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曲折的路

作者:佚名 字数:16875 阅读:1089 更新时间:2012/11/01

第二章曲折的路

  第一节入学、失学

  在旧中国,人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信条,尤其是社会的上层。徐向前家祖辈都有读书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孙能成为识文断字的人。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

  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的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标统。太原起义时,他把兵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猾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关于辛亥革命的事,徐向前有这样一段回忆:“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迫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①徐向前读的是私塾。不过,这时的私塾,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南北大炕,书桌摆上“了,而是有了专门的学堂。学堂就在他家庙南墙外的一排房子里。那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宣布废除”读经科“而改变识字课本,照旧读那《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这些书,徐向前上学前就读过,是他父亲教的。到了学堂还读这些书,他照样认真地读。先生很喜欢他,经常让他做示范,领读课文。头几次,徐向前有点害怕那个场面,很拘谨,低着头。次数多了,也就胆大起来,不受那场面的约束,头不再那么低着了。有时竞壮着胆子,不看书本,背诵课文。有一次,先生又让他读课文,可是不知怎么的,走了神,把课文读锗了,窗友们笑了,先生让他停下来。但没有打他的手板,也没有说什么,这可把徐向前羞坏了。

  徐向前学习不错,玩也能玩出个道道来。他喜欢爬树,经常拉着几个同伴,比着上树,看谁快。而且他总选那不易爬的树,把容易爬的留给他的对手。这样,胜了,他觉着光彩;输了,认定自己没功夫。

  有一年,他们家庙院里的一棵大松树,在多年不长枝叶的主于上,长出一团浓绿色的枝叶缠绕在一起的东西,老人们管它叫“松盔”。还说,家庙树上长松盔是出了“神灵”。这使徐向前心里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他总是琢磨:树上长松盔,怎么会是“神灵”

  呢?他去问母亲,母亲整天吃斋念佛,自然说是有了“神灵”。还神秘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页。

  地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去碰它,你碰了,它显灵要怪罪你的!”徐向前问母亲神灵是什么,母亲不能答。母亲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更想不通,有时跑到那棵树下向上望着,试图找到答案。那天把课文读错了,就是想起这个“神灵”。他又气又恼,放学没回家,直奔家庙院去,找到那棵树爬到长松盔的地方,两脚往树上一盘,腾出一只手来往下掰松盔。他想试试看到底有没有神灵。松盔掰完了滑下树,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家了。“神灵”也没有怪罪他。

  好奇心,使他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听大人们说,官家要女人放脚、男人剪辫子,他觉得新奇好玩,就让母亲给剪辫子,母亲不允。他要母亲给姐妹放脚,又遭到训斥。一天,他跟着大人去赶集,突然人群骚动,官家派的“剪辫子队”来了。他们拿着锋利的剪刀,看见男人的辫子抓过来便剪。有人用双手护着辫子,把手指头都剪破了。人们议论说:世道变了。这又在他脑子里划了个问号:怎么变呀?

  许多男人的辫子剪去了,老皇帝打倒了,又出来了袁世凯之类的新皇帝和军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中国不断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依然如故。徐向前继续读私塾。3年多私塾生活,“五经”中读了一点《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还没来得及读,就有了不读“五经”的新学校。1914年,他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

  沱阳学校始建于1907年5月,是五台县第一座地区性学校。校址开始在东冶镇南街,第二年移至十字街真武庙。徐向前来这里读书时,校址已迁到西梢门灵应寺,校名由“沱阳学堂”改称“沱阳高等小学校”。当时有3个班,两个高小班,一个初小班,师生员工百余人。徐向前在高小班读书。这所学校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学校的新风气,起了普及新学的示范作用。但也反映了反封建制度的不彻底,学校只收男性不收女子。课程设置和私塾有很大不同,不学四书五经,学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格致,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徐向前来到这里后,学校加强了军事体育训练内容,经常有军官学校的学生教他们爬杆、耍木枪,唱军校的一些歌曲,他感到很新鲜。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初期,教师中的同盟会员曾酝酿用学生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学生军组成了保安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沱阳学校学生可以在学校住宿。徐向前家离东冶镇只有五六里路,不住宿也是可以的,但他不愿意把时间消耗在路上,同时,也很向往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和同学们在一起,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于是,就向父母亲提出住校的请求。

