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在西南军区

　　改造起义部队，团结民主人士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90万人。其中起义的就有56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

　　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呢？贺龙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认真处理，否则将危及西南地区的安定。他提出：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彻底改造和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成都战役结束后， 1950年1月5日，贺龙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他们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二是地方游杂武装，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队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对第一类部队，保持原番号，按其实有人数进行整编。对刘、邓、潘等将领给以适当安排；对第二类部队，授予适当番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干部前去联络，了解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情绪。贺龙等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一切起义和投诚部队，影响散匪，利于剿抚；对尚待消灭的国民党军残部，也有分化瓦解作用。1950年1月29日.贺龙签发了成立工作团的命令。随后，便挑选了一批干部，首先向在川西的原国民党军第七、第十六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四和第九十四军派出了工作团，对这些起义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

　　2月8日，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作了阐述。他说：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他们。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改编要选好突破口。第一步，改编王瓒绪的部队；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的部队；第三步改编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要召开大会、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必须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问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制度。

　　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的高级将领的工作。

　　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0年1月11日，十八兵团在成都市蓉光电影院召开欢迎国民党军起义军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裴昌会、罗广文、陈克非、董宋珩、王瓒绪等高级将领，以及他们部下的团以上军官。贺龙登上讲台，向大家问候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从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短短的几句话，特别是“同志”和“共事”这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词汇，一下子使贺龙与起义军官的距离缩短了，台下爆发了一阵充满感激之情的掌声。贺龙接着说：“人民解放军对待坚决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官兵，一向是热诚欢迎的。起义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造，完成整编以后，也就是人民解放军了，应该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起来。但是，大家首先要做到推诚相见，然后才能由组织上的一致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座的诸位中，可能有人有顾虑，怕过去是解放军的对头，现在得不到宽大。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论过去是高级将领，还是下级军官，只要起义或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宽大处理。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接着他谈到了“改造”的艰巨性。

　　指出：“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但是，如果在头脑中取消了‘名’和‘利’，就会大大减少痛苦。

　　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过去。那时候我带的部队，就是我私人的本钱，把一排人拉过来就当连长，把一连人拉过来就当营长。今天就不是这样了，部队是国家的、人民的，不是私人的了。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过去养成的恶习，必须彻底改掉，迅速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给人民当个老老实实的勤务员。”

　　贺龙针对起义军官的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讲了3个小时，然后同起义将领们一一握手。许多起义将领为他坦率而真诚的话语所打动。郭勋祺刚一散会便说：“贺司令员这一讲，我就放心了。好象吃了定心的汤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仗的老对手。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请柬，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贺龙认为这是联络感情、开展工作的绝好机会，欣然前往，同起义将领们亲切交谈。他说：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贺龙豪放的性格，挥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最后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请各位先生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都很激动。几天后，军管会便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邀出席。贺龙在会上毫无拘束地同大家交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这种谦虚和蔼的作风，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龙了解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卢汉等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在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作用。贺龙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他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候、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贺龙曾亲自同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个别交谈，做思想工作。以平等的态度，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前途。原国民党军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起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稳定部队。贺龙诚恳地给予具体指导。他说：“你们要赶快整理部队，撤销空番号，把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逮捕起来，这样你们的部队才能稳定。”有一位起义将领对改造他的部队抵触情绪很大，他头发不理，胡子不刮，成天戴着钢盔，穿得破破烂烂。贺龙知道后，马上找他谈话，谈一次不行，谈二次、三次??共谈了五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终于被贺龙宽广的胸怀、热忱的态度所打动，思想转变了过来。

　　贺龙很注意做好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成都住着一位早年追随过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他曾是贺龙的上司。后来他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一直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曾派人拉他去台湾，他拒绝了。这是一位在西南和国民党上层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一天，贺龙和李井泉在四川地方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熊克武寓所。熊克武开门出迎，发现来客是阔别了20多年的部下、当今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惊喜交加，赶快邀请进屋。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顿生钦佩之情，便邀他出来参加工作。开始，熊克武婉言推辞：“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希望他能“为建设新中国、新四川带头做贡献，做个继续前进的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态度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

　　1月10日，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举荐熊克武，称赞他“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产”，“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自己一份力量”。建议给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除了自己积极做工作之外，还动员其他干部去做起义将领的工作。

　　成都市军管会委员马识途是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同乡。有一天，马识途收到罗广文请他赴宴的请帖，不知该不该去？便去请示贺龙。贺龙说：“去，为什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很好利用！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老实实接受改编，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只要他把部队完整地交出来接受改编，不但我们对他既往不咎，他还可以立功受奖，有光明前途。”马识途如约赴宴，向罗广文转达了贺龙的口信。罗广文听后，感动地说：“有贺司令员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请你回去报告贺司令员，我们愿意接受改编。”

