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初到大别山

　　第一节粉碎三次“会剿”

　　徐向前穿过敌人层层关卡，机智地摆脱掉一次次盘查，于1929年春，从九龙乘船到达上海。

　　上海，对于徐向前来说，已是旧游之地。1924年春，他抱着投身国民革命的理想，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报考广州黄埔军校。那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而愉快！然而5年后的今天，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心情却是那样沉重。这5年间，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徐向前饱经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亲尝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痛苦，经历了东江地区一年多艰苦的游击战争的磨炼。虽然是痛苦多于欢乐，失败多于成功，然而，从斗争中，他一天天成熟起来。

　　到上海后，徐向前住进了地下党的“交通”为他安排的住处，很少上街。

　　暮春三月的龙华桃花，四月初八的静安寺庙会，还有那城隍庙、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他都无心思去游逛。他急切地等候着党的指示。

　　5月的一天，地下党的“交通”告诉徐向前，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要和他谈话。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紧张。他不知道，要见他的是谁，又会分配给他什么任务？要让他谈谈东江斗争的情况吗？

　　从何谈起呢？经过这一年多的武装斗争，他感到教训很多，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东江地区的斗争，是有一些想法，他想，同中央负责同志见了面，好好陈述一番自己的意见。他想要求党中央再派他去搞军事工作。他认为现在不抓武装不行，和敌死拼硬战也不行，要有一套新的办法。

　　一天，徐向前正在住处看书。一个穿长袍、着布鞋的商人模样的人来找他，这个人是谁，没见过，不认识，也不敢问，因为在白区十分强调遵守保密纪律。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他们两人接上了头，来人机警地看了一下四周，进门后把门关好，便开门见山地对徐向前说：“听说你急于要求工作，想做什么？”

　　徐向前说：“什么工作都行，最好还是叫我去搞军事工作。”

　　“那好，我们想到一块去了。”那人笑笑说，“最近，中央接到鄂东北特委的报告，那里的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最近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们正缺军事干部，中央军委研究了他们的要求，准备让你去大别山搞军事工作。

　　你有什么意见吗？“

　　徐向前毫不犹豫地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的决定。”

　　来人听了点了点头说：“好，你准备一下走吧，这次同你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同志，一个叫何玉琳，是鄂东北特委派来汇报工作的，他对鄂东北的情况比较熟，在路上你们可以再深谈，另一个叫桂步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你可能会认识，他也是去那里工作的。出发时间再通知你。”

　　谈话简短，却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向前后来得知，来人就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

　　杨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广东中山县人，1892年出生，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徐向前同他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徐向前离开上海不久，由于叛徒白鑫出卖，杨殷8月24日在上海被捕，3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时年37岁。

　　6月初，徐向前同桂步蟾、何玉琳一起，装扮成商人模样，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然后改乘汽车，经黄陂，在靠山店附近下车，沿着山间小道，进入鄂东北根据地。

　　在这一带，何玉琳人熟路熟，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给徐向前详细介绍了鄂东北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的情况，讲了黄麻起义的经过和红军在木兰山地区活动的情况。在经过高桥区的时候，何玉琳还指着西南的一座高山说：那是木兰山。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山上可以看到武汉。

　　鄂东北根据地位于鄂、豫两省边界，邻近皖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1927年春，这一地区的黄安、麻城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领导了农民运动，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县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九月初，黄安县委派郑位三等到武汉找到了中共长江局机关，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黄安组织武装起义。10月间，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安，成立了以王志仁为书记的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11月14日，黄、麻两县起义部队和数万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县城，迅速消灭了反动武装，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曹学楷当选为政府主席。

　　这是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起义后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12月5日夜，国民党反动派派一个师袭击黄安县城。鄂东军400多人突出重围后，只剩下72人和50多支长、短枪。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等壮烈牺牲。这支革命武装在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的领导下，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3年4月，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地区，开始在鄂豫边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十月组成由王秀松任书记的鄂东特委。1929年4月，鄂东特委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党委联席会议，改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为书记。这时，鄂豫边界割据已发展到纵80里、横130里的区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已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局面。正当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时候，1929年5月6日立夏节这一天，在豫东南爆发的商南起义也取得了成功。由于商城县委遭到破坏，1929年2月，豫东南特委同鄂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由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曾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这次起义就是在鄂豫特别区委领导下进行的。5月9日，起义武装于斑竹园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漆德伟任副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全师100余人，枪30余支，开始了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这就是徐向前踏上鄂东北根据地之前，这一地区革命斗争曲折发展的大致情况。

