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功德林的难忘岁月

特殊大学堂

　　杜聿明自被俘之日起，一直是单独监禁的，不仅与外界极少接触，而且与其他著名战犯不通往来。一九五六年初，公安部设立战犯管理所，将全国重要战犯部集中到北京，进行学习改造，杜聿明也来到这里。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的一所监狱内。这里原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执政时兴建的一所“模范监狱”，举凡厕所、浴室、放风庭院等设施一应俱备。战犯们集中到这里以后，集体生活，集体学习，彼此互相往来，管理员不加干涉，使他们情绪大为振奋，人人都变得活跃起来。功德林成了一所特殊的大学堂。

　　在功德林这所特殊的学堂里，学习是一门主课。杜聿明和其他许多战犯一样，都如饥似渴地寻求进步书籍阅读，希望从中吸取新的精神力量。管理所领导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成立了图书室，由战犯庞镜塘担任筹备和管理工作。庞原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同王耀武一起在济南战役被俘。庞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作过多年的政治工作。他负责筹备图书室的任务后，不到半个月就基本就绪，除了将战犯们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外，管理所购置了大批新书籍，其中主要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其次是社会科学、各种传记及文艺小说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杜聿明过去涉猎的书籍虽多，但进步新书却很少过目，成立图书室对他是一个极大喜讯。他抢先进入图书室，参观书架上陈列的书籍，仔细翻阅图书目录。他感到很多书都须看，但不知先看哪一本好，于是向身旁的战犯征求意见，请他们介绍可看之书。后来，杜聿明频频进入图书室，陆续借走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及其他哲学书籍。

　　杜聿明的学习态度是很认真的。廖耀湘和杜聿明同在第一学习小组，同住一间寝室。廖向别人介绍杜的学习情况说：“杜光事先生最近成为书呆子了。夜以继日地在看书写笔记。”廖还转述杜的话说：“不读历史书，就不知道历代兴废的原因；读些名人传记，可作为处事待人的借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就不能开拓眼界。我以往读的书，多是些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起居注，对我走上与时代发展相反的道路不无影响。今后要翻一个跟斗来学，否则世界观就改造不了。”

　　一九五七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战犯们写了墙报发表感想。杜聿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感想》。他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满了两页三十六开纸。文章大意是：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的过程中，懂得了劳动的伟大意义。是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并了解到，人类社会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本来是平等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从而划分为阶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阶级，于是，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对抗的社会。过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奴隶主压迫剥削奴隶、地主压迫剥削农民，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历史。剥削阶级操纵着国家机器，一切法令、规章以及伦理道德之类的上层建筑，都是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我懂得这个道理后，也同时懂得了：我前半生干的是什么?不正是维护剥削阶级政权的统治吗?我怎能不谴责自己，痛改前非呢!今天在庆祝五一劳动节时`，深感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决心努力学习，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

　　杜聿明的这篇墙报博得很多人赞赏，认为它说明了杜聿明读书很有心得，理论与实际联系较好。在百多名战犯的墙报稿中，写得堪与杜媲美的，只有李仙洲，公秉藩两人。在一片表扬声中，杜聿明更为谦虚谨慎，学习、劳动各方面部更加积极努力。

　　战犯们在集中后，编成学习小组，按照共产党的学习方式，先通过粗读精读文件，各自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互相补充辩论，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杜聿明过去没有参加集体生活，因而对这种学习方式感到很不习惯，有时甚至颇为抵触。遇到别人对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而加以批评时，尤其感到准堪。一次在小组会上讨论斯大林发起的号召全世界人民签名拥护和平的运动，宋希濂和杜的看法相左，发生争执。宋认为，和平签名运动对于弭止新的世界大战，可以起重大作用。只要这个运动全面深入展开，全世界人民都在上面签了字，不仅造成强大的舆论，而且产生实际的行动，阻碍侵略国家的备战活动，从而达到维护世界和平之目的。杜聿明认为，要准备两手，和平签名是一手，还得准备武力这一手，就是以战止战。如果只依靠和平签名运动，来对付战争贩子的疯狂备战是不够的。在展开讨论时，多数人不同意杜聿明的看法。有人认为，既签名拥护和平，又实际严整军备，归根到底，还是唯武力论者。这样只会促进军备竞赛，造成恶性循环，无助于世界和平。必须相信人民的力量，把世界人民都发动起来，和战争贩子不合作，进而破坏他们的种种备战措施，其威力远比飞机大炮强大。在争论中，不免有些尖锐语言，给杜扣了些“黩武土义”，“好战分子”之类的帽子。杜聿明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批评，感情上不能接受，认为别人是有意讽刺打击他，自己受了侮辱，和丢面子，当时不禁面红耳赤。事后憋着一肚子气，久未能释，和别人交谈时还要愤愤然地为自己辩解一番。杜坚持认为，自己的立论是有根据的。他举抗美援朝为例，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和美国侵略军兵对兵，将对将地打一场恶仗，单靠捧着和平签名册是不能把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赶出朝鲜的。

