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踏上革命的征程

　　第一节投考黄埔军校

　　革命家，都有自己的起点。徐向前迈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是投考黄埔军校。他常说：“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写的：只有世袭的帝王，没有世袭的军事家。古今中外，凡著名的军事将领，多是从普通一兵起步的。

　　1924年初。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还不满23岁。这时，黑暗沉沉的中国，四分五裂，散沙一盘，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张作霖失败，退往山海关以外。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盘踞河北、河南和湖北等省，完全控制了北洋军阀政府。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刚刚诞生，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到底会走向何处？年轻的徐向前这时想得并不多。

　　1924年底，徐向前与黄埔同学留影

　　家境贫困，他原来的愿望，是能当一名教员，生活能有个出路。可是，自3年前从国民师范毕业后，在山西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和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先后教书两年半，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教员的职务被辞退了。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他气愤之下，跑到太原自谋生路。

　　太原，是阎锡山统治的地盘。这个在辛亥革命期间窃据山西都督职位的军阀，先是投靠袁世凯扩充军队，袁世凯死后，又依附段祺瑞，把山西变成了封建王国中的一个王国，闭关自守，经济、文化落后；机关、工厂和学校，被官吏、地方豪绅把持着，岂能容得徐向前这样一个贫民子弟！

　　寒冬里，大雪纷飞。徐向前身着一件长袍，每天徘徊在街头巷尾，真是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一天，在太原街头，遇到国民师范学校的一个同学，神秘地对他说：“你愿意去上海吗？”

　　徐向前问：“到那儿去做什么？”

　　他说：“听说广州国民政府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

　　当时，徐向前的哥哥在太原军队中工作，认识一个姓郭的军官，愿意保举徐向前去应考。

　　得此门路，徐向前甚为高兴。于是他又去找另外几个失业的同学串联。

　　几天后，联络了10几个人。青年人的热情和谋生的愿望，使他们结合起来。

　　虽然谁都说不出前途如何，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借此机会，到大上海走一趟也很不错。有人说：“今生今世，能到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2月间，他们自筹路费，买上火车票，离开了太原，奔向上海。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办起来的。它也是孙中山总结历史经验的硕果。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一次次失败，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他才悟出一个道理，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应该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可靠的革命武装。他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更坚定了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信念。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张太雷等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苏联的红军和一些军事学校。

　　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并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苏联曾给了孙中山一些武器和钱。苏联官员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孙中山又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并指定以广州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这时，适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大会的国民党员和以个人身份参加大会的共产党代表，都受到委托，回到各地选拔优秀的进步青年去考陆军军官学校。看来，那位在太原阎锡山部队的姓郭的军官，所以保荐徐向前一行10几个人考黄埔，也是事出有因。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徐向前到上海以后才看到，应考的条件和手续，规定有许多条。如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要求都很严。什么“能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什么“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还要求什么“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

　　考试有笔试和口试。笔试要考作文、政治和数学，口试要“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等等。

　　招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省都分配了名额。上海考区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点。当时的上海，一方面是阔人、洋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横行霸道；一方面是苦力、贫民衣食无着，面黄肌瘦，当牛作马。给徐向前强烈的印象是：贫富十分悬殊，社会极不合理。应考前，他在美术学校一个姓赵的老乡家中复习功课。这家的两兄弟，帮助他做了些考试前的复习准备。后来听说这兄弟俩个都成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

　　3月中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试。考试前，徐向前的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一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把握，作文也不怕，只有数理化怕不行。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考试后第三天，山西来应考的10几个人都接到了录取通知。接着，给每人发了10多块钱，要他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徐向前在《回顾黄埔军校》一文中，是这样记述他们到广州参加复试的：“我是和十几个同学，从上海乘火轮船去广州的。大家在三等舱里，又高兴又担心，不知等待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有人说：听说广州‘卖猪仔’（即出国当劳力），我们要是复试不上，就借机会到海外去。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心中有一番抱负，有一股求知、救国的热情，思想都比较单纯。经过五天多的海上行船，我们来到了广州这个著名的大城市，在兴湖旅馆住下了。此时的五羊城，和北方、上海都大不一样，革命的气氛很好，《广州国民报》天天公开登载革命者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一天，我们听说孙中山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三次，因为是头一次看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又多是广东官话，听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我们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听说过俄国革命，知道列宁和劳农政府，孙中山这时明确地提出这些主张，使我们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的决心。

