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

　　虽说是停战了，但在晋绥解放区与傅作义、阎锡山军队接触的漫长战线上，磨擦、冲突从未停止过。贺龙和晋绥分局、晋绥军区的其他领导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是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诡计，不久将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但对蒋介石这样的对手，不能抱幻想。因此，他们领导晋绥解放区军民，在停战令下达后，继续充实着战争准备，以防不测。军队除个别年大体弱人员转到地方工作外，没有复员，吸收新战士的工作没有停止；由民族战争到阶级战争的思想转变，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军队训练、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都获得了扎实的进步。

　　整个晋绥解放区，从军队到地方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向。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举进攻， 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了高于会。贺龙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他说：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就会起来。蒋介石打我们5年、10年、100年也不怕。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还接受贺龙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 1946年度的公粮由上年的47万石减为25万石；发放农贷1.6亿元西北农币，解决农民发展纺织业的困难；农民过去欠交的公粮，欠还的贷款，凡交不起的，一律免除；制定怎样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性文件，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作准备。到1946年底，占全区三分之一（100万）人口的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基矗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进攻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是第十战区、第十二战区、第二战区所属国民党军38个师，约26万人。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张家日，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中共军队。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军委6月19日发出指示：华北方面要首先歼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3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作战步骤为：第一步夺取太原、大同问的同蒲铁路北段，第二步以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主力会攻大同，第三步夺取正太路，相机攻占石家庄、太原。

　　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任务，分析了山西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感到晋绥部队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的1至2个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及其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县等地，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大同。目前，应对傅作义控制区暂时采取守势，对阎占区取攻势。贺龙说，我这叫“远交近攻，睦傅打阎”。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并建议从晋察冀军区调1个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计划，并由晋察冀军区调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和地方部队一部协同作战。晋绥军区命令晋绥野战军独二旅、雁门军区的地方兵团和晋察冀军区十一旅等部共同发起晋北战役，并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组成晋北野战军，任命周士第为司令员兼政委，贺炳炎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统一指挥晋北战役。

　　6月17日，独二旅攻克朔县，歼敌1200余人。贺龙对周士第说，晋北野战军要乘胜夺取宁武、原平、崞县、代县，然后攻占五台、忻州，完成任务后再行北上夺取怀仁、应县，为今后会攻大同造成有利形势。据此，独二旅7月1日攻克宁武，7月2日四纵十一旅收复繁峙，8日独二旅进攻崞县，经4小时激战，歼灭阎锡山部第十师第二团及地方团队2000余人，俘虏800余人。对于这次攻坚的胜利，贺龙极为重视，将其经验归纳为四条，即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以便打援和追击。22日，将这些经验报告军委。26日，毛泽东批示说：“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垣、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

　　晋北野战军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不安，他立即收缩兵力，将原平、五台、定襄等地的军队急速集中忻县，使忻县的守军增加到8000余人，包括第十九军军部、第三十七、三十九和第四十师各一部，以及一些保安团队。

　　7月16日，晋北野战军主力南下，接近忻县。贺龙告诉周土第：阎锡山怕丢了忻县，危及太原，很可能调兵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其一部，并力争将敌各个击破。

　　果然，阎锡山一面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飞往忻县，为守城官兵打气，并枪毙了逃到大同的朔县城防司令张文龙，逮捕了在崞县作战失利的第四十师师长王乾元；一面急调第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北上增兵忻县。周士第根据贺龙意见，留1个旅在忻州外围监视敌人，主力8个团迅速南下打援。7月23日，在平社地区的汾阳岭、邢家山一带将许鸿林的两个团基本歼灭。许鸿林仅率200余人逃脱。

　　贺龙决心乘胜攻占忻县，命令在离石的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率两个团即刻北上，加入晋北野战军，增加攻城力量。7月31日，晋北野战军对忻县发起攻击。忻县，是太原北面的门户，经日军和阎锡山军多年经营，堡垒成群，工事坚固，无强大火力，攻击甚难奏效，至8月1日，进展甚微。

　　周士第下令撤回原阵地。8月11日，第二次攻城，仍未能突破敌人城防工事。

　　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县工事了解不够，炮兵不能按时到达指定阵地充分发扬人力，再打下去，成效不大。50多天里，已经收复了9座城池，歼灭阎军8600余人，切断了大同、太原间敌军联系，控制了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忻县多费时日。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将开始大同战役，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须撤回去整训。因此，8月15日，贺龙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就在晋北战役期间，7月22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关向应是贺龙“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贺龙在《哭向应》一文中说：“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人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芦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这样一位战友的离去，对他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悲痛、思念长久索绕着他。在追悼会上，贺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介绍关向应生平事迹的讲话，再也讲不下去了。这在一个铮铮铁汉身上是不多见的。这种真诚的悲哀，在贺龙心里一直延续了多年。