　　集体学习的时间长了，争论问题越来越多。人多数战犯在被俘后就一直是集休学习，在管理人员的诱导下，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学互助，每周还要举行一次生活俭讨会，自我检查，互相批评。这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方式，几年来已养成习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尖锐批评，不以为忭，有时还认为这是对自己出于善意的帮助，感情上没有波动。杜聿明在这样的学习气氛中，看到别人对待批评安之若素，感触很深。逐渐认识到，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确有好处。自己有许多问题就是在辩论中受到启迪而得到解决的。他由此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一听到别人的不同意见就那样气急败坏，不能忍受呢?”经过反复的思考，最后归咎于“面子问题”。杜认为，由于过去自己高高在上，官僚架子、军阀作风凛不可犯，别人望而土畏，听到的多是阿谀逢迎的话，久而习以为常。现在人家据理力争，不稍假借，自己就以为是讽刺打击，大失面子。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互相批评，最大的坏处是以后别人不屑于对自己提意见，使自己孤陋寡闻，闭目塞聪，不能吸收新事物，发现真理，就会阻碍自己的进步。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决心在尔后的学习中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到择善而从。

　　杜聿明身体不太好，但学习精神很充沛，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更能把学到的理论，付之实践，做到理沦和实践相结合。例如，杜在学习了“劳动创造人类世界”一节后，认识到劳动的伟大意义，从而抛弃了旧社会劳动低下的观点。他经常自觉争取做花圃菜园的劳动，锄草浇水，忙个不停；在宿舍里，第一组取暖的烧煤炉工作算是他包了；环境卫生也抢着打扫。管理人员加以表扬，战犯们也给予好评，杜没有得意之色，还认为这样轻微的劳动，算不了什么，受表扬当之有愧。杜聿明读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文章，对“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话感触特深，认为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最基本的原则。对于列宁以普通劳动者的一员，率先参加到群众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行列里，这种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作风，他更十分钦敬。杜在被俘后，常常听到一些崭新的语汇，如把地主、资本家称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说大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咸作福、罪大恶极的反动势力，是革命的对象，等等。那时由于没有共同的感情，他对这些话听来感到特别刺耳。经过学习，杜逐渐认识到，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把农民、工人创造的财富，巧取豪夺，攫为已有，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却一无所有，过着号寒啼饥的贫苦生活。如此，有何平等和公理可言?只有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者阶级，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建立起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也才能建立起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社会道德观念。杜聿明在学习中就是这样抓住重点，深入突破，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

