全负任何责任。这时，他们的感觉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仅来自顽固的议会，也来自这个来到伦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动舆论来反对他们以便褫夺他们的领地。他们决心阻止这一企图得逞。
　　1760年6月，枢密院种植园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反对宾州议会通过、州长签署的发行纸币10万镑以及业主的地产也须纳税的议案，理由是它“公然践踏天赋公理，英国法律和皇室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原打算不久便到爱尔兰去的富兰克林留在伦敦度夏，参加对此案的审理。
　　在审理中，业主和他们的两名律师极力陈说如果按照这项议案向业主征税，业主必将因负担过重而破产。富兰克林和他的两名律师则反驳说，这个议案并不含有这样的意图，估税人员也都是诚实而谨慎的人，增加业主的税额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不会因此而违背他们要合理估税的誓言。
　　此外，富兰克林一方强调指出废除这一法律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宾州已经发行了相当于10万镑价值的纸币，用于英王军务，纸币已经在民间流通。法律若遭废除，纸币顿时成为废纸，不少人必将因此而破产，对宾州来说不啻一场灾难。
　　听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示意富兰克林跟他出去。他们到了秘书室以后，曼斯菲尔德问富兰克林是否真的相信执行这项法律时业主的财产不会受到歧视。富兰克林作了肯定的回答。曼斯菲尔德接着问：“那么你不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吗？”富兰克林答道：“一点也不反对。”于是，曼斯菲尔德将业主的律师请来。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在议案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8月28日，种植园事务委员会表示赞同这项法律，但须对它进行某些修改。
　　9月2日，英王批准了这一议案。
　　在这项法案的审理中，业主终于认识到，达成妥协比废除法案要好，而富兰克林作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这场斗争以宾州议会获得胜利而告终。业主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所要维护的封建特权在英、美社会已是过时的东西，英王自己在英国也是要纳税的。
　　9月中旬，富兰克林带着儿子心安理得地离开伦敦，去了考文垂，在那里又计划去柴郡、威尔士、布利斯特尔和巴斯，后来又游览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到11月中，他们已回到了伦敦，而且就留在了伦敦，因为富兰克林已担任了宾夕法尼亚的官方代理人，暂时回不了美洲。

★ 　伦敦的“家”
　　富兰克林在伦敦有一个“家”，它和他在费城的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人口很多，规模较大。这个家不仅给了他住处，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亲情，使他在旅居伦敦先后长达15年的日子里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这个家位于伦敦斯特兰德的克雷文街7号。是宾夕法尼亚在伦敦的代理人查理先生在富兰克林父子抵达伦敦之前就帮他物色好的。房东是一位孀居的夫人，名叫玛格丽特·斯蒂文森，带着女儿一块过活。女儿名叫玛丽，家人称她“波莉”。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宅子里，富兰克林父子及其仆人占用了4间屋子。
　　富兰克林从费城带了两名仆人同行。一个名叫彼得，主要随侍富兰克林并打杂。到伦敦不到半年，他便熟识了城里的大小道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办事了。另一名是个奴隶，名叫金。金主要伺候威廉·富兰克林，有些笨手笨脚。他从美洲来到伦敦以后，逐渐熟悉和适应了新的环境，一年以后，他逃跑了，从此以后便不知去向。
　　在到伦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富兰克林雇了一辆马车作为专车，每月租钱12畿尼。这样，富兰克林有和善的房东斯蒂文森夫人照顾，有仆人侍候，出门有专用马车，平时和朋友们频繁交往，俨然有了一个新家：除了儿子以外，玛格丽特·斯蒂文森仿佛是他的姐妹，房东女儿波莉如同他的女儿，这种家庭气息在他苦苦思乡思家的时候给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是他长期远离真正的家庭生活的某种补偿。他始于1757年出使伦敦的客居国外的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估计，那时他预期可以在次年（1758）春季返回美洲，到了春季，他又以为可以在夏天和家人团聚，再后来，回家的日期一年一年地往后延搁。
　　到了伦敦以后不久，威廉·富兰克林便进入米德尔·谭波尔学校学习法律。他还是和在费城时一样，活泼好动，衣着打扮上追求时尚。富兰克林曾有意鼓励儿子和波莉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当初曾使父亲在生活上走过一段迷途的“年轻人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同样也在儿子身上起作用了。威廉开始和一些女人交往，一直到1760年初，一个不知名的女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孩子被取名为威廉·谭波尔。富兰克林对儿子的行为感到沮丧，但是，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孙子，并且及时地将他领回自己在伦敦的家中抚养。1760年11月到1762年8月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富兰克林主要是在伦敦活动，只在1761年的八九月间和儿子威廉到比利时和荷兰作了一次短期访问。
　　父子俩参观了格亨特和布鲁吉斯的教堂，然后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洛林亲王热烈地欢迎了这位科学家，带他观看了自己的物理实验室。在莱顿，富兰克林拜访了马森布洛克。一年前，马森布洛克曾将欧洲所有电学方面的重要作品整理出一份目录表，送给了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在海牙，富兰克林和英国大使一同进餐，他们准备回到伦敦，以便能赶上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在富兰克林心目中，乔治三世是一位贤德、开明的年轻君主。
　　在富兰克林和斯蒂文森家的关系中，他和波莉的交往值得一提。那是一种介乎父女之间和忘年之交之间的友情。
　　在威廉·谭波尔出生之前的1759年5月，不知道是由于富兰克林对威廉和波莉居间作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波莉离开了克雷文街的家，去和在埃塞克斯的万斯特德的一位姨妈住在一起。后来，波莉请求和富兰克林以自然哲学为话题定期通信。富兰克林在他1760年5月1日的信中答应了，但他也写道：“可为什么你要在决定（如我所听说的）独自生活的时候，借修心养性使自己成为对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来说更为亲切，更为合意的伴侣呢？如果我们如你所提议的研讨伦理和自然哲学，我想在我充分树立我作为导师的权威之时，我要先教给你一星半点‘责任’这一问题。”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建议她阅读他推荐的书，然后把她的思考和问题写信告诉他。
