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把余生献给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常务委员

　　一九七八年选举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杜聿明、溥杰二人被提名为上海市选区的代表候选人，结果两人都以多数票中选。光荣地出席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同时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杜聿明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喜讯传来，在京的友好纷纷前往祝贺，杜聿明夫妇殷勤接待。曹秀清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对大家说：“我在国外生活多年，资本主义国家国会议员的选举情况，我知道一些。他们高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利，这完全是骗人的假话。实际上，竞选议员非钱不行，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光亭这次被选为人民代表，不仅没有花费一文钱，也根本没有出外拉关系，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杜聿明对来贺宾客一再表示：“我对诸位来贺非常感激。当然，我首先要感激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回忆我和溥仪、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六人，在一九六四年由文史专员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是出乎意料而感到莫大的光荣。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恢复了工作，意味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了新的一页。伫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指门可待，这是九亿中国各族人民的福音。我很惭愧，我在新生后，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何功何德，膺此重任，内心减惶诚恐。今后唯有竭尽全力，在党的领导下，以求图报于万一。”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了明了国家政治，经济、文教、卫生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每年都要到各地视察。杜聿明历年都参加这一活动，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半个中国。他对于在“四化”建设中起主导作用的工业更感兴趣，曾视察过新开发的石油生产基地，如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胜利油田等。每到一个油田，杜聿明都要深入辽阔无垠的矿区看一看那些星罗棋布、高耸入云的钻台，硕大无朋的银色储罐，以及纵横如织的管道，怀着喜悦的心情观赏石油生产的繁荣景象。杜聿明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他没有忘记，在旧中国三十年代，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一致断言中国是贫油国家。那时我国仪有一个甘肃玉门油田，年产量只有四十万吨，所需石汕，几乎全靠从美国进口。大革命时期，杜聿明到过南京，汉口、广州各大城市，要衢闹市都竖立着巨幅美孚石油公司广告，看了叫人丧气。而现在，我们已经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石油不仅能够自给，而且从七十年代开始出口一部分，又怎能不令人扬眉吐气呢!

　　杜聿明还视察了祖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天府之国的四川。看到成都到昆明的成昆铁路，早已建成通车，航空场站，四通八达，由内池到边陲，朝发夕至。旧中国时由于交通困难，鞭长莫及，军阀割据，因而政令不出都门。这些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一去不复返了。

　　最使杜聿明感到兴奋的，是他视察了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这座大型联合钢铁企业位于成昆铁路中段。这里蕴藏有品位很高的铁矿石，而且还蕴藏着大量优质煤，在这里大办钢铁，煤铁俱备，相得益彰，真可谓得天独厚。新中国在这里建立钢铁基地，对于开发西南资源，改善工业布局，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尤其从国防战略着眼，这里可以作为我国最安全可靠的后方生产基地。杜聿明到这里视察后，对于党和政府的雄图大略，精心擘画，无限钦佩。他感到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决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建立在扎扎实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上的。只要我们国家能够安定团结，同心同德，在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在不久的将来，定能步入小康，实现四化。

　　为统一祖国大业作贡献

　　一九七八年，政协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加强了阵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阎揆要担任军事组组长，刘琦、孙毅、刘汉、杜聿明为副组长。其中刘琦，孙毅两位是长征干部。阎揆要组长是杜聿明同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十一个陕西青年之一，在黄埔一期是同队同学，现在又重聚一堂共同工作，更加鼓舞了杜的干劲。他深感岁月催人，余年无多，不惜以衰病之身，力疾从公，丝毫不苟，除处理日常繁多的稿件外，并继续着手撰写回忆录。如撰写抗日战争时期的昆仑关战役，编写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创建和发展简史，并自告奋勇整理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辽沈战役、徐蚌地区淮海战役等全般经过，使之汇集成为专题。以后因阎揆要副院长军务繁忙，无暇照顾文史工作，改由刘琦同志任组长，杜都能合作无间，把文史工作推向前进。

