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从广州到东江

　　第一节重返羊城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失败了。上海、南京、长沙、武汉，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是革命，还是消沉、逃避？两条路摆在面前。坚定的革命者，四处奔走，找党、找革命的军队；一些意志薄弱的分子，有的妥协，有的叛变。在历史分开红白两章的严峻时刻，徐向前冒着生命危险，从九江到武汉，又从武汉到上海，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他没有停步，又领受了任务，勿匆从上海登车，和一个姓张的同志结伴同行，于1927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秘密到达广州。

　　晚秋的海港城市，中午依然像是夏天。越秀山绿荫满目，游人正登高赏景。一般的人不会想到，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决斗，就要在广州爆发。

　　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利用汪精卫、张发奎和李济深、黄绍竑武力争夺广东的矛盾，趁广州城兵力空虚，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从武汉经九江转移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秘密准备起义。广州市的一些工厂和码头工人、海员，也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下，准备参加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以及著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陈郁等人，在广州会合。他们有的从香港转来，有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徐向前奉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派，从上海来广州到工人中进行秘密工作。

　　珠江岸边，有一座小客栈，住着多是跑买卖的人。大客房是五、六个人的统铺，为了安全起见，党的地下“交通”特意把徐向前和那位姓张的安排在一个单间里。“交通”还一再嘱咐：“外面混乱。张发奎的队伍也来了，你们要少外出。”过了几天，姓张的先被分配走了。“交通”又把徐向前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和一位做工人工作的人住在一起，自己买菜做饭。

　　徐向前耐着性子，等待党组织分配工作。离开上海来广州的前几个小时，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才告诉他说：为了挽救革命，党准备在广州发动一次军事行动，要他到广州后培训工人赤卫队。

　　广州的工人运动基础很好，省港大罢工时，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组织。

　　领导工人斗争，对徐向前来说是第一次，他不知道工作从何人手。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每天只能从《广州日报》上看到一点消息。一天，报上登出了一条消息：广州各界欢迎张发奎返粤。张发奎在欢迎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说，这次班师回粤，第一是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起义军；第二是改善广东的政治；第三是扶植工农。徐向前联想起张发奎一个多月前在九江的半夜训话：“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更看清了这副反革命嘴脸。

　　他终日静坐，回味着这一年多的形势变迁，思虑着革命前程。

　　广州，是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吸引了许多革命青年。徐向前又想起在黄埔军校时和同学同游广州那欢乐的日子。星期天，他和同学乘军校的船，从黄埔岛沿珠江，开进广州城。下船后，步行登上秀丽的越秀山。他们一路高唱着：“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那时，同学们谈的，想的，是国民革命成功，实行三民主义。

　　那时，谁也不曾想，共产党和国民党会分裂，同志、朋友会变成敌人。

　　想起从前的事，想到风景优美的越秀山，徐向前在小客栈里坐不住了。

　　他走出店门，来到珠江岸边。路上游人稀少，只见一些军人匆匆忙忙走过。

　　他怕遇上熟人，暴露了自己，在江岸转了一会，又往回返。快到小客栈了，猛然听到一个声音：“象谦！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

　　“唔！”徐向前惊了一下，抬头看去，站在对面的是黄埔第三期的一个学生。他穿着军制服，像个不得志的军官。

　　徐向前不摸这人的底细，谈话中只说自己离开了军队，如今在经商。那人也不多问，讲了一番个人这几年的遭遇，他们便分手了。徐向前返回小客栈，再也不敢轻易外出。过了两天，“交通”来了，正式通知他：党组织决定，要他到工人赤卫队中秘密开展工作，加紧工人赤卫队的军事训练。接头的地点，是个做秤的工广州的工人赤卫队，是随着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发展起来的。开始有“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剑仔队”，后又发展成赤卫队委员会领导下的11个赤卫队区委会。赤卫队员当中，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有，五金工人、人力车夫、汽车司机、建筑工人、运输工人、海员、铁匠、店员、面粉工人、印刷工人、火柴工人、修秤工人、制蒲团工人、缝衣工人、铁路工人等等。这些工人赤卫队员，大多数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锻炼，革命热情很高，斗争坚决，只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很少。徐向前对于当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训练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①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又做过正规军参谋、团副的徐向前，来指挥这样一支徒手兵，没刀、没枪，又无训练的场地，只是“纸上谈兵”。谈了半天，有的人还听不懂“巷战”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听着听着打盹了，这使他感到很难办。可是，武装起义迫在眉睫，只有以极大的耐心，把这支工人阶级的队伍组织起来，并尽可能多地教给他们一些军事常识。