　　那年夏天，波莉从布利斯特尔写了信来，问那儿的水在春天还很凉，而在抽水的过程中，水却变暖了。对这个问题，富兰克林没有冒险去回答，他在复信中引用了他在谢尔登的书中读到的一个妇女所说的话，“在弄清事实之前勿作解释”。但他的下一封信却是他给波莉的信中最长、也最专业化的了，信中谈到的是河水的潮汐问题。写完了信，富兰克林才想到读信人对信中所写真的会有兴趣吗？于是，他用一句巧妙的道歉作为信的结尾：“在给一位年轻姑娘写了6大页对开纸的哲学问题以后，还有必要在最后致礼吗？这样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礼吗？”的确，并不是每一个姑娘都有机会读到这样一封信的。
　　富兰克林对波莉谈论得最为详尽的是关于“衣料上的日光热”问题，那是他多年实验得出的结论。他在信中写道：
　　“由于我找不到我的实验笔记来寄给你，我只得凭我的记忆来告诉你。……我从一个裁缝的图样卡上取下了一些各种颜色的小块宽幅布，其中有黑色、深蓝色、浅蓝色、绿色、紫色、红色、黄色和白色以及其他颜色和深浅不同的各种颜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把它们拿出去，铺在雪地上。几个小时以后（现在我已不能说出精确的时间了），那块黑布由于在阳光下变得最热，陷进雪里很多，仿佛是被光线按下去了似的；深蓝布也陷得差不多深，而浅蓝布则不如深蓝布陷得深。其他的由于颜色更淡，也就陷下去更浅；白布停留在雪面上，一点也没有下陷。
　　“在哲学上有意义的难道在实际中就没有什么用途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知，黑布不如白布宜于在炎热的阳光逼人的气候或季节里穿用吗？必须在阳光下行军或工作的士兵和水手应当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穿白色制服吗？夏天的帽子，男式或女式的，应该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可以把热量反射回去，那热量会使人头痛，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有致命的危害。”就这样，富兰克林用最简单的实验证明自己的看法，比欧洲人普遍知道在热带应穿淡色衣服早一个世纪，提出了浅色衣料这一明显的优点。
　　在伦敦期间，富兰克林还研制了一种称为“玻璃琴”的乐器。那是他根据理查德·波克里奇1743年发明的“音杯”的原理研制而成的。音杯是在一些不同大小的玻璃杯里盛上水，排在桌子上，每只玻璃杯音调的高低可以用增减杯中之水来调整。然后用手指敲击杯的边缘便可奏出曲调来。富兰克林从皇家学会得知了这样的乐器，他为“音杯”音质的甜美所倾倒，同时也感到它使用起来颇为不便。于是他便动手来改制。他订制了一套半球形的玻璃器皿，一共37个——刚好够3个8度音阶及其所需的半音之用——每一个的中央有一个孔。这些半球形的玻璃器皿大小不一样，最大的直径为9英寸，其他的直径依次缩小，最小的直径是3英寸。这些“音杯”被按大小依次穿在一根长轴上，相互重迭，但互不接触。穿上了“音杯”的长轴被水平地装在一只长匣里，长匣下面有4条腿放在地上，有些像大键琴，演奏者演奏时坐在这木匣前，用一块踏板带动，转动那根轴，就像带动一只纺车转动一样。同时用手指敲击动着的“音杯”的边缘。手指用力大小不同使得奏出的音有强有弱，也可任意使每一个音持续多久。富兰克林将这种乐器称为“阿莫尼卡”（玻璃琴）。
　　阿莫尼卡问世后，骤然流行于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在伦敦，一架按富兰克林的规格复制的阿莫尼卡卖到40畿尼一台。玛丽安·戴维斯于1762年初在英国公开演奏阿莫尼卡，然后带着它到意大利去旅行，并把它引进到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后来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公主跟她学习过弹奏阿莫尼卡。琴音之优美悦耳使它风靡一时。在一次皇家婚典上，玛丽安用这个“富兰克林创制的琴”为歌唱家谢西利亚·戴维斯演唱的作曲家梅塔斯塔西奥谱写的歌曲伴奏。1764年，这种琴传回了费城，并在议会大厅公开演奏。在音乐之乡德国和奥地利，这种琴制作得最多，在很长的时期里，由于他发明的阿莫尼卡和避雷针，富兰克林在德国的乐坛和电学之苑中同样地享有盛名。阿莫尼卡在那里被人效仿、加以机械学方面的改进、调整。包括莫扎特和贝多芬在内的音乐大师为它谱写乐曲。到了1800年，阿莫尼卡忽然不再流行，原因据说是玻璃杯的震动对演奏者的神经有影响。
　　由于阿莫尼卡不再流行，后世一般不大提及富兰克林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但他对音乐的确十分喜爱，也有很深的理解力。他在共读社的聚会上和同伴们轮流唱歌，创作歌词，还抽时间学习弹奏竖琴、吉他、提琴，也弹他的阿莫尼卡。不论是在费城、在伦敦还是后来在巴黎，他以此自娱并使朋友们开心。而在1757—1762年这段时间里，在工作之余，比起其他的各种写作和实验，他更加投入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之着迷。
　　1762年1月，富兰克林决定返回费域，由于英法正在交战，他得等待军舰护航。就在等待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民法博士学位。4月底他去了牛津。在30日举行的典礼上，宾夕法尼亚省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北美邮政总代理、皇家学会会员、声名卓著的富兰克林被授予了这一学位。威廉·富兰克林在同日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其后便是朋友的挽留和离别。
　　斯特拉汉一直想让富兰克林留居伦敦，不再返回美洲。他曾经写信给黛博勒·富兰克林，劝她到伦敦来。但富兰克林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远涉大洋到英格兰来生活，他也不会坚持要她来。后来他又认真地向富兰克林谈到自己的儿子和萨拉的婚事（在富兰克林到伦敦来之前，两位朋友曾在信中戏言此事，当时萨拉才六七岁，那男孩也只比她年长三岁）。富兰克林把这事转告了妻子。可黛博勒自己不肯到英国来，又不愿意萨拉离开自己，使得这件事只得作罢。其后，斯特拉汉仍不断劝说富兰克林留下来，但富兰克林的回答是：“你的劝说很有力量，可以说服我做任何事。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必须回去”。并说他此去可能是永远地离开英国了。但是，在富兰克林内心深处，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和斯特拉汉的劝说相应和。8月23日，富兰克林在即将登船之际从朴茨茅斯写信给斯特拉汉说：“目前，理智将我拉向大洋的彼岸，而意愿却叫我留在这里。两者中通常何者占上风，你是知道的。……倘若我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说服富兰克林夫人前来伴我，那就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船终于驶离了朴茨茅斯港。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次长而愉快的海上旅行。“因为在一艘军舰的护卫下，我们有10艘船同行。天气宜人，风向也顺，不同船上的旅客不时地互访和共餐；我们还在令人赏心悦目的马德拉岛上游览，在途中小客栈中休息。在那里，我们补充了我们的食物储备，购进了许多点心。其时，正值岛上的葡萄收获季节，我们在客舱的天花板上挂起了一串一串的葡萄，在后来的好几个星期中，葡萄成了我们的餐后甜食”。那次航行的时间特别长，是因为10艘船必须齐头并进，只能以最慢的船的航速航行。快船只得缩短每天的航程，有时还需要停下来等待后面的船跟上。“这是我们结伴前行的唯一美中不足，但它为更大的安全感、平时船之间的相互关照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交往所大大地弥补。”
