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红星公社受锻炼 全国政协履新职

在京郊红星公社的一年

　　留在北京的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四人，度过了一九六○年欢乐的元旦，又迎来了旧历春节。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在京畿参观游览，还不时观赏反映新时代的文艺节目，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周振强、杨伯涛到原籍探亲后，也回到了北京。统战部按周总理指示，将杜聿明等六人安排到南郊中朝友好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插队，让他们和劳动人民相处一段时间，体验生活。

　　红星公社是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的象征，每年朝鲜驻华使节都要到这里劳动，外宾也常到公社参观。公社主要种植稻、麦、玉米、果木、蔬菜，还有马场、奶牛场、 猪场等，开展着多种经营。为照顾杜聿明等六人的体力，公社分配他们到果树队工作，住在一幢砖瓦结构的平房里，每人都拥有单人床及书桌等家俱。在这里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星期天照例休息。果树队长石浚泉、技术员王效恕，都热情地把果树管理技术传授给他们。杜聿明等置身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心情格外舒畅，学习也格外专心，逐渐对培植幼苗，嫁接芽接，葡萄起土上架，浇水施肥，剪枝疏果等管理技术有初步的领会。杜聿明对这行技术特感兴趣，他心灵手巧，又肯下苦工，进步比别人更为显著。

　　过了不久，杜聿明听说红星公社还有一座农机修配厂，主要任务是维修拖拉机、康拜因等农业机械和汽车，同时还生产一些小农具。杜在机械化部队干过多年，不仅在技术上很有根底，而且和机器结下了深厚感情，他爱这行更甚于爱果树队。所以，他特地独自跑到农机修配厂去参观。当他一进车间，看到农机工人在那里热火朝天地修理机器，听到马达轰鸣和捶击金属的声音时，就觉得技痒难熬，恨不得马上能够一显身手。杜了解到这个工厂工人不多，只有一、二十人，活忙不过来，院子里停着一辆辆载重汽车，在等待维修。于是便向旧宫大队领导请求到农机修配厂工作。大队领导和修配厂工人都表示欢迎。杜一到修配厂，本其一贯的严肃认真的作风，勤勤恳恳地和工人们一道劳动。修理汽车时，他一头钻进汽车底盘下面，长时间地蜷伏在地上工作，不修好决不罢休。经过他修理的汽车，质量一般都是有保证的。杜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维修技术，但并不满足，除虚心向老师傅求教外，还买了一些机械原理之类的书籍，用心钻研。在车间里，杜抢着给老师傅当助手，或者端茶送水，和厂里的工人火热一团，谁也看不出他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大官。

　　在杜聿明到修配厂工作的同时，周振强也请求凋到养猪场工作去了。留在果树队的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四人，为了进一步掌握果树管理技术，请了一位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毕业的技术员，每周用三个晚上给他们上课，讲授园艺课程。杜聿明具有广泛的求知欲，他虽不在果树队，也绝不放弃这个好机会，一样积极参加，专心听讲和写笔记，积累这方面的知识。

　　杜聿明等在红星公社，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以及国内外时事。每周安排四个半天自学，两个半天座谈讨论。星期天休息，除搞个人卫生外，可以进城办事或探亲访友，亲友也可以到公社探望。郑庭笈的儿女、杨伯涛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上学，每逢假日常来团聚。杜聿明、王耀武预先头些吃的，给孩子们加餐，共同热闹一天。