　　为了便于训练和指挥，根据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的指令，按名单把工人赤卫队编为一个联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小队，指派党员、积极分子分别担任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由于整个联队不便集中活动，徐向前只好首先训练中队长以上的骨干。他住在造秤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每天自己买菜、做饭，语言不通，还要学习广东话。幸亏在黄埔军校那一年多，接触过一些广东人，广东方言听懂不少，也能说上几句。

　　开始工人们不大了解这个“外乡佬”。他热情和耐心地和工人相处，几个夜晚过去，一些工人很快便和他熟悉了。做饭，有人跑来帮忙，吃饭，有人送个菜来。老工人亲切地喊他“阿弟”，年轻的称他“阿哥”。他成了工人们的知心好友，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打着手势和工人们讲工人阶级的解放，讲反对军阀的统治，讲反对封建势力。……

　　①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载《星火燎原》第1辑，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这时，广州城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表面上很平静，商店照常营业，游人每天爬登越秀山。然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军队，却正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秘密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分散进行着整编和训练；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分别集结待命。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学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很大。这支部队8月初由武汉出发，南下来到广州。徐向前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过队长，在教导团有许多熟人，又知道他们住在四标营，很想去那里看看老同事，只因党内有一条纪律，起义前，个人绝对禁止往来。他只是偶尔到街上买菜，才能碰到几个熟人。老同事见面后，有时打个招呼，有的招呼都不打，便匆匆分手了。

　　警卫团是不久前才编成的，第一营是原四军军部的特务营；第二营是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的；第三营多是招募的新兵，另有一部分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徐向前得知有两个团参加起义，信心更大了。

　　他一心想把自己指挥的联队带好，日夜紧张地忙着。工人赤卫队，毕竟是一支新组成的队伍，许多工人白天还要做工，晚上叫他们参加活动，有的工人家属便吵吵嚷嚷，因此，集合队伍很难。徐向前往往像拜年似的，一家一户地去请。他第一次尝到了在城市里组织队伍的艰难。正是这种处境，锻炼考验着他。

　　第二节参加广州起义

　　反革命并不是醉生梦死，他们也进行着扑灭革命的准备，时时在窥测着风云变化。披着“左派”外衣的张发奎，10月占领广州后，拼命扩充势力。

　　开始全力对付在梧州的黄绍竑部，看到广州的形势不稳，就撕破他“左”派的伪装，积极准备镇压广州的革命行动。当他得知广州城内的教导团有“反叛”的迹象时，便调在梧州等地的黄琪翔部返回广州，打算再次解除教导团的武装，扑灭这群“赤子赤孙”。

　　武装起义的时刻，越来越不容迟缓了。工人赤卫队盼着武器。指挥部来了通知：领武器要等起义之后，先要发动工人自己想办法。有的工人说：“我们工人穷得叮响，买不起一把菜刀啊！”

　　徐向前说：“先找根棍棒！”

　　工人说：“连一根三尺长的木棍也难找啊！”

　　徐向前说：“那就先领把铁尺。”

　　武器，革命多么需要武器！连徐向前这个指挥官，也是两手空空啊！他在《奔向海陆丰》这篇回忆录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渴望武器和第一次得到两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的情景：“……眼看行动时间越来越近，但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敲着桌子，打破沉寂说：”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他的话里充满着英雄气概。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磨拳擦掌说。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地把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来，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起义以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信号。”①这时，广州城内敌人的兵力虽然不过几千人，但是他们有枪有炮。工人赤卫队约3000人，长短枪总共不过50多支。起义的主力虽然是教导团和警卫团，可是工人赤卫队要直接参战啊！徐向前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懂得战场上是勇气和兵器的决赛。在兵器远远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勇气和智慧就成了决定成败的因素。因此，他抓紧起义前的分分秒秒，对工人赤卫队进行着政治教育和“纸上谈兵”的军事训练。

　　武装起义的时间，原定在12月12日，突然提前了。徐向前事后才知道，正当他们加紧准备的时候，工人赤卫队设在小北街一家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反动派侦破了，教导团内部的一个反动军官也告了密。正在上海和蒋介石策划反革命阴谋的汪精卫，得知广州要发生事变，连夜派他的老婆陈壁君到广①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载《星火燎原》第1辑，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州，向张发奎传话，要他坚决镇压。12月9日，汪精卫又连发三电给陈公博、张发奎、李福林和朱晖日，要他们“认真肃清共党”，“所部凡有怂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恕”。12月9日，黄琪翔匆忙从前线返回广州，积极策划武装镇压起义军。同一天，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宣布了特别戒严令。