　　这一次返回费城，威廉·富兰克林没有和父亲同往。他在船队启碇之前，被任命为纽泽西州州长。这项任命是乔治三世的国务大臣也是宠臣布特勋爵一手促成的，意在以此影响富兰克林对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当然还有业主的立场。托马斯·宾们相信，这一定会使富兰克林的立场有所改变。
　　9月，新任纽泽西州长威廉·富兰克林在伦敦同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伊丽莎白·道恩斯举行了婚礼。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海上，向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航行。

★ 　民军领袖
　　11月1日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家里，从他踏进家门，和亲人短短地相见之后，家中便从早到晚挤满了前来看望他、庆贺他的归来的朋友们。这使他感到欣慰。因为他在伦敦时曾听说朋友们不再忠实于他，这时看来，那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闻。
　　而他的乡人们已在一年一度的州议会选举中把他选入了议会，正如在他出使英格兰的5年中每年所做的那样。人们埋怨富兰克林不该那样悄悄地回到城里，不然的话，他们要派出500骑把他迎入城来。1763年2月19日，议会的议长代表议会发言，“为他特别为本省尽心尽力完成使命，也为他一样地报效美利坚而做的大量而重要的工作”而向这位代理人致谢。
　　富兰克林受到的欢迎也来自他的朋友凯瑟琳，现在是格林夫人。她从罗德艾兰写来了信，恳请他去看她。1月里，富兰克林答应她，如果那年夏天去新英格兰（他已计划要去），他一定在途中顺访沃里克。
　　2月，威廉·富兰克林从英国回到美洲就任纽泽西州长之职。他将州长所在地设在伯林顿——当年他父亲从波士顿出逃，在此偶然找到一只去费城的船的地方。富兰克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儿子的治下巡视了一番，最后满意而归。他看到儿子轻易地平息了一些对自己的不满，不仅结交了一些朋友，甚至还能化敌为友，将当地政务处理得颇为妥贴，不觉从儿子的这些方面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3月28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西洋彼岸的斯特拉汉，“我刚从他的辖区旅行归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在所到之处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极大尊敬甚至爱戴”。毕竟，当州长本身很难说是一桩不幸的事。
　　富兰克林将归美后第一年的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邮政事务。当时，加拿大已在英国手中，纽约和蒙特利尔及魁北克之间必须建立某种通讯联系。富兰克林视察了从南部弗吉尼亚到东部新英格兰的地方邮政局。1763年4到5月，他在弗吉尼亚逗留了三四个星期同他的新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会晤。6月，他在纽约和那里的新州长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及驻美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晤谈。
　　在纽约，已经20岁的萨拉·富兰克林同他的父亲会合，然后两人一同前往新英格兰。再到沃里克去拜访格林夫妇。在沃里克期间，富兰克林不慎从马上摔下跌伤，受到了格林夫人凯瑟琳的悉心照料。当父女二人出发往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去时，格林夫妇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凯瑟琳依依不舍，希望他们从波士顿返回时，再到沃里克来作客。然而，事与愿违，在从朴次茅斯返回时，富兰克林再一次坠马摔伤，肩骨错位。那时已是9月初了。3个星期以后，他们还耽搁在波士顿，富兰克林的胳膊还在痛。一直到11月1日，他们才在旅行了2千余公里之后回到了费城的家，当然是直接回去的。富兰克林和凯瑟琳此生只剩下一次见面的机会了。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和约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北美的英法对抗也停止了。然而，它并没有带来北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和平。印第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所为，预计到在军队退去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夺去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在故土打猎的权利。因此，印第安人，包括一向同英国殖民者友好相处的“六族”印第安人都在骚动不安起来。1763年夏季，在亲法的印第安人中爆发了一场被称为“旁提亚克阴谋”的大范围暴动。旁提亚克是渥太华族印第安人的首领。西部的印第安人向从底特律到皮特堡的长长的边境线上的英国人发起进攻。底特律和皮特堡的守军总算保住了这两处边防要塞，但是在5—6月期间，尼亚加拉以西的其他每处边防军队全都遭到突袭和屠杀。
　　其后，俄亥俄的各处堡垒也陷落了，像在数年前布雷多克的英军战败以后一样，一股一股的印第安作战人员蹂躏了东至坎伯兰县的宾夕法尼亚全境。一些边地的英国殖民者开始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兰卡斯特县，一些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城的苏格兰——爱尔兰籍移民组织起来，自称“帕克斯顿之子”，却将怒火发泄到和平居住在宾州境内安分守己的印第安人身上。一些这样的印第安人，如在莫拉维亚派教徒保护下的伯利恒附近的印第安人，已安全迁徙到费城。但在12月里，50多名“帕克斯顿之子”突然闯入兰卡斯特附近康内斯多哥族印第安人的和平村庄，杀死了全部村民。11月起，州长约翰·潘两次发布公告悬赏捉拿这伙罪犯，可是毫无结果。
　　对“帕克斯顿之子”屠杀和平的印第安居民一事，宾州居民持有不同看法。边境各县一向认为州政府抛弃了自己，州府之人对边境安全既冷淡又自私，他们只好自己来处理边防，而此时此刻则将这股宿怨用来同州府唱反调。如兰卡斯特人就支持或谅解这些杀戮，使得这伙嗜血的暴徒从团伙发展为数百人的军队，窜犯到费城，叫嚣要将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并口念圣经经文以为他们残暴行径涂上几分正义的色彩；东部的长老会派教徒也倾向于赞同他们，还有那些正直的国教徒、仇视印第安人的暴民，而且有人怀疑到因产业所有权问题而仇视教友会教徒的宾及其参事会也有这种倾向。宾夕法尼亚境内的印第安人眼看要大难临头。
　　在这种情势下，富兰克林认为，无论“帕克斯顿之子”的行径还可以是别的什么，它首先是彻头彻尾的暴行和残杀。1764年1月，他用热烈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调写下了《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一文，在文中，他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叙述了屠杀的经过，然后写道：