　　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中原突围，历尽艰险，回到了陕甘宁边区。贺龙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王震表示慰问。此时，他正在为开拓晋西南动脑筋。晋西南是阎锡山的老地盘，开拓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拱卫陕甘宁边区，而且对巩固太岳和晋绥解放区都有重要意义。王震回来，打开了他的思路。9月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驻吕梁地区，开拓晋西南。军委立即表示同意。10月初，王震率部到达离石，被任命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待到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贺龙更深切地感到，今后的仗将越打越大。

　　晋绥主力部队目前分为两个野战军的状况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他和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撤销晋北和晋绥野战军，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3个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三五九旅、独四旅组成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彭绍辉任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委；独二旅、独三旅、独五旅组成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与此同时，贺龙又筹建了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自兼校长。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打仗主要是打干部，没有好的干部，不会有好的部队。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必须培养大批干部，这是关系仗打得好打不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甘挑重担

　　1947年3月，由于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蒋介石被迫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战场转为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在西北，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蒋介石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以及整编第十五师、第三十八师各一部共15个旅由南向北实施主攻；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的整编第十八、第八十一、第八十三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向南，配合胡宗南部作战。这时，在陕北，解放军只有4个野战旅，约1.7万人，和3个地方旅，在敌我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陕甘宁地区虽然地瘠民贫，资源缺乏，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治理，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很高，对战争有准备，群众条件很好；陕北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有利于轻装野战。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在陕北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周旋于山区，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牵制在陕北战常陕北面临大战，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呢？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是，他已于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目前仍在晋绥前线。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从防卫延安的主要方向南泥湾检查防务归来，即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很好。”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党性很强的贺龙，拥护这一决定。他一贯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就在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3月19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领导机关一部分撤到晋绥解放区。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深感自身任务的艰巨：他统率的部队仅有1个野战纵队、l个骑兵旅以及10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担子再重也得挑呀！

　　而且，就他的性格来说，担子越重，他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会见贺龙，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周恩来与贺龙研究了中央机关来晋人员的去留问题，决定少部分回陕北，担负急需的工作，一部分随刘少奇去河北，一部分留晋西北。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妇女和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要依靠你来安排。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含笑点头。他回到陕北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中央机关到河东以后，贺老总亲自作了安排，安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贺龙一直很担心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安全。他向周恩来的警卫员作了详细的询问。在谈到周恩来从陕北到晋西北这一路上的情况时，贺龙问道：“你们带的什么武器？”警卫员说：“老总，我们只带了两支短枪。”贺龙一听，立刻板起了脸：“那怎么行呀！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警卫员未作回答。贺龙说：“我给你们每人1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你们要好好保护周副主席。”

　　这时，彭德怀正将陕北解放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地区，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弹药。5月10日，他致电贺龙求助。贺龙同李井泉商量后，急送各种炮弹2000发去陕北，此后，他又下令后勤部门送去了3批武器弹药。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此专门致电感谢。

　　从这件事情上，贺龙预见到，今后，西北战场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相当大。从哪里来呢？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以外，就得靠其他解放区支援了。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的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目前，他们在陕北已无法正常生产，为什么不把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在一起呢？这样，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这时，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撤到河东来了。贺龙立刻向他征求意见。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

　　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

　　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到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为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 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贺龙因工作劳累，胆囊炎再度发作，并且患有高血压病，只得住进晋绥军区碧村医院。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来电通知贺龙去河西出席重要会议。贺龙深知，在西北战场紧张作战的时候，中央召他参加会议，必定有关系全局的大事要讨论，因此，他不顾疾病缠身，匆忙出院，带了个医生前往陕北。临行前，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问道：“我记得还有1斤水果糖吧？”警卫员点点头。水果糖，现在不是值钱的东西，可在当时的解放区却是来之不易之物。这1斤水果糖是1年前有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他一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着。警卫员不知道这位老总这时候为什么要水果糖，赶忙把它拿了出来。贺龙拎着水果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月18日，贺龙赶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他是远道而来的第一人。毛泽东从窑洞里迎出来，紧紧地跟贺龙握手问候。贺龙看见毛泽东略显消瘦，便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毛泽东笑了，摸摸脸颊说：“是吗？可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10里、20里，也不觉得累。”贺龙说：“那我们就放心了。”

　　毛泽东同贺龙谈了目前的形势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原计划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现在，有另外一种考虑，陈赓不过黄河，直接到豫西去，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有利于陕北战争，而且还可以对刘、邓南下起重要的配合作用。这还要等陈赓来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看来陕北战场得依靠你们晋绥了，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如此，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