　　12月10日晚7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小巷的一座楼房里，召开了一部分革命军官和工人赤卫队队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正式宣布起义的计划：一、起义的时间决定在11日凌晨3时半；二、夜间的普通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三、参加起义的军人、工人赤卫队，一律在颈上系红布条；四、战斗开始，先除掉军队中的反动军官，收缴的枪支要迅速武装工人赤卫队。会上还具体划分了起义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各工人赤卫队联队进攻的目标。总指挥叶挺、总参谋徐光英、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都简短他讲了话。最后，张太雷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徐向前怀着激动的心情，听了传达，领受了任务。他趁戒严之前几乎是一路小跑返回了第六联队集结点。当晚，又向党代表老陈和几个骨干分子传达了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距离行动的时间很近了，徐向前又是一夜没睡觉，和党代表一起精心地筹划着：如何整编队伍，如何分配任务，又令人找来红布，连夜制作红布条。

　　10日晚，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在一幢房子里集结起来。徐向前利用战斗打响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打着手势，回答工人们提出的问题，讲解几种武器的使用。

　　12月11日凌晨3时半，沉睡的羊城，被枪声惊醒。这是南昌“八一”

　　起义之后，又一次城市武装起义。教导团按行动计划，分3路出动：东路，第二营由叶挺亲自指挥，乘坐汽车直扑沙河镇、燕塘，解决了步兵团、炮兵团部，又回师黄华路，攻击造币厂和文德路上的敌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北路，教导团的第三营，攻击观音山和省长公署。中路，由徐光英指挥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一个联队，攻击东校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与此同时，起义军警卫团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首先派人处决了参谋长唐继元和两个反动连长，以第三营主攻，分头攻打驻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和仰忠街第四军军械库。此时，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在王侃予率领下，处决了几名反动军官，从黄埔岛乘渡船过江，去攻占鱼珠炮台。

　　埋伏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附近的各路工人赤卫队，按照预定的攻击目标出动了。徐向前指挥的联队，首先冲进警察局，把睡梦中的一个班，全部缴了械。工人们夺得了武器，高兴地挥枪呼叫，跟随着徐向前，又冲向另外一个指定的进攻目标。

　　武装起义的枪声，驱散了广州城的黑夜，迎来了新的黎明。座落在观音山下的公安局被攻占后，军事委员会开始在这里办公、发布号令。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全部工人赤卫队为第一军；海陆丰农民军为第二军；教导团、警卫团为第三军。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

　　大街小巷，贴出了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布告。周文雍还亲手书写了“广州苏维埃”5个大字，悬挂在苏维埃政府办公楼门上。楼顶飘扬起斧头、镰刀的红旗。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准备在渭滨书院召开。

　　徐向前率领的第六联队，手持工人们缴获来的钢枪，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奔赴“总工会”和“工人联合会”旧址，捉拿工贼，清查文件，没收财物。

　　蒋介石得悉广州爆发了武装起义，急电广东各派军阀“捐弃前嫌扫平共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反动军阀，纠集第五军，开始反扑。张发奎乘坐“宝璧号”军舰，黄琪翔乘坐“江大号”军舰，指挥海军炮击长堤。

　　英国军舰“摩轩号”、“莫丽翁号”和美国军舰“沙克拉号”，都派出了陆战队登岸。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救援博爱医院日侨为借口，也在西堤强行登岸。帝国主义驻广州的领事团紧急开会决定，英军调水兵2000.法军调水兵400，日军调水兵300，共守沙面。

　　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要把新生的广州苏维埃和工农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一场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战，在刚刚平息了枪声的广州城内，珠江边上，激烈展开。

　　教导团的队伍在应战！

　　警卫团的战士在应战！

　　各路工人赤卫队，都投入了战斗！

　　观音山一带，是交战的主要地区。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薛岳部，从江门增援到了广州，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观音山发动进攻。

　　12月12日中午，徐向前指挥的第六联队，奉命跑步到观音山，增援教导团作战，一部分人配合第二连坚守阵地，一部分人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人人奋勇，冒着炮火冲杀，迎着飞弹运送弹药。前头的人倒下了，后头的人又跟上去。徐向前正在前边指挥队伍，传来一声呼叫：“党代表负伤快不行了！”