　　“有些人想为这种重大的罪行开脱，说是‘边疆的居民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被敌对的印第安人杀害而激怒了’。这很可能。然而，尽管这可以给他们以正当理由进入丛林中去搜寻那些杀人者，并向他们复仇，但却绝没有使他们有理由转身进入内地去谋杀他们的朋友。假如一名印第安人伤害了我，接下来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报复吗？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有着部落、民族和语言上的区别，和白种人一样。在欧洲，如果法国人——他们是白种人——伤害了荷兰人，荷兰人就该因为英国人也是白种人而向他们报仇雪恨吗？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生着红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而看来是这种人中的某些人杀害了我们的亲属。如果为这样一个理由就可以去杀人，那么，假若一个脸上有雀斑、头发是红色的人杀了我的妻子或孩子，我就可以在以后杀死我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的有雀斑的红发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复仇。
　　“这在欧洲是没有教化的民族之所为。难道我们是到美洲来学习并实践野蛮人的做法吗？但是，即使作为野蛮人，他们也只对敌人才这样干，而不是对朋友。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与这样的人为邻，他们真是不幸！”“简而言之，事情似乎是，他们在已知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会得到安全，除了在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的基督教白种野蛮人的邻近地区！”
　　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表之后，暴徒们顿时名声扫地。费城的大多数居民决心不让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遭到屠杀，也不让城市被入侵。就在传闻暴徒即将到来的一片恐慌之中，头脑冷静的富兰克林组织了又一个协会，自己第一个报名，数百市民跟着加入，拿起了武器。
　　2月3日，州长召集议会，要求通过一项关于暴乱的议案，这在当天就完成了。8日，议长和15名议员碰了头，又匆匆散会了。突然，有人报告说，有一些暴徒正杀气腾腾地向城市逼近。全城都紧张起来。当天夜里，州长亲自来到富兰克林家中，后面紧跟着他的参事会参事们，来向富兰克林求教。不久，暴徒们在另一处渡口过了河，叫叫嚷嚷地来到距费城14或15公里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们停下来了。富兰克林应州长的请求，只带了3个人出城来见他们。
　　富兰克林他们4个人脸上露着不惜一战的无畏的神色，但对闹事者仍晓之以理。他们心里是紧张的：如果暴徒坚持要进入费城，费城人民即将面临一场浴血厮杀。
　　万幸的是，一番唇舌之后，暴徒们转身后退了。外表一直镇定如常的富兰克林望着他们退去，松了一口气，和同伴们回城去了。
　　11日，暴徒们便散去了。
　　3月14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了福瑟吉尔这番经历，“在4个小时零20分钟里，你的老朋友是一名普通士兵、一名参事、某种意义上的独裁者、一名派去与一群乡村暴众交涉的大使。一旦回了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一事件，暴露了州长及其政府的庸懦无能，他们越来越遭到人民的蔑视。州长等人则加深了对富兰克林的忌恨。外患既经消除，议会和州长即业主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这一次，业主在宾州的统治开始动摇。
　　暴乱平息以后，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国民自卫队议案和拨款议案，但马上被州长约翰·宾否决了。其后，关于拨款的议案在议会和州长之间往返了一个月，仍不能达成一致。3月24日，议会将这一议案再次交给州长，并附上一张便条，那便条可能是富兰克林写的，措辞强烈并带有刺激性。同一天，议会决议休会，并决定上书英国国王，把宾夕法尼亚“转归他直接的保护和治理”。
　　在休会期间，富兰克林撰写并印刷了一本题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在4月12日夜里散发到城里各处。在小册子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业主统治者并非比其他的统治者更坏，在业主统治下的所有人民也不比在其他统治者之下的人民处境更坏；既然争执由双方引起，那么双方都有责任，其原因不在于人类思想的邪恶和自私，而应该在于宪法，在于业主政府的性质本身。
　　这一小册子的发表在费城的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已经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普遍的不满。1764年3月，英王的忠实朋友乔治·格兰维尔宣布了向殖民地征税和管理殖民地贸易的新法规，包括当时提出的印花税议案。富兰克林自己也因之改变了对乔治三世的看法，从原来坚信“他那使人民幸福的真挚愿望的美德和良知”变为发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像“泥土在制陶者手中”一样握在英国当局手中。但他那根深蒂固的殖民地和宗主国是个整体的观念，使他看不清宗主国是在有意削弱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和制造业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有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发觉自己的思想已经落后于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脱离了殖民地人民中正在升温的革命情况。
　　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年轻的律师约瑟夫·加洛维。在富兰克林出使英国期间，加洛维多少代替了他在议会中的位置。此时，加洛维同富兰克林一样，相信乔治三世“只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愿望，他将委派一位州长，这位州长不受业主指示的制约，会自主地同议会一道，使健全的法律生效”。
　　站在他们对立面上的反对派以另一位年轻律师约翰·迪金森为首，他承认业主政府的不善，但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以为内阁将委派比业主的州长更好的州长。
　　议会在5月间开会，真正的议题是向英王请愿，要求英王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这时，伊萨克·诺利斯辞去了他荣任14年之久的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当即被不记名投票选举通过继任这一职务（5月26日）。于是，富兰克林以议长的身份签署了他起草的请愿书。其后，他主持了5月会期中剩下几天的会议和9月的短期会议。10月1日的议会选举临近了。
　　在竞选中，迪金森将他在5月辩论中的讲话印成小册子，上有威廉·史密斯写的序言；加洛维则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富兰克林为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主要是颂扬议会，抨击议会的敌人。但是，在人们画的漫画中，报纸的批评中，人们尖锐的指责中，富兰克林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