　　毛泽东说，别小看了后方，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并就此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7月21日，会议在小河村河滩边的一个院子里召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次来开会的人多，有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王震等，窑洞太小，容纳不下，便在院子中央大槐树旁搭了一个棚子，放上两张木桌，几把椅子，就是会场了。贺龙一坐下来，抬头看看凉棚，笑着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房子，有些人还觉得艰苦。主席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原计划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起来打，现在决定分开来打。这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毛泽东接着说：“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老总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详细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情况，指出：除山东、陕北两处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转入反攻。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关于陈赓纵队挺进豫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央关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即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行打出去的方针，完全正确。

　　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共中央便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安排，有人觉得，让一个一辈子领兵打仗的老总，去管地方工作，搞后方，不可理懈。贺龙自己呢？却感到这个决定很重要。

　　中共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何况，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也并不简单，这一点，毛泽东已经同他说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要从战争全局出发，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个人不该计较什么。小河会议结束不久，他在绥德地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上说：“两个边区1942年就统一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统一，还山我来当牵头人。两边区的党和军队早就统一了，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今后一定要统一。如果不统一，很难支持目前严重的战争。”在会上，他提出了两边区统一的三项具体措施：一是统一两边区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为前方服务，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三是要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这次讲话，可以说是贺龙对于中共中央决定最明确的表态，也是他主持后方工作简略的施政纲领。

　　从西北解放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中共中央根据西北的特定情况让贺龙主持联防军，把两个边区合起来，统一后方和军区的领导是十分正确的。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回忆小河会议及其以后这段经历时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

　　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1年1个月零3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7月末，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侍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像。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东行。在延安的胡宗南，果然误认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进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贺龙等率部于8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

　　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赶到黄河以东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到达河东以后，与习仲勋、林伯渠研究决定，西北局、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暂驻在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

　　贺龙刚住下，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说：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粮食、粮食！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西北战场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当时，西北野战军共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2万余人。这8万余人每月需粮1.6万多石，还不包括河东晋绥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然而，陕甘宁、晋绥两区加在一起，人口仅400余万，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较低。国民党军队侵入陕北以后，“胡祸”横行，加上近年来陕北和山西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有一次，贺龙在谈到这方面情况时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天灾，绥德地区就有40万人缺粮。河东灾荒也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收成。岚县稍好，也只有二成的收成。”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要解决8万多人所需粮食，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贺龙首先同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人一起，迅速实行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贺龙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并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贺龙又主持了联防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他还指示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应。总之，贺龙想尽一切办法，集中有限财力、物力力战争服务。

　　再则是派出得力干部，组织庞大队伍，到晋中平原及邻近的解放区筹粮运粮，千方百计保证西北战场急需。1947年9月，通过中共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要了10万石粮，急需组织运力前往运粮。贺龙同林伯渠商量后，急调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长薛兰斌前来主持。贺龙、林伯渠找他谈话，交待任务。薛兰斌一听就抓了头皮，他说：“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啊！

　　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又没有车，路也不好走，还得过中条山、吕梁山、汾河，太困难了。”贺龙敲着手中的烟斗说：“任务必须完成，没价钱可讲。

　　你知道，前方战士没粮吃呀！只要能把这批粮食很快运过黄河，就是支援了战争，支援了陕北没粮吃的老百姓。”薛兰斌说：“运粮就得有人，有牲口。”

　　贺龙把手一挥说：“那好办！我马上发电报，让晋绥派人、出牲口。”过了几天，贺龙又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1000余名师生员工动员出来，交给了薛兰斌。贺龙说：“这1000多人给你当运输队的骨干，依靠他们准能完成任务。

　　缺少骡马，就人人动手背嘛！”

　　薛兰斌率队出发了，贺龙的心却一直放不下来。他虽然下达了必须完成任务的命令，但是，他很清楚，要完成这一任务，将面临多大的困难。他让参谋经常和运粮队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情况。有一次，他到晋南去，专程赶到运粮队检查工作。他看到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动手，车运肩扛，运粮队伍络绎不绝，场面感人。贺龙对薛兰斌说：“你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代表西北局谢谢你们。”

　　贺龙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8年5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①，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回忆西北解放战争时，感慨他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三是想方设法筹集其他物资。后方工作是很复杂的，除了粮食，还需要其他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和经费等等，这些都要由贺龙负责来筹措和组织。1947年冬季即将来临时，前方部队急需越冬的被服、装具和经费，以便南下作战，将战争推向①指晋绥地区的支前勤务。抗日战争期间，人民出动人力、畜力支援战争叫抗勤。这里沿用了那时的说法。

