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踏上再生之路

身受优待 心存猜疑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杜聿明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被俘。当时，杜认为“一切都完了”。然而，他却没料到，这一天竟然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从这一天起，他踏上了光明广阔的再生之路，尽管一开始并不那么自觉自愿。

　　杜聿明从被俘之日起，就同其他当了俘虏的国民党官兵一样，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对俘虏们虽然不是彬彬有礼，却也能按照国际公法一般条款，合情合理地对待。如饮食起居等，在当时困难条件下，被俘军官按照级别，都能分别享受解放军的小灶、中灶待遇。共产党宣布的“优待俘虏，不杀不辱，不搜腰包”等政策，确实是一一执行的。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并不是国民党原来宣传的那样狰狞可怕。一般俘虏们的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便逐渐缓和下来，很少有怕杀头而逃跑的。但其中仍有一部分俘虏，特别是像杜聿明这样的人，却抱有严重的怀疑心理。他认为，共产党对几十年来积下血海深仇的国民党战犯，是决不会施仁政，实行宽大政策的。暂时如此对待，不过是要在俘虏身上得到什么，比如从俘虏口中取得有关情报，扣押俘虏作为人质，宣传宽大政策以瓦解国民党军心等等，杜聿明有这些猜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经历。

　　杜聿明出身士绅地主家庭。乃祖乃父在清末乡试，省试俱获功名，服膺孔盂之道，恪守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世代相传，绵延不替。杜少年时读了一些圣贤之道、立身涉世的线装书，并据以评价历史人物的臧否，视“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四维八德”为人生经世之准绳。因而他在复杂的社会中，面对浇风薄俗，始终抱有顾忌，不敢放肆离经叛道，怕遭物议，为人不齿。他早年虽曾一度作狎邪游，但很快知过悔改，终其身未闻其他。杜聿明不仅以此律己，还谆谆训诫子女，对封建礼教要躬行不悖，甚至用其中的一些字义给子女命名。例如，杜的大女儿叫致礼，二女儿叫致义，三女儿叫致廉，大儿子叫致仁，二儿子叫致勇，三儿子叫致严。由此可以觇知，杜的思想意识源于孔孟之道，是根深蒂固的。

　　杜聿明对于蒋介石，一贯忠贞。在杜看来，蒋氏在师道上是自己的校长，在职务上是最高长官，何况又是他倚为登龙发祥的靠山。无论在道义上和利害上，杜对蒋氏都有着深厚的情感，认为义不可负。蒋氏无论给他什么任务，他总是尽心竭力把任务完成得更完美一些，甚至不避牺牲自己的荣辱得失，肯为蒋氏担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切盼和平建设祖国，重整家园，医治八年抗战的创伤。杜聿明却不顾人民的意愿，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赤膊上阵，率先向东北地区开衅，打响了内战的第一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宣布对这次内战应负责任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杜聿明就是其中之一。杜聿明认为，共产党对他这样一个敌人，一旦生擒活捉，必将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定会凌迟处死的。因为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提到：“对于战争罪犯，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所以，当杜在陈官庄陷入重围，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和封建道德观念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去考虑国共两党内战的原因，认清谁是谁非、人心向背等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能象其他起义将领那样，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权衡轻重，改弦更张，投向人民，从而丧失了拯救自己和全军官兵命运的绝好机会。在陈官庄突围中，杜自知绝望，曾两次寻机自杀。为报答蒋校长知遇之恩，保全封建名节，杜聿明是决心“杀身成仁”的。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杜聿明被俘以后，虽身受优待，却心存猜疑，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宽大政策。然而，后来的一系列事实，终于使他的种种疑虑一一冰消，逐渐改变了愚顽态度。