  母亲开始不大愿意。她从特有的心理出发,觉得孩子小,在家里有个头疼脑热有人管,在那谁管呀。父亲倒是从有利于儿子长进着想的,答应了儿子。他认为学生住在学校里,能在老师的督促下温习功课。母亲顺从了父亲。

  徐向前在学校住宿,有时家里拿不出菜金,母亲就给他带上腌芥菜疙瘩、芥菜缨子、咸萝卜,主食除按学校要求,每月必须带一升小米外,还经常带一些玉米面拌青菜蒸的馍。徐向前不管吃什么都不在乎。他学习很用功,尤其注重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课程。第一年的算术成绩不够理想,第二年他下了很大功夫,把算术赶了上去。

  父亲很关心儿子的进步,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考察一下儿子的学习情况,但他只注意他所熟悉的八股文,不注意算术等新课程。父亲常夸徐向前哥哥的作文好,认为他的文体烙守旧章,不出常格。一次,父亲从外地回来,照例要看儿子的作文。看着看着,眉头皱了起来。徐向前看得出这是不满意的表示。

  父亲说话了,而且是出乎徐向前预料的话。他说:“你的文章越来越差了。看来不能再叫你到东冶上学了,在那里再学下去,作文成法都忘光了。”

  父亲是用考秀才的老例要求他的。徐向前一听急了,恳求父亲说:“我以后用心练习作文就是了。还让我到东冶去念书吧。”

  父亲认定儿子在沱阳学校是学不好作文的,只有在私塾里跟着老先生才有长进。就这样,徐向前被迫退出了沱阳高小,又回到本村读“四书”、“五经”。他从沱阳高小回到本村私塾学堂,两相比较,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旧。

  书是旧的,方法是旧的,同学们谈论的事是旧的,看到老先生那副神态就更感到旧。村里还是奉行老规矩,男人留辫子,女人缠足。从此他对父亲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感到他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对私塾产生了更多的反感。

  念书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管理解不理解,背诵如流就是好学生。背书写字,不合老师的要求,就打板子、罚跪。徐向前很怀念在沱阳学校的学习生活,怀念那为他认识新事物所敞开的一个个窗口。有时他想找机会回到学校去,看看老师,看看同学,听听只有生活在那个环境里才能听到的趣闻。可是,他回不去了。他在本村又读了不足一年。这段时间,他的精神不像以前那么专一。除读“经”外,还自学沱阳学校的课本。同时,也经常找一些别的书看。即使这样,学业也没有坚持下去。他们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没有力量供两个学生。父亲在他和哥哥之间择一人留在学校里,最后决定让哥哥继续读书,他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徐向前结束了少年时期的学校生活。

  第二节学徒

  失学的时候,徐向前不满15岁。他是不愿意离开学校的。但他理解家庭的处境,也理解父母亲为什么不让他而让哥哥继续读书。他体谅母亲,也体谅父亲,有怨不怨,有怨而不能怨。家里有许多事要他做。他经常做一些家务琐事,挑水,割草,挖野菜,抬粪,背炭,清扫庭院,什么家务活都干。

  有的活很累,挑一担水要走2里路,背炭要到窑上去,20多里路,一上午回不来。因为路远,背少了不上算,每次他都尽量多背,虽然很累,他也咬牙坚持着。秋末冬初时,就到地里去刨高粱茬、谷茬,背回来晒干当柴烧。

  生活使他像野马似地到处奔跑。他喜欢到野外去,有时到滹沱河去凫水,有时到田野或山上去挖野菜或割草什么的;有时同几个要好的伙伴出去玩,走到哪玩到哪。

  母亲总是不放心他到离家远的地方去,说有狼,有蛇,还有那说不清楚的吓人的东西。徐向前没见到狼,更没有看见那吓人的东西,只见到过蛇。

  有一回,他把行死的蛇的皮剥下来,套在鞭杆上,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眼神不好,先是没看清儿子给他看的是什么,用手接过来一瞧,吓了一跳,赶忙扔掉了。徐向前一看母亲吓成那个样子急忙说:“那不是长虫,是长虫皮。”

  母亲听说是蛇皮,才定下神来,用手拍了一下儿子的头,说:“你这个鬼东西,胆子越来越大了。”