　　在黄安以北的箭厂河，徐向前见到了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徐朋人说：“特委已决定你和桂步蟾都去三十一师工作”。徐向前说：“我人生地不熟，往后特委的同志要多帮助。”

　　徐朋人说：“吴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特委还没有向部队和群众宣布。

　　你到三十一师，名义上是副师长、副司令，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吴光浩是湖北黄陂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领导鄂南武装起义、著名的黄麻起义。曾担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鄂东军副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是鄂豫边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才对他的不幸牺牲暂时保密。

　　徐向前不知道该如何接替这个职务。他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红三十一师。

　　红三十一师这时号称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不足1个营的兵力，共300多人。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都是当地干部。一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后为江竹溪）；四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郑行瑞。原来的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干部和队员都很年轻，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部队陆续扩大，有些新兵只能拿着大刀、长矛。

　　徐向前面对这样一个师，身边既无参谋，又无助手，人地两生，如何带兵，如何指挥部队打胜仗，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他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他很尊重当地干部，绝不以党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在工作上，特委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埋怨别人。他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很快就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徐向前回顾初到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①“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

　　第一次，是“罗李会剿”。

　　罗霖，本是广西桂系军阀的一个将领，1929年4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罗霖见桂系失败，就投靠了蒋介石，被任命为独立第四师师长。罗霖为讨蒋介石的欢心，主动请求“剿灭”鄂东北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前段时间因忙于军阀混战，无暇顾此。现在罗霖主动求战，即令河南的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配合罗霖“会剿”鄂东北红军。

　　6月，敌人主力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出动配合，全力压向红军根据地的腹心地带紫云山和乘马岗地区。这时红三十一师有3个大队分散在外打游击，在根据地内只有两个大队，100多人枪。徐向前决定“避强击弱”，先率领部队和敌人兜圈子。

　　7月初，北面较弱的一路李克邦部及红枪会数千人进占柴山堡、白沙关地区。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一师两个大队，在当地手持刀矛棍棒的群众的配合下，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活捉和处决了红枪会头目戴五爷，余众溃散，不敢再战。与此同时，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群众和赤卫队也对敌罗霖部及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了广泛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饱、睡不宁，疲困不堪，没过两日，就退回河口、七里坪、黄安、麻城等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8页。

　　据点。所谓的“罗李会剿”，就这样破产了。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

　　8月间，蒋介石又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分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攻。

　　徐向前根据第一次反“会剿”的经验，建议特委仍然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8月10日，敌首先向豫东南根据地进攻。红三十二师迅速转移到外线，使敌扑空。14日，敌向鄂豫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予敌以打击后，迅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在这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三十二师的领导人周维炯，肖方等。过去有一段时间，商城地委同鄂东北特委发生矛盾，造成互不信任，一度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次两师会合，徐向前十分注意团结，做了很多工作，使地方和部队在那一带相互配合得很好。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趁机返回根据地，红三十一师也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9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会剿”又告破产。

　　第三次是“徐夏会剿”。

　　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企图将徐向前率领的红三十一师歼灭于天台山地区。

　　徐向前不与敌硬拼，遂兵分两路，利用敌人的空隙，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敌后。敌人围歼红军三十一师的企图遂告落空。

　　正当对敌情不大明了的时候，徐向前接到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南路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正在撤退。徐向前将信将疑，立即和党代表、参谋研究。由于接连取得胜利，几个人头脑都热起来。大家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此时敌我兵力对比差不多，天台山地区山高势险，地形对我有利，群众条件也比较好，可以在这里打它一个伏击。于是决定在敌人必经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设伏。

　　傍晚，战斗打响后，徐向前发现情况不对，敌人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一两千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时，要撤退已来不及了。徐向前决定组织交叉掩护撤退，部队纷纷后撤。到天黑，只剩下他和附近的几个战士在坚持战斗了。敌人已攻到寨子下面。眼看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徐向前由于扭伤了脚，行动己很困难，只好钻进一片树林，隐蔽下来。幸好廖荣坤带了几个人及时赶到，才把他接应出去。这一仗，情况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遭受了一些损失，和徐向前一起来皖豫边根据地的二队党代表桂步蟾也牺牲了。