　　后来，他果然清除了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部队开到华东进行改编。罗广文本人当了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义军官的工作，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举办了由上校到中将级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由贺龙直接领导。高研班第一期于1950年3月正式开课。贺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确有真才实学的，结业后绝大多数分配了适当工作。原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祯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被输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官。对坚持反动立尝抗拒改造的，则严惩不贷。有一个少将政工处长，拒绝改造，叛变逃跑，又被抓回。贺龙指示召开有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全体学员与其家属参加的公审大会，按照政策法规予以严惩。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军区下属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工作团，携带电台，分赴各起义部队去领导和帮助改造工作。工作团到各部队后，即同所在兵团或独立军的主管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向师以下单位派出军代表，统一领导部队的改造工作。贺龙和邓小平规定，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起义部队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职权，凡部队对上对下的报告、命令、正式公文函件，军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负责沟通与就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联系，解决部队的困难。工作团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不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严格取缔。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他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

　　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从1950年1月到6月的半年之内，起义部队中共有27个单位、39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余人。

　　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1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军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三○二师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变，逃入深山。贺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原国民党第三○二师叛乱后，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劝说叛乱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至什邡，派人上山说服第三○二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贺龙命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就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对3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员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交往。

　　贺龙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成功地做了起义部队将领的工作，及时地向起义部队派出了工作团，妥善地处理了叛乱事件，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队工作的顺利进行。除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3个兵团调往外区外，留下的2个兵团和5个军，在4个月以后，都顺利地编入了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这些部队在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贡献。

　　“土匪一定要剿灭”

　　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而且蔓延迅速。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贺龙把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偶然的。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30万、土匪30万、“袍哥”30万，这叫“三三制”。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和曾扩清。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他们渗透到城乡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1949年4月，国民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

　　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5期，培训了3000多人；在贵阳培训了1700多人。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了总司令。“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10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1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12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胡宗南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西南地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需要， 1950年1月17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其下属的各军分区。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①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集中13个军共37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从1950年2月初开始，采用合围、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①贵州军区于1949年11月15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川东军区于1950年1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川南军区于1950年2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1950年2月8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云南军区于1950年4月1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2月3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1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1000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土匪还抢劫了1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1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26人。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第六十军前往清剿。到2月7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月11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龙一行的安全，派1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大家担心他的安全，纷纷劝说。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警卫连在汽车上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驻地。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贺龙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

　　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人家已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有所鼓励。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匪公开活动。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国民党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成都市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但是对经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常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

　　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1950年2月底，川东、川西、川南3个地区已歼匪4.5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全歼。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3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3000人以上。粮食损失1亿余斤。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迟了1个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贺龙认识到，剿匪是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月16日，他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当前情况，就剿匪问题发表了气度非凡的长篇讲话。他说：从“缴获土匪的《游击根据地地理图》，《游击战术》和伪国防部‘委任状’等等文件和宣传品，以及俘虏的口供都证明，土匪组织的暴乱，乃是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王陵基创办的‘游击干部研究班’，以及少数封建恶霸，勾结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

　　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据以顽抗的最后的中心地区，特务分子在这里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挺进四川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当他们稍事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人民政权，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所提的口号是：‘拥护蒋总裁’、‘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徽的（即解放军），不打穿新军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义、投诚部队）’，并且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传单，号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在座的一些人中，对减租减息不满意。你们长期吃农民的，穿农民的，现在拿出点来给农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闹事。有人说，土匪暴乱，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的政策。这显然是替土匪、特务和封建势力说话。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要来点手法，做点脸色给我们看。脸色是吓不倒人的’！我们大家见过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装腔作势，运用敲诈伎俩的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还不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吗？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有些特务、土匪扬言要跟我们打游击。可以正告他们，我们共产党是打游击的祖师爷，我看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土匪一定要剿灭，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贺龙这一番话，对于那些企图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同人民争权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接受改造。有位过去从未见过贺龙的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演讲，敬佩之意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贺龙这个人真不简单啊！”

　　3月23日，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暨西南军区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遂行剿匪”任务，还宣布了五项剿匪政策和十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剿匪斗争不断深入。到4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4月4日，贺龙在欢迎西南军区前指迁到重庆的大会上说：“目前大规模的战斗虽已宣告结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务武装却亟待我们去肃清。最近土匪特务武装在各地区肆无忌惮地破坏工厂、机关，抢夺公粮，袭击我分散的部队及人民政府，到处骚扰、捣乱，梦想着‘打游击战’，苟延残喘。我们是打游击出身的，只要重新捡起游击战术来，胜利是稳有把握的。”怎样消灭分散成众多小股的土匪呢？5月上旬，贺龙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对于剿匪，“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想。有些同志说匪民不分，不能打歼灭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作战指挥要灵活，部队的装备要轻便，要避免用打正规战的战术去打土匪，也反对打散和赶跑了事。应该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疲劳，穷追猛打。总之，剿匪的战术应该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剿匪也是反封建的斗争，因而也是长期复杂的斗争。