　　互相切磋 明辨是非

　　杜聿明在过去单独看押的日子里，常常有满唆问题，无法同别人讨论，只好独自苦思冥想，思绪纷纭，莫衷一是，至为苦闷。来到功德林集中学习以后，他有了同其他战犯自由接触、交谈的机会，便迫不及待地想把心中蕴藏的许多想法向旧友倾诉，一吐为快。正是在无数次的相互交淡和学习小组的讨论中，杜聿明同他的新老同窗互相切磋，在认识真理、明辨是非的坦途上，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战犯们在学习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实际问题，展开议论。在杜聿明的头脑里，有许多问题经常萦问莫释。例如对蒋介石在抗日中的评价问题，有人在发言中说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由此把所有国民党军队都说成是消极抗日或不抗日的，杜聿明对这种论断很想不通，认为是颠倒是非，危言耸听。杜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昭然若揭的，蒋介石对此也清楚，日军要侵吞整个中国，不仅关系民族的存亡，也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有逼他必须抗战的一面，同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不放心，感到威胁，又有他反共的一面。但是，西安事变以后，出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这总是事实。和共产党发生摩擦的，只是少数反动部队，有所谓“摩擦专家”，不能以一概全。杜自审在八年抗战中，他在广大的战场上没有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过一矢，根本不存在反共问题。因此，他对于一股脑指责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深表遗憾，认为这有失公道，违背历史事实，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八一三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等，国民党军队都曾在民众的支持下，奋勇抗敌。在桂南昆仑关战役中，杜所部曾歼灭日本侵略军一个旅团之众；中国远征军还出国到缅甸作战，第五军攻守进退，牺牲惨重，怎能说没有积极抗日?杜认为，在八年抗战中，全国军民包括国民党军队士兵，死伤何止千万!他们为国捐躯，应该列为国殇，让忠魂浩魄，永彪史册。如果说成是消极抗战，这不仅攸关个人荣辱问题，实有损于中华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又何以安先烈而励来兹?!杜在学习会上一贯要言不烦，但对这一问题，他却不惮其烦，多次参加辩论。学习小组的最后意见是：对于这一问题，由于我们学习改造处在开始阶段，理论水平低，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另方面，即使是抗战有功的人也不能背上包袱，搅乱了自己的思想，把当前学习改造的任务松弛下来，影响进步。要相信中国共产党会按照客观历史，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能写出一部惊天地、泣鬼神、光辉灿烂的抗战史来的。杜聿明对此寄予迫切的期望。后来，杜于特赦后获悉，他率领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在缅战场与日军激战，所属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阵亡后，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彭老总曾送给戴烈士挽诗、挽词、挽联。广西僮族自治区还修复了昆仑关战役阵亡烈士碑亭及陵墓，杜感到万分感佩和欣慰。

　　杜聿明一直对陈明仁的长沙起义深为诧异和迷惑不解。杜深知陈对“校长”(蒋介石)之忠，反共之坚，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是屈指可数的战将。可是，这样一位坚决反共的人物，竟然在长沙投向共产党了，难道陈的起义是另有打算吗?在一次散步中，杜把这个问题向文强吐露出来。文强答复说：“我看陈子良(明仁)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的情况看，陈之起义必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走上这条光明大道的。老哥，你将长沙和平起义这件大事，只局限于陈子良一人身上着想了，而在长沙起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程颂公(程潜)哩!这位党国元老在长沙起义前夕不是还在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吗?像这样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毅然领导这次关键性的和平起义，这其中必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再三反省呀!”杜听了文强的话，若有所悟地拍着文强的肩说：“你看得对，也说得对。我的眼光确实只集注在黄埔同学小圈子里，没有往全国整个形势看问题。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促成的。子良的起义，比之程颂公的起义，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文强又对杜说：“记得你邀我当你的副参谋长，在湘临行时，颂公曾批评你迷信武力，没有吸取在东北的教训。并且指出，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对人民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他甚至警告我说：‘你要记住，到徐州当心做俘虏。’真是语重心长!可是当时我没有重视，现在想来愧无以对长者。从颂公的谈话中，可觇知颂公的起义，决非偶然。”杜听了文强的话，沉思良久，绕树三匝地踱了一阵，才对文说：“你我今天的谈话是交心，很有意义。我当时对颂公之言一点也不知道，当年你来徐州到差时，为何不向我谈淡呢?这不能不怪你了。”文回答说：“你用不着怪我。由于对颂公之言，我也不以为然，听不进耳，甚至认为是给我到差泼冶水，内心抵触。当年你的思想感情和我相同，我就是对你说了，你也听刁；进耳的，我何必自讨没趣，将颂公端出的一盆冷水，偏泼到你头上呢?”杜听了之后一阵苦笑，叹息地说：“颂公深谋远虑，老戍持重，令人钦佩。而你也深入骨髓地看清我是一块顽石了。”

　　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杜聿明有巨大的影响。杜聿明具有深厚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思想。对于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蹂躏，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义愤填膺，因而激起他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无奈事与愿违，渐渐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他对共产党来领导中国，能不能扭转这种局面，也是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他极为震动。杜聿明在战场上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过较量，他服输了。但是，共产党能否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杜聿明还是持过怀疑态度的。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国内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崇美、恐美思想，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杜聿明从中也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的力最是威力无比的。到功德林以后，他还常常听到其他战犯们回忆：在抗美援朝期间，一些在押战犯，激于爱国热情，也踊跃应征参军，有的战犯组成研究班，撰写《美军战术之研究》，供志愿军参考；有的挥汗酣战在灶台前，为志愿军焙炒干粮，那时人人争先，竭尽棉薄之力，以各种方式支援抗美援朝。这使杜聿明深深体会列，共产党人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因而能将一切爱国力量凝聚在一起。他终于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但能保家卫国，也一定能把国家建设好。