　　杜聿明是一个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经常紫回心中，念念不忘。他认为，为此做贡献，是自己应尽门神圣义务。在台湾还有不少过去和他有过联系的人物，如能从中施加影响，架桥引线，解释疑惧，宣传党对台湾的方针政策，促共翻然憬悟，早日消除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团结一致地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就是做了一件造福于子孙万代的大好事。杜聿明在文史专员学习会上或和专员们交换意见时，总是挺起胸膛严肃地说：“我们这班人，过去和台湾国民党当权人物曾经有过长期的密切关系。我们向台湾做工作，现身说法地讲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们可以作为借鉴。我们的今天，也就是他们的明天，他们是可以接受的。无论公谊私情，我们都理应担当起这项神圣任务。要不然，我们就有愧于做一个新中国的公民了。”

　　杜聿明确实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从一九六○年起，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做了不少工作，几乎连年都写文章，录音广播，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劝告台湾师友。在多次和国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国参观人土的座谈中，他都要寄语台湾师友，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杜聿明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纪念淮海战役三十周年写了一篇题为《回顾淮海战役，寄语台湾旧友》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他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形势与作战经过，讲述了自己被俘后的经历和感受，他写道：“我被俘以后，认为人民已宣布我为头等战犯，此生已完，一切言行总是同共产党采取对抗。但共产党和人民并未对我有任何侮辱，反而优礼相待，供给各种书报，让我自己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使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我目前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黄维等同学也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这两年来，我们到全国各地视察，了解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扫除了建设上的障碍，正以跃进的步伐，向着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

　　文章最后指出，台湾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九亿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载入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希望台湾旧友和台湾同胞一道，为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而共同努力。只要对中华民族做出点滴的贡献，中图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一九八○年，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二周年之际，杜聿明又发表了《纪念“二．二八”寄语台友》的文章。文章说：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朋友们：

　　在纪念“二·二八”起义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日子里，我们特别怀念台湾骨肉同胞和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五千耳光辉灿烂的历史，是富有团结和凝聚力的。在我国历史上搞民族分裂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状况已经三十年了，当今霸权主义者对我虎视眈眈，并唆使越南仆从进行排华、反华的罪恶勾当，一再侵犯我滇桂边境、在我边防部队奋起反击的时刻，在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刻，更加促使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不应该继续分裂下去。

　　“半个世纪来，在我国的现代史中，国共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大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两次历史性合作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事实证明，在两次合作中， 中国共产党从不计较党派或个人的恩仇，而是忠心耿耿为国家与民族，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的。现在正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时候了。”

　　文章又说：“三十年来祖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世界公认并受尊重的国家，特别是中日友好条约缔结，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邓小平副总理访日访美取得圆满成功和辉煌成果，受到世界舆论的高度评价和绝大多数国家的高度赞扬，我们祖国的国际威望，前所未有。对此，每个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应感到自豪。

　　“在我国国内建设欣欣向荣，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之时，祖国各族人民更加关怀台湾骨肉同胞，关怀台湾回归祖国。今年元旦，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回归祖国的关怀和基本方针。我完全拥护。《告台湾同胞书》和领导同志讲话，指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和办法足合情合理的，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作的；失策是多么英明，它进一步具体的体现了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关怀。如果台湾当局也能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关怀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考虑，就应该对这种合情合理的政策，作出积极的响应。

　　“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重要政策。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祖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保证。五十年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证明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和诚意。我和很多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正确和无比温暖。就以个人来说，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除参加政协各种活动外，还经常列席人大常委会议，聆听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报告，参与国家大事讨论。对于我提出的合理意见，即使一得之见，也都受到玄视和采纳，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精神。至于生活上的关切照顾就不必多谈了。

　　“祖国要统一，民族要团结，杜会要进步，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赋予我们这一代人一个神圣使命，就是一定要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台湾已有爱国卓识之士提出统一袒国的意见，我们应发扬民主，为统一祖国问题展开公开的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完成租国统一大业。我们诚恳地希望开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亨、老朋友们，能同全国人民和台湾同胞一起，本着‘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的精神，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我们敦促台湾当局，认清世界形势，顺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民意愿，勇于正视现实，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争取作中华民族统一的功臣，而不作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