　　部队收拢后，徐向前召集各队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他和党代表戴克敏争着承担责任，使干部们内心都感到安慰。会上决定，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发动群众，相机袭击敌人。这时，冯玉祥发动了反蒋战争，蒋介石慌忙调兵应战。经过短暂休整的红三十一师，趁敌向平汉线撤退，兵分3路向外出击，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国民党正规军1个连，慑于红军声威，经过争取瓦解，全部投诚。红三十一师发展到700多人，600余枪支。

　　与此同时，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六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连续发动了西镇起义，七邻弯与流波瞳起义，徐集民团起义以及桃源河起义。

　　这些起义的游击队于1930年1月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开创了皖西的武装割据局面。

　　“徐夏会剿”终成泡影。

　　1929年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11月间，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大会选举徐朋人、王平章、徐宝珊、周纯全、詹才芳、徐向前等14人组成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徐朋人任书记，徐向前负责兵运。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群众运动、教育宣传问题、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等9个决议案。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12月27日在光山南部的吴家村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72人，徐向前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曹学楷、徐向前等22人组成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徐向前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次大会，通过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发表了《告边区民众书》、《告红军书》和《慰问红军家属书》。

　　这两次大会作出的决议，是对中共“六大”决议的进一步贯彻，是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两年多的武装斗争经验总结，也是鄂豫边革命斗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在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系统地总结了鄂豫边红军的组织领导、任务，红军与赤卫队及群众团体的关系，红军的整理、扩大与士兵教育，红军的游击战术等项内容。《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主要任务是：（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

　　《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和职权是：“造成红军内部的民主精神，帮助政治部训练士兵，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并提出改良士兵生活的建议。对于政治工作，要求加强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教育。提高士兵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能力，“组织士兵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加强士兵的识字运动”，提高士兵的政治文化水平。在军事训练方面，要“养成严格的军纪，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军事技术”。

　　《决议案》规定，赤卫队编为总队、大队、中队和分队，并区分为脱产的常备队和不脱产的预备队两种。明确赤卫队的任务，提出提高赤卫队的作战能力和军事素质，强调加强赤卫队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并且要求，苏维埃区域人民在40岁以下16岁以上者，须尽量武装，以扩大预备队，并为常备队不断输送新的血液。

　　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决议案》规定了七条原则：（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原则，是鄂豫边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宝贵经验的总结，也包含有徐向前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按徐向前的话说，“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1958年11月21日。徐向前与豫鄂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谈话时曾说：那时部队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术。我和戴克敏、曹学楷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如“决议案”上写的。戴克敏还写了“八会”（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这些都是实在的道理。敌进我退，既然打不赢，当然只好退；敌退我进，既然要发展，当然要进攻；硬打不行，就要诱敌打埋伏。这些都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当时游击队就是采取这些办法来对付敌人。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否则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能打胜仗。

　　第二节三战三捷三扩编

　　1930年初，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鄂东北、豫东南巡视工作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了三省边界地区的情况。不久，周恩来召集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开会。周恩来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宣布了中央关于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的决定。4月，郭述申到黄安，在箭厂河召开鄂豫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成立鄂豫边区特委，以郭述申为书记；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喧任政治部主任。

　　会后，部队即进行了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3个师分别整编为一、二、三师。由徐向前兼任红一师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还由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了独立旅。红一师800余人，二师600余人，三师及独立旅各300余人。全军共2100人。红一军还成立了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中央指定曹大骏任书记，委员包括军长、政委及各师师长。红一军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重大行动由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

　　5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开始了酝酿已久、规模空前的军阀战争，双方投入前方作战的兵力共达100万人以上，后方顿形空虚。这种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中共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却在这时恶性地发展起来了。

　　红一军成立后，前委决定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徐向前带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这时，积极贯彻“立三路线”的“长江总行动委员会”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徐向前和红一军领导人虽然实行了向平汉路的出击，但始终没有准备执行进攻武汉的指示。6月，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路，首先袭占了杨家寨车站。那是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徐向前率领部队从二郎店出发，突然奔袭杨家寨。这里驻着郭汝栋的第二十军两个连，睡梦中全部被歼。有的敌人被活捉时，还以为是做梦。