　　杜聿明在小组学习会上，坦率地交代和批判了他过去对共产党能不能把中国搞好的怀疑观望思想。说自己过去对明代的戚继光在福建沿海严惩倭寇的骚扰，清代的林则徐在广州打退英帝国主义的入侵，怀有极其钦佩的感情。抗日战争中，他窃慕前贤，很想在战场中立一点功劳，但自惭做得太少太小，比起戚继光、林则徐不可以道里计。但是戚、林两位，要是和今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相比，则又有天壤之别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全胜，不仅收保家卫国之功，而且在国际上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赢得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欢呼喝彩!功业彪炳，远远超过前贤，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通过这一震烁中外、轰轰烈烈的光辉业绩，杜聿明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感情，似乎有千言万语感激共产党的话要说，一时不知如何措词，最后他举起双手说：“中国共产党为国争光，我拥护中国共产党!”

　　杜聿明过了很久的单独生活，对周围事物很少注意。战犯集中学习后，接触的人多了，旧友新交，各有千秋，禁不住感慨丛生。每当他在园圃中散步时，往往敛神凝目注视着那些正在作各种健身操的国民党文官武将，如王陵基、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李仙洲、曾扩情、刘嘉树、陈长捷、张淦，廖耀湘、汤尧、庞镜塘、王凌云、康泽、孙渡、卢浚泉等。杜看到他们那样从容地在那里活动，似乎无动于衷，不知老之将至的样子，不胜感慨地寻思；我们这些人，过去是天南地北各霸一方，多么难得见面啊!可是今天同一命运，都成了釜底游魂，真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共产党这张网何其大也!杜曾把这个触景生情的想法，对廖耀湘等几个旧友说了出来。他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这是正确的。但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因果报应的一套神话，却深植在我的头脑中。活了五十多岁了，还认为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之类针砭世情的谚语箴言，确有道理，足以发人深省。”但是，杜聿明的认识并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他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有机会阅读历史唯物主义论著，如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纵观我国四千余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对于衰亡兴替的原因，逐步有所认识。杜为自己追随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意愿，逆历史潮流而动所得到的下场，感到心情沉重，常常扼腕兴叹!

　　师友们的训诲与勉励

　　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加速对集中在北京的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的教育改造，决定将功德林对外开放，让战犯们与社会接触。事前管理所为此作了必要的准备，如将战犯名单通报了在京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前往访问战犯，把党对战争罪犯宽大改造的方针政策，新中国当前大好形势，现身说法地向战犯们广为介绍。往访的各爱国民主人士，大都是战犯们的老师，长官、同事或亲友，很多人在社会上被公认为德高望重、受到尊敬的长者，也是战犯们素所敬仰信服的人物。自不待言，战犯们早就以孺慕的心情，渴望能够亲炙颜色，恭聆训诲，侦自己获致教益，更快地走向新生。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共实施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改造政策，亦至为赞许，深深感到宣传党的政策，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战犯们多是与自己有过密切关系的学生、部属或亲友，在感情上也极想一见，除致抚慰之情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阐明是非曲直，向战犯们施加影响，力求把他们争取过来。所以，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虽届耄耋之年，仍然热情洋溢，不辞劳瘁地参加了这项活动。先后到战犯管理所驻地访问的有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卫立煌、傅作义，章士钊、刘斐、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卢汉、郑洞国、侯镜如、陈明仁、张难先、肖作霖，唐生明、杨武之等。由管理所安排，分批或单独会见。师生旧友久别乍逢，欢欣逾恒。战犯们会见后，将所获情况相互转告，把新中国的新事物当作新闻，津津乐道，几乎传遍全所。这项活动，历时达数月之久，战犯们情绪为之一振，更加增强了向往新生，好好学习改造，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战犯中的杜聿明，由于过去接触面较广，比如他和张治中、邵力子有师生之谊；程颂公(潜)、傅宜生(作义)、卫立煌、刘斐，卢汉等，原是他的长官或同僚；郑洞田、陈明仁、侯镜如等则是黄埔第一期伺学，因而也是接待来访最多的一人。特别是他的大女儿致礼的公公、女婿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专程由上海来京探望，儿女亲家见面，完全出乎杜的意外。