　　徐向前跑到党代表身边，他己生命垂危，紧紧抓住徐向前的手，喃喃地说：“我不行了，你们继续战斗吧！守……守住阵……地……”说完不一会，闭上了眼睛。这位工人阶级的勇敢战士，徐向前的第一位党代表，年仅25岁，就为新生的苏维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许多年以后，徐向前谈广州起义，写回忆文章，总是不忘这位党代表。

　　“我记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了，只记得大家叫他‘老陈’。但是，他那种英雄气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却令人永志不忘！”

　　观音山前继续窿战。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战士牺牲，一些人饥饿难忍，跑走找吃的东西，一去不返。最后，徐向前带领近10个人，坚守到黄昏。多次派出人去联络，都不见上级的命令。天快黑了，徐向前一个人跑到公安局找指挥部。这里已是人去楼空。他等了一会，跑来一个熟人，向他说：“老兄，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指挥部已经下命令撤退了，快到黄花岗去集合！”

　　徐向前这才意识到，整个形势危急。他跑到阵地上，叫上最后坚守的几名战友，一同奔向黄花岗。

　　一路上，看到脖子上系红带的战友，也正找不到去向。徐向前向他们挥手呼叫：“走，到黄花岗集合！到黄花岗集合！……”

　　失掉联络，没有目标的战士，随着他的声音，一个个跟上来。事到如今，多收容一个兵，就多一颗革命的火种。徐向前一路走，一路呼叫着。他身后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成了最后撤出广州城的“收容队长”！

　　第三节崭露头角的党代表

　　广州起义，革命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牺牲在战场，其他一些领导人，分散转移，有的去了香港、九龙，有的从香港转赴上海党中央，有的奔向东江。一部分武装，连夜撤退到广州以北的花县。花县，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这里从1924年起，就有共产党的组织，广东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彭湃，曾经两次到花县，视察农会，宣传革命。这时的花县，党的组织已很小了，农民运动处于败落的局面。

　　徐向前率领队伍一路追赶，赶到花县，才找到从广州撤出来的部队。革命军的一些领导骨干，在花县城县立第一小学举行了会议。这是广州起义后的第五天——12月16日。徐向前作为工人赤卫队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讨论队伍整编。从广州撤出来的，共1000余人。编成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个团，人数又多了些。大家议论了一番，决定编成一个师3个团。

　　称它为第几师呢？不能等上级的命令，只得像给一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似的，众人来提名。有人听说，红一师的番号有了，在北江，是朱德领导下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有人说，听说红二师的番号也有了，在海陆丰，董朗是师长。有人提议说：“我们称红三师吧！”“三师的番号也有了。”

　　有人说，“听说琼崖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数来数去，红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会议决定：编为红四师。经过民主推选，叶镛任师长，袁裕（国平）任党代表，唐澍任师党委书记，王侃予任政治部主任。师下编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团。徐向前任第十团党代表。

　　队伍编起来，到哪里去呢？花县显然不是久留之地。会议决定去北江，找红一师会合。但是红一师到底又到了哪里呢？不能盲目行动。于是，师部一面派人去打听，一面命令部队休息待命。

　　这时，从广州城里陆续传来消息：反革命正在那里大搜捕、大屠杀。敌人象患了“恐红病”，只要从谁家搜出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就把人抓走；听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来。穿红衣裳的新娘子，也被视为“异党”。广州，一片恐怖！大街小巷，到处是尸体。五六天之内，被杀死的人有5700多。

　　花县一带的地主豪绅，趁机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闹得红四师日夜不安。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徐向前向叶镛师长说：“讨嫌的民团，非要狠狠教训它一下不可。不然，我们路都走不出。”

　　叶镛说：“好吧，你带部队去打它。”徐向前领受了任务，亲自带领一个连，出了花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向战士们说：“追！

　　对付这群东西，要象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

　　民团惊慌而逃。涂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程子华相遇了。他俩曾在武汉军校同事。徐向前和程子华虽有一面之识，事过两年，己认不出了。程子华却记得这位队长。见面叙说之后，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象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战士以为这位党代表说玩笑话，徐向前却又认真地解释说：“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队伍中，很快传开了“打狗”的故事。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后，当红军从花县出发，沿着去从化、龙门到紫金的山路行军时，一些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战场，是指挥员最实际的课堂，又是检验勇气、才能和智慧的场合。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受到干部战士的爱戴。