　　“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政治试题不难，由于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还可以，数学、三角、代数，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复试下来，大家心里又凉了。每天蹲在小旅馆里，不知命运如何，每天心神不定地等着。一天，忽然来了通知，想不到我们山西的十几个同学，全被录取了。大家十分高兴。……”①1924年5月初，徐向前踏上了四面环水、风景秀丽的黄埔岛，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一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黄埔第一期，招收学员470人，共编4个队。开学以后，军政部办的讲武堂合并过来，又编了两个队。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这天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到了黄埔岛，先巡视讲堂和寝室，又进大礼堂作演讲。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孙中山要求黄埔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他教导同学们要“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①下午，在大操场上举行了阅兵式及分列式。

　　黄埔军校第一次上课，每人先发给一张表，要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头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

　　徐向前是一个很勤奋、爱读书的人。当学徒的时候，常常读书到深夜，当教员的那两年多，更是手不释卷。那时读的书，多是些古文、诗词、《七侠五义》。来到黄埔军校，才有机会读到《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各国革命史》、《苏联研究》、《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以及军校出版的《军事政治月刊》、《黄埔潮》、《黄埔日刊》等等书报杂志。徐向前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军校的训练文件中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徐向前对军事课中的四大教程，颇有兴趣。对《步兵操典》、《战术学》、《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更是认真听讲，细心作业。学生兵每月发10个毫子的零用钱，入伍生不准抽烟，徐向前除了偷偷买包烟外，剩下的钱，大部分买了书、纸和笔。他自私塾练习写毛笔字，以后常抽空或用星期天随便写几笔。

　　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每天的操练和勤务都很紧张。天不亮起床，跑步、进课堂，连吃饭都限定时间。操场设在珠江岸边，有时江水淹没了脚脖子，还要照样操练。徐向前从小吃苦多，磨练出了不怕苦的性格。有些少爷出身的兵，过不惯军校紧张的生活，常常叹气。徐向前却感到军事生活很愉快。

　　他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的学生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青年。

　　①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1983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

　　①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第44—56页。

　　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10几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学生们排好队，站在办公室外面，一个个叫进去，又一个个走出来。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对话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蒋介石看看他，问道：“你叫什么名？”

　　答：“徐象谦。”

　　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人。”

　　问：“在家干过什么？”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是那样的机械和无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校长，严然像个法官；而不肯多吐露半句话的学生，简直像个被告。校长看着学生，学生立正站着，尴尬得无法谈下去。在蒋介石眼里，徐向前是个“无出息”的学生，谈话没有兴趣了，他挥挥手，徐向前转身走了出来。

　　黄埔军校出了不少人才，后来许多人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蒋介石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个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

　　“智者多思”。少言寡语，并不是徐向前的秉性。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也会慷慨激昂起来。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每次向学生们训话，不是贩卖礼义廉耻，就是大谈忠孝节义。许多同学很不满意，在台下哄他。

　　徐向前跟大伙一起质问说：“何为忠？”“何为孝？”“何为节义？”戴季陶被哄得狼狈不堪，张口结舌。

　　不久，戴季陶下台。政治部主任由邵元冲接任，之后换上周恩来。周恩来1920年到1924年先后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7月，从巴黎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大大开展起来。周恩来每日除用少量时间例览报纸剪辑和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在他的主持下，军校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国民党右派千方百计捣乱、破坏。他们称政治部是“赤色黄埔系”。

　　徐向前积极热情地参加了政治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周末演讲会、歌咏队，都有他在内。他渐渐成了一名活动分子，说话也多了。这时，他虽然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周恩来单独交谈，但是，周恩来所领导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通过各种活动方式，团结吸引着一批青年军人。周恩来每次演讲，徐向前都认真听。他对这位共产党人，从心里佩服。

