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徐采石
怀念徐采石
得知徐采石逝世的消息后，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在我的心目中，徐采石是个青年人，虽然说他已经六十岁了，但他的行动、工作、思想的活跃程度还是那么年轻，他几乎是不知疲倦地在那里工作，时刻开拓着新的领域，酝酿着新的作品，他那积极进取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我听说过采石患了癌症，但又不敢直接去询问。去年他到我家来，我见他精神很好，才敢询问他的病情，他若无其事，说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我听了也很高兴，因为癌症并不等于死亡，想不到死亡竟然会在异国他邦降临到他的身上。
我和徐采石同志相识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江苏的一些曾经受到冤屈的作家重回文坛，徐采石同志和他的夫人金燕玉女士便满腔热情地关注着他们的作品，写文章，开讨论会，为他们冲出重围而助威，这不是仅仅为了哪几个人，而是为了当时文学上的拨乱反正。
徐采石伉俪对我的作品关注最多，并有专著。当他们和我接触，并说要对我的作品加以评论的时候，我并未介意。那时，我对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已经采取一种好坏由之的态度。说好，我知道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坏，也不至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种消极的态度是我个人的经历所造成的偏见。
我开始走上文坛时，如果有评论家发表文章，说我写得如何好，我见了便有点飘飘然，对评论家也心怀感激。一会儿反右派了，那些被评论家说得很好的作品又被说得是坏到极点，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见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夜不能寐，从而下决心改造自己。改造了几年之后重回文坛，写了几篇之后又被说得是好得很，是改造的成绩。我见了当然很高兴，但也不敢飘飘然了，有了一个下意识的感觉：说不定哪一天又要批。果然不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又被抓住了，所有的作品又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好与说坏的前后只相差两个月，甚至好与坏都是出自一人之手，这就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所谓的文艺评论都是一种政治和某种个人的需要，它有时候是用来作为刑罚，有时候是用来证明某种方针的胜利，与文学的本身没多大的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作家和评论家都逐渐地有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作家可以不再言不由衷，评论家也可不再扮演刀斧手，或是吹鼓手。徐采石夫妇是跟据他们自己的认知来做，而不是根据客观的需要来写。他们是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读完了我那字数虽然不多，却零星散落在各处的作品，有些小文章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他们却从报刊的缝隙里寻找出来，作为我一个时期的足迹。他们是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以后再来找我谈话，我当然也只有供认不讳，有时候只是纠正一二讹传，或是把事情的原委说得详细一点。我发现他们是在寻找一条作品与生活，作品与作家的个性、经历、修养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找出某些创作的规律。这是一种评论家与作品的对话，也可以帮助作家从直觉到清醒，从自在到自为。他们对我的作品给予了许多赞许，我知道那是一种好意，正是如前述，我的作品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作品在写作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缺点在那里，当时我拿着笔面对稿纸，就像一个人扶着拐杖站在渡口，总想能找到一条船能渡我到彼岸，有时候一连等了好儿天，却没有见到一叶扁舟，只好绕着走。绕道走也能到达彼岸，可就缺少了那种一气哈成，淋漓尽致的快感。此种缺憾只能由作者“得失寸心知”，评论家即使看出来了，也不便于离开作品另行设想。
近几年来我写的小说很少，和徐采石在工作上的接触不多，后来才听说他热衷于吴文化的研究，而我却在编一份弘扬吴文化的《苏州杂志》，如果采石同志还在的话，我们之间新一轮的合作又可以开始。呜呼！
2001年3月8日