　　费城的选举结果揭晓了，在近4千张选票中，加洛维以25票之差失败。但是在州议会中，加洛维一方仍保有多数，因而在新一届议会开会时，他们不仅决议向英王请愿，而且还于10月26日选举富兰克林为代理人，会同现任宾州代理人理查德·杰克森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使命。反对派举行游行反对这一选派。和在竞选中不同，这一次，富兰克林回答了。11月5日，他写了《评最近的一次抗议》一文，它的结尾是这样的：“现在我即将离开（也许是最后离开）这块我爱的国土了，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大部分。……我祝愿我的朋友繁荣昌盛，我宽恕我的敌人。”
　　黛博勒仍然不愿远渡大洋，也不答应富兰克林带萨拉同去。11月17日他只好把落成不久的第三街、第四街之间的市场街上的新宅屋留给了她们，独自一人出了家门。他和黛博勒都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去了10年，更不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决。
　　富兰克林由300位朋友骑马陪同到距费城21公里的切斯特搭船，从那里，加洛维和另两位朋友伴随富兰克林登船，一直送他到纽卡斯尔才下船离去。
　　这次航行一路顺风，1764年12月9日，富兰克林乘坐的船已经抵达怀特岛。富兰克林下船登岸，立即赶往克雷文街的斯蒂文森家。他进了门，发现家中只有女佣一人。好一会儿过去，街门响了，玛格丽特·史蒂文森走了进来，看到富兰克林，她手里拿的东西不由掉落在地上。
　　在大洋的另一边，朋友们得到富兰克林顺利抵达伦敦的消息，有的把钟声敲响了直到深夜，有的举杯祝他健康，共读社的休·罗伯茨则直到夜深了还不睡觉，一直讲着40年来自己知道的富兰克林的各种往事。

★ 　创纪录的议会答辩
　　富兰克林又在克雷文街7号住下来了。距离1月10日英国国会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富兰克林顾不上自己长途劳顿后染上感冒方才痊愈，咳嗽还在阵阵发作，就要集中精力考虑此行赴英为完成使命的对策。
　　富兰克林代表宾州议会来英请愿，在当时的形势下，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请求英王建立对宾夕法尼亚的直接统治，一是反对英王批准印花税法。前者是为宾州人民请命，后者是为全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为达到目的，富兰克林得游说英国当权者，既不能让步，又不能触怒他们。因为宾夕法尼亚的业主们是有影响的，他们一直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富兰克林不得不同他们展开争夺，争夺当权者的支持，争夺舆论的同情。
　　关于请愿的第一项内容，富兰克林发觉枢密院的态度十分冷淡，甚至不愿意倾听请愿书的内容。一直到1765年11月，富兰克林才设法将请愿书呈递给那些大臣。这时，枢密院却推说国王无权干预业主和他的人民之间的事。实际上，由于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的浪潮正在高涨，英国当局对殖民地人谈论应如何治理殖民地讳莫如深。宾夕法尼亚议会请求英王直接治理在当时无法实现。在此不妨一提的是，剥夺宾州业主的统治权一直到美国独立后才得到解决。那时，宾州议会决议付给业主13万镑以赎买他对宾夕法尼亚的权利，而英国政府则以付给业主的家族4000镑年金了结了此事。
　　对于印花税的征收，富兰克林早就持反对态度。他在1763年4月30日从费城写给柯林森的信中就气愤地写道：“我们的看法或意愿，如果它们被了解，对你们而言或许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你们的掌中，如同陶土在制陶匠手中……”他指出，“你们做的有害于我们的事，很少有不同样或更多地有害于你们。……所以你们从税收上从我们得到的必将在贸易上失去”，这是把英、美当作整体而论的。但就英国政府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整个方式和程序来看，印花税议案只是一例，富兰克林感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征税的方式。英国国会在不征求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向殖民地征收无论何种税，都是践踏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富兰克林反对通过印花税，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在英国国会通过印花税议案前，1765年2月2日，格兰维尔接见了各殖民地代理人。格兰维尔说他负责管理国家的赋税事务，只能用目前提出的税收政策来分配北美殖民地所应承担的税额。各位代理人如有异议，可提出建议。富兰克林认为通过“通常的宪政方法”更为合适，也就是说，由国王提出所需税额，由各殖民地议会进行相应的投票通过。
　　对此格兰维尔未置一词，便又问道，各殖民地议会是否同意他们各自在税额总数中所承担的数额。代理人无一作此承诺。格兰维尔又说，印花税议案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征税方案。当殖民地代理人坚持说，如果由英国国会向殖民地征税，那么殖民地的议会将失去它们的存在价值。格兰维尔却说，议案并不含有这方面的意图，议案的通过必须照常规进行。他希望殖民地的人民能有节制一些，如果他们鼓动闹事，是不会有所得的。
　　这次会谈，与其说是英国政府真正想倾听殖民地代表的意见，还不如说是走过场。更有甚者，格兰维尔的最后几句话听上去实际上是威胁。
　　印花税提案交付下院时，几乎没有进行辩论。只有爱尔兰籍议员伊萨克·巴雷在2月6日为殖民地人民激烈陈词：“他们是在你们的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吗？不！是你们的压迫使他们到美洲求活路。他们因逃离你们的暴政而去到那未经开垦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在你们的爱护下繁盛起来的吗？不！他们是在你们忽视他们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是在你们的武装保护下吗？更不是！相反，是他们拿起武器来保卫你们！他们不仅鼓起勇气去保卫已浸在血泊之中的国土，而且他们在内地还要用他们微薄的收入付给你们薪酬！”他将美洲殖民地人民称作“自由之子”。
　　但是，大多数英国议员并不为他那爱尔兰式的雄辩所打动。13日，印花税提案在一读时没有讨论便通过了。第二天，富兰克林向费城报告说，“尽管我们提出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印花税议案即将通过”。
　　果然，印花税提案在下院通过后，又在上院获准。3月22日，英国国王通过委员会批准了它，当时他正经受着他的精神错乱症的第一次发作。议案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这项法案规定，所有的法律文件必须加贴价格不等的印花。一份学位证书的印花价高达2英镑；一张提货单，4便士；
　　一份公务聘用书，年薪20镑的10先令，年薪20镑以上的4镑；一份售酒许可证，4镑；一份对开的报纸，0．5便士；一份全开的报纸，1便士；一份小册子，1先令；一份广告，2先令；一本历书，2便士。如此等等，规定应纳印花税的文件多达55种。
　　印花税议案通过以后的一天，富兰克林收到格兰维尔的秘书惠特利的一份通知，希望第二天上午见他。富兰克林去了，发现其他殖民地的代理人也在那里。惠特利告诉他们说，格兰维尔先生希望在实施印花税法案时尽可能地不使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感到不便和不快，因此不打算从英国派去征收印花税的官员，而准备在当地居民中委任一些为人谨慎而又卓有声望的人士担任此职。这样做，殖民地人民会觉得容易接受一些。因此，惠特利希望各代理人为自己所属的殖民地提出一些人选。