　　黄埔军校的进步学生，在周恩来的支持与组织领导下，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发展很快，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扩展到在粤的陆军和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它名义上是青年军人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特别支部对青年军人进行宣传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徐向前在“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的影响下，参加了这个联合会。蒋先云是湖南新田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与李立三等人一起，领导安源工人和水口山矿工人罢工。党选派他入黄埔军校，既是来学习，又是来开展工作的。

　　他习武好文，常常写文章、发表演讲。徐向前和蒋先云在一个队，同一个宿舍，两人经常交谈。晚上，天气炎热，蚊虫叮人，蒋先云也很少外出，不是读书，就是和同学谈天。徐向前十分钦佩他的才干，把他当作良师益友。他回忆说：“这个同志家境很穷，考入黄埔以后，我们常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的特色‘，’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他以自己的行为为革命军人作了楷模。北伐战争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还指挥。牺牲时年仅28岁。我们在黄埔军校时，就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斗争。‘孙文主义学会’，是假借学习孙中山的学说为名的反共小集团，成员多是国民党右派。黄埔军校中这两个组织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后来，‘青年军人联合会’虽然解散了，它的影响却扩展到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它所传播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为广大的青年军人所接受。我们黄埔第一期的许多同学，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员，也是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分不开的。我们怀念初期的黄埔军校，同时怀念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①黄埔岛，南连虎门，近临广州城，是广州的第二门户。岛上树木葱郁，山峦起伏，实在是兴学讲武、跃马谈兵的好地方。然而，国内政治动乱的浪潮，一次次冲击着军校的学习生活。徐向前入黄埔不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曹锟、吴佩罕，妄图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利用北洋军阀狗咬狗的矛盾，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共讨曹锟、吴佩罕。

　　1924年9月初，孙中山偕宋庆龄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从广州起程，到了粤北的韶关，在这里设立大本营，准备誓师北伐。徐向前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前往韶关。此时，南方各省军队不少，粤军、湘军、赣军、滇军、鄂军、豫军、桂军等等，但真正服从孙中山这位大元帅指挥的不多。住韶关的滇军第三师赵成梁所部，就不大听孙中山的指挥。孙中山来到韶关，暂住在火车站北侧一间二层的小楼里。徐向前所在的卫队，住在靠山坡临时搭起的竹棚里。

　　天气炎热，蚊虫遍野，饮水又脏，致使许多人病了。徐向前身体虽好，不几天也病了。但是，他以吃苦耐劳的毅力，顶着病的折磨，每天抱病执勤。

　　在这里，他亲眼看到了孙中山作为一位元帅，没有自己可靠的军队，处境是困难的。革命军还没出师，10月10日，纪念辛亥革命日，广州城里却发生了商团叛乱，广州危急了。

　　广州商团，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控制的反动武装集团。英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唆使陈廉伯利用商团势力，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建立“商人政府”。8月10日。商团利用挪威商船私运军械入境，被黄埔军校发现截获。陈廉伯借机煽动广州、佛山等城的商人罢市。10月10日，商团又向广州纪念辛亥革命日游行的群众开枪，挑起流血事件。广东革命政府于14日宣布解散商团，收缴枪械；孙中山命令警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团，以及湘军、粤军的一部分，星夜回广州勘乱。

　　徐向前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一队，从韶关回师广州后，投入了战斗。经过一天的激战，终于把商团的武装叛乱镇压下去。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荷枪实弹上战场，他沉着和勇敢的精神，赢得了革命军人的荣誉。

　　1925年2月，徐向前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参加第一次东征。这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战败后，直系军阀的主力退到长江流域，积蓄力量，妄图卷土重来。在北京的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三派军阀的联合政府由段祺瑞当权，号称“临时执政”。他们为了收买人心，便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离开广州北上。就在这时，盘踞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陈炯明，得到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企图进攻广州。广东革命军就在这种情况下东征讨陈。

　　陈炯明，广东军阀。曾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1920年，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背叛孙中山。孙中山曾依靠一些军阀部队，对他进行多次征讨，但都没有成功。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联络广州附近的滇、桂军作内应，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妄图推翻革命政府。