　　国民党统治区。可是，到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翻开这个时期西北战场的档案，可以见到大量反映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领导焦急心情的电报。这些电报大都是打给贺龙的。贺龙和林伯渠、习仲勋等商量以后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点生意，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去出售，换回所需的钱和物资。然而。战火连天，千里运输，哪里去找能完成这样特殊任务的人呢？林伯渠、习仲勋感到为难。贺龙说：“我把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张达志带了两个骑兵团奉命赶到。贺龙对他说：“西北野战军现在困难得很，衣服穿不上，伙食钱也没有。冬天快到了，要想一切办法支援他们。我给你一个特殊任务，当运输队长，做买卖。你带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我给你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张达志说：“运输队用不着两部电台。”贺龙指着他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件事。你带的人不多，可任务却不轻。你要把土特产卖掉，还得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布匹啦，鞋袜什么的，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任务可不轻。你必须同我直接联系。我每天要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要两部电台？”

　　张达志带来的绥蒙军区骑兵一、二两团要去做买卖了。上面给每匹马配备两个口袋装货物，连张达志的乘马也不例外。临出发的时候，贺龙又一次向张达志交待说：“为了行动方便，我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你每天同我联系，你要详细报告。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不管碰上西北野战军那支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他们打个条子就行了。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打仗，一定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张达志领命出发，活跃了整整1个冬季，一直到1948年2月才圆满结束了这项特殊任务。

　　在兵员补充上，贺龙主要是全力经营联防军区的地方兵团建设。贺龙的办法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他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升级为野战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成效， 1947年一年里，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陕甘宁和晋西北这样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地方，动员出这么多人是很不容易的。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7个纵队零2个旅。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3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18个师，6个军，2个兵团， 22万人的大军了。

　　19S4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三查、三评”整训部队，加强对敌斗争1947年7月，贺龙再次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时候，陕北和晋绥两区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在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虽经我军多次打击，但尚未丧失进攻能力，还占据着边区大部分县城；边区的地方部队力量不大，某些干部“对敌斗争劲头不足”，害怕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1947年底，贺龙着手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整训部队。主要是进行“三查”、“三评”①，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民主，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加强战术、技术训练，提高战斗力，力争多打胜仗。1948年1月，贺龙对下去检查土地改革工作的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说，请向分区领导人传达我的意见：首要的是打仗问题，要转变军事领导，以战争胜利促进其他工作改变面貌。如果仗打不好，地方工作也不好搞。只要军队积极起来，坚决开展对敌斗争，不断消灭敌人，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为整顿部队，贺龙和联防军区领导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8年内，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总结工作，表扬进步，批评缺点，提出要求。针对西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贺龙及时向地方兵团提出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任务；对在战斗、工作上取得成就的部队及时表扬，对没有打好仗的，要求及时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经过1948年从军区领导到基层的共同努力，陕甘宁地方部队的工作有了显著改进。以原绥德分区的四、六两团为例：战争初期，这两个团屡次发生不尊重地方党政机关，违犯政策、纪律，打骂群众的情况。贺龙治军严明，几次予以严厉批评，指导他们严加整顿。后来，贺龙调张达志任该分区司令员，领导这两个团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3个月的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阶级觉悟提高很快，组织建设、政策纪律观念也都得到了加强。1948年初，整训结束时，正值西野进行宜、瓦战役前夕，贺龙和习仲勋令绥德分区领导人率领这两个团向榆林以北之敌进攻，截断榆（林）、包（头）交通，予敌以牵制，并保障边区北翼安全。这支部队于1948年4月中旬，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接连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歼灭伪蒙古警备师1000余人，俘敌少将师长；一次全歼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1000余人。不但仗打得好，战场纪律、群众纪律也好。战后，贺龙等军区首长立即发电报表扬，并指出：“这是新式整军之直接结果。”1948年6月，联防军区命令这支部队编为警二旅，以张达志为旅长，开赴晋绥地区，参加保卫麦收，破坏阎军屯粮固守计划的战斗。7月21日，该旅参加晋中战役，协同晋绥军区十二旅，在忻县豆罗村一带阻击向太原退却的阎军，全歼敌第三十九师及保安团共7000余人，解放了忻县。此后，该旅又奉命南下，参加太原战役。10月初，经7昼夜激战，攻克太原东北重要据点凤阁梁，歼敌1个加强营， 10月下旬，参加攻占太原外围四大要寨之一的牛驼寨的战斗，也完成了任务。经过这一阶段的战斗锻炼，警二旅成了一支能攻能守、纪律严明的部队。贺龙说：张达志带领的两个团，（协同其他部队）把力量和自己差不多的敌人1个师消灭了。兵还是原来的兵，干部还是原来的干部，只调去了一个张达志，经过军事和政治整训，进步比较快，战斗力显然提高了。这支部队面貌的改变，说明贺龙贯①“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评”即评干部、评党员、评斗志。

　　彻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狠抓干部教育，严格要求，加强实战锻炼的措施是很正确的。

