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十年动乱中经受考验

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机关后院大殿内，贴满了大字报，其中对《文史资料选辑》中某些史料和观点，指名道姓地提出批判。杜聿明对于涉及自己的部分，很认真地去看，有的还抄了下来。外面的“造反派”在政协大门上贴了传单，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提出要扣发民主人士的工资，赶出北京。政协职工没有照办，只是让专员参加打扫卫生等劳动，扣发工资百分之三十。当时外面已经开始乱揪乱斗，气氛十分紧张。杜聿明和宋希濂、郑庭笈三人原来同住一院，每天到机关上班，都是结伴而行，以便互相照顾，如发生意外有人通风报信。杜聿明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但很镇静，曾对郑庭笈说：“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政协领导为了使文史专员们不致被卷入，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班，在家里自行组织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文章。”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学习半天，四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油漆以仿宋字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四旧”。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那些“红卫兵”终于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子难。最使杜难过的是，一九六○年黄埔师生和周恩来在颐和园的珍贵留影被拿走了，他惦念了很久。“红卫兵”还贴了一张大字报，对这个院子提出三条“勒令”：(1)自动减少工资；(2)不准请保姆；(3)打扫胡同的清洁卫生。杜召集大家研究，决定由宋希濂起稿，杜抄写，回答了一张大字报，表示接受“红卫兵”的要求和批评意见。第二天中午，来了三个带着照相机的“红卫兵”，把杜等叫出去，要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杜聿明等始终没有弄清这几个“红卫兵”是哪个单位的?照相有什么目的了以后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院里的人都出去扫胡同。

　　在这些日子里，杜聿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整天都蹲在家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很少发表议论，也不听外面传播的小道消息，只是看书学习，好象外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郑庭笈问起他今后会怎么样时，杜总是说：“要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周总理知道了杜聿明等人的处境，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十一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一九六六年，给予这种待遇，使杜聿明感到特别温暖和珍贵。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果然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了。一九六九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是按照周总理指示采取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夜里，大批“红卫兵”和公安民警，到唐生明家里抄家，唐和他的妻子徐米都被押走了。杜、宋、郑三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都各自紧闭大门蹲在家里，偷偷从窗户窥探。十一月六日，沈醉、康泽同样被带走；十二日董益三被带走。这件事使杜聿明等又紧张起来。郑庭笈问杜：“你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看法?”杜还是说：“党的政策不会变，不会把所有特赦人员都押回监狱的。”以后获悉，沈等的再拘留，是与国民党军统问题有关，杜聿明的判断果然不错。一九七一年沈酢等也都释放回家，还补发了工资。

　　“文化大革命”进入“清队”阶段，全国兴起“外调”之风，政协机关也成立了接待外地来京调查人员的机构。找杜聿明调查材料的人特别多，外调人员有时要排队等候。杜聿明深深感到，提供材料关系到被调查人的生死存亡，是一桩极为严肃的大事。因此无论是和来人面谈或书面答复，都是再三考虑，做到实事求是。有时他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就请有关朋友帮助回忆；实在不知道的，他也介绍线索，让来访者能够继续进行调查。

　　十年动乱中，杜聿明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很不理解，但他对党既定的政策，仍然坚信不移，没有丝毫动摇，对于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仍然充满着希望。

　　作庭院园丁 当干校后勤

　　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政府对国民党战争罪犯施行第一批特赦之后，又陆续特赦了几批，其中留京参加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廖耀湘、杜建时、董益三、方靖、沈醉、李以匡等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史资料工作全部停顿，这些文史专员们无所事事，只好担任政协机关整个清洁卫生工作。杜聿明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看到政协庭院的苹果、柿、梨、葡萄等果树，牡丹、海棠、丁香，金银花等花卉，由于没有专人管理，花圃里杂草丛生，果树枝枯叶败。这些花木大都年代古远，从枯木的年轮看，有的已有百年左右。目睹这些珍贵花木如此衰败下去，杜聿明深为不安。于是和专员中几个同好者，毅然插手花木管理。每天扫除完毕后，就到花圃里拔除杂草，浇水施肥，整枝除虫。机关领导也大力支持，还特意购置了喷雾器，高枝剪等工具。杜聿明在红星公社果树组学到的技术，居然得到了发挥运用。他四处张罗到一种苹果优良品种，嫁接到院中的梨树上，终于宣告成功，至今已树冠成荫，开花结果。葡萄经过他苦心栽培，当年即枝叶繁茂，果实累累。