　　尚未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组织各界人士，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要正确掌握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斗争方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各县都要建立点线联络站，进行瓦解上匪的工作。政治瓦解，必须在军事打击见效的条件下，才能展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要教育批评），有功者赏’的原则，一定要正确执行。杀掉几个首恶者是完全应该的。前一段，群众对我们不杀匪首是有埋怨情绪的。我们不杀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恶的匪首，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对某些地区的乱杀现象，也是应该制止的。”

　　由于西南军区正确地执行了武装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4个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土匪19万余人。6月份，贺龙向重庆各界人士作关于西南地区剿匪情况的报告时，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成绩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是有足够的力量与把握的，现在各主要交通线上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致命打击，残匪被彻底消灭的时间为期不远了！”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7月止，剿灭土匪已达34万多人，比较富庶的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已基本净化，征粮任务如期完成，城乡工商业已正常运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匪工作进展不平衡，因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的平川富庶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进剿的时候，有一部分上匪逃窜到了各省交界或各省边沿地形险要的深山地区。其中贵州境内的五六万土匪，控制了边陲21个县城。他们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下，公然建立“政府”，开办工厂、学校，架设电台，发行纸币??准备长期顽抗。

　　7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贺龙十分赞同这个提法。在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西南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把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写进《关于下半年部队工作任务的决定》和《西南军区剿匪指示第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去。贺龙主持写的这两个文件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在继续深入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为此，西南军区从四川抽调4个师人黔会剿。

　　西南地区剿匪反霸全面展开以后，防止扩大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土匪。贺龙等及时发出了《严防清匪中误捕乱捕现象》的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处决土匪的权限规定》，指示各部队和公安机关：“必须严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杀人抢劫、组织暴乱之土匪特务与社会上一般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区别。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类，均应以反革命之现行罪犯，严格处理”。“对捕获之罪大恶极之匪首须即处决者，可由地委、军分区报请盛区党委、二级军区批准处决，报大军区备查”。

　　1950年，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些反革命分子与土匪暴乱紧密配合，除在城市从事破坏活动外，还在农村利用封建会道门，组织伪农会，帮助地主恶霸夺田、逼租、索债、暗杀，以打击新生的农村基层组织。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公安机关多次召开公审大会，公开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特。据1月至10月的统计，全西南地区捕获国民党特务分子6000余名，自首登记的1.23万名，破获阴谋暴动案1391起，缴获电台113部。

　　西南剿匪的“淮海战役”，在1950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年歼匪近85万人，缴获各种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其他各种枪40余万支。

　　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10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80多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在剿匪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牺牲了4230余人。

　　1951年1月6日，贺龙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了《西南军区一九五○年剿匪情况总结》，汇报一年来的战果和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毛泽东于1月18日致电贺、邓、张、李：“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1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4万人而奋斗。”中共中央军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军区和福建、广东、广西军区参考。

　　毛泽东电文中说的“残存匪众近4万人”，是西南军区当时了解的情况，后来查实的数量（包括新出现的）远比此数为多。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滇边、黔湘桂边、黔桂滇边、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长期末被抓获的大匪首傅秉勋、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领的。他们窜入川西北的阿坝、懋功、黑水和大小凉山的藏族、彝族聚居区，欺骗、勾结土司头人，掩护他们向川康富庶地区和川、青、甘边界扩张。他们人数虽不很多，却是土匪中最凶残的，破坏能量很大。贺龙决心彻底肃清这些残匪。1951年1月，西南军区发出指示，强调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2月初至4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10个连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多人。川西军区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办法。毛泽东在2月15日批转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区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经验。此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清剿小组和便衣捕捉队。1951年，西南地区又歼灭残匪20万人以上。被土匪盘踞1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座县城全部收复。

　　1952年和1953年，西南军区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在川西北发起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进剿作战。一次是1952年7月，集中7个团又6个营近2.1万人，进剿盘踞在黑水地区的土匪。战前，贺龙对参战部队说：“这次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政策。这一带的人为什么容易受国民党匪特的欺骗宣传来反对我们？这是因为长征时，有的红军部队路过此地时，群众纪律不好，把这里的老百姓搞怕了。你们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更重要的是救济当地群众。过去欠了‘债’，这次我们要还。你们要准备好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运去粮食，无偿救济当地群众。”根据贺龙的意见，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团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即召集头人、土司开会，宣布黑水暴乱主要由傅秉勋负责。解放军进剿的目的是消灭傅匪为首的匪特，对苏永和等黑水地区上中层分子，则作团结争取工作，以分化与孤立敌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苏永和等少数民族上中层份子都归降了解放军。但是，受台湾国民党指挥并得到他们空投补给的傅匪残部拒不投降。贺龙命令将其彻底消灭，并派飞机助战。这次作战从7月20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除少数匪首逃跑外，共歼匪3635人，缴获各种枪3935支（挺），匪首傅秉勋投河自杀。50多万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1953年3月，集中4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围歼川北草地的股匪。草地土司华尔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变了两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后来凉山地区的头人也交出了匪特40多人。