　　对军区部队的对敌斗争，贺龙极为重视。他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部队的情况，作过许多精辟的指示。如1948年5月，他针对陇东分区对国民党骑兵作战缺乏经验信心不足的情况，去电报指示：要“以积极战斗精神，不打大敌打小敌，不打强敌打弱敌；遇大敌则削弱之，遇小敌则歼灭之；掌握情况、避实击虚、改进指挥、提高技术、充分准备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1948年后，各分区都注意了总结战斗经验，陇东分区专门研究了对青海马步芳部骑兵作战的经验，经过积极战斗，改进战法，扭转了被动局面。

　　贺龙在肯定部队成绩时，也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要求。1948年8月，他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了部队在贯彻人民军队建军思想、党委领导、作风和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特别要求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说：“军分区应当是地委的军事部，地委会议应专门讨论建军和作战问题。”贺龙领导军区部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收到了显著成效。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到1948年底，军分区由5个增至7个，部队由1万余人增至3.6万人。由地方兵团升级组建了警四旅，划归西北野战军建制。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1948年作战459次，歼敌1.2万余人，积极配合西野作战，保卫和扩大了解放区。

　　在晋绥地区，贺龙和李井泉鉴于主力部队几乎已经全部西调的情况，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地方部队，运用抗日战争中“挤敌人”的成功经验，在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下，大大加强对敌斗争，方能更有效地对付傅作义和阎锡山，巩固根据地，于是委托副司令员周士第进行具体筹划。1947年12月，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1年来的对敌斗争。从检查中发现，在地方工作上，因为受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新区和边沿区，发生了一些过“左”的冒险行动。如过早地实行土改，在土改中又过多地扣押地主、富农，错斗中农，以及分粮食、吃大户等，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基本群众，孤立了自己。军事斗争上，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暴露了一些干部对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理解不深，以致有些仗收获不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决定：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争取在一二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对敌斗争会议后，晋绥军区各分区先后召开了党、政、军民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军区也派出工作组下去帮助落实。此后，各地根据对敌斗争会议决定，改正土改中错划的成份，退赔错误没收的财物，救济贫苦农民，安定了人心；组织游击队和武工队在边沿区积极活动，摧毁伪政权，打击小股地主武装，捕捉敌方零星人员，宣传各项政策，配合地方兵团主动出击。晋绥地区形势愈来愈好。

　　由于贺龙和晋绥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逐渐增加，连同独三旅和警二旅，增至7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1948年，这些野战兵团和部分地方兵团，先后5次分别参加由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组织的进攻战役，即：3月份的绥东察南战役，3至5月份的临汾战役，6月份的晋中战役，9月份的绥远战役以及10月份以后的太原战役，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

　　贺龙充分肯定晋绥军区对敌斗争会议和会议后取得的成绩。1949年7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假若对敌斗争会议能早开一点的话，也许会更好一些。”

　　协助彭德怀抓部队思想建设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更名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来又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在集中精力支援前线和建设各分区武装的同时，贺龙十分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因此，他除了多次参与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研究和制定西北战场的一些重大决策之外，还用了不少精力，积极协助彭德怀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军政建设。1947年冬，为了配合中原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扩大和巩固晋南解放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和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三纵队独三旅合力解放晋南重镇运城。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接受命令后，攻克韩城，东渡黄河，与兄弟部队协力于12月28日全歼国民党军1.3万人，解放了运城，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然而，他们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却出了偏差，特别是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好。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说：“城市政策很重要，不要破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周恩来对二纵队的批评，使贺龙深感不安。二纵队是他长期领导下的一支老部队，为什么进入城市以后，不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呢？这说明在新的形势下，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上出现了新问题，急需认真解决。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认真执行新区政策的决议。贺龙同彭德怀商量，由他赴二纵队整顿纪律。彭德怀欣然同意。2月初，贺龙专程到达山西新绛县，在二纵队党委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和西野前委决议。他对二纵队在韩城、运城违犯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他强调指出：你们违犯了城市政策，破坏了群众纪律，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你们违反了党的政策，就脱离了群众。没有群众，还有什么胜利可言？这不是对敌人有利吗？我们要在三五年内消灭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不能认真严格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怎么行？贺龙要求纵队党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查错误，接受教训，要把这件事当作大事好好抓一抓。他在二纵队住下来，协助王震整顿部队纪律。王震后来说：“贺司令员在宜川战役前专门到二纵队来抓遵守政策、遵守纪律，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的声威，挥师南下，围攻洛川，解放黄陵、宜君，进逼蒲城。胡宗南急令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

　　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困洛川，主力向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西府（即泾河、渭河之间地区，古属风翔府）挺进，相机夺取宝鸡。西北野战军主力从4月17日至25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12座城镇， 26日攻克胡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胡宗南被迫放弃延安。联防军区部队于4月21日收复被国民党军侵占了1年零1个月的延安。胡宗南急令裴昌会兵团配合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师，共11个旅，分两路驰援主鸡，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

