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中年话提高

在座的诸位都已经是人过中年了。我们这些中年人有机会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何提高的问题，实在很有意义。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从我们的具体情况出发，看看哪些是有利于我们提高的，哪些是阻碍我们提高的，权衡利弊，寻出端倪。

　　我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年纪大虽然使有些人不那么高兴，可是对创作来说也有值得高兴的一面。因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年纪大了，经历得多了，创作的原材料也就增加了，那个记忆的仓库里虽然堆得还不太满，但比起年轻时总要多一点。年轻时往往写了这一篇还不知道下一篇在哪里。现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有许多人和事在盘旋，有的已经盘旋了好多年。创作这个东西也好比制香烟，它需要有新烟叶、陈烟叶、云南叶、许昌叶等等的搭配。如果在一小块土地上收那么一点烟叶便制烟，弄得不好便会制出“社办厂的高级烟”，装璜虽然漂亮，味儿却不是那么醇的。

　　在座的许多同志都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三年调整，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整整一部中国的现代史都装在脑子里，生活不能说不丰富。这一点，中国的作家似乎是得天独厚。我们用不着去寻求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就够你写的。经济的繁荣都出现在太平盛世，而文学的崛起往往是出现在大动乱、大转变。大激荡之后。因为文学是写人的，是写人物命运的，在社会的大转变之中，人物的命运是那么千变万化，起伏不定；旧的势力是那么的强大，新的东西拼命地奋起；人们的追求是那么诚挚，感情是那么的强烈；喜怒哀乐，恩恩怨怨，迷惘困惑，失败胜利……这些都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好作品所不可缺少的。多难而兴邦，文学往往也是在多难中兴起的。“文章憎命达”，这句话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个人的命运，扩而大之应该是指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而言的。贫穷、落后、多难、动乱，这些对文学并不完全是阻力。物质的富有并不等于精神的富有，一味追求物质却肯定会造成精神的空虚。精神和物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我们是搞精神的人，一部好作品总是要有那么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愈是强烈，那作品愈是有久远的意义。从这一点来检查我们的原料仓库，是不是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仅是积存了许多原料，而且是好原料，是上等烟叶。如果用工业生产来作比方，首要的问题是原材料，然后才是加工的程序。而有了优质的产品，就不愁没有销路。登广告当然可以多销一点，不登广告也可以不胫而走，《红楼梦》是靠手抄而流传的。如此说来我们在座的同志都不要悲哀，我们每个人的手里似乎都捧着一只“金饭碗”。

　　我觉得，创作有如赛跑。长篇是长跑，短篇是短跑，中篇有如八百米。其胜负如何，是靠两条腿决定的。一条腿是生活，一条腿是对生活的理解。当然还有些技巧问题，那像是双手摆动，腰肢旋扭，都是为两条腿服务的。我们有了一些生活的积累是有了一条腿，说得得意点是有了一条健壮的腿。可是对于创作来说，光有生活而没有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那就等于没有生活。

　　独腿要借用别人的拐棍，无腿要人抬着走，这两种情况在赛跑中都不能取得胜利，甚至连参加比赛的资格都值得怀疑。国外有独腿人赛跑，手轮车比赛，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有双腿的人都不能参加的。我们都知道，光有生活而没有对于生活的理解是形不成作品的。理解得肤浅也不会写得深刻，理解得一般也不会写得独特。对于这一点来讲，年龄大倒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的丰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也是在逐步加深的。在座的同志都有这种体验，即记忆力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理解力却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的（在生理的某种极限之前）。

　　当然，这里的所谓提高，往往与正确是不能划等号的。小时候我读过千家诗，至今还能背上几首。“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早请罪、晚请罪，请罪之前偷读两首唐诗，然后站在那里低头默念，半年下来便把唐诗三百首从头背到尾。如今不请罪了，却又忘得光光的，剩下几首没有忘，那还是年轻时记住的。年轻时虽然记住

　　了许多事，印象很深，但理解得不一定深刻，更不全面。背书背诗也往往是鹦鹉学舌，甚至于完全不懂得它的意义。现在我们常常会发现，即当我们重新检查生活的储存时，可以发现某种新的、更深一层的含意，这对我们的创作极其有利。至于创作技巧，在座的都不是门外汉，用不着白手起家的。