　　至1953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116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贺龙还与隐藏在工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敌特与奸商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成都市工商、金融系统内暗藏的敌人和奸商乘机兴风作浪，与城外土匪相呼应。他们垄断了粮食、棉纱和金融市常粮食、棉纱价格暴涨，其他东西跟着涨价，几乎一天一个样，人民币贬值，人心更加浮动。

　　贺龙认识到，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心，是同剿匪斗争相辅相成的。

　　土匪和暗藏的敌人勾结奸商，企图通过搞乱物价和金融，搅乱人心，扩大暴乱。所以，稳定金融、物价，对于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保障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贺龙与川西区党委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他指出：对土匪和暗藏的敌人，不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坚决打击，而且还要把他们在经济上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他决心从棉纱和粮食着手，同敌人与奸商斗一斗法。

　　当时成都的棉纱市场被少数奸商控制着。他们对市场上有多少棉纱，在准的手中，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军管会拥有的棉纱不多，所以任意抬价，一支纱由120万元猛涨到4000有一天，贺龙把市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们有多少粮食？”“4000万斤”。“多少棉纱？”“120万支。”“布匹呢？”

　　“还有4万匹。”

　　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常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来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批棉纱。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吃进，每支纱由400余万元涨到了1700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奸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地吃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进去的棉纱吐出来。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每支纱由1700多万元，跌到400多万元。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常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价，几天就翻了1番。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粮。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为了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

　　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经验，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的奸商斗垮了。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趋于稳定。

　　1950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当时，成都市内商品紧缺。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1天。年初二深夜，贺龙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

　　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天门。”贺龙指出：“只开1天门怎么行？

　　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西太少。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说道：“就是你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乱市朝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定价，后天就是门营业。”“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2月21日召集成都22个行业的代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常会后，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2月22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反革命破坏活动。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指挥进军西藏

　　成都战役刚刚结束， 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 10月以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后，贺龙就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几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他说：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陟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每高1000公尺，温度（摄氏）降低4度，终年积雪，最难走。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他特别强调：“对宗教问题处理得适当与否，是决策的一个关键。”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故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进藏部队，在物资供应上，取之内地，“不吃地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务求精干、适用。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怕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7个工兵团， 10个辎重团和1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向贺龙报到。

　　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

　　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贺龙签发的《西南军区关于支援人藏工作向军委和西南局的报告》中写道：“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

　　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我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定出计划，实施补给。如：一，康定以西气候寒冷，人烟村落稀少，宿营困难，特制发人用帐篷、马用头罩、汽车暖罩与解冻剂。服装每人一件皮大衣、皮上衣、皮裤、高腰毛里皮鞋、毡子裹腿、皮帽、皮手套、毛袜、包足布、绒衣、线棉背心、棉被、风镜。为防湿防雨，每人发给雨衣、斗笠、防湿垫布各一件。中高级干部每人一个行军床。二，为了保持战士身体健康，力求食品中养分充足。特以黄豆、小麦、花生、奶油等原料制成饭粉，以面粉、白糖、食盐、猪油、奶油、鸡蛋、酵母等原料制成饼干，并以卵片、白糖、精盐、淀粉、蟹黄、味精等原料制成佐食品蛋黄腊和酱油粉等物，内含大量维生素B、C，并发给维他命C药片70万片，以补助营养，防止色盲，??。派卫生检查队了解康藏地区发病特点，予以补助药品，特多发防冻药品，以防减员或减弱战士体力。”

　　贺龙向李达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贺龙是以爱马著你的。他为支持进藏部队，把他的几匹心爱的战马，全部送给了进藏部队。他对后勤部门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的需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荷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样式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后勤部门把新设计的军装样品送给他看时，他逐件作了检查，还亲自试穿。帽子样式好看不好看，挡风不挡风；衣服口袋怎么设计，甚至连军装各部位应缝多少针，他都有所考虑。

　　3月14日。

　　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 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1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了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1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于7月24日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

　　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

　　为此，两南军区调集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10月份。

　　公路已修筑750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

　　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3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但西藏地方当局故意拖延，并加紧军事准备，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①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950年5月初，他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愿亲自到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②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研究了当时的情况，于5月10日向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决西藏的可能较前增大”。“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入藏”。