　　东征的主力军，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军校两个教导团为骨干。这时，徐向前已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留军校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任副排长。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他们这个营，在以周恩来为主任的政治部的组织领导之下，负责后方的勤务。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

　　的口号。

　　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徐向前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伏，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拇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徐向前开始体验到：革命军要有革命军的本色，革命军要有革命军的风格。这个本色和风格，就是爱百姓，爱同志！

　　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黄埔军校的同学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徐向前看着一份用蓝色印的小报，心情十分沉痛，他又想起孙中山的多次演讲，想到随孙中山在韶关的那些日子，流下了泪。有的同学说：“大元帅死了，今后革命会怎么办呢？”徐向前此时说不出什么，他却记着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他用孙中山的这句名言，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他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愿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却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第二节加入中国共产党

　　初期的黄埔军校，是革命的，进步的。它对许多革命的青年来说，是打破蒙昧、走向革命的出发点。徐向前在黄埔军校1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然而，真正使他转变成一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不是在黄埔军校，而是在武汉军校。

　　1925年夏天，徐向前离开了黄埔岛，被分配到河南安阳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和徐向前同去国民二军的，还有白龙亭、孔兆林等人。他们都是北方人，早就想回北方工作。孙中山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徐向前等感到“统一”

　　在望，便商量到北方冯玉祥部去工作。东征回师后，他们几个人正式向校方提出要求，当时，特别注意抓军权的蒋介石，也想插手国民二军，以“改造”

　　冯玉祥部，便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国民二军，原系河南胡景翼的部队，胡曾跟随过孙中山，属冯玉祥系。

　　冯倒戈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与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任国民军副司令，分别兼第二、第三军军长。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二军军长由师长岳维峻接任。二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叫弓福魁，也是山西人。徐向前在这里先后担任教官、参谋和第二团团副。这支军队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变成了新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徐向前开始还没觉察到这一点。他继承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每到一处，热情地参加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活动，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为黄埔军校招收学生。1925年夏天，仅在河南安阳一地，他就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还在安阳参加了“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并深入到安阳中学和六河沟煤矿学生、工人当中，向人们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工人阶级的解放，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徐向前经常到他家里去交谈。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吴佩孚，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岳维峻的国民二军担任攻打山东的作战任务。岳维峻胃口很大，在进攻山东的同时，又派部队攻打山西。11月中旬，国民二军分两路进攻鲁西，不久便抵近泰安。不料，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均系收编的原直系部队）一路被吴佩孚派人收买，调过头来共同对付国民二军。此时，岳维峻进攻山西的部队也被阎锡山击败。岳军两头失利，节节败退，岳维峻被晋军俘虏。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二团，从德州撤至河北保定、蔚州一带，会合冯军，后被奉军截断退路，转战于山西广灵、灵丘、原平等地。因敌人跟踪追击，又无人指挥，部队四散溃逃。徐向前经过这一段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这支军队的本质，便同几个同乡脱离了这支军队，从原平回到了五台县老家。

　　他在家中只住了7天。他一心想奔回革命军，加上由于当时阎锡山联合奉军反对冯军，在家里不安全，便又告别家人，在表兄的资助下，乘火车到了北京。

　　自从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以后，华北政局一片混乱。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争斗激烈。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各支持一派军阀，不断混战。张作霖和吴佩孚又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势力，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

　　徐向前在北京一个同乡家，住了1个多月，凭着黄埔军校出身的牌子和熟人关系，他满可以在直系或奉系部队中谋个职位，可是，他已经识破这两派军阀的反动面目，不愿意充当他们的工具。一天，徐向前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这使一心向往革命的他，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毅然决定：南下，找北伐革命军去！1926年11月底，徐向前辗转天津、上海，终于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此时的武汉，和北京、天津完全是两重天地。革命的气氛很浓，“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革命浪潮，遍布武汉三镇。当年黄埔军校的许多老同学，又在武昌城相会了。徐向前先在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派到武汉军校，做了学兵队少校队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新招收男生986人，女生195人。赵一曼、游曦、张瑞华、黄杰等，都是女生队的学生（黄杰后来成为徐向前的夫人）。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仍兼任武汉军校校长。由于军校里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蒋介石也只是个“空头校长”。他也到军校讲过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如何。有一次，他召集黄埔毕业生讲话，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还说，本校长对你们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徐向前和一些人听了，都很反感。这所军校，继承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以两湖书院①等地为校舍，学文习武。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