　　张文白(治中)先生，曾在黄埔军校长期担任教务，与杜聿明有密切的师生关系和长官部属关系。文白先生首先访问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家树、韩浚、周振强等黄埔第一期同学，传达了毛主席对被俘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文白先生以过去在军校时那种热烈爽朗的语调，侃侃而谈。他说：“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待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让你们有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丈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不咎既往，一律宽大处理。”文白先生继续说：“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文白先生还着重指出：“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宏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文白先生在畅谈之际，频频以目光注视着杜聿明，和善地询问杜的想法。杜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杜还向文白先生表达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感激心情，说：“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在座者相继发言，对共产党政策的伟大，表示口服心服。都愿好好学习，转变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

　　邵力子先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曾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任秘书，兼任过政治部主任和教官。他讲的《三民主义精义》深入浅出，听者动容。邵老的记忆力很强，对在座学生的姓名，有的还有印象，他都依次问好。邵老是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时国民党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对两党之争，持论公允。这次对同学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政策，勉励同学在新的形势下好好学习改造，储为国用。邵老还谈到了国共两党和谈的简要情况，谴责了国民党当局破坏和谈，继任当局亦无和谈诚意的顽固立场，态度极为鲜明。他对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军民和平解放，国民党元老程颂云(潜)先生的湖南起义备加赞誉。认为他们和中共再度合作，和平建国，是明智的，是顺乎人心的。他还赞扬了长春和平投降的郑洞国同学，长沙和平起义的陈明仁同学，认为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黄埔同学们学习的榜样。邵老的谈话，对大家都有所启发。杜聿明在昕到邵老一贬一褒对比地置论后，深有感触地说：

　　“连邵老师都这样坦率地揭露事实真相，抒发议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隐讳的呢?我体会到，丧失人心是国民党必败，深得人心是共产党必胜的决定因素。我当年宁死不屈的顽固立场，今天想来，真愧对邵老师了。”

　　程颂公老前辈，除分批访问战犯外，还特地个别访问了刘嘉树同学，刘曾任颂老起义前的参谋长，是坚决反对和平起义的死硬派。他为逃避和平起义，带着残部逃窜到越南边境，结果，残部被解放军包围歼灭，刘本人被俘。刘这时见了颂老，惭悔交集，热泪夺眶而出，深自忏悔愚忠于图民党、践踏国家人民利益的可耻行径。

　　傅作义先生也个别访问了陈长捷。傅与陈是保定军校同学，后又在阎锡山部共事。平津战役时，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陈是所属天津市防守司令，公私关系都很密切。他俩谈话内容，战犯们虽不得而详，但大家都看到陈于会晤归来后，喜形于色，极为兴奋。

　　湖北著名闻人张难先先生，已是八十高龄了，以清廉耿介，名噪一时。解放初期，一度主鄂政。伴同张老访问的，还有一位青年记者。这位老人来管理所访问，饶有兴趣地了解了战犯们的学习、生活与思想状态等方面的情况。他在管理所负责干部的引导下，径直跨进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陵基等所在的第一学习小组，开口便问“韩浚军长在哪里?”韩浚和王耀武等是第二学习小组的，就在对面房间，闻声便迎了出来，同张老握手拥抱，随即逐一介绍了杜聿明及所有在场的人。其他组战犯也有凑过来的。大家团团围住张老表示欢迎。张老环视了室内陈设，慈祥地询问了学习、生活各方面情况。陪同张老访问的一个青年记者，将问答的内容记录下来。张老问完了话，感到非常满意，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当大家送张老出门，张老转过身来向人们挥手致意时，忽然看到了庞镜塘。张老和庞是介乎朋友与师生之间的关系。方才张老在第一组与大家倾谈时，庞适在图书室整理书报，听说张老来了，才连忙赶出来。张老紧握着庞的双手说：“我一生也没看见过这么多文官武将聚在一起，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对待你们战俘这样有理有节，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我听到张文白、邵力子，章士钊诸先生谈过他们的观感：‘战犯不战犯，都改造成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和朋友了。’我也认为，我今天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来访问诸位，明天，不久的明天，你们同样都是爱国民主人士了。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已经张文白诸先生传达，我用不着重复。我有两句话，请你转达所有的朋友们：‘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拥护毛主席!’我们大家携起手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吧!”张难先老先生的这次访问，活泼生动，不拘形迹，深深地温暖了战犯们的心。