　　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格达活佛的请求，委派他去拉萨劝说西藏地方当局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然而，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噶伦拉鲁鲁桑旺勒软禁起来，不许他离开昌都。格达表示：“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被拉鲁拒绝。后来，格达活佛被英国特务毒死，随员被押送拉萨。西藏地方当局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调整了军事部署：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今那曲）地区，阻挠解放军南下；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西进；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7个代本①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部署在昌都周围和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促使其内部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西南军区决心以十八军、云南军区各一部和青海骑兵支队等共约6个团的兵力，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

　　贺龙和邓小平在《昌都战役基本命令》中规定：十八军主力应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垄邓柯之线集结完毕，9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10月10日前后占领昌都。另以该军五十三师1个团，同时由巴安（即巴塘）出动，歼灭宁静之藏军，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五十二师钳击昌都。以十四军一部，同时歼灭盐井和竹瓦根之敌。西北军区之玉树部队归五十二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

　　贺龙分析了藏军善于骑马，行动较快的特点，对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讲：要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而走得快，才能抓住敌人。”这一作战原则，对于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军各部队于10月6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 12日进占芒康，①即格达呼图克图，1903年生于西康省甘孜县白利乡贫苦藏族家庭，7岁为白利寺活佛。17岁入西藏学佛经8年，得格西学位。1936年，担任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

　　全国解放以后，被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特邀代表。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②朱德、刘伯承于6月1日复电格达：“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限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

　　①藏语，旧译“戴本”、“戴绷”或“代奔”，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规定西藏额设藏军3000名，代本6名，每一代本，率兵500名，沿为定制。例由贵族出身的俗官担任。

　　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大量扩军，代本数目也随之增加。

　　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为表彰九代本的义举，贺龙接见了格桑旺堆等人，代表西南军区向他们赠送了礼品和物资。

　　解放军迅速逼近昌都，并且截断了藏军的逃路。20日晨，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命令第二、三、四、七等4个代本及总署机关和沙王（总督）卫队等共1700余名官兵停止抵抗。

　　21日，贺龙和邓小平电示十八军：“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这次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地方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企图，使其上层顽固势力发生动尧爱国进步力量更加坚定，从而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八军进驻昌都以后，查清了格达活佛遇害的情况。消息传开后，激起了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两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5日在重庆为格达活佛召开追悼大会。贺龙以悲愤之情，著悼文说：“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格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格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它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

　　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达赖喇嘛速派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经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 1951年2月12日，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经过23天的商谈，于5月21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在朱德副主席的主持下，双方代表于23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规定，毛泽东于5月25日指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以保证协议的实行和国防的巩固。据此，贺龙和邓小平命令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拉萨：十八军主力1.07万余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第一梯队， 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为了巩固国防，经中央军委批准， 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

　　①

　　西藏的解放，为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西南军区①西藏军区司令员为张国华，政治委员为谭冠三（第十八军政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错饶杰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为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

　　调集了大量部队和民工，从1950年夏开始修筑由康定到拉萨段的康藏公路。

　　1951年夏，贺龙在重庆主持筑路会议，对到会的工程技术人员、筑路部队指挥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的负责人说：“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会后，根据贺龙指示，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由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兼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兼政治委员。

　　为了找出一条从昌都到拉萨的合理的公路线，从1951年起，先后派出了6支踏勘队。他们翻雪山，过沼泽，在深山大川和原始森林中跋涉5000多公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基本查明了康藏公路预选线路及其两侧的地质、地貌，并于1952年秋写出了勘察报告。报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等地到拉萨；二是走南线，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太昭至拉萨。究竟走那条线？陈明义和稷明德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到重庆，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汇报请示。

　　他们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下午，贺龙就接见了他们。陈明义、穰明德等走进客厅，贺龙同大家亲切握手，然后端出一盘香蕉说：“你们在康藏高原修路很辛苦，不容易吃到水果，快来打个牙祭吧！”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大家一面吃着香蕉，一面向贺龙汇报。陈明义说：“由于运输困难，有时主、副食品供应不上，战士们就挖地老鼠和野菜吃。”贺龙感慨地说：“这和我们长征时一样啊！”陈明义说：“战士们白天在雨里雪里修路，夜里住在用雨布搭的帐篷里，漏雨飘雪，衣服和被子都湿透了。”

　　贺龙皱起眉头，对秘书说：“记下来。叫后勤部给筑路部队特制帆布帐篷，补发雨衣！”陈明义说：“西藏是个高寒地带，常年吃不上蔬菜。战士们由于缺乏维生素C，手指甲盖都陷下去了。”贺龙听到这里，不安地站起来，在客厅里踱着步子，思索着，然后，他果断地说：“立刻派人去上海买维生素C。必须让战士们每人每天吃4片维生素C.少了不行！”陈明义继续说：“我们筑路部队得到了藏族同胞的支持。他们赶着牦牛，冒着雨雪，为部队运送粮食。”