　　彭德怀当机立断，于4月28日撤出宝鸡，转至老解放区的马栏等地休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转战千里，攻占宝鸡，迫使敌人放弃延安，严重削弱了胡宗南集团的力量。然而，此次作战也暴露了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在敌人优势兵力追堵中，几次给西野部队造成险势，使彭德怀大为恼火。在后方的贺龙了解到这些情况，感到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月初，贺龙回到延安，部署工作之后，便同林伯渠前往西北野战军三纵队驻地黄龙山区的白水县。

　　三纵队主力在洛白公路追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未能全部达到预期目的。贺龙来三纵队，主要是协助纵队党委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开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这一仗，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美中不足，有缺点，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政治水平不高，作风不够顽强，并且对个别旅的干部不团结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贺龙亲自参加的这次三纵队党委扩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增进了团结，对于三纵队以后的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离开三纵队，贺龙同林伯渠赶赴洛川县的土基镇，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对西府战役进行总结。这次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敌2.1万人，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开辟了麟游新区，将战争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为继续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宜川战役后准备不够充分，在胡宗南、马步芳积极配合，以优势兵力尾追堵截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遭到了一些损失。战后，有的干部便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贺龙到达土基镇以后，对这种反映十分重视，也很恼火。在贺龙看来，彭德怀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的后方，削弱胡宗南的力量，迫使其放弃延安，是很有魄力的。虽然对困难想得少了一些，但其决心正确。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贺龙在西野前委扩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迸，使我们没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军西南行动虽然增加了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大炮、汽车等重装备，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得更好。”

　　会上彭德怀严肃批评不执行命令的旅的干部说：“擅自放弃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的任务，让敌人毫无顾忌地长驱直进，使宝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不能抢运，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使二纵队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虽经警告，但在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令其担任向屯子镇警戒掩护任务时，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使新四旅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情况，贺龙极其重视，在了解了各方情况之后，他在会上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贺龙批评的矛头是针对纵队领导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发生在旅级干部身上，根子却在纵队领导那里。他说：“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是轻视敌人”。“我个人认为，应由主要领导负责”。“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他自己讲的阶级意识不强之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个别纵队领导人起了副作用，对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能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错误。”对于一纵队，彭德怀说：“一纵队在西府战役中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但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是其缺点。”一纵队是贺龙领导下的老部队，贺龙对他们格外严格。

　　在土基会议上，他在听了彭德怀的讲话和一纵队领导人的发言之后，仍然十分严肃地提出了批评。他说：你们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走错了路，我认为虽然能算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最后，贺龙说：“这次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说这个仗总的来说是打胜了，但美中不足。”

　　3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自述》中把西府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中他的两大错误之一来“检查”时，深有感触他说：“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无疑，其中首先就有贺龙的支持。

　　土基会议之后，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区按照彭德怀提出的计划进行整训。为了在整训中贯彻好前委扩大会议决议，贺龙不辞辛劳，深入一、二、三纵队，一面看望这些老部下，一面同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进一步做思想工作，要他们把思想统一到西野前委扩大会精神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争取西北解放战争的全胜。

　　对于贺龙的这种良苦用心，彭德怀心里十分清楚。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一向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竟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1948年8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由战争初期的1： 3.4上升为1： 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 68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50万人，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365万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经过禹门口，直趋临汾。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校址。他对李长路说：“你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

　　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贺龙对他说：“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现在，应该让这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说：”老总，这件事由我去办吧。”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在他离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生了。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几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报情况。当他听说只来了4个人负责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个人？力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他对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才。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至少要招1000名学生。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不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9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①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

　　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最后确定：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会议认为，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各级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会议还预定在1949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确了前进方向，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5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他结合西北地区的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他说：“西北部队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

　　这对西北很需要。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部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都不够。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贺龙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9月24日呈送毛泽东。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

　　毛泽东1948年3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贺龙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① 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离开陕北，5月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

　　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他写道：“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的。写完上述两个报告， 10月初，贺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12月初返回延安。

　　1949年2月17日，贺龙同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习仲勋从延安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

　　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奉命前往刚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绥远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属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管辖，目前，则归西北军区领导，因此，毛泽东要他去北乎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为使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请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前往卓资山，向在绥远作战的第八军传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对李井泉说：“你一定要讲清绥远方针的意义，使干部战士明了中央的精神。绥蒙的党政军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你传达我的话，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主动进攻，从现地后撤60公里。”他特别要求李井泉告诉绥蒙部队，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向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送走李井泉后，他动身前往北平。在北京饭店，贺龙同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谈判，取得了一致认识，并确定组成专门小组，讨论和拟订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办法。会上，贺龙对傅作义说：“傅先生，这次解决绥远问题，我军派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为代表，和贵方讨论一切有关事宜，请傅先生也指定人员，以便成立专门小组，共同协商。”傅作义随即指定王克竣周北峰、阎又文为代表。最后，双方商定，在北京饭店成立专门小组作为双方协商机构的联合办事处，着手进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到了4月份，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也就相应地移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北局。