　　一九六○年，国家陷入暂时困难。北京市民政局发给杜聿明等每人每月生活费六十元、粮票四十斤，这在当时要算特殊照顾了。当时由于粮食紧张，社员在公社食堂吃的是掺野菜的“莱和饭”。杜聿明等和社员一道到田野里采集野菜，一道在食堂买“菜和饭”果腹，不抢先去买包子、面条等细粮；吃不完的剩饭和剩莱，也从不抛弃，留到下一顿再吃。杜聿明的健康情况在战犯管理所时虽有所改善，但还不能算是十分健康的，半天紧张劳动以后，常常感到疲倦。尽管生活上相当艰苦，但他毫无怨言，决心坚持下去，和人民一道去克服这暂时的困难。杜聿明等六人整整在红星公社蹲了一年，第一遭深入基层，体验生活，获得了思想、身体双丰收。他们在周总理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人人心情舒畅，都把身体锻炼得结结实实的，为以后工作创造了条件。他们和公社各级领导、社员都相处得很好，常到社员家里作客，对农村人民的生活情况，思想感情有一定的认识和适应，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杜聿明深深体会到，京郊插队的一年，对于自己进一步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杜聿明等在红星公社期间：除常有同学友好和亲属前往聚会外，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也间或前往访问。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季方等，余心清、仇鳌两先生，还邀杜等到寓所晤谈，便餐款待。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申伯纯，米智沉两位领导，也到公社探望杜聿明等，还动员他们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为文史工作作贡献。杜慨然从命，抽出时间撰写了《蒋介石解决龙云经过》、《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华北古北口抗日纪要》、《徐州会战的战车部队》等文章，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会见蒙哥马利元帅

　　一九六○年五月的一天，杜聿明忽然接到北京市民政局的通知，要他准备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杜顿时感到紧张，因为他除了特赦时管理所每人发的一套布棉服以外，自己没有添置新的衣着。时当春末夏初之际，没有合适的服装，怎么好去见外宾呢?岂不会给国家丢脸吗!幸好杨伯涛有几套旧中山服，是他爱人一九五○年从芷江来北京看杨时带来的。杜拣了一套浅色的穿上，虽觉稍短些，但也还看得过去。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才知道是周恩来和陈毅宴请来访问我国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这次邀清杜聿明作陪，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知名，互相倾慕。蒙哥马利对这次与杜的会见感到满意，他从和杜聿明的交谈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政策，表示颇为赞赏。在宴会厅休息时，陈毅副总理看了看杜的穿着还算整洁，微笑着向杜说：“你这身衣服挺好!”杜腼腆地回答说：“这是我借来的。”陈老总不禁哈哈大笑。杜这次出场招待外国贵宾，总算应对得体，不辱使命。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我国访问，周恩来总理设盛宴欢迎，也邀杜聿明作陪。开宴前，总理向亲王一一介绍参加宴会的人员，轮到社时，总理介绍说：“这是杜聿明将军。”杜宴后归来对人说到这件事时，深感总理对前国民党将领仍然是尊重的，有适当机会还给出头露面。

　　黄埔同学及师生之间

　　杜聿明等六人在红星公社体验生活期间，经常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和陈赓大将，以黄埔军校老师和同学的身份，给了他们极大的关心和照顾。

　　陈赓大将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和杜聿明、宋希濂是同队的同学。这种特殊关系，按照当年黄埔同学风趣而亲切的说法是：“一道穿草鞋的同志。”同学问被强大的革命纽带和“亲爱精诚”的校训紧密结合在一起，彼此是十分关心的。他们在大革命年代建有深厚的感情，可惜以后分道扬镳了。现在陈赓同学是国防部领导人之一，并兼任在东北的一个军事学校的校长，任重事繁，可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不惜拨冗多次和杜聿明等老同学见面，以满腔革命热情，帮助失途的昔日战友重新振作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再度亲密合作，携手共进。当杜聿明等六人应陈赓同学邀约见面时，特别是当杜聿明和陈赓同学握手时，内心充满羞愧和感激之情，他只激动地说了一句：“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今天又和你团聚了。”陈赓同学还同时邀约陈明仁、郑洞国、侯镜如、唐生明四位同学，齐集四川饭店餐叙。他对大家说：“我们从黄埔到大革命是团结在一起的，由于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把我们分成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以致兄弟阅墙，打来打去。现在我们终于又合在一起了，就应该团结走到底，永远不再分开了。”说完，举杯向大家祝酒，同大家一一碰杯之后，便率先一饮而尽。席间谈笑风生，尽欢而别。在另一次聚会时，陈赓同学向杜聿明等六人介绍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大好形势，描绘了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勉励大家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共同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建设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陈赓同学这种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情谊，使杜聿明等无比感动。陈赓同学有时还把杜聿明等接到前门东河沿的国防部招待所，让大家休息几天，并办理一些私事，然后才送回红星公社。