　　在红四师向紫金和海陆丰进军的途中，徐向前升为师参谋长。沿路经历了不少的战斗，每一次作战，他不是亲自率领十团迎敌，就是协助师长指挥。他成了叶镛的得力助手。叶镛师长是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生，住过滇黔干部学校，在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任过连长、营长。花县改编当上师长，一下子指挥3个团，对这位年仅20岁的人来说，有些力不从心。一路上，幸得徐向前这位有实战经验，当过参谋和团副的人协助。行军中，叶镛师长总是和徐向前走在一起，两位黄埔军校同学，亲密合作，互相支持。红四师从花县出发，日行夜宿，经过10几个日夜，到达紫金县境。在紫金，发生了“红军智擒伪县长邱国忠”的故事。紫金，是罗浮山脉东侧的一个小县城，距离惠阳约120公里。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紫金的人民都起来参战。

　　周恩来和彭湃曾经到过紫金。1923年春，这里办过农会。蒋介石“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紫金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曾举行过“四。二六”大暴动，攻克了县城，活捉了伪县长郭民发。因此，在国民党反动派眼里，紫金是一个要地。县长邱国忠，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红军经过汕头西进紫金县境后，邱国忠惊慌万状，多次向广州求援。

　　徐向前率领红四师第十团，先头进入紫金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邱国忠误认为广州的援兵来了，便派人出城联络。徐向前和叶镛师长得此情况，将计就计，冒充是广州的“援兵”，派人请邱国忠出城迎接。邱国忠不知是计，天刚亮，率领县政府17个头目，迎出城来。红军不放一枪，把他们全部活捉，占领了紫金县城。接着又把邱国忠反手绑上马，给他披件大衣，由他领路奔向龙窝，又将那里的一部分反动武装消灭。群众这才知道，红军来了。

　　邱国忠在紫金县民愤极大，国民党反动派和这个伪县长，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仅在龙窝南的炮子圩，一块“古井丘”里，反动派就集体屠杀了革命干部和群众450多人。烈士的血洒满了稻田，溢出田埂，流入琴江。当地人民把这块革命烈士染红的“古井丘”称为“血田”。为了以血还血，惩办反革命邱国忠，红四师应群众要求，在炮子圩召开了公审邱国忠的大会。会场上悬挂了一副对联：“血债血还，血海深仇今朝报”，“公事公办，公审台前案注销”。在6000多群众、军人激昂的愤怒声中，宣判邱国忠和一些反动头目的死刑。

　　炮子圩的人民，热烈慰问红军。在中共紫金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四乡群众组织起醒狮队、后勤队、妇女洗衣组，家家户户舂米糕、打糍粑、炒米花、煮擂茶，请红军作客。徐向前和远征到此的战士们，沉浸在热情和欢乐中。

　　队伍又要开进了。在炮子圩小山前，徐向前向部队宣布说：红四师就要和红二师会合了！不远就到海丰城了！他要求红军战士：“要爱护百姓的一草一木，要不怕艰难险阻，继续前进！”

　　徐向前这次讲话，炮子圩一些群众都听到了。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挥动有力的手，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那以后，在紫金县人民群众中，久久流传着徐向前和红四师智擒邱国忠的故事。人们把徐向前和红军说得神乎其神。此后，人们还把徐向前集合队伍讲话的一块草地，称为“红军坪”，竖起一块小石碑，记载着红四师奔向海陆丰的一段光荣历程和徐向前战斗的足迹！

　　第四节在海陆丰的岁月

　　1928年元月，徐向前随同红四师，经过长途转战，来到了海丰县城。在这里，红四师红二师会合了。

　　海丰，是东江人民心中的红都。它南临大海，背靠莲花山。海丰，又是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的故乡。彭澎出生在这里。他1921年5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海丰。当了近一年的县教育局长，便辞去局长职务，在龙山妈庙前，宣布成立广东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亲任会长。他还把他从地主家庭里分得的那份地契，当众焚烧，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从此，农民称他“

　　彭菩萨“。海丰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农会的灵魂是彭湃，要知农会是什么，晓得彭湃便是。“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海丰发动和领导过多次农民斗争和起义。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