　　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就在这里，徐向前选定了终身奋斗的目标，立志做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

　　人生的道路，千万条，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却是不那么容易的。有的人，一生一世在迷茫中徘徊，有的人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经过认真思考，慎重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徐向前属于后者。在他刚到武汉不久，有位同事问他：“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即共产党），你呢？”

　　徐向前说：“我还没有想好。”

　　对方又问：“为什么不愿意加入CP？”

　　徐向前笑而不答。他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曾说过一句话：“决不做跨党分子。”他认为，作为一个人，不能脚踩两只船；作为革命者，不能信仰两个主义。那时，他追求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还不理解，只是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一位同事知道徐向前不愿意做“跨党分子”，劝他说：“不要太清高了，跨党有何不好？”

　　徐向前摇摇头，他依然如前：决不做跨党分子。他认为：要么继续信仰三民主义，要么放弃它，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当队长，忙于训练、操课、军事勤务，100多号人的教育和生活，都要他这个队长来管。白天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多少时间思考，也没有空闲和朋友交谈。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得闲看书。一切闲杂的书，他都不看，集中精力，阅读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他都一一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①在湖北武昌。清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1837—1909）任湖广总督时创建。曾调湖北、湖南两省生员在此深造。

　　李季的《通俗资本论》，还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以及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都吸引着他。

　　夜深了，学员们睡了，熄灯的军号吹过了许久，他还在灯下读书、思考。

　　两年前，在广州黄埔军校时，虽然也读过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报，但是许多话不理解，读不懂，也欠思考。这几年的斗争经历，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军阀混战和人民受到的灾难，严峻的现实，使他作出了抉择。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幸得这时候，同一些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常来常往。

　　他们大多又是徐向前的老乡。来往比较多的有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还有程子华。樊炳星是黄埔第四期学工兵科的，共产党员，这时正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工作；杨德魁在武汉军校学习；李楚白就在徐向前的队当司务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徐向前当队长，薪水比他们多些，每到发薪的时候，他们聚集一起，要他请客。他毫不吝惜，拿出薪金来，和这些老乡加同志，一起吃上一餐好饭菜。饭桌上，大家谈论志向，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思索、比较的结果：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他终于向樊炳星提出了：愿做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

　　1927年3月，正是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着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①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一天，他接到一个通知，到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参加会议。没有想到，一进会场，却看见了周恩来正和孙永康、施存统等一些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自黄埔军校与周恩来一别年余，竟又在武汉相会了。在这难忘的一天，徐向前又一次聆听了周恩来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5页。

　　第三节严峻的关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工人，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员。黑暗代替了光明，一时乌云满天。徐向前清楚地记得，就是这个蒋介石，在武汉军校的一次讲话中，曾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现在他却成了国民革命的头号敌人。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北伐军，面临着一场灾难。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这时，夏斗寅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武汉附近的纸坊车站。

　　武汉的形势十分危急。一些动摇分子，纷纷各找门路，有的消沉，等待时机，有的逃走了。徐向前虽然是刚加入共产党的新党员，但他坚定地站在革命的行列，带领全队人，在武汉卫戍司令、北伐名将叶挺的指挥下，紧急动员起来。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的学生，以及武昌农讲所的学员，共同编为中央独立师，归叶挺统一指挥。他们高呼着“誓死保卫大武汉”、“打倒杨森、打倒夏斗寅”的口号，星夜开出了武昌城。

　　中央独立师是名副其实的“学生军”，师长侯连英。战士的革命热情很高，只是还不会打仗。有许多人连行军、宿营都不懂。徐向前经历过第一次东征，经历过国民第二军北上的多次战斗，对组织行军、组织战斗，都有了一些实践经验。他率领一个队，在行进中向战士进行军事教练。5月16日，中央独立师赶到了武汉以西的桃花镇，把敌川军范绍增一部包围在一片沼泽地带。范绍增见形势不妙，连夜突围，负伤潜逃。他的部队失去指挥，四散溃逃。中央独立师乘胜追击，经金口、紫阳、汀泗桥，直到通海口。之后，武汉政府组织打击杨森，6月中旬把杨森的第九师大部歼灭。与此同时，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把夏斗寅部打垮。从而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唆使夏斗寅、杨森偷袭武汉的阴谋。