　　一九六○年十月间，张治中老师在颐和园介寿堂休养。周恩来总理让张老师以黄埔军校教育长身份，邀清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聚会，并嘱咐有家属的也要偕同参加。总理为此还亲自给陈赓同学挂电话，要他一定偕夫人同往。十月十九日上午，大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到了颐和园。计有文白先生及夫人洪师母，邵力子先生及夫人傅学文师母，屈武先生，陈赓及夫人傅涯，郑洞国及夫人，侯镜如及夫人李松芸、黄雍、李奇中、覃异之、周嘉彬及夫人张素我，唐生明及夫人徐来，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童小鹏两位也莅临主持。敬爱的老师周总理和邓颖超师母按时到达，大家起立欢迎。总理满面春风，炯炯目光环视了到会同学，然后请大家就座。总理说：“这次集会是黄埔师生联欢。”总理对杜聿明等六人在红星公社的锻炼情况极为关心，询问得十分仔细。杜聿明等把生活、学习，劳动情况作了汇报，总理表示满意。总理说：“这次文白先生在颐和园休息，趁这个机会请文白先生邀约大家到这里见面。大家工作得很好，我很早就想和你们谈谈的。”接着，邓颖超师母热情地说：“我和黄埔没有关系，但我对黄埔同学也是关心的，今天也高兴和你们见见面。总理工作很忙，整天无暇休息，常常是早出晚归，连我也很少见面。”总理再次勉励杜聿明等六人说：“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好改造的标兵。你们被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特赦就一起抹掉了。当然人的思想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自己。”

　　会餐完毕，少憩片刻，总理兴致勃勃地问工作人员：“大家聚会不易，要留个纪念，在哪里拍几张照好?”工作人员遂引导总理和众人一行，到昆明湖北岸的牌楼前，以巍峨的万寿山为背景，拍了几张集体照。总理对杜聿明等六人说：“我单独和你们六人照个像吧。”又叫工作人员选择位置，让六人站在他左右摄了一个镜头。随后，总理让大家自由在园里活动，他和张治中，邵力子几位老人则回到介寿堂休息。邓颖超师母游兴未已，看到杜聿明在给别人照像，她走过去说：“我的技术不好，我给你们照几张吧。”于是她选择了几处曲栏拱桥风景，拍了几个镜头，杜串明几人视为珍品，至今还保存着。

　　这次黄埔师生颐和园联欢盛会，同学们和总理、张文白、邵力子几位慈祥的老师相聚，亲炙颜色，躬聆训诲，有逾家人父子，在杜聿明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一九六一年二月，杜聿明等六人在红星公社劳动锻炼体验生活已达一年，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按预定的安排，将六人接回城内，仍住崇内旅馆。旧历春节，统战部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厅举行座谈会，徐冰副部长宣读了经国务院批准、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七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在座谈中，杜聿明发言表示：“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们改造成为新人，给了我们以新的生命，现在又给我们安排了新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努力工作，报答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会后，又应邀参加统战部举行的招待各界民主人士的春节招待宴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席了宴会，并到每一席祝酒。

　　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杜聿明等七人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履新。这个机构是周恩来总理创议设立的。那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次邀集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士的座谈会上，总理建议大家：“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不久即在全国政协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命专员若干人，并下设办公室。委员会主任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副主任申伯纯。范老因身体欠佳不到会办公，会务由申伯纯负责。办公室所在地原是清朝顺承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当杜聿明等到任时，办公室早已把一切办公用具准备停当。文史专员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其次是组稿，审稿及整理编纂文史资料。文史专员除工作外，对于学习也不松懈。政协学习委员会有一直属学习组，成员为科学家及政协委员，如熊庆来、贝时璋、王雪莹、王克俊、赵君迈等，杜聿明等七人也编入这个组学习。在政协机关工作，生活上也得到相应的照顾。居住条件良好，每家都有寝室，客厅，还有暖气及卫生设备。按照公费医疗制度，文史专员享受高级干部同等保健待遇。