　　徐向前率领红军来到海丰城，看到一派革命景象。1925年2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他作为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军官，随军东征到过海丰。对彭湃的名声和海丰并不陌生。事隔两年多，他又领兵来到海丰。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徐向前激情洋溢地描绘了到达海丰的情景：“……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彭湃的革命气质和文才，是海丰人民和红军深为敬仰的。群众中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和他写的诗歌。他有这样一首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诗歌：神明神明，有目不明，有耳不灵，有足不行，终日静座，受人奉迎。

　　奉迎无益，不如打平，铲个干净，人群进步，社会文明。红四师来到海丰，与红二师胜利会合，使海丰这个红色的革命城市更加火红。四乡的农民武装，趁机大发展；反动的“白旗会”，纷纷卷起了白旗。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区”，命令红二师向紫金、五华发展，红四师向惠来、普宁方面发展。徐向前和红四师在海丰休息了3天，随即东下。占陆丰，攻果陇、和尚察、葵潭，接着又攻下惠来城。

　　两个多月，大小战斗20余次。与此同时，红二师也在北线打下了一些据点。海、陆、惠、紫和普宁等10个县境的反动武装和民团，被打得纷纷溃逃。

　　国民党反动派震惊了，即调集第四、第五、第七军等部，配合各县民团武装共几万兵力，分3路向东江“围剿”。东路陈铭枢的第四军第十一师陈济棠部，从河婆直趋陆丰大安；西路徐景唐的第五军第十六师邓彦华部，从多祝、新庵进攻高潭和海丰；黄旭初部第七军进攻紫金的炮子圩、南岭和中洞；南路从海上出动“中山号”、“民主号”、“广庚号”和“飞鹰号”军舰，炮轰汕尾、甲子、石门等沿海村镇。

　　东江特委发布了《反围剿告东江同胞书》。号召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同敌人决一死战”；号召“农友们，扛起枪，慷慨离乡境，从容上战场”。

　　这时，红军两个师，总共不过2000多人。经过几个月的征战，部队已疲惫不堪。战士缺衣少食，在强大敌人的四面包围中，连续苦战。

　　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艰难。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敌人封锁，最后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天气渐冷，身为参谋长的徐向前，还穿着一条单裤。负责管军需的女干部彭镜秋，看见他没有一条洗换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参谋长身材高大，又是女人的衣服，他怎么会穿呢？没有办法，彭镜秋找了一块黑布，向徐向前参谋长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了，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穿的，给他吧。”

　　并嘱咐她说，“要好好合计合计，多想想办法，让同志们填饱肚子。困难会过去的。”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下雨天，战士们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裤子湿了没得换的，就穿在身上晒，让身体渐渐暖干。

　　干部战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4月初，在一次和民团的遭遇战中，徐向前腿部受了伤，最后，转移到普宁的三坑。这里山峦起伏，虽然距离普宁县城不远，倒是一块比较便于隐蔽的地方。敌人来了，山上山下和它周旋，敌人退了，找个地方休息几天。不久，彭湃和特委的领导人也来到了三坑。当时敌强我弱，处境极端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徐向前他们不得已才从平原转移到山区来的。但特委不同意，还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徐向前说这样干要吃亏的，不能去。彭湃气得不得了，自己带头往山下走。徐向前说不服他，只好带上些人跟着去，保护他，并把他接进山。

　　这一带村庄不多，几个大一点的村庄，都座落在上中下3个坑凹里。群山中，有座高入云端的望天峰，峰上有块望天石。传说，登上望天石，南可以望到大海，西可以望到广州，向上可望到“天宫娘娘”。徐向前瞭望着望天峰常常思索着：今后再这样东奔西走，四处攻城夺镇，会有什么结果呢？部队只有伤亡，没有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前景又是什么呢？……

　　4月，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个村庄，召开了有二、四师领导干部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与行动方向。形势危急，处境艰难，已是很明显了，可是有的领导人还高谈什么“迎接革命高潮”和“反攻”。徐向前觉得，这完全是闭着眼说大话。从广州起义失败到东江以来，他逐渐感觉到，东江特委领导人对形势估计不足，总把东江这一块当成“世外桃源”。他曾和师长交换过看法，认为这样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因此，在联席会议上，他提出：眼下最好把尚存的1000多人，收拢起来，打到粤赣边去，那边回旋的余地大，便于机动游击。然而，这个正确的意见，被会议否定了。东江特委的有的领导人说：向北民团很多，过不去，打不开，还是靠近海丰，那里群众条件好，要打回海丰去。彭湃最后同意了这种说法。会后，彭湃、袁国平、颜昌颐等到上海共产党中央去了。①年轻的红军指挥员都信任彭湃，尊重东江特委的领导。于是，红军又再次西进，返回到海丰县境。这时，海丰城内有1个团的敌人。红军一到海丰附近，地方党的领导人，又极力劝说攻打海丰，并说敌军中有自己的同志作内应。5月3日凌晨，红军攻打海丰。城里内应确实有，但总共8个士兵。