　　直到红军发给他两块钱的路费，让他回家去，才完全清醒过来，连声道谢，说红军是“天兵天将”。这次夜袭，缴枪100多支。使一批新入伍的徒手兵，一下子有了钢枪。干部、战士个个喜笑颜开。战后，一师移驻黄柴贩，将后方赤卫军补来的300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人红军，将红一师的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辖12个大队，另加1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1200余人。6月26日，郭汝栋从广水派出1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从花园派出另一个团，进至小河溪，挟愤而来，声言要为被歼的两个连报仇。新来的敌人大都是吸鸦片烟的“双枪兵”，加上后援不继，是个好打的孤立之敌。

　　徐向前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来犯的敌人。29日拂晓，各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一支队在左翼山脚下埋伏，二、三支队集结在山上，都作好了战斗准备。等到中午，还没见敌人动静，有些人以为敌人不会来了。徐向前仍叫大家耐心等待。中午刚过，突然发现敌人尖兵，紧接着两路敌人经杨平口向东走来。中午的骄阳，热气阵阵袭人。这两路敌人不象行军打仗的样子，有的解开衣服，有的倒背枪支，拖着疲惫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进入红一师伏击地区。徐向前看到敌已进入伏击圈内，一声令下，一支队的指战员一跃而起，迅猛地冲击，二、三支队也从山岭上压下去。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打得川军郭汝栋这支“双枪兵”四下乱窜，有的丢掉背包、烟枪纷纷向后跑，跑不动的跪在那里缴枪求饶。红一师战士如虎入羊群，横冲直撞；一面冲杀，一面展开火线喊话：“穷人不打穷人”，“缴枪不杀，发路费回家”。仅用两个小时，敌人一个正规团1000余人全部被歼。

　　杨平口伏击，是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后，指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战后，红一师重返黄柴贩休整，进行第二次扩编。全师三个支队扩编为3个团，每团两个营，每营3个连，共1500余人。

　　7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一、三两团及师直特务大队，再次出击平汉路。攻克郝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得悉距该地40里的花园镇为新从武汉开来的敌钱大钩部教导三师第五团驻守。该敌惧怕红军袭击，白天挖壕，夜晚坐更，赶修工事。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交换意见，认为花园的敌人虽然装备较好，但属于训练部队，战斗力较弱，红军经过杨平口、郑家店战斗，士气正旺，决定出敌不意，夜袭花园。

　　28日晚，部队从青山口出发了。两个月前，这支部队只有几百人，短小精干，那时说走就走，行动非常迅速、灵活。可现在，1000多人，人多枪多，装备多，机关也大了。全师集合起来，用了近两个小时。各级干部又缺乏组织大部队行军的经验，出发后走了10几公里，后卫就掉队了。走在前的部队只好等待。及至进到花园车站东南15里地区时，天已肢晓。徐向前心中十分焦急。失去了夜袭时机，还打不打呢？打吧，怕这支新部队白天作战受损失；不打吧，又觉得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召集紧急会议进行磋商。

　　决心正不好下，这时地方党来人说，昨夜镇内敌仓库着火，敌人为灭火折腾了大半夜，驻南街的敌八十三师留守连已撤走，敌人没有特别的戒备。得知这个情况，徐向前和政委当机立断：按原定部署——打！

　　天已黎明。部队轻装后，由师特务队化装成赶集的群众，首先清除了敌人外围的岗哨，随后，部队主力分路跟进。早上5时，太阳刚刚露头，红军主力突然从四面八方冲进花园街里。这时敌人正在洗漱，当发现红军时，有的丢下脸盆去拿枪已经晚了。顿时敌人大乱，8挺重机枪一枪未打，就当了“

　　俘虏“。战斗不到3小时，大部分敌人被歼灭。只剩下敌迫击炮营在副团长的指挥下，依托李家祠堂的坚固建筑物顽抗。徐向前命令在祠堂周围堆积棉花、柴草，实行火攻。同时组织力量，展开政治攻势。在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敌军士兵纷纷哗动，最后打死了敌副团长，缴械投降。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扛着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高兴地走来。徐向前仔细地查看，忽然对走过来的战士问道：“敌人的迫击炮呢？”