　　久病住院 不幸逝世

　　杜聿明早期患有肾结核病，曾进行手术割去左肾，因此迭次发生感染，罹致肺结核、胃溃疡及脊椎结核等病症。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曾数次发作，经北大医院(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简称)的精心治疗和长期住院休养，病情虽有好转，但终以身体孱弱，行动己感困难，开始策杖而行。他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力疾从公，参加政协各项活动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本职工作。由于肾功能极度衰竭，进入一九八一年春，杜即深感不支，乃进入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医院拥有优秀医护人员，医疗设备亦较为先进。在杜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之际，组织力量大力抢救，使用最先进疗法和有效药剂，辅以精心护理，几次转危为安。杜的女儿致礼闻父病危，于一九八一年一月间由美国回国，并带有“人功肾”透析用蓟，投入医治，一时颇见成效，杜的病情好转，神志清醒。曹秀清母女及所有友好，俱为杜额首称庆，杜致礼如释重负，道别父母返美。可是，到四月末，病情遽然恶化，肾功能全部衰竭，杜氏已呼吸困难，不省人事。延至五月七日上午七时二十七分，杜停止呼吸，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七岁。

　　杜聿明住院医治达半年之久，病笃之际自知不起，特立遗嘱如下：

　　“余青年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思想之感召，投奔黄埔军校。自谓救国有路，乃全力以赴，不计其他，于东征、北伐、抗日诸役，均积极从征，略有贡献。后因对我国历史发展缺乏正确认识，乃致事与愿违，负疚万分!

　　一九四九年以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眼界为之开阔，始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幸国家与人民不咎既往，给余再生之机会，且本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之精神，给余分配工作。多年以来，余更得政协常委与人大代表之荣誉，后半生能走上杜会主义之光明大道，余深深感到幸运，誓以余年为国家作出贡献。余自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后，除负责审核各方来稿外，并撰写、整理辽沈、淮海等亲身经历诸战役之经过，还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

　　余以衰病之躯，竟达逾古稀之年，全仗国家医疗制度之照顾。病危期间，承蒙多方抢救，余夫妇深为感激。余妻曹秀清素知余志， 余已嘱其率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病危深思，最关怀者一言而已：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当杜聿明病势恶化，已呈弥留状态之际，曹秀清急电杜致礼，嘱其即日回国与乃父诀别。致礼接电后不胜惶急，迅即摒挡就途，于五月六日飞回北京，到首都机场时已是下午六点多了。她思父心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径往协和医院杜的病榻前。杜这时进入呼吸短捉的半昏迷状态，虽然口不能说话，但心里还有感应，似乎还明白是长女致礼的到来，父女拥抱之际，眼里竟流下了热泪。致礼陪伴到深夜，还不忍离开，经多人劝解，才回到崇文门寓所稍息。七日晨，杜聿明心驻停止眺动，与世长辞。致礼侍奉老母曹秀清起居并办理丧仪。

　　女婿杨振宁博士，闻讯岳父杜聿明病危，虽极关切，奈以科学研究和国际活动紧迫，难以抽身与其妻杜致礼一道回国向乃翁诀别。得到杜逝世噩耗后，立即兼程回国。政协领导为了照顾杨振宁能参与葬礼，决定推迟杜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日期。杨振宁于五月二十二日回到北京，二十三日即参加遗体告别，服促缞絰视殓成礼，二十五日参加在政协礼堂举行的追悼大会，会后与杜致礼搀扶曹秀清捧骨灰盒至八宝山墓地安放。丧事完毕，杨振宁即匆匆飞往日本，参加世界科学组织的会议。杜致礼留下陪伴母亲，以慰大丧后的哀寂，待其母稍安后才离去。

　　人民将怀念他

　　杜聿明逝世后，全国政协决定为杜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大会。五月十四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亲自到杜聿明家中，向杜夫人曹秀清和女儿杜致礼表示亲切慰问。邓颖超副委员长的到来，使曹秀清不由想起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召见她夫妇和对待特放后的杜聿明等黄埔军校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备极关怀的情景。作为孀居未亡人，处于悲恸欲绝、愁绪百转之际，受到邓师母如此亲切的抚慰，不禁感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她深深体验到，生活在新中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温暖关怀，她是不会孤独无依，晚景凄凉的。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杜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俱先后诣杜家慰问。特别是和杜聿明在战俘管理所一道学习改造的人，如周振强、郑庭笈、黄维、赵子立、文强、杨伯涛、罗历戎、杜建时、方靖、李以匡等到杜家慰问叫，感触尤深。他们认为，杜聿明在敏于明辨是非，勇于自我批评，讲求团结，平易近人诸方面，是他们中间突出的典范人物。他们的进步，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受到杜的影响。周恩来总理曾勉励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人员要做新人，杜聿明确实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乌兰夫、方毅、胡子昂、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等及在京部分政协常委、委员，部分在京人大常安、代表，中央统战部领导人，杜的生前友好和政协文史专员、群众代表等，前往北京医院灵堂向杜聿明遗体告别，并与伴守灵侧的杜夫人曹秀清、女儿杜致礼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杜聿明同志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及邓颖超、方毅、季方、胡子昂、胡愈之、王昆仑、阿长工、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等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叶剑英、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史良、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康克清、王首道、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肖克、程子华、杨秀峰、沙千里等领导同志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统战部、人大常委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军事组全体成员送了花圈。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在京的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委员，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群众代表及杜聿明生前友好，共五百多人。