　　显然，格兰维尔等这样做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目的是顺利收取印花税，但富兰克林还是决定“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印花税的征收已成定局，与其让英国官吏去征管，不如让殖民地的人自己管理。美洲的事情应由美洲人自己处理。因此，他提名自己的朋友约翰·休斯作为宾夕法尼亚的税吏，并建议当时康涅狄格的代理人贾雷德·英格索尔在该州担任此职。
　　然而，富兰克林还不知道，他在美洲的同胞们对这件事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并不以法案在英国通过为定局，而是认为凡是不正当的就要反对，英国国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是越权。因此，他们猛烈地反抗了。富兰克林不赞成用暴烈的行动对抗法定的议案，他主张一边依法实行，一边进行斗争，争取通过合法途径废除那不合理的法案。
　　其后的两个星期，富兰克林因痛风病复发而足不能出户。于是，他从事了另一些活动，他以“旅行者”为名为报纸撰写文章，谈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他又应卡姆斯勋爵的请求，6月2日为他写了《我返回美洲后的经历》（1762年），成为一部自传体的佳作。他还在给卡姆斯的信中谈到对音乐和一些乐器的看法。
　　富兰克林生活中短暂的宁静被北美传来的震撼人心的消息打破了。
　　那是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他们对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忍无可忍了。
　　多少年来，殖民地已习惯于自己的商业贸易由英国政府管理，为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制造业产品的市场，满足于节俭的生活。1764年以前，英国政府已向殖民地对非英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新关税，禁止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甚至禁止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食糖条例的颁布断绝了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使得殖民地人民没有足够的糖浆酿制糖酒，而糖酒是殖民地人民的主要饮料，是他们用以交换印第安人的皮货、非洲的奴隶和英国的制造业产品的主要货物。殖民地的整个经济生活因该项法案的实施而大遭阻挫。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英国甘蔗种植园主的利益。而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印花税的征收意味着更严重的伤害。它不仅是要从殖民地搜刮巨额钱财，更是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殖民地人民绝不能容忍。
　　弗吉尼亚率先抵制实施印花税法案。该州议会的决议在波士顿用更加激烈的措辞重印出来，散发到殖民地各处，像警钟一样传遍了从哈利法克斯到圣奥古斯丁的北美殖民地，惊醒了那些尚未奋起的人。各州议会的抗议或许还有所克制，普通民众则直言不讳。当麻萨诸塞的州议会于10月份在纽约召集州际代表大会时，各殖民地的成帮结伙的普通老百姓已在组织起来，自称“自由之子”——巴雷上校在英国国会对他们的称呼。
　　9个殖民地向代表大会派了代表，在这次会上，各殖民地达成一致的程度超过了11年前奥尔巴尼会议，殖民地已空前地团结起来。8月，印花税征税官的姓名在殖民地公布，从纽汉普什尔到南卡罗来纳的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波士顿的反抗运动最为猛烈，富兰克林的朋友宾夕法尼亚的休斯和康涅狄格的英格索尔都受到了起义者的威胁，被迫辞职。在法案行将实施之际，殖民地的大地上已没有一名执行它的官吏；印花运到了，却没有什么人使用它。商业在不贴印花的情况下继续着，或根本不再进行；殖民地人民还准备恢复被英国政府禁止的制造业；人们为了抗议这项法案，广泛抵制英货；商人停止进口英国货，已经订了货的也停止偿付货款。债主们坐立不安，不少人失去工作，社会动乱不安。
　　在费城，富兰克林的政敌对他大肆攻讦，四出散布流言，说是他促成了印花税法案的通过，并从中获利；是他给他的同胞设下了圈套。对富兰克林来说，这是比宾一伙更为危险的政敌。一些受到煽动的起义者扬言要烧掉富兰克林的新住宅。威廉·富兰克林闻讯后，匆匆忙忙地从伯林顿赶到费城，劝母亲和妹妹到他那里避避风头。黛博勒只让萨拉去了，自己不愿离去。她的一个弟弟和她丈夫的一个侄儿搬来陪她同住，她让他们带了枪来。她知道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她丈夫也没有；她也相信万一有什么麻烦，她的朋友会比敌人多。
　　消息在1765年下半年传到英国，英国为之震动。由于这场广泛的反抗和抵制，英美之间的贸易急剧减少达半数。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英国制造商、大商人、船主、商贩开始加入到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行列中去。
　　富兰克林也震惊了，但不是为了自己。他读了黛博勒的来信，信中写着：“我们把一间屋子变成了火药库，我吩咐在楼上筑了些工事。这么一来，我自己能对付。”对此，富兰克林苦涩地笑了。妻子的刚强使他感到欣慰，却仍不免担心。至于那些对他自己的中伤，他于7月8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们所有的箭矢，正如拉伯雷①所说的，箭头是用阳光下的奶油做的。”他为之震惊的是构成英帝国整体的殖民地同宗主国的分裂。他发现自己力图将这两个部分拉到一起，而同时被这两个部分猜疑：英国政府视之为代表殖民地说话的使者；殖民地则认为他亲英。实际上，如果要他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同时他又不愿看到帝国的分裂。最后他决定了自己的立场，即以殖民地人民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观点的证据，那观点就是，帝国统一的基础在于北美殖民地的地方政府和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中有代表。他要以此为依据，去促使英国当局废除印花税法案。　　

　　　　①拉伯雷（1494？—1533年），法国讽刺家及幽默家。

　　　　然而，当时英国的政治局势竟使他无从开始自己的使命。格兰维尔内阁由于同印花税法案无关的原因而倒台，新的罗金厄姆内阁上台之初持相反立场；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英国国会十分不满，越加坚持印花税法案；格兰维尔及其追随者不肯承认自己的劣政；乔治三世则认为美洲殖民地人民是和自己亲政的计划过不去；土地所有者则因为该法案许诺由殖民地人民供给英国驻美军队便可减轻他们的税务负担而顽固支持这项法案；到罗金厄姆内阁执政后，急于证明格兰维尔内阁政策之不明智时，它内部又出现分裂，自身的地位也不稳固；威廉·皮特主张废除印花税法，但他拒绝进入罗金厄姆内阁，影响力有限。
　　富兰克林并不气馁。他同一般的英国政治家交谈，力图和他们沟通思想，使其理解乃至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还和英国与美洲殖民地有关的工业资产阶级、商人、运输业人士联系，鼓动他们向议会、政府施加压力。在英国，这些人在议会中的代表很少，力量也不大，但他们是正在兴起的阶级，他们的经济力量正在迅速增长，政治影响力也逐步加强。12月4日，许多这样的厂主、商人和船主在金斯阿姆斯酒店聚会，酝酿全国各地城镇联合上书请愿，要求废除这个被富兰克林称为“罪恶之母”的法案，并准备为下院安排一次听证会来证明该法案的恶果。
　　国会于12月17日和次年元月14日开会，会上对是否废止印花税法展开了激烈的长时间辩论。格兰维尔及其一党极力为印花税法辩护，得到英王及其友人和一部分阁员的赞赏及土地贵族代表的拥护。1月6日富兰克林称这些人“错误地认为，较之对错误措施一经发现立即更正，坚持错误举措更能维护政府的荣誉和尊严”。殖民地人民要求的同情者柏克发了言，皮特也作了强有力的讲话，但他们不是阁员，他们的宏论对公众的影响大于对内阁的影响。