　　一九六九年，政协机关在湖北沙洋办起“五七”干校，百分之八十职工都到那里参加生产劳动。政协领导为照顾文史专员年老体弱，没有让杜聿明等去千校，留在北京担当留守机关和干校的后勤任务。后勤工作的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要把几百人的床铺、家具及生产资料运往沙洋，从机关到广安门火车站的装车卸车几乎全由他们包了，每次大家都能竭尽全力地完成任务。有时还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及各民主党派机关的仓库里，整理和搬运物品。北京市修建人防工事，政协机关担任的一段土方工程，也有文史专员们流下的汗水。专员们的家属，除少数年老体弱者外，也都参加了街道工厂或教学，大家都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关于“要巩固劳动观点”的谆谆训诲。

　　在那动乱不已的年月里，杜聿明除了踏踏实实参加劳动外，总想有机会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战犯管理所由功德林移至秦城管理所领导为了加速在押战犯的思想改造，曾邀请杜聿明、宋希濂、沈醉三人到秦城“现身说法”，向尚未获得特赦的战犯作新生后的汇报。杜聿明如实地介绍了自己投入人民怀抱后的种种感受。他讲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何对他无做不至地关怀照顾，给他妥善地安排了工作，使他成为光荣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没有歧视他，而且得到了友好的关切和帮助。在生活上，他和国家职工一样，早受着各项福利待遇，如公费医疗、住房分配、文化娱乐等。杜还介绍说，第一批特赦人员中，凡亲属在大陆的，政府都把他们的亲属户口迁到北京，或将其安排到亲属所在地工作，使他们得以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他自己的妻子曹秀清，在政府的大力帮助下，也由美国回来了。讲到这里，杜聿明感戴之情不能自己，他激动地说：“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我坚决信仰毛泽东思想!历史事实和我亲身经历都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路明灯，就能所向无敌，从胜利走向胜利!我前半生脑子里接受进步思想很少，接受旧社会的封建毒素、军阀作风和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很多。这些坏东西起了支配的作用，使我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以致深陷泥淖，不能自拔。过去我对蒋介石极端崇拜，盲目服从，为他的反动统治效忠卖命，一意倒行逆施，危害国家和人民，造成满身罪恶，是四十三名头等战犯之一。共产党、毛主席本着改造人类世界的宏伟目标，对我这样的人，不审不判，不咎既往，采取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宽大政策，多方引导我明辨是非，皈依真理，终于翻然悔悟，改恶从善，走向新生。我今天能够作为新中国光荣的一分子，是共产党、毛主席栽培的。我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这般天高地厚的恩情，一定要继续学习改造，把旧社会沾染的一切坏东西从头脑里清洗个千干净净，彻底转变思想，洗心革面，做一个社会主义新人。”

　　喜迎女儿女婿归国探亲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打破中美长期对立的僵局，不惜移樽就教，正式到我国访问修好，与周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美国终于向全世界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继之，日本内阁大臣田中角荣也来我国访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并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国宴，都邀请杜聿明参加。杜聿明为中美、中日恢复邦交感到无比高兴，认为这是新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执行正确外交路线的必然结果。

　　就在中美恢复邦交的前后，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冲破重重阻力，于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夏季先后两次回祖国探亲讲学。杜聿明、曹秀清夫妇第一次接到女婿女儿回国的电报时，心情万分激动，与分别多年的长女和女婿团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杨振宁博士一踏上祖国大地，即受到祖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接待。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两次都接见和设宴款待杨振宁博士及其家属，每次都和杨振宁亲切地交谈到深夜。谈话内容从科学研究、社会问题、国际动态到家庭生活，范围广泛，毫无拘束。总理精神抖擞，谈笑风生。当总理听到杨振宁博士称曹秀清为妈妈，而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立即纠正说：“应称为岳父大人。”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总理还询问了杨博土的父亲杨武之教授的健康情况。杨振宁回答说：“我父亲患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曾两次发生休克。由于及时抢救，得以起死回生，我能与父亲相见，合家团聚，是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我父亲的关怀照顾分不开的。”