　　贺龙十分感激地说：“真要感谢藏族同胞呀！”并严肃地指出：“藏族同胞越是支援我们，我们越应该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遵守民族政策，严格群众纪律。”

　　穰明德打开地图，把踏勘队预选的南北两线沿途的地貌、地质、气候、物产、资源、工程难易利弊比较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等作了详细汇报。最后他说：“究竟走南线还是北线？请贺司令员考虑决定。”

　　贺龙仔细地看着地图，边听、边问，边思考。经过反复掂量，他拿过一支红铅笔，指着地图果断地说：“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高度低。在西藏高原，这是用黄金也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的森林、农业区、草原、湖泊、山地、物产都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用的木材、石料等可以就地取材，还有青稞、牛羊、水果、燃料等，生活也方便。更重要的是，南线有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将来开发建设，有着广阔的前途。公路走南线，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贺龙望望神色有些迟疑的陈明义，猜到了他的心思，便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施工带来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艰难。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我相信，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办法让激流、冰川、流沙、塌方通通让路。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在祖国的西藏高原上，将来要修很多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贺龙的远见卓识和气魄胆略，使大家信心倍增。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会心地笑了。这时穰明德把地图一卷说：“贺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

　　贺龙放下铅笔，点上1支雪茄，微笑着问：“什么时候能通到拉萨？”

　　“1954年底！”穰明德挽起袖子，用力一挥手说：“贺老总，1954年年底汽车开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

　　贺龙哈哈大笑，爽朗地说：“那好，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确定这条公路的走向，事关重大。我要写报告给毛主席，请他批准。你们先把康定到昌都段修好。为了解决你们筑路部队的物资保障问题，我派余秋里同志到康藏公路走一趟。”

　　筑路部队全体指战员经过两年的艰苦施工，比计划提前50余天，完成了康藏公路康定到昌都段的通车任务。1952年11月22日，贺龙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报告筑路问题，对昌都到拉萨段的线路选定，提出了建议。他说，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以采用南线为好”。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此项意见。”并将报告批转周恩来、邓小平：“采取南线为适宜。”

　　贺龙在报告中还详细汇报了筑路部队艰苦奋斗的情况。他说：3年来，筑路部队在3200米以上高原环境施工，自然条件极恶劣，生活艰苦，任务繁重，劳动强度大，供应不及时，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和鲜肉，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关节炎和心脏、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口腔疾病，体重普遍下降。接着，他提出了改善筑路部队生活的具体意见：“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人每日4两猪肉、l两猪油、5钱蛋粉、1斤青菜、7钱盐、生姜、辣椒各7分、茶叶2钱5、粮食26两①，供给实物，保证定量定质，使部队能够真正吃到。为此，拟多从后方输送肉类罐头和发动部队在可能条件下多种菜，另从后方输送一部分干菜。”（毛泽东阅后旁注‘增营养’）。“在不妨碍筑路与就地取材的原则下，修建一部分营房，供部队休整时居祝”贺龙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部队、检查施工情况，中共中央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等症，没有同意。贺龙只好派李达代表他和西南军区党委，到筑路工地进行检查，并先后派出了几批慰问团进藏慰问。贺龙要求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深入筑路部队，进行慰问，收集歌颂他们的创作素材。文工团员们深入部队以后，创作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藏胞歌唱解放军》、《歌唱二郎山》等大量反映和平解放西藏和筑路英雄事迹的音乐舞蹈等文艺节目，其中流行全国的优秀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贺龙建议推广的。西南军区京剧院也遵照贺龙指示，带了一批精彩的节目，到雀儿山等最艰苦的工地演出。

　　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时40分，康藏公路全线通车仪式在拉萨河大桥桥头举行。它标志着西藏经济文化建设开始了新的纪元。

　　①旧市制，16两为1斤。

　　贺龙为修筑康藏公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通车之际，他撰写了《帮助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的文章，称赞在世界屋脊上修建康藏公路是中国历史上亘古以来未有的创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奇绩。他赞扬筑路部队、民工和技术人员的忘我劳动和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指出：“公路通车到拉萨，仅仅是长期建设西藏的第一步”，希望进藏部队和全体工作人员，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热忱而切实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长期帮助藏族人民，稳步地发展西藏的建设事业。

　　兢兢业业建设国防军

　　全国大陆解放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状态转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发出了“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需要大量减少常备军。中央军委决定在1950年裁减150万武装人员，要求西南军区裁减37万人。要妥善安置这么多人，任务相当艰巨。

　　1950年5月上旬，贺龙和邓小平召开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专门对裁军作了动员和部署。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精简整编的重要意义。贺龙传达了西南军区精简整编方案和对复员军人的安置办法。他强调指出：总的原则是既要保存部队骨干，以适应国防建设需要，又要使复员人员有家可归，不致流离失所。因此，要反对推出门了事的不负责任态度。他指示，要专门成立处理复员军人的机构，根据复员军人不同的情况，作妥善处理。由于各级领导重视，组织教育工作做得好，整个复员工作，于1950年底顺利完成。