　　这是徐向前入党后，第一次领兵作战。他以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党的信任，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然而，严重的局势，又步步紧逼。5月21日，许克祥、何键在长沙又发动了“马日事变”。六、七月间，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表面反蒋介石，实际上已准备与共产党决裂。大革命失败的局面，已经不可挽救了。为了应付更大的事变，保存革命骨干，党组织决定，一部分人到张发奎部队去工作。在此之前，党组织已将徐向前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工作。一个月后，党组织通知他到张发奎部队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转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找毛泽东”。

　　毛泽东的名字，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就听说了，还读过毛泽东的文章。

　　他敬仰毛泽东，想找毛泽东，可是，毛泽东现在哪里？没处找，又不能公开去打听。

　　徐向前来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和谢英北一起，被分配在指挥部当参谋。这时，张发奎虽然还号称“革命”将领，他口头上反对蒋介石，可是，徐向前不知这位“老总”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默默地观察着，等待着。心中依然不忘党的“交通”给他的那张纸条：“找毛泽东”。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的局势，越来越动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部队、机关都准备应变。月底，徐向前随同张发奎部到了九江。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徐向前得到南昌暴动的消息，像是在茫茫黑夜，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看到了革命的前程。他还没有决定怎么办，这天半夜里，张发奎突然集合军官讲话。没料到自称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

　　的张发奎，讲了南昌方面的战势后，公然宣布说：“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张发奎反革命的凶相已经露出来了。他的“左派”

　　外衣，已被这一讲话剥掉了一半。3天以后，张发奎会干出什么事，明眼人都看穿了。

　　很显然，张发奎这支部队，既不可靠，更不是一个避风港。徐向前回到住处，天还不亮。他进行了冷静的思索，自己是个CP分子，共产党员，必须在3天以内作出选择。要么马上离开。离开，又到哪里去呢？“找毛泽东”，又不知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到南昌去？一无介绍信，二不知南昌起义军的去向，况且去南昌的铁路已经中断。这时，同事中的一个军官说：“反正你我不是CP分子，管它呢？睡觉，睡觉！”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严峻关头，怎么能躺下睡觉呢！徐向前抽完了一支烟，开始收拾行装。

　　“怎么，你要走？”那同事看出徐向前要走，惊奇地问。“你又不是CP分子，到哪去？”

　　徐向前没有回答。他收拾好行装，等那同事睡着后，一个人悄悄离去，奔向码头。他决定返回武汉，找党，找革命的队伍。

　　第三天傍晚，徐向前又回到了武汉。

　　这里曾像广州一样，是革命者心目中的红都，是徐向前走向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出发地。就是在这里，在两湖书院，他默默地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想在这里找到党的机关，找到同志，重新领受任务。然而，从汉口码头一上岸，心里就凉了半截。几个月前的那种革命气氛不见了，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拆毁了。大街上，听不到革命的歌声，消失了工人纠察队雄壮的步伐。冷落、萧条，全是一副白色恐怖的景象，自“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后，革命的红都武汉，成了反革命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又一个血的战场。

　　徐向前在一个小客栈里住下来。客栈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看客人是位军官穿着的人，也不问什么，给开了个单间。徐向前问她一些事，她都摇头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他找到了那个从前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这是一家卖杂货的铺子，门关着，远远看了许久，不见信号，不见一个人出入。显然，这里遭到破坏，人已经转移了。徐向前在门前转了两天，仍是不见有人出入。

　　夜晚，他在小客栈里沉思了半夜。最后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

　　隔夜一早，他奔向江汉码头，买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随着一批乘客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在黄浦江边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他准备万一找不到就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一天，他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李楚白叫他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找来，徐向前这才接上了关系，找到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