　　在国会辩论期间，富兰克林没有闲着，他将国会辩论的情况报告给公众，向各家报纸写匿名信，尖锐地抨击印花税法案。他还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敏锐积极作好准备，一有机会便亲口说出自己的意见。富兰克林果然没有徒劳，英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发起的国会有关委员会的听证会给了他发言的机会。
　　1766年2月13日，富兰克林，这个当时最有名的美洲人出席了听证会。向他发问的有敌人也有朋友，敌人是企图引他作不利于废除印花税法的回答，朋友则相反，尽量使他论证废除这一法案的必要性。而双方会问些什么问题，富兰克林心里都有数。因为有准备。
　　尽管听证的委员会委员全部或大多数都认识或知道他，他们还是问了：“你的姓名和住址？”他也就回答：“富兰克林，费拉德尔菲亚。”
　　开头的是詹姆士·休伊特，来自考文垂的议员，同美洲殖民地做买卖的商人。他问道：“美洲人在自己中间缴纳什么数额较大的税吗？”
　　回答说：“当然。很多、很重的税。”
　　问道：“是不是所有的人民都不是很有力量交纳那些税呢？”
　　答道：“是的。边疆地区，整个大陆，经常遭受敌人蹂躏而陷于贫困，只交得起很少的税。”
　　下一个发问的是在纽汉普什尔出生、父亲在波士顿当了20年邮政局长的约翰·赫斯克。
　　他问：“你和美洲的邮政管理无关吗？”
　　答道：“有关。我是美洲邮政总监。”
　　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你认为通过邮局把印花分发给所有的居民点是不切实可行的吗？”
　　答：“邮递业务只在沿海一带存在；除了少数例外，这种业务没有深入到内地。如果用邮递业务将印花送往内地将引起邮费上涨，在很多情况下，邮费会高于印花税本身。”
　　这时，一个听证的委员看出了赫斯克问话的用意，打断了问话，反问道：“从各殖民地的情况看，它们不是很有能力付印花税吗？”
　　回答说：“就我看来，殖民地没有足够的金银来支付一年的印花税。”
　　问道：“你不知道从印花税征的钱款完全是用于美洲吗？”
　　答道：“我知道它由美洲事务法案进行分配，但它将被用于征服殖民地，那里的士兵从它取得薪酬，但这些士兵不是殖民地的。”
　　问道：“难道没有从那些部队占领的殖民地取回钱来给原有的殖民地以求贸易上的收支平衡？”
　　答：“我认为没有。我相信能这样返回的钱几乎没有。我不知道能有贸易把钱挣回来。我认为来自殖民地的钱直接用于英格兰了。”
　　这时，格兰维尔将问话骤然从贸易转向正义。他问：“你认为美洲将受这个国家保护而不支付一部分开支是对的吗？”
　　回答：“情况并非那样。在上一场战争期间，殖民地为25000人提供了衣食和薪酬，支付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
　　问：“你们没有从国会得到退款吗？”
　　答：“按照你的看法，我们得到的退款只包括我们在我们的份额即期待于我们合理支出部分之外垫付的款项，那是我们支付总额中极小的一部分。举例说，宾夕法尼亚支付了大约50万镑，而得到的退款不超过6万镑。
　　接着，罗金厄姆的支持者、财政大臣格雷·库柏发问了：
　　“1763年以前，美洲对大不列颠抱有什么样的心情？”
　　答道：“他们自愿服从王室统治，在他们所有的议会里，都听从英国国会的法案。有一些州，人口那么多，可用不着你们去费心设置堡垒、要塞，不必有城防部队或军队来迫使他们臣服。这个国家只花费了一点笔、墨水和纸张就统治了他们。他们被一根线引导着。他们对于大不列颠不仅是尊敬，而且是爱戴，敬爱它的法律、它的习俗和风气，甚至喜爱它的时尚，这都大大地增进了商业。英国居民总是受到另眼高看，英国人普遍受到尊敬，而且都有一定地位。”
　　问：“现在他们的心情如何？”
　　答：“啊，大大地改变了……”
　　问：“过去美洲人是如何看待英国国会的？”
　　答：“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伟大的堡垒和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安全保障，一直尊敬和景仰地谈到它。他们认为，专横跋扈的大臣有时候会企图压迫他们，但他们信赖的是，国会在接到申诉后总会给以纠正的。”
　　问：“他们已不那么尊敬国会了吗？”
　　答：“是的，已大大减弱了。”
　　然后是友好的和敌对的听证委员向富兰克林问话，涉及美洲人权利的问题。
　　问：“你没有听说本院及上院的决议规定国会享有向那里的人民征税的权利吗？”
　　答：“是的，我听见过这样的决议。”
　　问：“对那些决议，美洲人将有什么看法？”
　　答：“他们将认为它们违宪、不公。”
　　问：“认为国会无权在那里征收税和关税是1763年以前美洲人的看法吗？”
　　答：“我从未听说过任何反对规定关税以管理商业的意见；但不认为国会有权征收国内税，因为我们在国会中没有代表。”
　　问：“你根据什么得出你的看法说美洲人作了如此的区分？”
　　答：“我知道在有我在场的谈话中，无论什么时候，这个话题一出现，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不应由我们在其中没有代表的国会来征税。但是，对交纳国会的为管理商业而规定的关税的议案，则从来没有争议。”
　　下面，敌对者发问了，触及的是最敏感的关于征收关税和国内税的权力问题。
　　问：“你说殖民地一直服从于交纳关税，而只反对国会征收国内税的权力。现在，你能说出对于可能被征收关税和国内税的殖民地来说，这两种税究竟有何种区别呢？”
　　答：“我认为其区别非常之大。一种外税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关税是加在商品的基本成本和其他费用上的，而且在商品被销售时，构成它价格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因其价格而不喜欢它，他们拒绝买它，他们并非一定要支付它。但国内税假如不是由他们自己的代表决定征收的话，则是不经人们同意强加于他们的。印花税法案是要我们不再有商业，彼此间不能再进行财产的交换、买卖、授与及借债还债等一切自由的交易；我将不能结婚，不能立遗嘱。除非我们交纳这样那样的一笔钱。因而，它是想要勒索我们的钱财，或者由于我们拒绝纳此税而毁了我们。”
　　问：“但是，假定向输入你们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征收外税即关税的话，它的后果不是同内税一样吗？”
　　答：“我知道没有什么独特而必需的货物输入北部殖民地，只有那些北美人没有它们也行或他们自己能制造的货品。”
　　以下的问话突然转向了废除印花税问题和英国国会要求向殖民地征税之权的问题。
　　问：“考虑到国会关于权利的决议，你是否认为，如果印花税法被废除，北美洲人会满意吗？”
　　答：“我认为关于权利的决议与他们关系不大，如果他们从来没有企图实行这个决议的话。在那方面，殖民地可能会把自己放在和爱尔兰一样的情况下去看；他们知道你们要求过对爱尔兰的同样权利，但你们从来没有行使它。他们可能相信你们也决不会在殖民地行使它，除非在极其不寻常的情况下。”
　　问：“但谁是那种不寻常情况的决定者呢？不是国会吗？”
　　答：“尽管国会可以决定那种情况，但人民会认为直到殖民地的代表被允许进入国会它才会行使这样的权利；只要有那种情况出现，那些代表们会接到命令的。”
　　朋友们发问了，问的是关于废除印花税法案这一问题的更有戏剧性的一面。
　　问：“能够不利用军队而使印花税法案得以实施吗？”
　　答：“我不知道一支军队如何能被用于那个目的。”
　　问：“为什么它不能？”
　　答：“假定一支军队开进美洲而找不到一个武装人员，那时他们将干什么？他们不能强迫一个选择不用印花来办事的人来用它。他们找不到一场叛乱；他们倒的确可以制造出一场来。”
　　格兰维尔插了进来：“但是，他们久已接受的邮政服务不是一种税收和规定吗？”
　　回答是：“不。花在邮寄一封信上的钱不具有税收的性质；它只是给予一种已完成的服务的一定量的报酬；一个人，只要他不选择接受这种服务，就不会被迫付这笔钱。一个人仍然可以，正如在该项法案之前一样，派一名仆人（一名特殊的信使或一位朋友）递送一封信，如果他觉得这样更便宜或更安全。”
　　问：“但由于去年的这项法案，他们难道不把邮政的规定费用视为一种税收吗？”