　　部队在精简整编以后，很快掀起了学习文化的运动。贺龙指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必须掌握文化工具，突破文化关。不过这一关，就学不好现代军事知识和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能很好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难以完成。5月4日，他在西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就说过：部队精简整编后，主要是教育，要把每个连队都变成一个学校。3年之内把全军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文化程度，干部不够初中文化水平的都要提高到初中程度。

　　8月1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从1951年1月全面展开了。西南军区机关、部队的学文化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52年夏季，形成了高潮。

　　在学习上，贺龙身体力行。《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出版后①，贺龙一面夸召大家“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首先钻进去，然后考虑如何运用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求其融会贯通”；一面带头制定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计划。他说，我自己虽然快60岁了，但还要努力地学，不断地学，一直学到老。

　　毛泽东曾建议贺龙学习文化，周恩来也让他学习写作和书法。这次，他便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文化、练习写作结合了起来。他让秘书买来了魏碑体的字帖和毛边纸，每天早晨先练习几页书法，然后读书。他虽然患有高血压病，但仍坚持学习不辏在规定时间认真读书，晚上还要挤时间多学一些。在他的书柜中，除《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东周列国志》、《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古籍。据薛明回忆：“贺龙读的书中有些文言文我看不懂，他读起来却很快。我开始不相信他都能看懂，拿过书来，问他看过的那几页的内容，他回答的基本不差。”

　　开展学文化运动之前，以贺龙的名义上报下发的文件、电报，大都是他向秘书或有关负责人交代意图，由他们起草，然后由贺龙审阅后签发。学文化运动开始后，他时常亲自动笔。有一次，裴昌会到重庆开会时去拜望贺龙，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11日发行；第二卷于1952年4月10日发行。

　　见他正伏案写作，便很奇怪地问：“贺司令员，怎么现在你还亲自写东西？”

　　贺龙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写，不要秘书代笔。我要响应号召埃”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贺龙也十分关心。在党小组会上，他对秘书、警卫员、公务员、司机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作为共产党员，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干部必读》。干革命离了这个是不行的”。每逢学习日，他路过工作人员的房间时，总要推门看看他们是否在读书。司机何建成以前不识字，在贺龙的鼓励下，学习非常刻苦，在学文化运动中立了三等功。

　　1952年5月28日，西南军区直属队举行了隆重的1952年度文化学习开学典礼。贺龙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培养大批工人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必要条件。

　　所以，普遍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也是全党全军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拿出最大的决心，付出最大的努力，加强对文化教育的组织领导；文化教员要热爱和安心本职工作，争取在文化教育中为人民立功。他号召广大指战员拿出冲锋陷阵的精神来攻克文化碉堡。在贺龙领导下，西南军区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干部战士投入了文化学习运动，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练兵”高潮，取得了很大成绩。西南军区部队干部、战士大都出身贫苦，许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到1952年底，第一期文化教育计划完成后，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摘掉了文盲帽子，部队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有1万多人在文化学习中立了功。身经250次战斗、立过8次战功、5次获得英雄模范奖章的刘子林，原来只有相当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经过短短8个月的文化学习，学完了初孝高小的全部课程，以优秀成绩升入初中班，立了一等功，受到贺龙的接见和表彰。

　　1953年1月6日，贺龙在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上说：文化教育是我军今后长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仅在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时期，不准有丝毫的忽视或放松，就是在军事训练为主的时期，也要按规定继续进行文化教育，大力办好学校，以求在原有基础上巩固、提高。

　　贺龙不仅重视普遍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也十分重视专业文艺工作队伍的建设，使他们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服务。他曾亲自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心，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文化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文化队伍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军队。随着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军队也必须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文化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这就大大加重了文化艺术干部的任务。为了发挥文化工作的力量，你们必须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你们现在不应当不安心，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去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贺龙号召文化工作者努力“面向连队”、”为兵服务”。1953年底，西南军区召开文艺检阅大会，贺龙向与会全体人员说：我们的军队“正向着现代化强大国防军迈进，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响亮地吹起这个伟大时代的战斗号角，光荣地担当起我们队伍行进中号兵的作用，教育部队，鼓舞部队，使整个部队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和乐观情绪，发挥高度战斗意志”。

　　培养大批能掌握现代武器装备与指挥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干部，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中心环节。贺龙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50年5月5日，西南军区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贺龙专门给该校送去了“加强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学习，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题词。7月，贺龙和邓小平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建设，大量培养干部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和建军要求，需要办两种学校：一种是战略性的正规的高级与初级学校，专训国防军的基本干部。目前应集中人力、物力办好这种学校。