　　用汗水洗心革面

　　战犯们在功德林，最初只有学习，此外无所事事．有些积极分子，自动打扫庭院、厕所，以及从事其他劳动。管理人员遂将战犯组织起来，分别参加日常生活必要的劳动。计有：清洁组，分区域负责打扫寝室甬道及庭院卫生；洗衣组，浴室附设有洗衣房，负责战犯换下的衣眼的洗涤工作；挑饭菜组，宿舍距厨房相当远，百余人一日三餐的饭菜，由几个体力强的战犯去领取，挑到宿舍依分食用；图书室管理，担任保管图书、借书还书登记；煤炭组，各房间冬季取暖都使用煤炉，担任领发煤炭及引火柴。从此，功德林这所特殊的学堂里，又添了一门劳动课。

　　管理员在安排入选时，考虑到杜聿明身体不佳，没有给他分派劳动任务。但是，杜聿明在劳动上也是不肯后人的，常常主动积极争取参加劳动的机会。

　　为了保持战犯管理所宿舍和庭院的环境卫生，消灭蚊蝇细菌，预防传染疾病，管理人员经常用喷雾器喷撒消毒药剂。喷雾器使用久了，经常发生故障，管理员要拿到城里去修理，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取回来。杜聿明知道后，对管理员说：“我来试试修理一下。”征得管理员同意后，杜便在室外找了一块当阳的地方，坐在小凳上专心致志地修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将每具喷雾器拆开，对每个零件逐一检查，找出毛病所在，然后向管理员要了一些材料，经过敲敲打打，调整校正，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把所有的喷雾器修理好了。

　　管理所一百多名战犯的衣服被褥时有破烂，鞋袜纽扣时有剥落，缝缝补补的针线活经常需要。管理所领导为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弄来几部缝纫机，从战犯中挑出几人，成立了一个缝纫组。杜聿明、王泽浚、韩浚、梁培璜、文强、沈醉等人俱报名参加。大家推选杜聿明为组长，沈醉为副组长。组里分机工、手工两部分。其中能上机器的，只有杜聿明、沈醉几人。杜聿明对缝纫技术，还算是一位老手。原来，早在抗日战争中杜任第二百师师长驻湖南湘潭时，曾组织军官家属办了一座缝纫工厂。杜有时去厂里视察，就凑热闹上机器试干一阵，觉得很有意思，以后有空就去，多少学得一点裁剪、缝纫技术。所以，杜在缝纫组里，不仅抢着干难活，还关心别人掌握技术。缝纫机出了故障，多是杜聿明出来修理。他不顾脸上抹黑、身上揩油，随坏随修，使机器保持正常运转，从没有耽误工夫。锁扣眼、钉扣子、熨烫衣布、铺垫棉花等手工活，则由韩浚、文强等数人担任。缝纫组在杜聿明的带领下，办得生气勃勃，很像个样子。

　　一九五八年“十一”国庆大典，党和政府决定让战犯们去参观游行盛况。管理所考虑到国庆的节令已近初冬，天气较冷，需要为战犯们赶制一批棉服。由于时间较紧，便把部分棉服的缝制任务交给缝纫组来完成。杜聿明和全组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细心研究了棉服的各种型号、结构，安排了施工计划。经过全组的努力，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使全体战犯在节日前夕穿上了新棉服。

　　杜聿明在缝纫组还时常开动脑筋，争取多做点有益的事情。仙看到管理所打扫清洁卫生，需要擦地的拖把，就不辞烦劳，把做棉服时剪裁下来的边角废料，搜集起来，经过整理，在缝纫机上缝两道线联缀成长条，然后扎成拖把，就这样一连扎了十几把。对于丢在角落里的小布条，他也舍不得抛弃，拣起来搓成绳子，用来捆扎葡萄和西红柿架子，做到物尽其用。