　　多年痼疾 差可痊愈

　　杜聿明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体型，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肾结核、胃溃疡、肺结核等多种慢性病。一九四六年三月，杜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正兴高采烈督师入侵东北之际，肾结核病严重发作，卧床不起，只得退出前线，到北平中和医院(现北京市人民医院)治疗，动手术割去了左肾。以后杜虽然注意珍摄保养，但各种慢性痼疾，仍不断向他肌体侵蚀。在被俘初期，杜对自己一身多病，矢口不谈，虽然身上时感剧烈疼痛，也不向看管人员请求治疗。

　　但是，人民政府战犯管理所本着共产党既定政策办事，一发现战犯患病，医务人员即行诊断治疗。他们见杜聿明身体羸瘦，饮食少进，亟需营养滋补，特地供给他每日一磅鲜牛奶。对这番好意，杜聿明当时并不十分领情。他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决心利用有病不治，达到慢性自杀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同时，还对战犯管理所为他治病这件事，作了种种猜测。他想：“共产党给我治愈病痛，可能是要保存我这个能说话的活标本。到时候还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审判，宣布罪状，明正典刑的。”杜聿明对于国民党特务对付共产党人的卑鄙毒辣的手段，是很熟悉的。国民党特务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时，不就是先用酒肉款待，嘻皮笑脸地说些客气话，意在软化那些意志薄弱、贪生怕死之徒，接着就要别人出卖灵魂，充当叛徒吗?可是，一旦遇到像瞿秋白、方志敏这样坚贞不届的革命者，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利诱无济于事时，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杀掉。杜聿明认为，共产党也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采取同样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杜聿明又完全猜错了。在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诊断，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终于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这使杜聿明大为诧异和困惑不解。他反复思量，自己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被俘，到一九五六年已经八个年头了，仍然好好地活着，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把我推上法庭审判，押赴刑场枪毙呢?看样子是不会有这一天了。想到这里，他的心安定多了，恶梦也做得少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从心坎里萌生一种孩童式的好感。特别是对他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连他自己也有些过意不去。经医生检验，杜的脊椎炎严重，僵直的脊骨挺在腰背上，几乎不能动弹，尤其睡觉时不能转侧，常彻夜无法入睡。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经过多次研究，为矫正杜的脊椎骨变形，特别给他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睡眠时躺在石膏板上感到舒适多了，遂能安稳入睡。就这样，杜的脊椎炎终于逐渐痊愈。人非木石，孰能无情1这件事不仅杜聿明本人铭感不已，其他战犯也都感同身受，为之动容，异口同声称颂共产党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真理面前 顽石点头

　　象杜聿明这样对共产党积有反感，态度顽固的人物，如果对他施行威胁高压手段，逼使他低头服罪，是不会有成效的。事实上，杜在被俘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解放军看守人员坚持傲慢态度。他不但不怕死，反以早死为快。中国共产党对被俘的国民党战犯，采取了学习、改造的政策，完全摒弃了威胁高压手段。不仅对战犯不打不骂，不亢不卑，应对进退，合情合理，而且通过学习，劳动，讨论、参观等多种形式，对战犯们耐心教育，以理服人。在这种气氛下，杜聿明的一股怨气，无由发作，逐渐冲淡了他寻死的念头。这是以后杜聿明能够在再生之路上自觉迈步，逐渐转变成为新人的关键。

　　在思想上，杜聿明原是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憧憬于实现三民主义的。以后国事日非，事与愿违，遂随波逐流，一错到底。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杜聿明虽然逻辑上有充分的理由加以拥护，但由于思想被严重禁锢，短期内也难于豁然贯通，心悦诚服。他对新中国的某些成就，总是抱着“百闻不如一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态度，或持保留，或有怀疑，决不轻信。共产党对于这样一些头脑中有整套信仰和观点的战争罪犯，采取了耐心说服，不求急效，循序渐进的正确方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战犯们到实地参观，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各方面建没成就，社会新风和其他新鲜事物，允许战犯们和亲友通信、会晤，让他们保有政治犯的身份。在学习会上，人人可以自由发言，坦白暴露思想，提出问题，互相辩论，互相批评，畅所欲言，管理人员不参与其间，不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在生活上，给战犯们以合乎身份的待遇：伙食是比照解放军中、小灶给与的，主食大多是细粮，有充足的副食。每逢星期天或节日，都要改善伙食。还给战犯们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和时间，让他们在庭院内从事体育活动，如打太极拳，散步，设立图书室，有各种书籍供战犯浏览参考，有围棋、象棋，扑克牌，乒乓球等适于老人的文娱器具，战犯们可以选其所好，各找旗鼓相当的对手对垒。这时杜聿明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石膏床板早已撤去，除到图书室借书外，打乒乓球他是常客，常抓起球拍在球台上角逐。每逢节日，举行文娱晚会，由各学习组自编节目登场演出，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拍掌喝彩，战犯们都情绪欢畅地度过佳节。