　　“什么迫击炮？”

　　“就是刚才敌人用来打我们的炮，你们不知道哇？”他用手比划着。

　　“那玩艺太重，我们没有要。”一个战士说。

　　徐向前忙说：“赶快去找回来！那炮找都找不到，你们还不要！”于是，战士们赶忙跑回去，把5门迫击炮扛了回来。

　　袭击花园，又是一次出色的漂亮仗。这一仗全歼敌1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物资、弹药。战后，徐向前率领红一师转移到小河溪地区，进行了第三次扩编。将原两个团各由两个营补充为3个营，还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全师已达3000人。从此，鄂豫皖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他指挥红一师，在一个多月内，三战三捷三扩编，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鼓舞了群众。当地群众曾编了歌谣，庆贺这些胜利：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8月22日，徐向前率红一师在四姑墩与红二师、红三师会合。在此期间，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在皖西北一带活动，曾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取得了歼敌近3000人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皖西北的局面，红二师发展到1200多人，红三师发展到400多人。从6月到8月，红一军的3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7000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红军的装备得到改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战术有了新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

　　9月，鄂豫皖特委在周家楼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旬，红一军根据特委的指示从四姑墩出发，第三次西出平汉路，攻广水、信阳未克。遂放弃在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的陡河镇，将该地民团数百人消灭后，就地休整。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经常工作，在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但是，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鄂豫皖根据地时又过了一段时间。

　　10月上旬，根据前委的决定，许继慎、徐向前率红一军克息县，渡淮河，攻克光山、罗山县城，重新向鄂豫边区靠拢。

　　这一时期，红军三次出击平汉路，积极向外发展，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也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徐向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从这个时期军队的行动路线上不难看出，我们是跳跃式地行动。这跳那跳，不是有阵地、有计划、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时说，根据地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很有道理。跳跃式的推进，不利于根据地的真正巩固和扩大。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打开那么多地方，因为不是波浪式地推进，地方工作、政权工作一下子跟不上去，部队一走，一切都塌台，地盘又落到敌人手里……这些，都是受立三路线影响的结果。”①红一军攻克光山后，召开了全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检查了前委的领导工作，并进行了改选。会议是在贯彻立三路线的“左”的错误思想下进行的。

　　徐向前率部出击平汉路被批评为“作战不力”，是“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大会通过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宣传问题等决议案，都是要求进一步贯彻立三路线。会议还作出决定，将3个师混编。关于部队实行混编，在成立一军时中央就指示了，只是因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而没有实行。许继慎、徐向前一直主张部队早日混编，认为这对于打破地方观念，使部队相互学习，战斗力相对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为此做过很多工作。

　　光山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各师都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红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一、三两个团，师长刘英，政治委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12—113页。

　　员李荣桂；原红二、三师合编为第二师，辖四、六两团，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除干部交流外，一、二两师各抽五个连对调。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与皖西中央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第一军第三师，师长肖方。各级党组织也健全起来。全军共6000余人。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参谋长李昂茨。徐向前任副军长，免兼一师师长职务。

　　11月上旬，夏斗寅部向南部进犯，黄麻地区吃紧。经前委讨论，决定放弃光山、罗山，南下击敌，并准备伺机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红十五军的联系。红十五军活动于鄂东地区的蕲春、黄梅、广济一带，原系红八军的四、五两个纵队。根据中央命令，10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

　　30日，红一军南下，一战于黄陂的姚家集，二战于黄安，因敌固守，两个攻坚战都没有奏效。转而以急行军，突袭刚刚进驻谢店的夏斗寅补充团的1个营，一举全歼该敌，稳定了麻城的局势。月底奔袭新洲，全歼郭汝栋的第二混成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战后，主动撤离新洲。12月1日，红一军进驻但店，由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特委书记的曾中生派人向前委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徐向前和前委领导人对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决定完全拥护，决定放弃向长江沿岸和蕲、黄、广发展的计划，挺进皖西。

　　第三节活捉岳维峻

　　1930年10月，蒋冯阎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调兵遣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次“围剿”，以江西中央根据地为重点，调集了11个师又两个旅，共10万兵力，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兵分8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鄂豫皖根据地，则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责，并专设“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李鸣钟为督办，以便指挥收编的冯玉祥部队，充当“围剿”主力。