  徐向前很想读书,经常找一些旧书看。有一次,东冶的同学告诉他,镇里书店来了好书。想要去买,可是没有钱。母亲手里也不会有,要等过年时父亲带回来。怎么办呢?他趁母亲不在家时,在家里东翻西找,终于在一个小盒里找到一双耳环和一对手镯。他拿着去了当铺。当铺掌柜收了东西,付了钱以后,觉得不对头,徐家怎么会让孩子来当首饰呢,其中必有缘故。到家里一问,母亲并不知道这件事。一看首饰,认得是女儿的。就这样,徐向前的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一顿打。

  父亲从外地回家来,听说这件事,并没有多生气,觉得孩子要读书,是好事。可是手头紧,家境贫寒,哪有钱买书呢!一天,父亲同母亲商量:不能让他闲在家里了,得给他找点事做。

  找什么事呢?最现成的是种地当农民。但父亲不甘心,认为务农“耪大地”是最低等的,没出息。母亲提出一个想法,说:“叫银存学木匠吧。打个箱箱柜柜的,不用请人了,盖房子也行。”但这不太合父亲的意。

  究竟干什么好,徐向前心里也没有个谱。他只是想出去,越远越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在东冶镇念了两年书,他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在外面所得多,见得也多。

  为了儿子的事,父亲费了几番周折。托了不少的人,最后还是他大姐夫帮忙,找到一家店铺当学徒。这家店铺在河北省阜平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一个表兄经营的。因为这个店铺中经营的有书,有别于其它店铺,人们又管它叫“书店”。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大沙河上游。从涂向前家的位置望去,是往东偏北方向,距离有200多里。这里是山区,比较偏僻,老百姓生活很艰难。

  当地人说这里是阜(富)平不富,平山不平,穷山恶水。山上没有树,大沙河里没有鱼,有时人们用土都困难。这里和山西接壤,有一条经过龙泉关沟通冀西和晋东北的山路,对小商人和民间往来还是挺方便的。不少山西人从这条路到阜平,开店铺,跑生意。徐向前想象不出这家“书后”是什么样。

  他听说离家很远,比东冶镇远得多,几乎相当于到太原的距离,这很合他的意。他像一只鹰,喜欢往高飞,往远飞。最合他意的还是“书店”,他一心想投身到书的海洋中去,敲开一切知识领域的大门。徐向前高兴地接受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背着行李卷,告别了父母亲,跟着大姐夫上了路,一路上想的全是好看的书。走到那里,他才知道,这是一个小杂货铺,叫“福兴源”,门面小得可怜,经营的主要不是书,有点心、红白糖、香油、小枣、烧饼和醋,还卖自家磨的面粉。算上徐向前,才两个伙计。大伙计比徐向前早到一年多,是东家的内弟。这个店铺的老板姓赵,也是山西人。从阶级地位看,颇似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中的“有余钱剩米的”,“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这样的阶级地位和他梦想发财的愿望,使得他对伙计的使用非常狠。他对做学徒的规矩也是“活着不下工,死了不埋坟,投河、跳井与东家无关”。

  徐向前的年龄小。受约束的层次也多,受店主和店主家里人的管不用说,还要受大伙计的管。说是当学徒,其实是勤杂苦力。一上工,就像套在车上的马,夹板扣得紧紧的。他天不亮起床,挑水,扫院子,倒尿壶,纺线,磨面粉。这家有两头大骡子,一天磨6斗麦子。可是没人换徐向前的班,6斗麦子的面,都由他一个人一箩一箩地筛出来。两头骡子换着班干,徐向前一个人顶到底。那时他不满17岁,力气不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一躺下就不想动。不想动也得动,夜间要起来两次,给骡子添草添料。这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所付出的劳动。

  到了冬天,东家又给他加了一个额外的差事:去讨债。这对徐向前来说,比倒尿壶的滋味都难以忍受。欠债的人都是穷苦人家,有时进了欠债人的门,一看那清苦的景象,“我给东家要债来了”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这时徐向前还没有那样自觉的阶级觉悟,但他的感情和欠债人是相通的。一个冬天,帐单上没有注销几户。店主责备他,还威吓他:“再讨不来就扣工钱!”