　　以上谈的是我们有利的一面，其目的并非要自我扩张，实在是一种自我激励。因为过了中年的人对创作往往信心不足，这是常见的大敌。年轻时气壮如牛，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冲刺，往往倒也能写点好东西，甚至写出以后也无法超越的好东西。年纪大了往往瞻前顾后，眼高手低，即使写完了也缺少拿出去的勇气，所以说要鼓足信心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但也不能盲目自信，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不利的一面。

　　有人提出要我们争取成为大作家，成为鲁迅和茅盾。这是一种殷切的企望，好心的鼓励，事实上是有困难的。这种希望也许能在我们下一代的人身上实现。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所有的人，只代表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所谓大作家，并不是写了几部作品就可以作成的，他是一代的民族文化在一个人身上的凝集、体现。如果把文化比成一座山，他应该是站在山巅上的。山巅是个尖尖，形式这种尖尖的山脚方圆数十里，数百里。没有基础形不成山尖，基础很小山巅很低，一根竹竿竖不到天。你看鲁迅和茅盾他们多么渊博！中外古今，天文地理；能创作，能翻译；能写小说，能做学问，一手毛笔字在书法中也是上乘的！环顾我们的同龄人，没有一个人的文化基础有他们那么雄厚。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我们的懒散和不争气，自从我们懂事起便是抗日战争，生活动荡，斗争频繁，最后还碰上了那灾难性的十年。在我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没有可能、没有条件多学点东西。我们走上创作之路，实际上是偶尔介入，准备不足，打打停停，且战且走。只是因为经历了一些能使人激动的生活，加上也读过一点书，摸索出一点创作技巧，便马马虎虎地当起作家来了。创作这个东西，你有多少文化修养，都能在作品中看得出来，特别是长篇，简直是无法掩饰的。我们有时候也能把一人一事描绘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但读完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缺少大手笔的那种渊博精深，悠远宏厚。我想，如果曹雪芹只是懂得一点创作技巧，熟悉那么几个宝哥哥和林妹妹，他是写不出《红楼梦》来的。一部《红楼梦》，简直有如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博览会。当然，我们今后还有可能再看点书，再学点东西，但是时间、精力和条件总是有限的。

　　鲁迅和茅盾走上山巅的时候，和我们现在的年龄差不了几岁。大器可以晚成，但它不是偶成，不是速成。“大器晚成”这句话，实际上是说明制作一件大器其准备工作必须充分，其制作过程非一朝一夕而已。

　　我们除掉底子太薄之外，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创作习惯上框框条条还是很多的。有许多曾经流行过，但本身不正确或理解得不全面的观点，在我们的身上还起作用。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其实未必。解放思想和主观随想，和忽发奇想是有区别的。我认为解放思想主要的是两点，一点是及时地承认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一点是牢牢掌握根据实践而作出的科学预见。前一点是我们作品的落笔之外，后一点是要在作品中加以预示或直接体现的。搞文学创作的人不能没有强烈的感情，但也容易感情用事而不能自拔。文学是具体的，形象的，这就容易造成我们的局于一隅和某种程度的偏激。我们的僵化和半僵化常常是用一种固执、偏激、偏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所谓“瘌痢头的儿子自家好”。当然，不热爱自己的“儿子”是写不出作品来的。但是，如果连“癞痢头”也看不出来未免狭隘了一点。这会使我们的作品缺少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往往是从具体到具体，那具体中体现（不是说出）的一般少了点。鲁迅如果看不清楚阿Ｑ的“癞痢头”，《阿Ｑ正传》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巨大的典型意义。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还有可取之外的话，那么在考虑如何把我们的创作提高一步的时候，就必须从我们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要丧失信心，也不要想入非非；不要犹豫不决，裹足不前，时不待人了！但也不要动辄来个三部曲，企图概括一个时代什么的。最好是花那么一点时间，