　　杜聿明得到了这个难得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工作特别努力。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一九六一年，他写了《辽沈战役概述》、《淮海战役始末》几篇；一九六二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题为《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俱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杜聿明等任政协文史专员后，在京的前辈先生和各方面人士，都为他们成为国家公务人员而致贺。张治中、邵力子两位老师特地邀约杜聿明等六人及有关人士在和平宾馆欢聚，以示祝贺。张、邵二老关切地问杜聿明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何困难需要解决，可向他俩提出来，能帮助解决的就给解史，不能解决的，可以代为向政府或有关方面反映。文白先生还勉励杜聿明等努力工作，为国效力。并且说：“你们当中丧失配偶的，可以重新组织家庭；家属在大陆的，将向统战部和政协领导建议，把家属户口迁入北京，以便合家团聚。”邵力子老师和其他友好亦诸多鼓励。杜聿明表示：“蒙张老，邵老两位老师和各位友好的关怀和鞭策，今后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要搞好工作，决不辜负二老和各位的期望。”最后，宾主聚餐，尽欢而散。此后不久，北京市民政局便将文史专员中的外地家属户口迁入北京；家届在海外的，政府也在各方面提供方便，尽量争取他们返回祖国与亲人团聚。杜聿明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和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通信，促她早日归国团聚。

　　傅作义先生患有心脏病，平时深居简出，但对于促进杜聿明等人的进步，也很关心，特于西单全聚德烤鸭店办了一桌全鸭席，邀清杜聿明等十人集会。傅先生亲自接待，他首先向大家声明：“这次集会，我是专诚邀请你们几位的。”傅先生针对杜聿明等有极重的自卑感，开导说：“你们是打败被俘的。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打败仗有功!假如你们打了胜仗，或者把部队拖到台湾，那就会推迟解放战争的进程。无论如何，你们在战场上很快把国民党军队输光了，在客观上总是对人民有利的。你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正确对待自己，破除顾虑，不亢不卑，才能鼓足干劲，继续前进。”宜生先生的这番话，对杜聿明等放下包袱不无影响。

　　此外，季方老师和黄琪翔、庄明远先生，也曾邀杜聿明等六人于王府井全聚德饭店餐叙。还有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等的相继访问。

　　杜聿明等到政协工作以后，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就接到国家正式请帖，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宴会，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与党和国家干部及中外贵宾同起同坐，感到无比光荣。特别是一九六四年国庆的请帖，是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的署名，杜聿明等更为惊!当毛主席出现在宴会厅主席台上时，大家起立热烈欢呼，经久不息。在一次总理主持的宴会上，杜聿明等的席位排到四百多号，当总理缓步走到这一席前时，特向杜聿明等举手示意。在宴会结束后的归途中，杜聿明犹在激动地回味着这幸福的情景。

　　曹秀清海外归来

　　早在功德林时期，杜聿明通过政府帮助，就和他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大女儿致礼、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期的通信，曹秀清逐渐打破顾虑，决心回国。到一九六三年，条件已经成熟，杜聿明乃向政协领导和统战部反映，请求政府设法帮助曹秀清安全返回祖国。经过我驻外使领的周密布置，诸事就绪，曹秀清就要回来了。专员们都很关心此事，杜聿明更是兴奋万分。一天郑庭笈问杜：“大嫂什么时候回来?”杜连连回答说：“快了!快了!”五月下旬，杜聿明清了三天假，在家里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准备欢迎妻子归来。

　　曹秀清从美国纽约先飞到瑞士日内瓦，和我国使领接上头以后，在日内瓦住了十天，办理回国护照，然后由日内瓦经莫斯科直飞北京。六月三日，杜聿明兴高釆烈，穿着节日的服装，一清早即由家动身到飞机场守候。几小时后，杜聿明、曹秀清夫妇手挽着手喜笑颜开地回到家里，大家围着他俩齐声道贺。他俩回答说：“是啊!分手快十五年了，真没想到还有今天!”政协机关特地给杜一周休假，专员们凑份子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欢迎。这时，王耀武的女儿也由香港回国，参加了宴会。这样骨肉团聚、喜事重重的欢乐场面，使在座渚人频频举杯，恨不得一醉方休。

　　曹秀清回国后，夫妇俩重新安排家庭生活。曹颇善于料理家务，对杜聿明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很周到。老俩口很少出外串门，杜由政协下班后，不是在院子里侍弄花卉果木，就是在灯下夫妻对玩桥牌或收看电视，日子过得十分幸福美满。当郑庭笈等人问及曹秀清十几年的海外生活和争取回归祖国的情况时，曹秀清感慨地向他们讲述了如下的曲折过程：