  徐向前说:“扣我钱我也讨不来!你爱找谁找谁,我不干!”

  店主没有扣他的工钱,年关结帐时,他得了应该得的3块大洋。这是他劳动一年所得,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心里格外的甜。

  尽管他劳动的价值要比这高得多,但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平,无法改变,只好服从。

  这3块大洋如何支配,颇使徐向前费了一番脑筋。从小苦惯了,没有花钱的习惯,有了钱不知道该怎么花,他默默地计划了好几天,交给父亲多少?

  给母亲买点什么?要不要办点年货?后夹他买了1斤糖姜片,孝敬母亲,一块大洋剩下来的,买了点年货,其余两块都交给了父亲,纳入全家的生活计划之内。他自己没动用一个铜板。

  东家看他本份、勤快,也还有个机灵劲,就让他到前边去站柜台。这可以说是对徐向前的一种解放。在店里,唯一的一点乐趣是有书读。有书读,是他最高兴的事。他喜欢看小说,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外国的书几乎没有,能看到的,多是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书。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水符传》、《红楼梦》、《荡寇志》……。在这里,他最先读的是《三国演义》。

  在家时,他听过许多关于刘备、关公、张飞、赵云的故事。他家的二层楼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关公画像。听父亲说,关公也是山西人,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威,温酒斩华雄之勇。听来的这些故事都是零碎的,他很想知道一个头尾。

  在店里看到这部书,正合他的心意。没几天就读完了。

  读书,使徐向前的阅历又向前延伸了许多年。从书里,他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豪侠英烈的爱国思想和侠义行为。最使他倾倒的,是那些为民除害的剑侠武豪,谋勇兼备的兵头将帅。那时,他还没直接想到从戎,但却萌发了学军弄武的兴趣。他曾想过去学武,替穷苦百姓打不平。他看过的小说中,最使他不满的就是《荡寇志》。

  《荡寇志》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接《水浒传》,从七十一回续到一百四十回,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是“但明国纪写天麻”。从这点出发,杜撰了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擒拿正法的故事。而那些贪官污吏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大英雄。这部书颇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太平军攻下南京,南京清政府官员逃往苏州,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还不忘刻印《荡寇志》。梁山好汉一个个被整掉了,徐向前不忍看那些英雄豪杰饮刃抛头,没有读到最后就甩掉了。

  学徒生活持续了两年多。对徐向前来说,这也是上学。他在这个“学校”

  里受的人生教育,比从前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在这里,他亲身感受了社会生活的又一个侧面——店员职工的生活。

  第三节就读于国民师范

  有一件事,冲击了他的学徒生活。

  一天,哥哥从太原来信,告诉他省立国民师范招生,是官费,用不着自己花钱,并说已经给他报了名,让他速到太原去。徐向前看完哥哥的信,高兴极了,当即决定放弃学徒,到太原去读书。他不需要同别人商量,也没有什么人可同他商量。父母不在跟前,亲友不在跟前,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都不把这个天天倒尿壶、当下手的小伙计放在眼里,他们理解不了他的雄心与抱负。他心里默默地盘算着怎样离开这个店。向东家实说吧,怕惹出麻烦;偷偷地走吧,又怕给介绍他来学徒的大姐夫出难题。思来想去,还是隐去真情,到店主那里去告假说:家里捎信来了,有事要回去一趟。店主开始不准,说店里太忙,找不到替工的人。后来看徐向前执意要回去,也就答应了,要他快去快回。徐向前名曰“告假”,其实他把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了。不过“他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行李卷。徐向前回到家,没等他说,父母亲都知道了。母亲有点担心,怕学不到头,还把店铺的差事丢了。父亲倒是想得开,说:“去闯闯吧,学不成,去看看太原,见见世面也好。”于是,母亲再次为他打点行装。太原离永安村240里,是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山西人的心目中就是“京城”,阎锡山就像“皇帝”,这就无形中给去太原的人增加了几分庄重和严肃的气氛。徐向前像赴京赶考一样,牵动着一家人的心。徐向前到太原,找到了哥哥,哥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他很顺利地踏入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大门,成为这所新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国民师范在太原市小北门街,分东西两个院落。路东为校本部,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教员办公室、自习室和东西各10斋的学生宿舍;路西是大操场、校园、国师里(教工家属宿舍)。两院占地180多亩,建设耗资近25万元。这是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这所学校是阎锡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兴办的。他搞军国主义,推行“用民政治”。其内容包括民德、民智、民财。在民智一项内,就包括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通过教育灌输他的“主义”和“政治”。阎锡山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建设这样一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推行他的“主义”和“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范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徐向前一人校就发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完全是军人装束。