　　管理所对战犯们的卫生保健也很注意，保健制度与机关，学校没有二致。从一九五六年政府将各地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后，管理所就配有专职医务人员，每日按时给战犯们诊断治疗，解除战犯疾病困扰的痛苦。这批战犯，平均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少数在七十以上，如王陵基、曾扩情，范汉杰等。多数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有时还出现突发病症，都能得到医务人员及时治疗、抢救。如遇严重疑难病症，管理所限于设备和条件不能医治的，则及时送到公安部医院住院治疗。一九五七年，全体战犯百余人还分批到公安部医院作了体格大检查，结果一般都称正常。在这几年内，没有一人死亡。

　　战犯们由于年事日增，按照自然规律，各部器官功能，特别是视力锐减。俗有“花不花，四十八”之谚。原来戴眼镜的，不是在战场丢失，就是度数已感不适，因而绝大多数战犯视力都差，成为阅读书报及日常生活的最大障碍。管理战犯的主要负责人公安部第十三局局长姚伦和处长孙鹏飞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安排战犯们到公安部医院眼科验光，很快给配上了光度适合的眼镜。战犯们恢复了视力，有如恢复了青春，内心无比喜悦，精神焕发地掀起学习高潮。图书室里的《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政治读物以及文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收获》等，被枪借一空。杜聿明的眼睛，早就有点近视，再加老花，虽然喜爱读书，由于目力不佳受到限制，当他得到一副光度适合的眼镜时，该是多么喜悦啊!

　　战犯中有很多人的牙齿坏了，不仅不能咀嚼食物，而且经常疼痛，其痛苦比其他病症更甚。管理所在给战犯配眼镜时也医治牙疾。该拔的拔掉，给镶上假牙，该嵌补的给嵌补。有的因为病情发展，连续镶过三次的。如董益三原来只坏了几个牙，给拔了镶上假牙，但不久又坏了几个，又给拔掉镶上，最后还是不行，经医院检查需全部拔掉，满口镶上假牙。反反复复，历时数年之久。

　　对这类小事，杜聿明比别人更为敏感。他认为，共产党对战犯不杀不辱，不审不判，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把战犯养起来便算完事，而是有更为宏伟豁达的襟怀和政治远见：争取化敌为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杜聿明蒙受特赦后，到红星人民公社劳动体验生活时，还戴着管理所给他配的眼镜。后来虽因年事日长，眼镜光度增大，自己配了新的，但仍舍不得丢掉管理所配发的那副眼镜，把它当作纪念品拱壁般地珍藏着。虽经过“文革”时期的动荡，家中什物或有破损，这副眼镜还安然无恙地保存着。表明了杜聿明对于共产党所施于己身的仁政，是深铭肺腑，经久不忘的。

　　杜聿明在被俘后，由对共产党的满怀敌意和猜疑，逐渐转变为信服和感戴，以至衷心拥护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绝非偶然，是他经过长期、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特别是通过许多具体事物的观察和体验的结果。真理面前，顽石点头。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改造政策，确实是威力无比，在战场上用大炮、刺刀所不能得到的，却在和风细雨的座谈会上从容取得，打了一场兵不血刃的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