　　“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全军覆灭，传到后方的消息是光亭‘生死不明’，留下一位老母亲、六个孩子和我八口人。当时国民党大员们如惊弓之鸟，纷纷迁逃台湾。我以为光亭多年给蒋介石卖命，才遭此厄运，我在大陆无依无靠，跟着到台湾总可以得到一些照顾，就把全家搬到了台湾。那知到台湾后，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无人过问，全靠我自己东奔西跑，找光亭老同学、老同事帮忙说情，才勉强将子女安置进学校读书。后来，台湾政府派人来调查我子女的学籍、学费等问题，他们造谣说：‘杜聿明被共产党杀害了，要给立烈士神位’，这才给子女补助学费。

　　“为了打听光亭的确实消息，我想设法离开台湾，先到美国找大女儿杜致礼。这时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国际上很有声望，我估计台湾当局不会阻止我去美国的。我请得萧毅肃当担保人。一九五八年九月间，突然得到通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接见我。我想，从大陆到台湾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蒋介石对我根本没有过问，为什么我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却要见我呢?我心里也没底。国防部派来一辆汽车，将我接到蒋介石官邸。刚进会客厅，蒋介石夫妇随即跨入。他们和我握手寒暄几句后，就请我坐下。蒋介石先问了问我和子女的情况，接着又仔细地询问了杨振宁的情况。蒋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为国争光。李政道的母亲在台湾，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你这次到美国去，凭着岳母的关系，要争取杨博士为党国效劳。’我心里想，我这次到美国，主要是找到光亭。但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便回答说：‘杨振宁没有到过台湾，台湾的情况他一点也不了解。我见到他后，一定向他好好介绍台湾的情况。台湾是个宝岛，物产丰富，环境优美，要他回来看看，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蒋介石微微笑了，点头说：‘很好。’蒋离开会客厅后，宋美龄请我吸烟，还给我点火，非常热情。

　　“到美国后一年多，就得知光亭被特赦释放的消息，喜出望外。不久我和光亭通信联系上了。光亭信上说，他在北京的居住条件很好，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暖气设备俱全，要我回北京定居，共度晚年。我心急如焚，就积极准备办回国手续，争取早日团聚。正在这时，担保人萧毅肃从台湾频频来信，催我返回台湾，说如我不回，他就不好交代。我写信告诉他，我到美国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请肖到国防部去查档案。以后果然就没有信催了。

　　“可是，在台湾和美国都传播许多骇人听闻的消息，咒骂和诬蔑新中国。有些人受其蒙蔽，出来劝我：‘你对大陆的情况又不了解，别操之过急，否则会悔之晚矣的。’我想，光亭能在北京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呢?我毅然决心回北京。女儿和女婿都大力支持和帮助我，积极进行准备。杨振宁的父母，每年暑假都要从上海到日内瓦去看望我女儿和女婿，把大陆和光亭的情况介绍得很详细，有力地辟了谣。我确信光亭的生活和健康都很好，感到格外高兴，更加坚定了我返回祖国的决心。

　　“经过女儿女婿和杨振宁父母的努力，与各方面都联系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五月二十日这一天，他俩送我在纽约上了飞机，直飞日内瓦。因我不懂英语，他们告诉我，在日内瓦下了飞机后，在预定的地点站着，不要乱动，有我外交使领人员未接。我照着计划，在指定的地点站了一会，果然有人来接我了。我心情非常激动，在他乡异国遇着本国人，虽然素不相识，也和亲人一般亲热。他们热情地接待我，非常周密地安排我的住宿膳食，计划下一步旅程，详细地给我讲述沿途情况及安全注意事项。六月三日，顺利地到达了伟大祖国首都北京机场，终于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光亭，我不禁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我感谢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领导和干部。海关人员知道我回国定居，也特别照顾，通知我一切物品免税进口。”