  徐向前走进校门,心胸豁然开朗,眼界大开。校园那么大,这在他走进校门之前,想都想不到。以前他向往的沱阳学校,无法与之相比。

  校长赵戴文是五台县东冶镇人,是个秀才,曾在日本留学,毕业于宏文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他和阎锡山一样,是山西同乡中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

  回国后,先后在太原宏林学堂、公立中学堂担任庶务或斋务长,并以此为掩护,发展同盟会员,积极开展活动。阎锡山任八十六标标统时,他是为阎锡山主谋定计的智囊。辛亥革命后,山西成立了“将校研究所”,他任所长。

  1917年阎锡山扩编部队,给赵戴文安排了第四混成旅旅长的职务。赵戴文既懂文又会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把学校管得很严,课程安排得很紧,晚自习时学生才能有点自由。徐向前在这里开始他的“半军事”生活。

  徐向前要学的课程很多,有语文、数学、英语、心理学、教育学、地理、历史、军事,还有音乐、体育、美术等等。据说,是按北京一所大学的课程设置的。学校很强调学好心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注重儿童心理学,可以说这是主课的主课。在非主课方面,还有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沿用的健身方法之一。从那时开始到他的晚年,坚持了60多年。军事课,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上军事课的教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以上军官。

  师范开学时,有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叫“速成班”。学生1206名,都是山西省各县选送、经过考试录取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二部师范4个班,291名学生,是从天津、保定录取的中学毕业生;年底又招中学毕业生73人,开高等教育专修科两个班。徐向前入学这一年,师范学校共开26个班次。阎锡山对学校教育管得很严,开学后一段时间里,他每周都要去听课,经常对学生训话。

  在这里读书时,徐向前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逼着我想一些问题。闲暇时间,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看一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①这个时期,对他来说,主要的不是革命行动,而是接受革命的思想。经历和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必须走这一步。这也很自然,他刚从乡下来,突然出现了一个变革现实的革命,要有一个思考、认识的过程。

  “五四”时期的青年,是善于思索和追求的一代。徐向前身上明显地体现着这一点。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这是他逐渐形成的性格,也是他格守的规范之一。

  列强、皇帝、军阀、官僚买办、投机商人,辛亥革命、不平等条约和生活在苦海中的劳苦大众,近百年来发生在炎黄子孙摇篮里的一系列事件,像洪水一样,冲开了思维的闸门,在他脑海里翻腾着,逼着他探索、解释,作出答案。

  “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徐向前不断思考的一些题目。这些题目的答案,在课堂上是找不到的,要走另外一条路——自我探索的路,他渴望读到那些与政治形势联系直接的、紧密的书刊。正课之外,他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翻阅报纸,阅读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或刊物。

  当时,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劳农政府、十月革命以及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和刊物少得可怜。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都在攻击十月革命,中国也不例外,报纸上登的多是歪曲、诽谤性的评介,不能使徐向前触及真谛。

  《新青年》那种有一定深度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刊物,很难看到,使得他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了解甚少,在报刊上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新名词,也搞不清它们的真正含义。他最先看到对“列宁”的译名是“里宁”,后来才看到“列宁”,这也颇让他费了一番脑筋。后来经别人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5、16页。

  解释,才知道是翻译名词不统一的缘故,原来“里宁”、“列宁”是一个人,就是那位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导师。

  一些社会名流到师范讲学,使徐向前和一些进步学生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徐向前记得有朝鲜流亡人士,知名的物理学家,还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胡适就给他们讲过哲学。阎锡山部队中的一些将领也经常去讲课,但多是宣传阎锡山的“主义”和“政治”,进步青年不愿意听。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主观愿望和事物发展得不到统一,有时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是想利用这里毕业的学生,维护和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但结果却相反。“五四”运动以后,这里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许多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有些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徐向前之后,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各霸一方,连年混战。随之便产生了各种政治流派的理论观点。除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些非驴非马的主张,充斥着报纸和刊物。徐向前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就在这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寻找着、追求着。