　　一九七三年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夫妇俩上午到达北京，中午就到杜聿明家进午餐。政协机关怕曹秀清忙不过来，派人协助购买物品，并派了厨师代做饭菜。席间有郑洞国、侯镜如、焦实斋、郑庭笈等作陪。接着郑洞国又在四川饭店宴请杨博土夫妇。七月十七日下午，杨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他，十分高兴。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就播送了这则消息。毛主席和杨振宁一起照了相，事后还送了杨振宁一张。全家都感到无尚光荣，把这张照片视力至宝，一直挂在社聿明的会客室里。杨振宁还转达了毛主席对社聿明的关怀，说：“在接见时，毛主席对我说‘代问你岳丈好’。”继之，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扬振宁夫妇及杜聿明夫妇。杜聿明回忆说：“宴会气氛非常亲切，周总理对待我们，像一家人般欢聚一堂。”杜致礼还和总理开玩笑说：“你们还是重男轻女，杨振宁是安徽人，酒宴就没在安徽厅。我可是陕西人哩 ！”总理听丁哈哈大笑，不以为忤。杨振宁在祖国讲学，回到美国后，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杨是美籍华人协会会长，后来在邓小平副主席访美时，他主持了华裔举行的隆重的欢迎大会，向邓副主席致敬，并保证：一定要继续为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消除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泰山其颓——杜聿明的悲恸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忽陨，举围兴悲。杜聿明听到这个惊人的噩耗时，悲恸欲绝。他回忆当年在黄埔军校时，总理作为一位革命家，鼓吹革命，慷慨激昂，评论时事，剀切详明，学生无不钦佩，几乎投决起舞，而作为一位政治教官，对学生又是循循善诱，有如化雨春风，令人感到无比温暖。自己在特赦后，多次亲承教诲，总理不计前愆，与人为善，一再谆谆训诲，感人肺腑。一九七三年五月，周恩来总理还组织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宋希濂等到广州黄埔岛，省视母校旧址，启迪他们发扬黄埔时期的革命精神。杜聿明一生阅历非浅，交往亦多，只有周总理在他所有的师长中，坚持革命，奋斗终生，一尘不染，正直不阿。所以，当杜聿明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鞠躬致敬时，不禁涕泪滂沱。他望着安详地躺在灵床上的总理，久久不肯离去。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和伟大崇高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杜聿明心中。

　　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噩耗又接连传来。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军队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委员长逝世。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泰山其颓，举国哀恸。杜聿明对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同对周总理一样，怀有深深的崇敬，因而也沉浸于同样的悲痛之中。杜聿明深深懂得，是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创建了工农红军，举行丁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了新中国，其丰功伟绩，永垂史册。他个人沐受毛主席的宽大政策，经过教育改造，终于改恶从善，皈依真理，在特赦以后，还给予政协委员的荣誉，使他能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贡献一得之见，报答人民于万一。对此，杜聿明是感恩铭德，没齿不忘的。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中国接连失去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三位最高领导人，国家遭此大丧，人民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当时“四人帮”又企图乘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祖国上空一时阴云密布。面对这种情况，杜聿明并没有动摇对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心。果然，过了不久，喜讯传来：党中央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杜聿明作为代表，旁听了特别法庭的审讯。 在旁听席上，杜聿明听到控诉书中揭露林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极为愤慨，认为林彪罪大恶极，实为天理，国法、人情所不容。通过旁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讯，杜聿明对于十年动乱期间出现肆意打、砸、抢和私设公堂，滥施刑罚等混乱现象的原因，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长期蕴藏在内心的许多疑问得以解除，使他进一步增强了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