　　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趟。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5月24日，贺龙到达西安。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纠集了11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城头5天内，就发生了170余起抢劫事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西安市内仅驻有1个师，力量单保贺龙一到西安，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来。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迅速调运10万石粮食进城。他说：“粮食一定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一面命令守备部队的3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接收工作照常进行。公安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到了6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礼泉一带给了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开。贺龙认为，就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是接管工作。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为几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和解放前己停止运转的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事关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上。由于接管工作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西安有不少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绽，800台织布机，是西北地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但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对于这样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在会上，贺龙指定由中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会议还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而且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6月27日就恢复了生产。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他在会上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经济建设有益。”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在这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贺龙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就在这一天，大华纱厂的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近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6月中旬，胡宗南企图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月份共发生抢劫案70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存着一种“神秘观念”。

　　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6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具，揭露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这样一来， 20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获了36起抢劫案。对于散兵游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散兵游勇进行了调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安置失业人员和难民，也是件很难办的事。贺龙指示说：“难民和失业市民问题，市委应该负责进行调查研究，给他们找个出路，审慎地处理好。

　　民政厅、农业厅应予帮助。”根据这一意见，人民政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失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工人、店员和文教人员，随着工厂复工、学校复课予以吸收；一部分经过集中训练后，分配到新解放区工作：对于大批河南难民，主要是资助他们回乡或到黄龙、马栏山区垦荒，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贺龙说：“西安有60万人向我们要吃穿，但我们的财政厅长接收时只带1名通信员、1匹马、两个肩膀扛一张嘴，其他什么也没有。”不仅如此，刚解放时，由于人民银行未成立，人民币未运到，人心浮动，商业陷于停顿状态。总之，财政金融、生产流通面临成堆的问题。5月25日，人民银行成立，公布了银洋收购价和各地物价情况，于是，市面上开始有了交易。但是在胡、马企图反扑西安的影响下，物价大幅度波动，有的商人甚至拒收人民币、银元贩子推波助澜，情况十分严重。贺龙和贾拓夫等军管会领导人分析，银无在西安流通的数量并不大，因为胡宗南逃跑时，用收税、抛售物资、盗卖公物等办法劫走了一大批银元，但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具有破坏性，特别是排斥人民币，促使物价上涨，并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对象，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他们经过协商，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贺龙签署公告，取缔银元贩子，不准银元流通，打击投机商人。二是大力维护人民币的信用。贺龙要求物资部门大力组织四乡的粮食、棉花人市，一律以人民币交易，成为人民币的物资后盾。贸易公司奉贺龙之命，两个月内向市场发售了价值5亿人民币的粮食、布匹、棉花及油料。三是贺龙亲自在西安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进行稳定金融的动员。他说：“稳定金融，是各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做好这个工作。希望各位代表对人民说清楚人民币和敌市的基本区别，使他们知道人民币是有充分物资基础的，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唯一合法的永久货币，同时，人民币本身的作用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经过这样的努力，财政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接管和治理西安工作中，贺龙极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粉碎了胡宗南反扑西安的企图以后，贺龙邀请西安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座谈。贺龙说：”西安已经永远属于人民所有，再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占去了，但要把西安管理建设得很好，把一个旧的消费城市变为一个新的人民的生产城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40余天来，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恢复、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两件大事，还没有做得很好。”“希望西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少数民族与我们很好合作”，“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当前和今后各方面的工作多多提出意见，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给以批评和指正。只要批评是合乎实际情况，对于人民事业有利的，我们无不欢迎和接受。”贺龙真诚的态度，使在座的各界人士甚为感动。他们说：“共产党善于接受真诚正当的意见，是很好的风度。”他们在会上就接管、肃特、稳定物价、执行政策等工作纷纷提出意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这样的聚会，在西安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贺龙主持下，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75人。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共交通迅速恢复，陕西境内的铁路很快分段通车，社会治安日益好转，革命秩序迅速建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常的流通市场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西安市共提供军用物资6万余吨，粮食8000多吨，供应部队，并且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军、大量民工随军支前，为保证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9月上旬，贺龙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西安赴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0月1日，贺龙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望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贺龙百感交集。从参加护国讨袁斗争以来，他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尝过多少酸甜苦辣，今天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理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内心激动万分，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行礼。10月初，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安市军管会的工作，担负起了新的任务。