　　曹秀清最后说：“解放前，我曾多次住过北京，现在面貌完全变了。从机场到东四，汽车走了四十多分钟，沿途都是林荫大道。记得临近东郊一带，过去是旷野乱坟堆，现在楼宇栉比，工厂林立。到家后，看到布置得这样好，也出乎意料。后来才知道，沙发、写字台、钢丝床、大衣柜等等一切都是政府供给的。象这样的房子，在台湾每月房租要一千多台币，这里每月才人民币五元四角。”

　　曹秀清回国后不久，从国外托运的行李到了、有电冰箱、二十九寸电视机、空调器、电动缝纫机，照相机等。郑庭笈问曹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她说：“是光亭写信要，女儿女婿给买来送他的。”郑又问杜为什么要这么多东西?杜说：“是秀清来信问我要什么，我就开了一个单子。目的是要他们打消顾虑，在北京什么东西都可以使用。没想到他们都给买来了。”

　　对共产党人的由衷赞佩

　　杜聿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以后，有更多的机会领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诲，与中下层干部接触、交往。在这些接触、交往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对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豁达襟怀，产生了由衷的赞佩。

　　在杜聿明接触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除了对周恩来总理怀有深刻的崇敬心情外，对陈毅副总理、统战部徐冰部长、北京市统战部廖沫沙部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几位，也是十分钦佩的。在杜聿明的印象中，深深感到他们作风正派，襟怀开朗，谈话坦率，态度诚恳，而且乎易近人。他们对特赦人员，从不以胜利者自居，摆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官架子。有几年中秋节，全国政协在礼堂屋顶花园举行赏月晚会，周总理和陈老总也来参加。他们不择席位，随随便便地和大家坐在一起欣赏节目，看到精彩处便拍手击节，与人同乐，引起全场活跃，人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这使杜聿明深为感动。回想在国民党军队中，对上对下，都是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必恭必敬，把人拘束得象木偶一般，缺乏人与人之间开诚布公，生动活泼的气氛，对比何等鲜明!一次在政协三楼集会，陈老总和杜聿明几人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山东沂蒙山区南麻、临朐战役，陈老总说：“这次战役是我被你们打败了。我打了败仗，撤退到黄河以北整理，就向党中央、毛主席打电报，请求不要撤我的职，让我再千千看。”这种坦率的态度，使杜聿明等惊佩不已。共产党人是如此襟怀若谷，实事求是，敢于承认失败，几月之后，陈老总麾大军在鲁西渡河南下，旬日之间即规复山东大片根据地。而国民党军人，总是逃避责任，讳败为功，向上谎报军情，以致无法挽回危局，终遭败灭。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两种作风，各自取得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对于徐冰部长，杜聿明也感到他职位虽高，态度却很谦虚、诚恳，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还有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在杜聿明心目中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杜等六人在红星公社插队锻炼期间，廖部长曾亲到公社巡视，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对杜等表示慰问，解释党的政策，勉励他们安心学习，还邀杜等到城里小住，调剂一下生活，使他们能够精神饱满地改造自己。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是杜聿明接触最多的一位领导干部。这位同志说起话来嗓门虽高，但句句都是真心实意的，他十分关心大家遇到的困难，如溥仪、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董益三等人，都已丧失配偶，独身鳏居，生活颇为困难。申副主任寄予同情，从旁大力赞助，使他们都找到了对象，成家宜室，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温暖。在工作中，申副主任让大家放手撰写文史资料。为了解除顾虑，特约法三章，订定“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三不主义，以后又提出“不拘观点、不拘体裁”只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杜聿明等得到这些保障，都积极撰写自己经历，累十数万言不等。有的资料，因年久记忆有出入，或是站在原来的地位直叙，观点立场或许有些问题，但只要不是故意歪曲毁谤，别有用心，都从来不加诃责。在臧否人物、评价是非上，要求实事求是，不赞成一切以骂倒为快，把事物绝对化。对于这一点，文史办公室米暂沉主任曾经说过：“有的人在稿子里骂蒋介石政府是伪政府，其实他不是伪政府，是正式的中国政府，只是政策反动而已。”正是在他们的引导下，“实事求是”蔚为风气，文史专员们在审核别人稿件时，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加以签注，没有刺激谩骂之词。杜聿明在这种气氛中工作，精神上感到特别愉快。杜刚参加文史工作时，因为自己原是特级战犯，在这些问题上顾虑重重，深有戒心，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