  第四节立志救国救民

  1921年,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满两年,正式毕业了。这一年,当初招收的普通科20个班,有两个班的学生年龄小,改编为初级完全科,其余18个班,191人考试不及格,不准毕业,编人补习班继续学习。及格以上成绩者,都准毕业,分别派往山西各县高小或国民学校去工作。徐向前是首批毕业生,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教员。学校在阳曲县城里,规模不大,校长是个满族人。徐向前教一年级,有30几个学生,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俸。

  由学生到先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徐向前很珍视这个转折。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几块白洋的收入,而是意识到了他对社会的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第一次站到讲台上,面对30几张期望的小脸,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

  他努力教好每一堂课,认真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答题错误,他要纠正过来;错别字,他要在作业本的边上写出示范字。那些近愚近痴者,是他特别教授的对象,想方设法引导这些孩子走出愚昧的迷宫,踏上开化的征途。工作了一段,他体会到,当一个小学教师确实不容易。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都有,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异,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他认识到,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他的心和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学生们起初对他敬而远之,渐渐地,距离缩小了,师生融洽起来。这些小苗,喜欢这位不辞劳苦的园丁!

  正当启蒙之火在他胸中烧燃起来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放寒假的时候,徐向前正在家里休假,校方给他寄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辞退书”。

  他感到很突然。为什么被辞退?“辞退书”上用词婉转、简单,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徐向前把“辞退书”抓在手里,苦思苦索,从他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一直想到放假离开学校,半年时间,自己没做错一件事,校长和同事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为什么被辞退?他怎么也找不出答案。姐姐叫他到学校去问个明白,他没有去,说:“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明白不明白都不会再叫你于了!”在《历史的回顾》中,他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人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抱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①还好,天无绝人之路,阎锡山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的小学部缺教师,徐向前的父亲托人保荐通融,他又被录用了。一颗冷落的心重新复活起来,他高兴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学校得知徐向前是太原国民师范的毕业生,基础很好,就再没让教一年级,让他教六年级的课程。月薪还是20块白洋。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页。

  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比阳曲小学好得多,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

  在这里当教师时,由父母作主,操办了他的婚姻大事。徐向前考入国民师范的第二年(1920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据说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

  他们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但两家在“送期”时间上发生争执。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娶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

  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人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3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

  婚后,香蝉是令家人满意的。她勤快、温雅,会体帖人。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次年,香蝉生一女,取名松枝。这个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1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当时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病。每天除吃一点用西葫芦熬的粥以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她很想念丈夫,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来。其实,公婆早就写了信。此时,徐向前已经考入黄埔军校,军校纪律严格,使他无法脱身,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即瞑目黄泉。松枝在爷爷、奶奶、姑姑们的照料下长大①。

  冬去春来,徐向前在河边村工作了两年。两年中,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爱戴。然而,他不满足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他的理想在教室之外,在太行山巅,在大江南北。他不停顿地追求、探索,思想在不断地飞跃、升华,逐渐地,心中点燃了一盏灯——①松枝于1941年破聂荣臻接到八路军,后到延安,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

  打倒军阀,改造中国!

  他不满足于个人明白这些道理,还要尽教师的责任,对孩子们进行更深化的启蒙,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从书本里走出来,认识现实,认识中国。

  他经常找机会,有时就在“自省会”上,向学生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和当今事件,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等。尽管他讲的没有后来知道的具体、深刻,但也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

  这所学校的校长段保芳,是阎锡山直接委派的,治校偏于保守,不准新思想的传播。徐向前讲的这些,不知怎么传到了校长的耳朵里。校长很敏感,郑重其事地出面干涉。徐向前不服气,质问校长:“为什么不许讲这些?”

  校长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没多久徐向前就被辞退了。这位校长是忠实地贯彻阎锡山旨意的,对进步教师、学生从不手软。

  从此以后,徐向前再没回到教师的岗位上。

  读书,学徒,教书,占去徐向前青少年时期12年时间。风风雨雨的生活,道路曲折、坎坷而又艰难,但在这艰难和曲折中,使他增长了见识,受到了磨练,逐渐成熟起来,决心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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