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太仓
回太仓
我第一次认识太仓，是在１９４９的秋天，是作为新华社苏州支社的采访员到太仓采访的。那时候一切尚未恢复，从苏州到太仓还不通舟车，我是先到昆山采访报导昆山振苏窑厂的复工，然后再从昆山跑到太仓。我不认识路，只是认定一个方向沿着公路、大河向前跑，公路上的桥梁被国民党的军队在撤退时炸断了，有时候要卷起裤管来从河水的浅处踩过去。
那时候的干部都是穿黄军装，佩带着军管会的臂章，腰眼里还有一支枪。我没有枪，却背着一架有皮老虎的蔡斯照相机，有人还以为是什么新式的武器。
早晨从昆山出发，开始的时候还好，凉风习习，不多久便炎日高照，汗流浃背。特别是背，因为背上还背着一个背包，那是一条棉毯和一顶公家发的、被我们称之为小棺材的蚊帐。那时候没有什么宾馆，也没有什么轿车，干部出门集衣食住行于一身，全套卧具用具都是背在身上。背包背惯了倒也不觉得重，只是觉得热，背上不透气，汗水湿透了黄军装，那军装又掉色，把背包也弄得黄渣渣地。
我带着介绍信到太仓县委报到，县委都是胶东来的干部，只有县长浦太福是太仓人，当年是在太仓打游击的，是一个有着许多惊险故事的神奇人物。县委书记李明堂，宣传部长马天云以及几位胶东来的老大姐对我都很热情，叫我小记者，是的，我当年才二十一岁。不过，那些叫我小记者的人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当年的干部除掉大首长之外，如果超过三十岁的话，那就是老头儿了，就和我们现在看六十岁的人差不多了。
我在太仓采访的范围很广，从成立农会，成立工会，减租减息，推广良种斯字棉，直到当年冬天的修海塘。我对修海塘的印象很深，冬天江边的风特别大，干部和农民一起劳动，用石硪夯实泥土，石硪就是一盘园石，由五、六个人用绳把园石拉得飞起来，然后再狠狠地扑打下去，这种用石硪打夯的方法现在恐怕久已被人遗忘了。在太仓的时候，我到过浮桥、沙溪、浏河……差不多是用双脚走遍了太仓的各个区。记得还在沙溪镇上住过一阵子，为的是采访利泰纱厂，是住在沿河的一排工房里，夜里还有电灯，那是利泰纱厂的自发电。当时的太仓除掉城里有电之外，恐怕就只有沙溪了，不过，那电灯比煤油灯也亮不了多少，而且时亮时灭。
那时候讲究记者要深入基层，每人负责一个片，我负责的是昆山和太仓，因为太仓县委热情接待，所以就住在太仓，住了将近一年。后来因为工作变动，就离开了太仓，这一离就是三十多年，苏州和太仓虽然不是远隔千里，无缘却也很难相见。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太仓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了，我才有了机会到太仓来开会、视察，才有机会回太仓。可是，这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当我回到太仓时已经是全不相识了，我找不到旧时的路，寻不着旧时的街，所幸的是当年县委所在地的一座小洋房还在，我曾经支着两块木板睡在那条通道上。
旧踪难觅并不令人惆怅，我记得作为一个希望人民富裕起来的青年，夜里睡在木板上曾经幻想过，如果太仓的水稻亩产能够超过四百斤，棉花的亩产能够超过五十斤的话，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啦！如今，水稻的亩产已经超千斤，棉花的亩产也已经过百，然而，这还不是主要的，农业的收入在整个乡镇的收入中只不过是个零头！那时候我也曾在农民的家里吃住过，每天是一毛八分钱的伙食费，农民拿了我的钱好像很难为情，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吃。如今我不敢提出要在农民的家里吃饭了，如果提出来的话可能是一埸麻烦，那肯定是一桌酒席，而且不肯收我的一毛八分钱。女主人还会操着那很好听的太仓话：“陆同志，吃呢，我伲现在是吃勿穷哉！”
1996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