　　一九五八年，管理所为了进一步推动战犯们的深入改造，选了一批身体强健有劳功能力的战犯，由公安部第十三局李振江科长率领，到小汤山西侧的秦城公安部农场，从事劳动锻炼，让他们从参加实际生产劳动中，亲身体验劳动的意义，认识劳功人民的伟大。事先一再宣布：凡是年老沐弱的人，一律不去，留在功德林继续学习。管理员考虑到杜聿明的体力，在第一批去秦城的名单中没有他。经杜报名争取，始获前往。泰城位于燕山东麓，西面靠山，北、东、南一望平野。燕山脚下有一殴地下泉滚滚而出，汇成溪流，通过农场蜿蜒东去。山坳卫有一座庙宇遗址，不知毁于河时，但从败瓦颓垣来看，原先是颇具规模的。登临其上，景物宜人。杜一到秦城，接触到青山绿水，极目碧空蓝天，栖息农村旷野，呼吸新鲜空气，顿觉耳目一新，精神舒畅。

　　到秦城的战犯，按体力强弱分了五个组，杜聿明被分配到体力弱的第四组。体力强的一、二、三组，担任到山上种植果树和从小汤山到秦城农场公路两侧的植树绿化任务。这项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但在李振江科长和管理员带头下，很快就完成了。

　　杜聿明所在的第四组，担任管理山下一块葡萄园的任务。春风解冻，葡萄园的劳动就展开了。首先是破上起苗，使上年冬季埋在地下休眠的枝条出上，接受阳光雨露，恢复生机；接着是疏土施肥，浇水追肥，搭架剪枝，杜聿明都干得很起劲。他对于葡萄管理技术，是个门外汉，便虚心向农场技术员请教，很快就摸到了门路。在葡萄园劳动中，杜曾感慨地说：“过去，我只管吃葡萄，吃不完就随便丢掉，不知爱惜，根本不去想葡萄是怎样长出来的。现在自己在这里培植葡萄了，才体验到每一颗葡萄都是要付出辛勤劳动的。今后我再吃葡萄的时候，就非珍惜它不可，决不会再随便丢掉了。”

　　从此，杜参加农场劳功，更加主动、积极。为农场翻修猪厩，平整土地，清除砖瓦；到菜地里采摘雪里蕻，腌咸菜；秋收时运稻、打场、脱粒等劳动，都有杜聿明在内。

　　在秦城，最使杜聿明难忘的一次劳动，是上山摘杏。农场山上的杏树很多，这年正值丰年盛果，艳幻金黄的杏儿，累累悬挂在枝枝条上。管理员率领全体战犯担筐负篓，上山摘杏。俗话说：“开山摘杏，先尝个鲜”，但战犯们在采摘时，都是小心翼翼地把杏子往箩筐里装，没有人向嘴里塞的，一位管理员看到这种情况，感到这样干下去好是好，但显得有点死气沉沉的，便高声地说：“你们看，这山上的杏树，有红颜色的红杏，白颜色的白杏，品种多着啦!味道都各不相同，你们每个品种都尝一尝吧!”说完就带头拣了几个品尝起来。战犯们顿时活跃起来，也各自选了几个品种尝尝。战犯们自被俘以来，在伙食上是过得去的，但吃这样新鲜的水果，却还是第一次，因而感到格外香甜可口，齿颊留芳，堪称享受。不过，大家都很矜持，没有象饿夫那样“过屠门而大嚼”。

　　战犯们在秦城农场，虽说以劳动锻炼为主，但每周还有三个半天的学习，并且出了墙报，大家结合实际总结劳动和学习的心得体会。这里没有高墙深院，没有警卫人员站岗放哨，没有划定禁区，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自由活动。负责管理近百名战犯的，只有李振江科长和刘福印、李忠减两位管理员，此外还有几位炊事员和两位医护人员。他们对战犯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照顾，总让大家劳逸适当，星期天还改善生活，每周放映一次电影，每月带大家到小汤山温泉浴室洗两次澡。因此，在劳动期间，战犯们自始至终，情绪泡满，健康状况都有所增进，没有一人因劳成疾的，更没有一个人有越轨行动。所以能出现这种良好成绩，主要是由于战犯们看到新中国形势大好，共产党的政策对头，都异常振奋，安心改造，争取成为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