　　敌人“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是：第一步先造成“圆箍式”的包围；第二步，主力突入根据地，占领集镇，控制要道，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清剿”。共投入7个师，4个旅，不下10万人。

　　红一军11月间奔袭新洲，歼敌向前推进的一个旅，实际是揭开了反“围剿”的序幕。接着奉命挺进商南、皖西击敌。12月6日，红一军主力在商（城）

　　南同第三师会合。12月14日，攻克金家寨，打了反“围剿”的第二仗，歼敌四十六师1个团和民团共千余人，缴长短枪1000多支。16日，又连克麻埠、独山等地。18日，经两河口渡淠河，克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歼敌两个营。继而分兵两路，进逼六安县城。皖西革命根据地大部分恢复。红一军由于攻六安城作战不利，撤围南下后，徐向前率部在东西香火岭地区与敌四十六师激战竞日，歼敌3个团，缴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一部，打破了敌人对皖西的“围剿”。六安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师。

　　12月上旬以后，原在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经皖西、豫南转到了鄂豫边苏区的黄麻地区，并即参加了反“围剿”作战。

　　年后，红一军留三师第七团在皖西活动，军部率一、二师向豫南进击，徐向前率部在商城二道河击溃吉鸿昌一个旅，俘敌数百，缴枪400余支、山炮两门。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缴到山炮。

　　余敌逃往商城，我军收兵进驻二道河。豫南反“围剿”也告胜利。

　　在二道河，曾中生派旷继勋与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等到红一军，传达中央关于合编红一军和十五军的决定。随后，红一军即开往麻城县的福田河，同红十五军胜利会合。两军根据中央决定，正式合编为红四军，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全军共1.2万余人，编为十、十一两个师，十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党中央新派来的。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一军转战皖西、商南的这段时间里，鄂豫边根据地受到国民党正规军7个师和1个旅的进攻，曾中生召开了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他组织红十五军和黄麻地区的地方武装与赤卫队，与敌周旋，支撑了局面。1月4日，红十五军袭占麻城北部的福田河，从而跳出敌人包围圈。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进一步清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这个会上第一次见到曾中生。

　　曾中生，又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1900年出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担任过《武汉民报》主笔。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冬回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政兼优的领导人。

　　徐向前和曾中生会晤后，既生疏，又亲切。

　　徐向前对曾中生很敬重，见面时说：“我早就听说过你！”

　　曾中生说：“我在上海听说你到了这里。应该说我们是老同学。在武汉军校时，你当队长，我们见过面。”他谈笑风生，稳重纯朴，记忆力特强。

　　说起黄埔军校许多同学的情况，又说起许多往事。

　　两位老校友，在农舍茅屋里，点着小油灯，亲切地交谈。从中央的指导方针，说到当时的斗争形势。交谈中，徐向前才知道党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错误领导，换上了王明，但两个人却不知王明正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路线。

　　“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进攻作战，兵损5000，被迫转为守势。合编后的红四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转入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扩展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了以红军主力突击敌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清后方的作战方针。红四军围攻麻城北部的磨角楼，由于在领导干部中“围点打援”的思想还不够明确和统一，仅歼敌500余人。徐向前认为等于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没赚到便宜，引为平分兵力，不讲战术的一个教训。

　　2月上旬，徐向前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投入了新集围攻战的指挥。这是反攻的第二仗。新集是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三面环山，东临潢河，城墙高两丈余，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易守难攻。红军包围新集后，以十师三十团担任主攻。强攻数日没有拿下。徐向前进一步察看了地形，决定改用坑道作业的办法开辟攻击道路。他命令部队秘密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接近城堡，然后把几百斤炸药塞到棺村里，推进坑道引爆，一举成功。部队通过炸塌的寨墙冲入城内，全歼守敌千余人。从此，新集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

　　2月17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发来指示信，指出，国民党正调集30个师重新向红军进攻，红军的任务是“巩固赤区”向平汉线南发展，“后方地区是在鄂豫皖边”。根据这一指示，红四军第十一师3月1日攻克平汉线李家寨车站，截住一列兵车，全歼车上敌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5日，又克柳林车站，歼敌一个营，溃敌两个团。