　　进军四川

　　早在西安解放之初，中共中央对贺龙以后的工作就已作过考虑。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剩”因此，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贺龙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他又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4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 11月可到， 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剩”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4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因而，在接管西安的繁忙工作中，贺龙经常抽出时间，为入川作细致的准备。9月上旬，贺龙在赴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途中，特地去临汾看望正在集训的干部。他就集训队必须研究的问题指示说：“首先要学好政策。另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用？也都要有长远考虑。四川情况复杂，有哥老会、还有少数民族。对反动武装的改造、对城市各业工会的改造，都要特别注意。要使全体干部懂得，进城后要建立人民武装，搞好工会工作。群众的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负担要公平合理。”可见，此时的贺龙已经对于入川以后的工作，有了比较细致的考虑了。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

　　10月下旬，贺龙从北京到达临汾，检查人川准备工作。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前来汇报情况，迎接大军入川。马识途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亲热地让到屋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

　　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便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11月3日，贺龙、李井泉回到西安，为筹划进军四川彻夜工作。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11月6日，周士第和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进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川康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入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先让马识途介绍四川情况，再由刚从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返回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作形势报告。在此基础上， 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他说：“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艰苦的。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特点，决定采劝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①，组织实施解放西南的战役。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据此，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8月29日，十八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六十军全部和六十一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之敌攻击，造成解放军欲经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之势。这一着果然有效。胡宗南和他的高级幕僚深信解放军决不会舍近求远，经两湖远道入川，必然由西边取三国时魏军伐蜀的路线，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合成一把尖刀，直插川西。蒋介石对此分析也无异议，于是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潮的部署。

　　为利于第二野战军出敌不意地以大迂回动作完成包围，贺龙恰当地把握着攻打胡宗南的“火候”，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打到一定时候，即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体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得意洋洋，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4万余人守备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第十八兵团李振部4.4万余人防守李文部以西地区；裴昌会的第七兵团6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布防，构成第二道防线，摆出了坚守的架势。看到这些，贺龙十分高兴，这说明他执行的牵住胡宗南的任务完成得还不错，于是乘此机会安排十八兵团主力休整，进行深入的南下动员和山地作战训练，养精蓄锐，待机而发。

　　刘、邓指挥二野于11月1日，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攻击。15日解放贵阳，21日解放遵义。同时，在鄂川边地区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的部队，先后占领建始、恩施、宣恩，解放彭水、黔江，生俘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察觉解放军有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于是，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巴山南撤。胡宗南令其所属各兵团从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对胡宗南的退却，贺龙早有所料。他说：“胡匪为了缩短防线，集结和保存实力，势在必撤。”但他并未立即令主力追击。人们不解。他向干部们解释说：“在秦岭地区已不可能歼灭胡匪的情况下，我们应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目的，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对此，随军南下的马识途问贺龙：“敌人现在真是望风披靡，只顾往成都跑。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进军，一鼓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①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9月12日关于歼灭白崇禧及西南各敌的作战方针致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电。

　　呢？”贺龙笑着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不光要拿下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到云南边境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走，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滞留在巴山一带。等二野大军封住了他们往云南的退路，再迅速进军，把他们包围在川西歼灭掉。这就是中央指示我们的‘先慢后快’方针。”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3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秦岭山脉海拔2000米以上，主峰海拔3700多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狭谷，除一条川陕公路外，只有几条古驿道。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部队行进、宿营、供应都十分困难，所需物资必须由战士背负，每个战士平均背负45公斤。

　　贺龙看着背着沉重物资在古驿道上行进的战士，深为感动，他对指挥所的人说：“战士们靠‘十一号’①在山路上行军打仗，我们是坐‘屁股冒烟的’②，走公路。战士们最辛苦，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走下车去，鼓励战士们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困难，追赶逃敌。他说：“前几天，我们是为了稳住胡宗南这只‘惊弓之鸟’，不让他过早地逃跑。现在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重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们现在要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靠你们走得快了。”十八兵团和七军在贺龙指挥下，以平均每日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逼四川。蜀道难行，雪后路滑，有不少战士在途中跌伤，有的汽车翻入了山谷。贺龙知道这些事以后难过地说：“他们的父母把儿女交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的。他们还来不及打仗，自己却因为车祸作了无谓的牺牲，我们将来没法向他们父母交待呀！”他反复指示追击部队必须注意行车、行军安全，要求领导干部在每日出发前要检查汽车防滑链是否装好，不能马虎。他要求各部队把安全行军作为大事来抓，并指示作战科长每天都向他报告行军和事故情况。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两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 17日占领著名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这一天，贺龙乘车经剑阁前往梓潼，在七曲山，他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他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就在这一天，胡宗南集团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派人前来接洽起义。贺龙驱卒到达德阳，接见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伫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接着，他又向①指两条腿。

　　②指汽车。

　　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