　　战斗的结果，只接应出那8个人逃出城，其它一无所获。红军攻城失败，又退到了山区。

　　斗争环境更险恶了。国民党军第五军第十六师3个团追剿进山，见人就杀，见村庄就放火，采取惨无人道的手段，血洗山区。红四师被围困在深山里，缺吃少药，许多人病倒了。师长叶镛患了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藏在白木杨山后草棚内。6月17日，被搜山的敌人捕去，英勇就义。

　　徐向前和叶镛，自黄埔军校相识，又在武汉军校重逢。广州起义失败，退到花县成立红四师之后，两个人一路战斗到东江。叶镛不幸牺牲，使他十分悲痛。在这极端困难的关头，徐向前继任四师师长，带领部队坚持斗争在深山。

　　失败与死亡，考验着每个人。有些不坚定的分子逃跑了。敌人常常搜山，并出动飞机撒传单，劝红军投降。徐向前领着400多人，在山林中与敌人周旋。敌人到东山，他们上西山；敌人搜到西山，他们又转向东山。草棚被敌人烧了，他们重新搭起来。断了粮，挖野菜、摘野果充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的名句，成了徐向前激励奋战、坚持斗争的鼓动口号。

　　为保存自己，他改变了斗争方式，决不和敌人硬拼，决不去攻城夺镇，依靠山区坚持游击战。

　　局面虽然继续恶化，但是敌人面对红军的游击战，只好望山兴叹，施展“扫平千里赤地”的手段，把靠近山区的村庄，一个个化为灰烬。仅海（丰）

　　陆（丰）惠（来）紫（金）4县，被屠杀的百姓就达1.8万多人。饿死、困死在深山的群众，无法统计。大批乡民流落外乡，远走南洋。“千里赤地”

　　几乎变成了无人区。

　　中共广东省委十分关怀海陆丰红军的斗争。1928年7月7日和18日，省委先后两次给东江特委来信，指示红军进行休整，并指令分散在惠来、普宁地区的红军小部队，向海陆丰的大部队靠拢。彭湃调往上海党中央工作后，广东省委特派了省委常委陈郁以巡视员的身份，到东江地区视察。在莲花山一个草棚里，陈郁找到了徐向前的指挥部。陈郁看徐向前和战士们身体瘦弱，难过他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

　　徐向前见到省委派来的人，千难万苦全不提，只说：“没有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问了部队的情况，感叹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往后怎么办好呢？”

　　徐向前沉思了一会，微笑着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对革命的前途他仍充满着乐观精神。

　　陈郁从徐向前坚定的信念、乐观的精神，得到了欣慰。他们坐在草棚里，交谈着，筹划着。谈话间，徐向前第一次听到陈郁说“现今革命处于低潮”。

　　①1929年8月13日，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

　　在此以前，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和信件，不是大谈“迎接革命高潮”，就是要红军“反攻”。如果省委领导上早些认识到这个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东江的局面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教训是深刻的，埋怨、泄气不是革命者的风格。徐向前怀着革命家的胆略，准备长期斗争下去。他相信，黑暗是暂时的，黎明终归会到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徐向前和红军战士，继续坚持东江的游击战争。

　　1929年1月，东江特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通知红四师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当前几批人撤走后，最后一批20多人才由徐向前和党代表刘校阁各带一部分分头撤出。

　　徐向前带领十余人，秘密地沿着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经惠州乘汽车到樟木头，再转火车安全抵达九龙。

　　九龙和香港、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60年被英国强占。

　　此时，九龙有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徐向前到九龙后，住在广东省委租的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还有位工人负责照顾他们。刘校阁带的那一路，自惠州与徐向前他们分手后，原约定在九龙会合，徐向前和同志们一等再等不明下落，估计是遇难了。在九龙，徐向前看到了中共中央印发的“六大”文件，并且有机会静下心来，对东江游击战争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在九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学习”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是铅印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例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关于东江游击战争，徐向前总结的教训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

　　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