　　随后，以一部兵力向信阳进逼。红十一师的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急令第六师主力集结信阳，并令该师三十八旅、骑兵一师、三十一师的九十一旅、第二十路军的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也同时令新编第二旅固守广水，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夹击红四军。

　　3月8日夜晚，春雨绵绵，红四军驻地附近笼罩着茫茫一片夜雾。在军指挥部的会议室里，透着一点小小的亮光。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盏小煤油灯，军参谋长徐向前和军部的其他领导人围在桌旁。徐向前用铅笔在地图上点点划划，介绍说：敌人这次兵力虽多，共有4个师两个旅，但互不统属，各怀鬼胎。据获得的情报，目前北路敌人仍徘徊在信阳、罗山一线，三十一师也滞留广水附近，只有岳维峻的三十四师孤军北进，今天黄昏前已到达双桥镇。

　　这股敌人，沿途不断遭到我地方武装的袭扰，十分疲劳，是一支疲惫的孤军。

　　徐向前认为打这个敌人是有把握的。并说双桥镇四周都是山，地形条件好，便于隐蔽行动，又有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我们是“以近待远，以逸侍劳”。迅速实施包围分割，有可能打一个歼灭战。

　　徐向前的意见得到军长、政委一致赞同。会上决定，红四军除留三十二团继续监视北路敌人外，集中5个团，对敌岳维峻三十四师实施奔袭围歼。

　　各部队的具体战斗任务是：三十团由北向南，三十一团由东向西，对敌实施正面突击；二十九团向双桥镇西南方向迂回，断敌退路；二十八团和三十三团作为军的预备队。发起攻击的时间预定为9日拂晓。

　　双桥镇位于大悟县北，广水以东，九里关（大隧）以南，四面是山，澴水在镇东向南流去。春秋战国时代，吴王阖闾灭楚的柏举之战，伍员、孙武率领的吴军，有一路就是从这条通道攻楚的。

　　部队连夜冒雨向双桥镇挺进。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雨渐渐停了。二十九团刚迂回到双桥镇西南罗家湾附近，县独立团和地方武装也占领了双桥镇东南的小魁山，对敌形成了包围态势。

　　9日拂晓，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命令。三十、三十一团首先从西北和东北方向突破了敌外围阵地。敌军遭到突然攻击，仓惶组织反扑。敌师长岳维峻亲自督战，武汉行营还派出飞机配合。战斗非常激烈。徐向前和旷继勋站在一个小山头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过，警卫员叫隐蔽一下，他们仍然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上午10时许，全面出击的时机成熟了，他们立即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迅速向敌人纵深猛插，直扑双桥镇敌指挥中心，很快就将敌分割成数块。敌军顿时大乱。岳维峻见势不妙，忙率一部兵力向南突击。这时，前来参战的地方武装和群众，布满各个山头，呐喊助威，杀声震天。敌人心惊胆战，纷纷缴械投降。下午1时战斗结束，俘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迫击炮10门、山炮4门、枪6000余支。

　　北路敌人惧怕步岳维峻的后尘，不敢继续南下。至此，敌人夹击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

　　岳维峻是个老牌的陕西小军阀，追随过冯玉祥。胡景翼死后，继任河南省督办。他从孝感出发时，何等威风，何等趾高气扬。声言要与红军决一雌雄。他没有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更没想到的是，双桥镇这一仗，败在他的老部下徐向前手里。

　　徐向前亲自审问了岳维峻，问他：“你认不认识我？”

　　岳维峻抬头看了看徐向前，说：“不认识。”

　　徐向前说：“你不认识我！我在你的部队当过参谋哩！”

　　那是1925年，岳维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时，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直接归属岳维峻指挥。

　　岳维峻长叹一声，低着头说：“蒙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徐向前又问他：“你对我们的战术有何看法？”

　　岳维峻摇摇头。他能说什么呢！只说出一句话：“请不要杀我，我愿意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

　　双桥镇大捷，大壮了红军声威，宣告了敌人对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大“围剿”的彻底破产。从此，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

　　3个多月反“围剿”，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万，红军发展到1.5万多人。

　　红军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运动战成了红军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

　　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已成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这些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发展运用成功，都凝聚着徐向前的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