　　答：“由于去年的规定，邮政费用在全美洲普遍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他们当然不可能把这种下降看作是一种税收。”
　　格兰维尔遭到了挫败，退回去了。反对废除该法案的人又问到美洲人能否区分对消费品征收的税和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富兰克林作了肯定的答复。其后，主张废除印花税的一方又问到，需要多少军队才能强迫殖民地接受这一法案？但刚问了两句，就遭到了反对。富兰克林只回答说：“如果殖民地出现普遍反抗，将需要大量军队”就止住了。支持废除印花税的委员又问了一些关于北美制造业的各种问题，直到反对者重又问起他们反复坚持的问题：
　　问：“如果印花税被废除了，美洲人不会以为他们可以用暴力迫使国会废除每一种外税吗？”
　　答：“这关系到距离如此遥远的人民想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问：“但你想像他们认为什么是废除该法案的原因。”
　　答：“我猜想他们会认为那项法案之所以废除是由于确信它是失策的；而且他们将信赖这一点，即虽然有过这一失策的法案，你们决不会再制订出一个。”
　　这时，罗金厄姆内阁的军需长官查尔斯·唐森德问了一个问题：“但假定大不列颠在欧洲作战，北美会出力支持她吗？”
　　答：“我确实认为他们会尽他们的条件所能来支持大不列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和她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在这里可能被看作是外国人，但他们自己却不把自己看成外国人。他们热心关注于这个国家的光荣和繁盛；而且，只要用得着他们，他们总是准备好去支持她，在他们微小的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不是以战争为荣，而是把援助他们看作自己的职责。我知道上一场战争在这里一般被说成是为了保护美洲人民或为了美洲人民而战。我认为这是大大地误解了。它的爆发是为了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的边界，为了王室明确提出领土要求而英国殖民地没有提出领土要求的领土；那些土地没有一块是授予任何殖民者的；所以，在那场纷争中，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干系或利益。至于俄亥俄，在那里的抗争起因于你们在印第安人地区内的贸易权——你们从乌特勒支条约取得的权利——受到了法国人的侵犯；他们抓走商人、掠走货物，那是你们的制造业产品；他们拿下了一座堡垒，那是一伙你们的商人及其经纪人、商务关系人在那里建立起来以保障他们的贸易的。布雷多克奉派率军去夺回那座堡垒（因为那堡垒被占在这里被视为对英王领土的侵占）和保护你们的贸易。是在布雷多克战败后，殖民地才遭到进攻的。在那之前，他们和法国人及印第安人都完全保持和平关系；所以，部队不是派到那里保护他们的。
　　“和印第安人的贸易并不是美洲的利益，尽管是在美洲进行。美洲人民主要是农民和种植者，他们喂养或生产的产品很少是同印第安人贸易的有品。印第安人贸易对英国有利：它是和英国厂商进行的，是为英国商人和制造业厂主谋取利润；所以那场战争，由于它为保卫王室领土而不是为美洲财产，为保护纯粹是英国人的贸易而爆发，是实实在在的一场英国战争；而美洲人民仍然毫不犹豫地尽最大努力将它进行下去，使它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格兰维尔听到这里，坚持说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只是一场为了美洲的战争，遭到了富兰克林的反驳。富兰克林还证明美洲人民“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
　　韦尔伯尔·艾利斯，爱尔兰的副财政大臣问到关于宪制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么他们（殖民地议会）怎么会认为自己有权为王室或其他不属地方性的用途征税？”
　　富兰克林回答说：“他们理解那句话——只有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向臣民征税——指的只是王国内的臣民。而殖民地未被认为是在王国之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议会，那才是他们的国会，他们只是在那一方面和爱尔兰处于同一境遇。在爱尔兰或殖民地为王室筹款时，批准权在爱尔兰的国会或殖民地的议会。他们认为大不列颠的国会不能恰当地作出批准，直到它有来自美洲的代表；国王权利陈情书明确说到它要在国会中得到共同的认可；而美洲人民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构成那共同认可的一部分。”
　　在这个问题之后，谈到了宾夕法尼亚的宪章，在一般意义上，实际指的仍是美洲殖民地的情况。一位敌对者问道：
　　“宪章中有涉及外税和国内税区别的字句吗？”
　　答道：“不。我想没有。”
　　问：“那么，由于同样的解释，他们不会反对国会征收外税的权力吗？”
　　答：“到现在为止他们决不会。最近，这里的许多论证被用来告诉他们两者间没有区别，而且如果你们无权征收国内税，你们也就无权征收外税，或是制定其他什么法律来约束他们。目前他们尚没有理解这一点；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会被这些论证说服。”
　　这以后，双方的委员又问了一些零散的问题，有的已包括在前面提过的问题中，这时，富兰克林便平静地说：“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了。”
　　听证会最后的两问两答是：
　　“过去，何为美洲人的骄傲？”
　　“沉醉于大不列颠的时尚和制造业产品中。”
　　“现在呢？”
　　“再穿上他们的旧衣服，直到他们能造出新的来。”
　　听证会结束后一个星期，2月21日，废除印花税的提案由亨利·西摩·康韦在国会动议。在下院通过以后，又在上院通过，并于3月8日被王室批准。
　　印花税的废除，应归功于英国的与殖民地有关的厂商和船主，英国的这股阶级力量为利益所驱动，在英国朝野奔走鼓噪，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实际作用；这一胜利也应归功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那是这场斗争的最广大深厚的力量，它使得英国统治者既恨且怕，一筹莫展，是富兰克林唇枪舌剑的坚强后盾；还应归功于富兰克林和英国决策人物之间那场短兵相接的较量。富兰克体以其对殖民地和宗主国关系问题上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为基础，机智、策略而绝不丧失原则的雄辩，连敌对者都为之倾倒，使得英国统治集团中的敌对者失去了武器，同盟者增强了信心。废除印花税的法案顺利通过并获批准，同富兰克林的成功的答辩有直接的关系。
　　不久，富兰克林答辩的全文以《讯问》为名先后在伦敦、波士顿、纽约、费城（用英文、德文）和威廉堡发表，次年又在斯特拉斯堡发表。在美洲殖民地人民眼中，富兰克林成了英雄。他在英国国会面前捍卫了殖民地人民的事业，为他的同胞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宾夕法尼亚，甚至业主一伙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业绩；在费城，咖啡馆向每一个乘船来到报告这一消息的人赠送礼品，果酒和啤酒免费让人们喝，州政厅中州长和市长及其穷人和300名绅士为富兰克林干杯。一度甚嚣尘上的对富兰克林的攻讦也不攻自破，烟消云散。
　　殖民地人民胜利了，但只是在这一回合。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没有觉察到，在废除印花税的同时，国会还通过了另一法案，法案宣称英国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颁布对殖民地有效的法律，包括征税在内。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