　　把我们的仓库打开，把我们的积存一一检点，重新认识它的意义。把过去的生活用现在的目光打量，把现在的生活用历史的目光检验。看准了，看清了，然后采取“老鼠吃馄饨”的办法，“挑那有馅儿的地方啃”。不要放着馅儿不啃，老是吃馄饨皮，也不要放着馄饨不吃，企图再去找碗红烧肉什么的。不要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羽毛，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也不要紧，只要求能从某个方面提供一点东西，哪怕是一点素材、一本笔记也可以，让后来都去加以凝集。我们这一代的人要甘愿作人梯。《水浒》引发了《金瓶梅》，《金瓶梅》启示了《红楼梦》，曹雪芹也是踏着人梯上来的。这决不是什么踏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文化是有继承才有发展的。我这样说并非提倡无所作为，而是为我们的提高计划留有余地，便于我们脚踏实地、立即动手。由于我们也存在着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样做了以后，在我们的同辈人中也许可以出现几个高峰，出现几个大作品和大作家，只要我们不去把这些作品和作家作跨时代的类比。

　　文学这个东西，最忌的是空言大志，它是具体、具体、再具体，一直具体到细微末节。有什么馅儿就得赶快去啃，空想美味佳肴是不行的。世界是有很多美味佳肴，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不妨拿来品尝一下，增加营养，一饱口福。但是不能因而便企图去制作这些美味佳肴，因我们缺少制作这些佳肴的原料。这就象我们看食谱，看完了以后只能望谱兴叹，又是香菇，又是高汤，又是火腿，这些原料你家里都没有的。如今宾客已经临门，再去采买也来不及了，怎么办？还好，幸亏家里还有半筐鸡蛋，那自留地上的韭菜，老根新发，可以下刀。尽其所有：油跑蛋、炒韭菜。文火闷，大火炒。精心制作，盛情待客。其结果倒也是别有风味、别具一格。“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连诗人都会点头称赞的。何也？因为你有那么一种盛情厚意在里面。如果缺少这种盛情厚意，割韭菜又怕伤根，拿鸡蛋又想留存，结果是一把韭菜、两只鸡蛋烧了一锅汤，那也没有什么滋味。十年浩劫之后的头几年，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激动，有时候差点儿要在大腿上拧一把，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应该说，过分激动的情绪是不稳定的。创作往往是热得发冷，冷得发热，冷热相调，在某种恒温之中进行的。再加上当时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许多问题要重新认识，许多具体的事务要处理。那时候我们在创作上多啃了一点馄饨皮，是情有可原，在所难免的。现在，我们之中绝大部分的人都安定下来了，认识也比以前全面，或者说是有所提高，这时候来啃馅，可以说是到时候了！

　　我们有了一些制作菜肴的原料，也准备尽其所有，盛情待客了。但那烹调的技术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我们决不能把半筐鸡蛋、一捆韭菜搅拌在一起，就这么向锅里一倒，算是个鸡蛋炒韭菜，量大质次，那也要使人倒胃口。所以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都在思考创作方法和创作技术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若干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思考得不够，或者是有意地、无意地、故意地受了三突出、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策等等的干扰。我觉得，所谓创作方法，是和一个人的思想方法，处世为人，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分不开的；是和一个人的素质、修养、爱好、习惯分不开的。一个处世严谨、讲究实际的人，你硬要他去掌握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恐怕是不行的。一个欢喜大刀阔斧、快人快事的人，你硬要他去作缠绵悱恻、回肠荡气的描绘恐怕也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走自己的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不能这山瞧着那山高。同样的创作方法，别人用来就很好，你用来便很糟。“标新立异”这四个字，有人说它很好，有人说它不好。实践的结果表明，确实也有好与不好之分。如果一个人懂得自己的生活中哪些是有新意的，哪些是不一般的，从而把新标出来，把异立出来，这就很好。反之，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基础去追求什么新异，其结果往往是矫揉造作，形式主义。

　　关于创作技巧的问题我想说一件事，即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茅盾同志的一个讲话，他说“技巧主要是来自生活”。这句话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多年，最近似乎才悟出了一点。确实如此，创作的主要技巧是懂得如何把生活中最受感动，印象最深，形象最鲜明，最有意义的东西有机地组合起来；懂得什么地方要抓住不放，尽情发挥，什么地方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所谓写得巧妙，所谓神来之笔等等，并不完全是由什么纯技巧决定的，它往往是生活

　　的某种闪光在强烈地要求你表现。只要你不把住门框硬是拒它于千里之外，它自己就会想方设法地跑进来。我很少看见一个人是先学会了技巧才来创作的，大多数的人都是“为生活所逼”。当然，创作上也有许多技术问题，我懂得不多，在座的诸位都懂得不少，恕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