　　追悼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肖克致悼词。悼词原文如下：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杜聿明同志。

　　杜聿明同志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杜聿明同志，陕西省术脂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北伐和抗日战争。历任国民党高级军职。淮海战役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杜聿明同；志开始了他的新生，逐步走上了爱国和拥护杜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

　　历史的经验是最能教育人和最有说服力的。杜聿明同志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辰，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所渴望的国家独立、富强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得到初步实现。他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观察，认识到只有杜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曾经说过：“我的心情所以极其愉快，是由于经过党的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看到祖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二十多年来杜聿明同志力求进步，热爱祖国，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工作。杜聿明同志是一位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拥护杜会主义道路的爱国者。

　　杜聿明同志的转变和进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欢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杜聿明同志被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当他接到邀请的通知时，心情无限激动，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对党的感激，誓以有生之年，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一九七八年杜聿明同志当选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人民给子他应得的荣誉。

　　十年浩劫期间，杜聿明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他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工作。他深切怀念在台湾和海外的亲朋故旧，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

　　杜聿明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着光荣的后牛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将怀念他!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发展我国杜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 业而共同奋斗!

　　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在追悼会上向中央领导同志表示感谢。她说，我父亲在生前谆谆教诫子女．一定要高度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要为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我父亲是以爱国始，以爱国终，在弥留之际，仍殷切盼望台湾与大陆，早日实现和平统一。我母亲在父亲逝世的悲恸中表示，她将谨遵我父所嘱，永远定居祖国，继承他未竟之志。

　　杜聿明病逝后，曹秀清曾于五月十日分别发给台湾蒋经国先生、台北黄埔同学会黄达云(黄达云是黄杰的字，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税警总团团长、南京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参加过古北口、上海抗战。大陆解放后，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现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袁企止(袁企止是袁守谦的字，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常委。)、肖化之(肖化之是肖赞育的字，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两封电报，要求台湾当局放杜聿明在台湾的子女回大陆奔丧。在给蒋经国先生的电报中说：“我以悲痛之情，奉告我夫杜聿明于五月七日晨七时二十七分在北京病逝。请转知我的二女杜致义、女婿徐炳森，二儿杜致勇、儿媳王贵华，三儿杜致严，三女杜致廉、女婿邓天才等七人，于本月二十一日前来北京参加追悼会，骨肉田聚，亲视含殓，以尽孝思。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恳请予以便利，至深哀盼。”同时，郑洞国、黄维、李奇中、侯镜如等四人也给台北黄埔同学会黄达云、袁企止学兄发了电报，希望他们转请蒋经国先生准许杜的儿女赶回以尽孝道。

　　电报发出后，曹秀清翘首以待。在台湾的杜聿明的七位儿女，当得到父亲逝世的噩耗后，不胜哀恸，亟想飞渡海峡回大陆奔丧，克尽孝道，当即向当局请求放行。他们含悲忍痛往谒父辈黄达云先生，黄先生初则不予接见，几位儿女涕泪滂沱守候外室，坚不离开，黄亦为之动容，但只允许杜的儿女们可以在台北设灵遥奠。

　　杜聿明的在台子女虽然未能回大陆奔丧，但曹秀清坚决相信，总有一天阻隔海峡两岸骨肉之情的障碍会被消除，儿女们终将回到大陆来祭奠其父亡灵的。

　　是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杜聿明临终前念念不忘的统一祖国大业的愿望，也一定会实现。海峡两岸的爱国人土，正在为这一天的提早到来而不懈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