　　这些学校的编制、教育计划、设备、制度以及对干部、教员和学员的各项要求，应按中共中央军委规定，达到全国一致的水准。另一种是速成性或轮训性的干部教导团、队，轮训各级各类干部，着重提高其本职业务能力。各军区、军、师和军分区都应组织教导团或教导队轮训各类干部。对炮兵工兵和其他专业性学校，亦应调整充实，分头轮训在职各种专业干部。指示强调：大量培养干部，是适应我军战略性要求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以宁可少养若干兵的决心，把学校办好。在贺龙、邓小平领导下，西南军区先后组建了第五（云南），第六（川东），第七（贵州），第八（川西）4个初级步兵学校和1个航空预备学校。他们要求各步兵学校的干部“应选部队中有作战经验者充任，不可滥芋充数”，学员的“每一课程之结束和毕业时，均按规定考试，不合格者退回或留级。”

　　在筹建西南军区第七军医大学时，贺龙数次审查校舍图纸，到重庆高滩崖、新桥等地勘察地形、选定校址，还亲自登门，聘请了一批在美、英、德、法等国留过学，又在国民党军队或地方医院担任过副院长、科主任具有国内第一流专业水平的专家、教授到军医大学任教。贺龙经常去看望他们，向他们征求意见。他向第七军医大学的校长、政委交代：要给这批专家最好的生活待遇。开会、看戏、看电影，都要请他们坐最好的位子，工资由他们自己报，报多少给多少。贺龙又指示后勤部门抽出几辆吉普车和轿车，作为接送教授的专车。要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便于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在贺龙和邓小平领导下，经过精简整编、学文化运动和军政训练，以及开展“三反”运动，使西南军区部队的编制更加精干合理，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和军政素质明显提高，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西南军区的辖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接壤，边境线长达6000余公里。当时，逃往邻国的第八、第二十六军等国民党军残部勾结特务、土匪，在边境地区频繁进行骚扰破坏。他们挑拨邻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制造事端，使西南的边防斗争异常尖锐复杂。贺龙根据云南省与越、老、缅3国接壤，有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地区辽阔，人口较少，自然条件复杂，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以及绝大部分边防部队生活、训练、执勤条件十分艰苦的实际情况，于1952年9月14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关于加强云南边防建设的报告，提出了若干措施：第一，迅速解决边防部队住房。“云南边防的营房建设，是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云南军区就地取材、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争取及早施工。先建筑第一线的哨所、住房及第二线必要的宿舍，尔后再逐步加强。

　　第二，结合经济建设需要，大力增修公路，架设通信线路，解决运输补给和通信的困难。除修建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的昆洛、南大、箇奎等长达1500余公里干线外，加修连接干线的支线。

　　第三，健全边防军分区。将丽江、保山、普洱、蒙自、文山等边境军分区改为警备区，适当扩大领导机构，配备较强的干部，以适应边防斗争的需要。

　　第四，搞好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西南的边防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与艰苦性主要表现在民族问题上。

　　少数民族工作那天做不好，边防问题那天就得不到解决。只要把兄弟民族团结起来，我们的边防就会胜过钢筋水泥工事。

　　1953年10月21日至12月14日，贺龙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团长，率领8个分团共5448人赴朝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长达45天的慰问活动。在朝鲜期间，除进行慰问活动以外，贺龙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考察。贺龙认为，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人民解放军今后建设的参考。他到夏季攻势作战地域和上甘岭、老秃山等处亲自了解作战经验、工事构筑和部队士气等等。为了多考察些部队，他特地向毛泽东请示，要求批准他晚几天回国。

　　回国后，根据朝鲜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贺龙对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1954年1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首先必须培养大批能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的干部。我认为培养干部，今后应注意培养经过斗争考验并有战斗经验的工农干部和部队中的英雄模范。这是我们建军的骨干。但是这些同志文化程度低，学习科学技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并进一步使之能够掌握科学技术，这在今后培养干部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贺龙认为，人民解放军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他说：“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

　　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从国外定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因此，向国外定货必须是急需的东西。那些可以少定或缓定的，就要少定或缓定，把钱省下来建设我们自己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关于学习苏联问题，他说：“我认为学习苏联首先应该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根据中国实际可能的条件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循序渐进地学。

　　这就是说，学习苏联不仅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同时还要预见到我国将来的发展。第二，是在我们解放军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不能割断历史，要照顾历史，要照顾我军的历史传统??要实事求是，而不是追求形式。”

　　关于政治工作，贺龙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政治工作。任何削弱政治工作的思想和现象都是错误的。政治工作必须与业务技术相结合，保证战备训练及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为此必须注意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提高政治干部的质量。部队在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政治素质的提高。

　　贺龙的发言，给到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